侠与酒气狂放精神——中国古代侠文学主题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狂放论文,酒气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精神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侠部奇谈
酒，这种含有特殊刺激成分的饮料，自从它发明那一天起，数千年来，给人类带来多少悲悲喜喜呵！人们为它痴迷，因它罹祸，靠它消减忧愁？又因它热血迸涌……谁也不会否认，酒对于人的功效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会使人的情绪进入到一个极其兴奋的超常状态之中。以侠这样的血性汉子，以侠性这种由正义冲动为核心的热烈而饱满的情绪，自然不会与酒无关，以致人们将有的侠烈言行就称之为“侠酒弄气”。在纵深的历史时空中追溯侠与酒的因缘年轮，探究侠与酒气狂放精神的内在联系，不仅对了解古代侠的情趣心境很有意义，且是令人感到兴味隽永的。
一、酒激英雄胆气豪——侠与酒的情绪亢奋作用
清末有名的鉴湖女侠秋瑾，曾在《对酒》一诗中酣畅淋漓地咏叹：“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借酒来抒发豪气，在中国古代有悠久的传统。西晋人左思《咏史》之六称：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
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嗜酒，与燕国的狗屠及善击筑的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作为一个胸怀大志又沉沦不遇的侠士。荆轲的纵酒悲歌是有代表性的。他这样做既是倾吐内心的郁愤，也是借酒力来呼唤知遇。酒激侠气，每每引得后世诗人词客的共鸣以致成为一种惯常的抒情模式。
复仇泄愤也好，报效家国也好，抒情主体，总是试图借酒力来一吐心中不平之怨。诚如明人张潮的名作《幽梦影》所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胸有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
酒作为人的重要情绪载体，是人们慕侠情思的一个难得的媒介。仿佛侠的气质、情怀乃至其热烈奔放的活脱脱形象本身，都与酒有着息息相通的关系。以酒消减胸中不平之气，人们是暂时的，觉得很不过瘾；以剑消除人世不平，才是古人时时期待的。侠酒相连的内在情结，它必有一个不断积累而定型化的过程。
早自《尚书·酒诰》就明确意识到酒对人情绪的影响。在此周公告诫年幼的康叔，作为治国者应当戒酒。这倒不是后来《论语·季氏》说的“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而是因为商纣王就是纵情酒色，荒淫误国的。他引述周文王的语重心长的教诲：“饮惟祀，德将无醉，”说是国君只有在祭祀时才可饮酒，饮酒时要以德行要求自己，不要喝醉。《论语·乡党》虽然对食物的新鲜度与烹调方式讲究，也没忘记叮嘱：“唯酒无量，不及乱，”意思是酒不限量，却不要因醉致乱。因为酒能掀动起人们热烈亢奋的情绪，把握不好便会产生令人忧虑的后果。
侠则更多的借助酒的正面鼓动力量，纵放不拘的豪客在酒这一兴奋剂下往往更添英风壮采。《史记·项羽本纪》载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情势十分危急。这时张良急出唤樊哙闯帐，项羽赐之一大斗酒，他立饮而尽，又说了一番义正辞严的话为刘邦辩解。如果不是借着酒力，在酒酣宴饮的特定情境中，樊哙的这番豪语很难让项羽接受，就是他讲这番话的底气也未必那么充足。关于酒宴微醺特殊情境下，应宽纵不拘，《晋书·裴楷传》还有这样一则故事：
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气，与（裴）楷志趣各异，不与之交。长水校尉季舒尝与崇酣燕（宴），慢傲过度，崇欲表免之。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贵人正礼，不亦乖乎！”崇乃止。
性情宽厚的裴楷虽与石崇素无交往，但他所说的话的确站在理上，在酒宴上放肆一些是不应苛责的。《说苑·复恩》载当年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酒酣烛灭，有人乘乱牵引美人衣美人揪断了其冠缨，报告楚王说有人非礼，已抓住了这人冠缨，马上拿火照就可以找出这人，王却说：“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命左右全都绝冠缨尽欢。后来晋楚交战，有员战将总是拼死在前冲锋陷阵，胜利后楚王奇怪地发问，才知道他就是当年的绝缨者。这个故事被广为载录，人们大都注意到楚王的积了阴德终得恩报，却很少提到这里面强调了对醉酒者要体谅宽容，尤其是在自己所设的酒宴上。因为酒这东西，它容易让人失去控制，不象平素那么守规矩。《宋史·儒林传》载陈亮拒官不做，每日落魄醉酒，与邑狂士饮，醉中戏为大言，言涉犯上。有人告发后，却得到了孝宗的宽贷。《宋史》的作者不光为陈亮“以豪侠屡遭大狱”不平，将此作为他后来砺志读书的一个动力，还实实在在地表彰了孝宗宽纵醉酒者、明察是非的美德。应当说，若是没有使酒弄豪的众多先例，没有人们对醉后吐真言”“醉时露真情”的理解与广泛认同，陈亮也不会如此幸运的。魏泰《东轩笔记》卷7载，北宋鄂州知州王韶誉行家宴，叫家妓出来助兴，客人张绩乘醉拉扯一名家妓，主人不但未责备张绩，倒以令客失欢的罪名罚了这女子喝了一大杯酒。
有上述这些故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人表现人物粗豪之气时常常要提到酒。唐代大诗人杜甫《壮游》也曾咏叹：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酒与人的侠肠豪气有着这样密切的关系，引得古人如此不约而同的情感关怀，这不能不促使我们再寻究一下“气”与侠勇的关系。早在先秦哲学中，气就是一个包容丰富的概念范畴，在多方面与人的生命意识、天人合一的观念联系起来。《孟子·公孙丑上》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解释这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用正义去培养它而不加伤害，就会充满上下四方，无所不在。这种气必须与义和道配合，否则就没有力量了。这种气是由正义的积累而成非偶然袭取而成的。对于相关的勇气，孟子也提到可以培养，象北宫黝的培养勇气，刺肌不动，戳目不眨眼，他不忍受卑贱人的侮辱，也不忍受君主侮辱，挨骂一定回击，视刺杀君主如刺一贱夫。孟施舍的培养勇气则是先估量敌人力量，考虑到胜败再交锋，他自己说：我哪能一定打胜仗呢？不过是能无所畏惧罢了。孟子认为后者的志气之勇胜于前者的血气之勇，然而还有凭着坚定道德信念达到的“大勇”。他的“浩然之气”就有助于人们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左传·昭公十年》载宴婴语曰：“凡持血气者，皆有争心。故力不可强，思义为愈（胜过别人）”侠秉承天地之间的正气，行人间直道公理，还要毫不松懈斗志，经常有实践的准备。《尉缭子·战威篇》陈述兵法曰：“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左传·庆公十年》里曹刿也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在中国古人的社会心理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侠的“角色期待”因为在古人慕侠意识支配下，其期望着侠有一股永不消歇、无所畏惧的英豪之气；而在侠的个体人格理想中，他又有着不畏强暴，削除世之不平的使命义务，是所谓侠的角色规范。酒，这种难于替代、非它莫属的带刺激性的饮料，就这样地因其适应侠的自身需要，符合民俗心理向往，而为侠所格外青睐。
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说自己曾与奋威将军邓展等人共饮，听说邓展武艺不错，就与其论剑，当时酒酣耳热，双方互不服气，还争论起来，于是挥起正在吃着的甘蔗，作为兵器互相击打，三次击中了邓展手臂，左右大笑。君臣二人侠兴大发，一时竞技赌胜，浑然不见尊卑等级了。
又据《北史·李灵传》载，平素好酒的侠士李元忠，在北魏孝庄帝崩时潜图义举，正赶上齐神武东出，他就乘着敞篷车载素筝，浊酒以奉迎。神武没有马上见他，他就下车自斟自酌，就着肉脯大吃起来。对门者说：“本来有人说你主公招延俊杰，今天听闻国士到门，不能象当年周公吐哺、刘邦辍洗那样礼贤下士，这人我也了解了，请归我名刺，不要再通报了。”神武听说，当即接见了他。元忠劝神武举事，又取筝鼓奏，慷慨长歌。最后竟情不自禁流泪悲慨，神武也悲不自胜，对元忠十分敬重。元忠以酒气激发出的豪侠魅力，感染了本无大志的神武。酒气使他诚恳、执着的内心愿望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不是乘着酒性做出这些举动，人们恐怕就会怀疑他精神不大正常。《谈宾录》载，在唐代的书生马周，在新丰逆旅住宿，饭店主人只顾应酬那些商贩，马周遭到冷落。于是他要了酒一个人悠然而酌。主人这才注意到他，感到这人不是凡庸之辈。后来马周果然以自己的智谋器识得到唐太宗的重用。
也许，正是由于酒气与英雄豪杰们的雄风壮采息息相通，人们每每连类以及，将酒量的多少与侠气浓淡对应起来。似乎饮酒洪量如海，豪侠气概从中随之而来，饮酒量多少成为豪气冲溢的一个重要体现。《唐摭言》卷3载，有个官员名叫胡证，身材魁伟，臂力超人，与晋公裴度同年，交情不错。一次裴度狎游时被两军力士10多人欺侮，情势很危窘，他暗暗派一随从向胡证求救。胡证推门直入，诸力士大惊失色。胡证并不说话，倒酒三大盏，一饮而尽。酒过数巡，胡证取过铁灯台，横置膝上，对众人说：“我来改一下酒令：一次九盏要喝尽，不许剩一点一滴。犯令者用铁灯台击之。”胡证首先举三大盏饮尽，按次序到了一个擅长摔跤的力士那里，这人未喝光，胡证举起灯台就要打他，众力士见状不妙，纷纷起立叩拜谢罪，请求饶命，呼胡证为神人，被胡证叱之而退。胡证以自己酒量极大的优势，借酒力充分表现了粗豪勇气，震慑了恃众惹事的诸力士。与其说他是巧妙地用酒令使这伙人中出现了缺口，被动狼狈而退；毋宁说他是用酒量显出的勇力潜能，征服了这伙欺软怕硬的家伙。
古人饮酒以量大为豪，《王杂俎》曾这样总结：“古人嗜酒，以斗为节，十斗一石，量之极也。故善饮若淳于髡、卢植、蔡邕、张华、周凯之辈，未有逾一石者。独汉于定国饮至数石不乱。此是古今第一高阳矣。宋时如寇莱公、石曼卿、刘潜、杜默，皆以饮称雄者，其量恐亦不下古人也。近代酒人，不知祖昔如何？但缙绅（官宦）之中，能默饮百杯以上，不动声色者，即足以称豪矣。……
这里的“高阳”用的是汉代典故。《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刘邦初起兵时，郦生求谒，沛公听说来的是个儒生装扮的，不愿见，于是“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名帖），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擦脚）杖矛曰：“延客入！”
尽管有人认为这段记载是后人补入的，却的确活画出郦生的一幅狂豪之态。吴见思《史记论文》指出：“写郦生处，处处写其狂态，另有一种超然迈远，高视一切之度。”刘邦是以市井流氓的身份纠集一批无赖恶少，起兵反秦的，他对儒生的态度完全是一种实用性的，于是郦食其就作出下层豪士的情状来吸引他注意，“高阳酒徒”就这样成为壮士豪杰的商标。
不过，酒激侠气还有个重要的表现，就是酣醉使气杀人。刘宋时鲍照《结客少年场行》诗咏：“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李白同题诗咏：“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对侠少的这种冲动嗜杀当然不能一概肯定，但使酒弄气却的确是侠文化中一个历史久远的母题。《旧五代史》载；相传五代时周太祖郭威18岁时就有段传奇性的经历，他“负气用刚，好斗多力，”蒙潞州节度使之子继韬赏识，逾法犯禁也为他开脱。一次游上街市上，“有市屠壮健，众所畏惮，帝（郭威）以气凌之，因醉命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坦腹谓帝曰：“尔敢刺我否？帝即剚（刺入）其腹。市人执之属吏，继韬惜而逸之。……”相信这个故事曾为小说《水浒传》的作者所注意，其第3回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为金家父女出了气向郑屠寻衅，先要十斤精肉，又要十斤肥肉，又要十斤寸金软骨，都要切碎，以此“消遣”郑屠，这是用的上面故事的前半部分；第12回写杨志卖刀，称宝刀杀人刀上没血，而泼皮牛二无理纠缠，非让他杀人一试，称：“你敢杀我？”终究被杨志手刃，这似用的郭威杀屠故事的后半部分。显然，《水浒传》对传统母题的撷取改造注重突出侠之侠性杀人的正义动机。
借酒弄豪，有时又纯系情绪发泄。如易宗夔《新世说·豪爽》记载：“陈兴霸喜谈兵论剑抵掌天下，酒后耳热，辄骂古伪豪杰不值一文钱。这种愤世疾俗，借酒后骂古人发泄的方式上追魏晋名士，而又融进了侠的不遇之悲。另方面看，酒造情境，也助长了有些侠的喜发大话、以空谈滥贬傲世自高的不良倾向。侠以个体的绵薄之力，毕竟难于尽平世之不平，甚至往往连自身的命运都不能左右，这与侠的自尊及豪迈刚毅的人格气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之大，侠既不能对此服输告软，一时又无法变革现实，只能借着酒力抒发吐露内心的郁愤，或以酒自娱自慰，某种情形下，这也算是必要的心理平衡、情绪调节的手段。因此，由于酒这一现实实体和文化符号的存在，特定角色使酒弄豪及其相关的文学渲染，每每恰如其分地刻画出侠的情感流程与特有心态，令人将具体个别的侠同人们素来对侠的角色期待结合起来，从而对这类人物的性格更加理解，且印象弥深。
二、醉壮侠勇醉时佳——酒之于侠的应激和武功发挥
尽管在中国古代不乏借酒寻欢作乐，导致国政紊乱的记载，然而以武勇建功立业的也不在少数。对于侠这种具有特定角色规范的人来讲，酒又常常激发他们侠性至情达到一种亢奋状态，更加义无反顾地承领、发挥他们正义的使命；而在酒力催奋之下，他们所赖以行侠仗义的武功非但没有减弱，反倒常常可以借此达到一种最佳竞技状态。
当魏武帝曹操正在打天下时，主张设立酒禁，“天性气爽”的孔融，却在《难曹公禁酒书》中大唱反调，极力称颂酒德：“酒之为德久矣。……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
（厄）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孔融极力强调酒之于人类社会的正面功能，因为酒与个体情性密切相关。他强调酒之于人的积极作用，实际上也是在巧妙地张扬个体的情性自由，反对强行命令、群体规范对个体自由的压抑，当然要惹得曹操恼火了。孔融不仅有自己鲜明的主张，还有使酒扬威的行动。据司马彪《九国春秋》说，他在北海时，正赶上黄巾军要来犯境，他就大饮醇酒，亲自披挂上马，在涞水之上抵御。孔融的这种行为不是偶然的，在明人夏树芳《酒颠》卷下记载：“孔融爱才结客，十六留张俭，尝有诗曰：“归家酒债多，门客粲几行。高谈惊四座，一夕倾千觞。”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邕，融每酒酣引同坐，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这首诗现今的《孔融集》中没有收入，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豪气纵横，他酣饮后上阵御敌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由于中国古人慕侠意识对侠的理想化期待，以及长期形成的对酒激豪气的认同，有关侠的英风壮采的渲染，人们还是不愿忽视侠与酒的联系。在古人心目中，真正的豪侠义士仍是可以纵情豪饮而不过量的。这方面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便是武松了。
《水浒全传》第23回写武松看望兄长武大，刚入阳谷境县便见前面有个酒店，招旗上写着“三碗不过岗”。故而他喝了三碗酒后，酒家就不再添了，还解释说但凡客人来店中吃了三碗的便醉了，过不得前面的山岗去，故得此酒名。但武松“前后共吃了十五碗”。他仗着酒气之勇上了景阳岗，还笑店家的劝阻是用大虫来唬吓他，见了山神庙上贴着的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想再回去，又怕店家耻笑，酒力发作起来，武松袒胸持棒，踉踉跄跄直奔一块大青石躺下，不想狂风起处，真的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
本来，武松刚才所面临的，是人和酒的矛盾，通常饮此酒三碗者，就醉倒不能过岗，他却连饮十五碗，能否过岗早已吸引起读者的悬念。果然不出所料，他在岗上酒力发作，真的要躺倒下来，等酒劲儿下去才能过岗。但跳出来这只猛虎，改变了矛盾冲突的性质，人酒矛盾变成了人虎矛盾。要么打死老虎，要么被虎吃掉，武松再无别的选择，正因为侠勇武技在身，武松的良好素质竟使酒不再成为他发挥勇力的阻碍，恶虎扑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也就是说，武松虽带着酒，心下却清醒起来。紧接着，在他痛打猛虎那段脍炙人口的描写中，我们虽未见到再提到酒的字眼，却不会误解酒在这里起反作用；而只能领悟出：武松的神勇迅捷多半是借了酒力，酒力在此得到了一种良性转化。
心理学家曾从人体生理角度上指出，人体的应激，是“一种极端高的唤醒状态，”可以被看作是躯体所做出的配合躯体需要的一组非特定性反应。通常这些需要是由那些产生高唤醒状态的活动引起的”[①]。这时人体的内分泌系统——脑上腺与肾上腺及肌肉功效、呼吸次数增加，心率加快，整个躯体作好了应付外变的反应准备。应激，如果是从零做起，速度与效果显然要差一些，象运动员在做剧烈活动之前，一般总是要先活动一阵，使身体有关部位先启动一下。武松打虎前的这些准备性的生理活动，可以说都由酒力来完成了。他酒后的“焦热”使他能在猝然事变中，迅速地应激，躯体进入到“一种极端高的唤醒状态”。如果是一般人，恐怕未必都能象武松这样迅速地完成这种“应激”，将酒力转换，可武松“尽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艺”却能以病后之体借酒力更加充分地发挥侠勇神功，在西方文化中，酒精的作用有时具有镇定功能，而酒在这里，不光使武松“艺高人胆大”，从容应对，还使他在躯体已有了生理性反应情况下，全身心地进入到应激状态，将十分勇力使出十二分来。
如果从酒壮侠勇的角度说，景阳冈醉打大虫还只是初露锋芒，第29回在快活林中醉打蒋门神，才是武松醉显武功的高潮。这蒋门神身高九尺，“不特长大，原来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枪棒，拽拳飞脚，相扑为最”倚张团练之势夺走了施恩的买卖。武松本来想打走他以报施恩的知遇礼待，其父老管营的话却增加了此行的侠义色彩。当天武松喝得大醉，次日施恩父子担心他痛醉中酒，不敢让他去，他却执意前往，还提出个“无三不过望”的条件，就是遇见个酒店，便吃三碗酒，否则便不过望子去。下面这段让施恩解疑释虑的壮语，最能显出他的酒侠豪气：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那时节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施恩道：“……既是哥哥酒后愈有本事时，恁地先叫两个仆人，自将了家里的好酒、果品、肴馔，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饮将去。”武松道：“恁么却才中我意！去打蒋门神，教我也有些胆量，没酒时，如何使得手段出来？还你今朝打倒那厮，叫众人大笑一场。”
醉，不仅能全面焕发出侠的正义之气，还可使武松的拳脚手段达到最佳竞技状态，似乎武松自己也从景阳冈上醉打猛虎的成功，悟出了酒的神奇功能，侠气与酒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他假醉佯癫，斜眼观察了正在乘凉的对手，决定用先向其小妾和伙计寻衅的方式，激怒蒋门神，于是把妇人和几个酒保丢在酒缸中，“蒋门神见了武松，心里先欺他醉，只顾赶将入来”，终于被以逸待劳的武松以鸳鸯脚打翻在地。武松酒醉而心不醉，他的豪饮后的醉态在这里还起到了麻痹对手的奇效。
借酒醉使计，并非小说家的禁脔专利，在史传中其实早有端倪了。《史记·项羽本纪》写樊哙已开其端。《北史》卷28《陆俟传》载刘超等人叛乱，陆俟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之命前去征伐，刘超等人恃险以守，声称来兵在三百人以上，以弓马相待，三百人内当以酒食相款待。于是陆俟率二百骑前往，大家在刘超营阵里纵酒畅饮，尽醉而还。不久他假装打猎，又访刘超，事先与士卒约定：“今会发机，当以酒醉为限。”届时陆俟诈为饮酒大醉，上马大呼，斩了刘超首级，士卒应声纵横击杀，平定了叛乱。酒，将敌我之限模糊时又将个人交往增强了，与其笼统说刘超败在麻痹大意，莫若说是败在酒的麻醉作用上。
小说《说岳全传》中的牛皋，素来被称作“福将”，类似于说唐故事中的陈咬金，即武艺实并不算很高，却每每能在危难关头逢凶化吉，奇迹般地战胜对手或遇险得夷。酒醉也曾奇特地构成牛皋的一次险中得胜。作品第32回写他领兵去救藕塘关，总兵金节设席款待，牛皋说诚心请我就取大碗，连吃了二三十碗，有了八九分醉意。外边军士报金兵来犯关，总兵让悄声传令，牛皋听到却大称妙啊！还让取酒来吃，口中嚷道：“常听人说‘吃了十分酒，方有十分气力。’快去拿来！”又吃了半坛陈酒，以致被扶上马后，“坐在马上，犹如死了一般。”金邦元帅斩着摩利是员步将，身高一丈，见牛皋吃得烂醉，在马上东倒西斜，头也抬不动，骂他死活不知，可牛皋还让家将递上剩的斗坛酒捧着乱吃，小说这样描绘这个戏剧性的场面：
哪晓得吃醉的人被风一吹，酒却涌将上来，把口张开竟象靴统一样。这一吐，直喷在番将面上。那番将用手在面上一抹。这牛皋吐了一阵酒，却有些醒了，睁开两眼，看见一个番将立在面前抹脸，就举起锏来，当的一下，把番将的天灵盖打碎，跌倒在地，脑浆迸出。……金节出关迎接，说道：“将军真神人也！”牛皋道：“若再吃了一坛，把哪些番兵都杀尽了。
牛皋这里的酒醉，不比武松打蒋门神时的酒醉，他这却又不能不说有几分情理。他的烂醉如泥让敌将轻视，但物极而反，坏事成了好事。反倒给他钻了一个空子。《续小五义》第102回也写大侠徐良喝了后劲甚大的“透瓶香”，仍醉中在青石梁上打死了一只斑斓虎。
也许是续书者认为前传中十三妹未借酒使侠弄气，是件缺憾，又特意敷演了相关情节《续儿女英雄传》第31回说的是何玉凤听伍秋芳讲，其母陆氏要与自己对敌，口出狂言，大怒，即要在当晚交战，安公子提起当年行令戒酒的事，何玉凤却说：“你提起酒来，咱们可喝几杯呢？安公子忙说：“不可，喝醉了怎好厮杀？”何说：“你怎还不知道？我吃了酒本事越使得出。”
这与武松醉打蒋门神前的壮语，何其相似乃尔！分明是续作者着意用来突出婚后成为贤淑命妇的十三妹，从《水浒》故事中撷取的母体。安公子只得称如此甚好，吩咐左右摆下酒席，又先敬何三杯，说：“壮壮你的英雄气。”何小姐接来都饮了，回敬后又畅饮起来。她夫妻俩在这里饮酒为乐，那边陆氏却等得心中焦躁，等到奈不住躁闷的陆氏一马先出，何氏才立身说不要吃下去了，何玉凤就这样在酒力作用下，“醉颜微酡笑嘻嘻的来到阵前一番苦战”，竟真的能醉中取胜，生擒陆氏。
也许由于饮酒“量大为豪”的传统观念，人们希望自己心目中钦敬的侠客洪量如海，似乎侠理所当然地也是酒中豪杰。因而许多江湖豪杰的海量同他们的武功呈正比，似乎酒量无涯者武功也高深莫测。这种顺接联想基于民族惯常的类比思维方式，却时时能在现实中找到有力的证据，不由你不跟着得到一种共识。
相传窦店在清代是个南北往来必经之地，与京城彰义门不过相距20里，金吾缇骑经常前去盘诘贼盗。一天，有个黑面虬髯客，结束整齐，跨黑卫（驴）骏伟。入店后即解囊拿出白银一袋陈桌几上，大呼主人买鸡豚牛酒，多多益善。主人劝他把银子收起免得有失，他却说此物得之甚易，走遍天下未逢豪客，难道这小小的狗洞般的旅店就能成盗巢吧？顷刻酒菜上来，客便掀髯大嚼，一口气连酌数十巨觥，竟然毫无醉意，连下酒物都吃得罄尽。于是他将余酒斗许倾入瓦盒中饮驴，熄灯大睡。店主看他形迹可疑，就报告保甲，很快来了绿营兵与缇骑校尉几十人，围绕门外。天刚亮，客开门，众人拥上，客笑着说：“昨晚不慎，陈金几上，你们打算白昼行劫吗？”举手一挥，众人全都仆倒在地。村中有个姓张的，拳勇绝伦，人称：“张铁枪”，闻讯赶来，举手砍客胸，客并起二指拨其下颏，张即仰面朝天倒在十几步外。客说：“如此伎俩，也想跟你爷爷较量吗？”张一向以拳勇自负，授徒几十人，今为客辱既愧又愤，呼徒齐聚围攻侠客。客在众中夺一棍，四面挥击，中者辄倒，无人敢近半步的。于是客从容地到马棚，牵驴跨上，拔佩刀向饮马石槽上一挥，石槽中断，说：“你们这些顽骨，我只是以木棍稍稍教训一下，若以佩刀，一村人也剩不下活口。”发声长啸只见烟尘滚滚，瞬息间无影无踪了。[②]。仿佛暗伏的草蛇灰线，传闻在描述侠客的豪饮海量时，就已预示出其不凡的武功，结局也带有某种必然性。
三、酒引侠情酣正浓——酒对于侠的集群凝聚力
清人张大复《梅花草堂集》曾十分感慨地引用唐子畏《席上酬王履吉诗》：“我观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诺杯酒中。义重生轻死知己，所以与人成大功。……”追怀这种纯朴的古俗。的确，古人有许多侠行义举是在酒宴上受朋友之托，慨然允诺下来的一旦应承下来，便义无反顾地践约。酒，由此可以说成就了许多大事。因为在朋友、江湖兄弟相聚的酒宴上，侠最易借酒力掀动的特定的氛围情绪，进入到一个豪情侠慨的情感场中，受慕侠尚气的从众心理支配而不自持。
酒，是五谷之精华，被称为“百药之长”它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中，占有一个不可多得的特殊位置。早自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一批专写君臣、亲朋欢聚宴享的诗歌。赵沛霖先生认为，在其他民族史诗中虽也存在着宴饮场面的描写，但专以此作为歌咏对象，并且形成一个重要诗歌类别的现象，却是其他任何民族都不能与中国相比的[③]，这是因为上古至西周，逐渐发展并成熟的礼乐文化，而宴饮与礼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许多宴饮酬酢，并非专为饮食，而是为行“礼”。因祭祀供奉的虔诚努力以及婚冠丧聘的隆重需要宴饮，而宴饮又促进了礼的完备。《礼记·乐记》称：“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乎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止）淫也。……酒宴并不只是为了满足人的口腹之欲，还要达到礼的教化功能。即群体整合，在精神上情感上趋向一致，从而取得一般情境下难于达到的特殊功效。《礼论·乐记》还倡扬：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阖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
所谓“和”，是和敬、和顺，指特定人伦关系中的一种和谐状态。这里“乐”达到的调节群体和谐的功能，与先民们所体会到并予以要求的宴饮功能，是一致的。故而西周人待宾用的酒有时并不饮下，而只是嗅嗅而已，这就是《礼记·郊特牲》所说的：“至敬不飨（品尝享用）味，而贵气臭（嗅）也。诸侯为宾，灌用郁鬯擦，灌用臭（嗅）也。”后来逐渐改为饮至口中不咽下去。《左传·昭公五年》称“圣者务行礼，……爵盈而不饮”，《礼记·乐记》称“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这只是正式待贵宾的一些场合，我们从《诗经》中看到的则是实实在在的宴饮场面，在此仅举《小雅·鹿鸣》第三章和《大雅·行苇》第二章为例（程俊英译）：
鹿儿哟哟叫不停，唤来同伴吃野芩（蒿）。
我有满座好宾客，席上弹瑟又奏琴。
琴瑟齐奏声和鸣，酒酣耳热座生春。
我有美酒敬一杯，借此娱乐诸贵宾。
摆好酒菜铺上席，侍者轮番端上几。
主人献酒客回敬，洗杯捧觞来回递。
献上肉糜请客尝，烧肉烤羊美无比。
牛胃牛舌也不差，唱歌击鼓人人喜。
这类宴饮诗的作者与描写对象多为王公贵族，因而先前多被误解或片面强调为铺叙了统治者的享乐生活。其实，联系到整个礼教民俗的大背景上看：“酒食者，所以合欢也”，宴饮也是群体集团内在情绪互感互动，凝聚整合以加强向心力的极好形式，这就是《大雅·行苇》所咏的：“兄弟骨肉应友爱，互相亲近莫分家，铺上筵席请客人，敬老茶几端给他。”由骨肉之亲到异姓兄弟乃至君臣，酒宴也是联结并强化人伦关系的媒介与纽带，群体集团中个体与个体间的情谊就在这特定情境下的沟通中得以增进。曹操《短歌行》就复现了这一原型模式的套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多次采用了《诗经》成名，用来表示对贤才的渴慕，连同对与贤才知己一处谈心宴饮的企盼。
如果说，以《诗经》宴饮诗和先秦礼乐文化精神建构的酒文化价值取向，以深层结构上为中国古代侠与酒的关系预设了一个群体凝聚的基调；那么，魏晋六朝文人们以文会友，宴饮聚会的风习，则从侧面烘染了侠之于酒的朋友欢聚心理需求的强烈。《文心雕龙·时序》称三曹父子与建安七子等文士均热衷文学，一起“傲雅觞豆（杯酒）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战乱现实的挤压使乱世君臣之间缩短了等级距离，共同的文学爱好增强了他们在酣宴时纵酒挥毫的乐趣，而宴饮狎游的慷慨之气互相感染，又催奋了使酒弄豪的从众心绪。诚如《文心雕龙·明诗》所说的他们“并怜风月，狎（游玩）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使气，磊落以使才，……”如：王粲，应场、阮瑀的三首同题《公宴诗》中，可以看出宴饮的欢洽情氛及其对人们情绪追求的和同力。无怪王粲《酒赋》中有这样的深切体验；他说酒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章（彰）文德于庙堂，协武义于三军。致子弟之孝养，纠骨肉之睦亲。成朋友之欢好，赞交往之主宾。……”总之酒可联络人与人间的感情。
这里不惜篇幅列举宴饮欢聚所体现出的民族文化精神与文人习尚，在于说明，聚饮并非江湖豪客的专利，酒也并不单只激发侠的群体情绪，这是同中国饮食文化总体上的倾向分不开的。美籍华人学者吴森先生指出，从比较文化的眼光看，西方饮食代表个人的独享主义，中国饮食则代表集体分享主义。吴先生举例说西方人几个结伴去餐馆，每人所点的菜式都是为自己独享的，因为他们用膳的方式根本没有分享的制度，由于极端的个人主义，分享制度也很难推行；而中国人几个结伴到餐馆，尽管每人点了一款不同的菜式，上菜后各人都不约而同地去分享别人所点的[④]。吴先生指出的现象，大概就是崇尚群体规范的礼乐文化精神整合的结果吧。张光直先生《中国青铜时代》也认为古代饮食文化中，“食物与其说是享用的不如说是赠送的与共享的。”
由此我们才能更为全面深入地体察，为什么侠士豪客以及江湖中下层人们的心理，他们那么崇奉：“有酒大家喝”。这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价值观在宴饮文化上的集中表现。酒，在下层劳动者眼里，在激扬侠气的豪杰好汉心目中，是极有吸引力的饮料，“烟酒不分家”，“酒逢知己千杯少”等俗谚格言，也含蕴着集群之中不同的个体互相理解、彼此扶助的心理需求。“烟酒不分家”不光指的是吸烟与喝酒往往可以一起进行，边吸烟边饮酒，一个人可能既会抽烟又喜饮酒；也是指吸烟要大家一起吸，喝酒大家一起喝，在吸烟饮酒时不要与别人分开，要共享烟、酒。我们常常看到将一包烟打开，在场者每人一支，哪怕不会吸的大家也要劝着吸一支；正喝酒时若来了客人，主人会毫不犹豫，真诚地邀请一起喝。这种让烟让酒现象也是中国人讲究“人情面子”的一个重要体现，在此特定情境下若不接受，主人会认为不近人情，不给面子。而共吸共饮，则被认为是人情“浑和”的表现。尤其是在情氛热烈的酒宴上，大家酒杯一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了，再生疏的人也成了“酒友”，彼此间仿佛成了一个集群中的成员，具有向对方承诺的情感基础。
明末清初通俗小说《后水浒传》第10回，写豪杰邰元在被押解途中，声称小时便喜吃酒肉，肚中有个硬块，人说是“酒癖”需要酒肉医它，求两个押差买酒肉以医治疼痛，免得夜间老是吵闹不安“原来酒肉两件最易动人慈悲，肯行方便的两种妙药”，邰元出银，押差也就明知道他一个人不敢独吃，大家有得肥嘴，于是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自己都跟着沾光，竟笑着应承下来，每天拿着邰元的银子去买酒肉，三人同吃，由此，两个押差不仅不似先前那样恶狠狠地虐待，还对邰元放松了看管，乘着敌对与戒备的松缓，一次乘着酒醉，邰元略施小计，将两人踢入江中，成功地又逃脱入江湖的自由世界里。
人们常说起“酒是色媒人”，似注意到酒对个体情欲的掀动盅惑，但酒又何尝不是豪气的助燃品和导火线，酒又是侠情义愤的催化剂，它可以结合生理与文化、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冲动等各种功能，使单打独斗的侠客合群，使侠的集群团结，共行大义，同仇敌忾。
《后汉书·刘盆子传》载琅琊海曲吕母，她儿子因小罪被县宰冤杀。吕母怨恨，就暗地里聚客预谋报仇。由于她有丰厚的家产，就酿制了大量醇酒，购买刀剑衣服，少年来酤（买酒）的全都赊给他们。几年后财产用尽，少年们皆欲偿报。于是吕母聚众说明原委，少年们一来为正义之气所激，二来多次地在饮酒中受到吕母恩惠，早已结下了深厚情谊，当即发动了数十百人，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吕母自称将军，领兵攻破海曲城，执县宰报了大仇。吕母在酿酒赊饮的过程中，也酿就了侠少年们聚群起事的感情基础。她与县宰的仇怨，虽然最初是个别的、偶然的，但经过这段复仇准备过程的酝酿，这种复仇行为一当开始，矛盾就变成普遍、必然的，一发而不可收。谁能想到当初的星星之火，竟酿成了赤眉、铜马等汉末大起义的燎原烈火呢？
又据宋人方勺《清溪寇轨》记载，在方腊揭竿举事前，虽已有明教势力为基础，也颇借助酒的侠情引动与凝聚力量。本来，群众情绪就有感染与暗示的特点，酒则增大了这种感染作用，使之在一种共同的刺激情境中情绪趋同，产生一种联合效力，使在场的每个人都发生一种威力可怕的情绪反应[⑤]。
中国人是讲究“面子”的，不单是酒聚侠情，宴饮上三巡酒过，举事承诺上还有个人情面子在其中，何况侠少年是最重然诺、重情谊的。李白《少年行》一诗曾吟咏：“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呼卢（博戏）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好鞍好马乞与人，十千五千旋沽酒。赤心用尽为知己，黄金不惜栽桃李”；虞世南《结客少年场行》亦咏：“韩魏多奇节，倜傥遗名利。共矜然诺心，各负纵横志。结友一言重，相思千里至。……轻身殉知己，非是为身谋。”各个朝代、不同区域及历史情境下的豪侠虽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但他们共同的心理素质，情绪企慕却是无可否认的，宴饮给侠的互引知己、然诺情谊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契机，难以忘怀的情境。
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古老的平均分享思想也是《水浒传》中的重要母题。“民以食为天”。在我们这个重饮食文化的社会里，谁能漠视酒肉在激发江湖豪客、下层民众铤而走险时的巨大诱惑力呢？智取生辰纲前吴用劝三阮入伙，便借故买了20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沽了一大瓮酒与三阮一起吃，阮小五羡慕的“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快活生活的憧憬，几巡酒过后经吴用点拨，发现原来近在眼前，三阮都动了入伙之心。所谓“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他们当即以残酒为誓：“这腔热血，只要卖以识货的。”七星聚义揭开了梁山英雄大聚义的帷幕。有酒大家喝，图个一时快活，这该是何等迷人的生活呵！有趣的是，在小说第12回中，量浅忌才的白衣秀士王伦，担心林冲抢了他的位置，想留下杨志与林冲作敌，以分而治之，他也是这样相劝：“……不如只就小寨歇马，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同做好汉，不知制使心下主意若何？”
侠的宴饮同醉所牵动的“酒食合欢”，集群共享意识，来自于民族饮食文化集体分享主义，它多方面地丰富强化着这种传统。而在酒酣耳热的特定情氛心绪之下，侠义这种伟大的同情心、博爱感也会时时涌现出来，使个体做出某些仗义济人之举。南朝梁代的著名文人阴铿，有一次与宾友宴饮，“见行觞者，因回酒炙以授之，众生皆笑。铿曰：‘吾侪终日酣酒，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尝为贼禽（擒，或救之获免，铿问之，乃前所行觞者[⑥]。早在春秋时期，孟子就曾与齐桓公争论过“独乐”和“与众人同乐”哪一个更令人愉快的问题[⑦]。在这里，“乐”是指欣赏音乐，其实这种集体分享的精神弥漫在古人的许多类似活动中，不过以酒食为最明显的一个表现罢了。阴铿给为宴宾们行酒的下人以酒菜相敬，正是基于这种“众乐”——集体分享的精神，这与侠的仗义疏财、济困博施的总体精神是息息相通的。《水浒传》中的江湖豪客“有酒大家喝”，其实渊源久远。酒之于人的作用也并不单只在于豪爽乐施。不过后世侠传闻的应然性趋向，却总是时时提起侠的酒后美德。清人王晫的《今世说》载，沈汉仪家贫好客，“每遇良友，辄慷慨沉饮，或劝以稍事生业，对曰：‘良朋樽酒，吾故借以生者。’”又据全祖望《周思南（元懋）传》记载，周先生“虽困于酒乎，而江湖侠客，有以事投止者虽甚醉，辄蹶然起，一一接之无失词，倾其所有以输之，惟恐其不给也，以是丧其家”。侠的集体分享、仗义疏财传统，形成了侠之于有酒同饮、有钱共用的“终身瘾”式的习惯，乃至同侠的自尊心联系起来，明明囊中羞涩；也要勉力为之，否则就好像丢了侠的“面子”，有失自己豪侠的身份。
然而侠要力图扮演一个挥金如土的超人角色，一味地置酒宴客、济困扶贫，他却终究超越不出自己的经济实力。这就提出一个向来为人所忽视的问题，即侠在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价值趋向的制约之下，要保持住自己的尊严与个性，一般要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做保障。象《水浒传》中的柴大官人和及时雨宋公明，就不是人人都做得来的。柴进接济好汉们靠的是祖上留下的家业田产，宋江却多半要利用职业之便。而许多江湖上的侠客，口称劫富济贫，道出了经济的来源，是靠违法行掠而取得的。所来既易，挥霍起来也毫不可惜。
宋代张齐贤未发迹时是个平民，性情倜傥（豪爽洒脱）有大度。一天偶见群盗10多人在饭店中大吃大喝，别人都吓跑了，张却径直上前作揖说：“我这个微贱人很贫困，想求借各位的光得一醉饱，可以吗？”盗高兴地说：“秀才竟然肯自屈人下，有啥不可以的？只是我辈粗疏，恐怕让先生见笑了”。即延请坐中。张说：“盗者非碌碌辈所能干的，全是当世的英雄豪杰。我也是个慷慨之士，诸君干么要跟我划清界线呢？”就取来大碗，酌满自饮，一举而尽，如此干了三次。又拿过猪腿，撕成数段啃了起来，势若狼虎。群盗视之惊愕，全都感慨地嗟叹：“先生真是有宰相的气量呵！不然怎么能这么不拘小节呢？来日宰制天下时，当念我们是不得已为盗的，愿早自结纳。”说完以金帛赠给张齐贤，他也不推辞，于是满载而归[⑧]。真是惺惺相惜，草莽豪杰也饮敬豪饮的读书人。因为在酒席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身份之别已消失了；酒所引发的一个共同的“豪”字，使素味平生的两类人成了相知，何况越是不法之徒，越要在使酒弄豪上显出慷慨爽直之气来。张齐贤的幸运经历，仍离不开酒对于盗之侠气的引发。
与贼盗的一改凶残习性类似，有些看似冷酷深奥的侠，一当与陌生人饮酒，也会在这一沟通个体情感的媒介作用下，显得随和而近乎人情。宋人又载许寂在四明山中学《易》，一天早上有夫妇前来，携一壶酒，说是从剡县来的，许寂很惊讶他们一天走了这么遥远的路程。当晚夫妇二人以壶觞命许同酌，此丈夫出一拍板，板上满是铜钉，就拍板高歌，唱的全是有关剑与剑术的。俄顷从臂间抽出两物，打开后大喝一声，只见两口剑跃起，在许寂头上盘旋交击。而后收剑入匣，饮毕就寝，次日拂晓已不见踪迹[⑨]。酒使遁世的剑侠拿下了冷漠的面具，仿佛又成了乐于与凡人交往的普通人。
酒是联络好汉们江湖义气几乎不可或缺的饮料。在小说和野史笔记中常看到这样的情节，即英雄“不打不成交”，而动手后双方言欢又离不开一起豪饮。《水浒传》第32回中武松与宋江初识，免不了与柴进三人一起痛饮；第38回张顺才在水中教训了李逵，又与其和宋江、戴宗四人饮酒，各叙胸中之事。饮酒共聚布下了侠的兄弟之间倾吐怀抱的惯常情境，尤其是清代的会党。相传洪帮中的蔡标开设的茶肆本是帮徒聚会的秘密机关，一次正要聚会，却有个彪形大汉在上首席上倨坐。蔡标与其展开了一场恶斗，恰好盛春山出面调解，这才知道那大汉叫陈保山，也是个生性粗豪、代友复仇的侠士，于是三人共聚，喝一杯“和气酒”，各抒平生怀抱。保山从此入伙，与众兄弟同聚大义[⑩]。
又传闻清末湖南天地会首领洪大全，性情豪迈，常使酒弄气辱骂贵客。一次里中有个告老还乡的官绅摆寿筵，洪赠了价值百金的礼物为贺。到赴宴时，他带着先前常与同饮的一伙人前往，这伙人全穿着短衣破裤，露着脚踵与臂肘。守门人只放进了洪，挡住了众人。洪厉声叱骂，挟以俱入。登堂作揖说这些人全是我的至友，不与若辈同饮不足尽欢，于是大家畅饮欢呼，声震屋宇，满堂衣冠楚楚的宾客见此无不愕然。洪领着这伙人全都醉饱后，才踉跄而出。[(11)]洪大全作为一个富家子弟，早已同贩夫走卒流丐小偷等下层人们结下了情谊。他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纵侠逞豪，不仅巧妙地戏弄了众乡绅，还为天地会在民众中的深扎根基，扩大威信，作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宣传。可以想见，在富绅的酒宴上，下层民众聚饮共欢，这演示了一个天地会会党成员群情激昂、共图大业的怎样的振奋人心的壮烈场景呵！它分明成了凝聚集群、昭示蓝图的动员大会。洪大全此举成功，便是他充分地利用了饮酒“众人分享”的习俗，猝不及防地率众闯宴；而后又巧借酒催豪气的宴饮惯例，将一场蓄意策划的“恶作剧”演示为好象随机性偶然性的行为，让那些惯摆架子的官绅富豪们大受震慑和奚落，又无话可说，无可奈何。
酒文化在其丰厚的物质层面上，持久地洋溢着一种昂奋的精神价值，给予侠的特定情性气质以极大的烘托渲染；侠借酒气，酒助侠情，更突显了侠之自身类型化了的男子汉品格，使整个侠文化系统中的粗豪之气更加雄浑粗犷，且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结合自身而不断体验重温。
注释：
①[美]约翰·P·霍斯顿：《动机心理学》，孟继群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89页。
②俞蛟：《梦厂杂著》卷2。
③《〈诗经〉宴饮诗与礼乐文化精神》，《天津师大学报》1989·6期。
④《中西饮食烹调的不同》，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比较文化研究资料》第四辑。
⑤参见奥尔波特：《社会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2，329页。
⑥《南史·阴子春传》。
⑦《孟子·梁惠王下》。
⑧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2。
⑨孙光宪：《北梦琐言》逸文卷2。
⑩吴虞公：《青洪帮演义》第15-16回。
(11)徐珂：《清稗类抄·饮食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