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导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言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书的最初缘起，可追溯到1989年我在《国家利益》杂志夏季号上写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历史的终结”。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自由民主政体作为一种政府体制来讲，它的合法性在过去几年里已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认可，因为它战胜了象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晚近的共产主义这些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政体可能构成“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并由此构成“历史的终结”。这当然不是说，今天稳定的民主国家就没有非正义或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只是说，这些问题不是自由和平等原则本身固有的，这些问题只是现代民主所赖以存在的自由平等原则在执行上存在的问题。今天，尽管一些国家可能无法达到稳定的自由民主，另一些国家可能会退回到神权或军事独裁这类较落后的统治形式中去，但自由民主的理想却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了。
那篇文章所招来的评论和反对格外地多，首先来自美国，然后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前苏联、巴西、南非、日本和南韩。许多人对我所用的“历史”一词产生了误会。他们从历史是事件的发生这种常规意义出发，以柏林墙的倒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作为“历史正在继续”的例证来反驳我，来证明我的错误。
然而我所谓的已经终结，不是指事件的发生，包括重大的事件的发生；而是指“历史”。这就是说，当我们考虑到所有的时代、所有的民族时，历史便很清楚地显现为一个单一的演化进程。对历史的这种理解相当接近于德国先哲黑格尔的想法。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这种历史概念，使之稳含在我们今天描述不同类型人类社会时所用的词汇象“原始”、“先进”、“传统”、“现代”当中，并部分地造成了我们日常的思考氛围。对这两个思想家来说，人类社会显然经历了一个过程，一个从基于奴隶制和农业上的简单部族社会，到各种神权的、君主的和封建贵族社会，再到现代的自由民主和技术驱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
黑格尔和马克思两人虽然都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会最终结束。但是，当人类达到一种能满足自己最深层、最基本需求的社会形式时，社会的演进也就终结了。因此这两个思想家都提出了一个历史的终点：在黑格尔那里，这个终点则是自由国家；而在马克思那里，这个终点是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象出生、生活和死亡这类自然周期会结束，重大的事件不再发生或报导这些事件的报纸会停刊。相反，这种认识认为，重大的原则和制度已不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所有真正重大的问题都已获得解决。
本书的主题是受当今世界事务的启发，它要回到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上去：在20世纪结束时，我们是否能再一次说，一个有着内在连贯性和方向性的人类历史最终将把人类的大多数引向自由民主政体？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我得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涉及到经济，另一方面涉及到所谓的“谋求承认的斗争”。
引用黑格尔、马克思或他们在当代的追随者的权威来确立某种历史定向发展的证明当然是不充分的。在他们身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他们的思想遗产受到了各方面的猛烈抨击。20世纪极有影响的思想家们，对于历史是一个连贯或可理解进程这个思想发动了直接的攻击。他们断然否定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哲学上说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西方人在关于认识民主制度全部进步进程的可能性方面，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这种普遍的悲观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受20世纪上半叶极其可怕的政治事件影响的结果。这些政治事件包括：两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独裁主义意识形态崛起；科学以核武器及环境破坏的形式构成反人类的转向。
然而，好消息已经到来。本世纪最后1/4世纪中最突出的发展，是世界上貌似强大的独裁统治的致命缺陷暴露无遗。从拉美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力政府在过去20年中到处都处于衰败中。他们虽然并没有完全被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所取代，但自由民主仍是全球唯一跨地区、跨文化的组织良好的政治理想。此外，经济上的自由原则——“自由市场”——广为传播。它无论在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在二战结束时属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都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物质繁荣。经济思想上的自由主义革命或推动或追随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自由运动。
所有这些发展表明，需要我们再次面对这样的问题：在这种发展的背后是否存着某种更深层的关联？抑或这些发展都不过是撞大运式的偶然事例？通过再一次提出有没有人类的普遍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启动一场始于19世纪初的讨论。当我从早先讨论过这些问题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那里借用某些观点时，我希望本书中提出的看法具有我自己的独到性。
本书在构想这个普遍历史概念时，分别作出了两个方面而不只是一个方面的努力。在第一部分明确我们为什么要再一次提出普遍历史之可能的问题后，我在第二部分得出了自己初步的回答，我力图利用现代自然科学——作为规则和机制——来解释历史的方向性和连贯性。虽然现代自然科学对于人类幸福的最终影响是模糊不清的，但由于它是唯一在累积和方向上有着共同衡量准则的重要社会活动，因而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起点。
现代自然科学的展开，对于所有过来的国家都具有一种强制力，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技术给予那些掌握了它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给予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进行战争的持续能力，没有一个重视自身独立的国家能够无视国防现代化的要求。第二方面，现代自然科学建立起了经济生产可行性的统一标准，技术使财富无限积累从而满足人类不断扩张的欲望成为可能。这种进程保证了所有人类社会同质性的增长，无论这些社会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起源和文化传承。所有进行经济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变得越来越相象：他们必然地在以集权国家、都市化取代部落、教派和家庭这类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基础上，在从功能和效益出发熟悉经济合理性方面，在向其公民提供普遍教育方面，合理地统一起来。这样的社会通过全球市场和普遍的消费文化传播，而日益紧密地相互联系起来。而且，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会促成向资本主义的普遍演变。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表明，虽然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足以达到欧洲50年代的工业化水平，但远不能适应所谓的复杂的后工业社会经济。在后工业社会经济中，信息和技术发明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以现代自然科学为代表的机械历史论，虽然能大体上解释历史变化的特征以及增长着的现代社会统一性，但它还不能解释民主现象。毫无问题，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有着最成功的民主政体。但现代自然科学虽将我们引向自由民主希望之乡大门，却没有把我们带进希望之乡中。因为这里不存在经济上的必然性足以说明为什么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一定会产生政治自由。稳定的民主政体有时出现在前工业化社会，在美国，它形成于1776年。另一方面还有着许多历史和当代的案例：技术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和政治权力主义共处，从明治日本和俾斯麦的德国到今天的新加坡和泰国。在许多情况下，权力主义国家能产生民主社会所无法取得的经济增长率。
因此，我们早先在为一个定向历史建立基础的努力只是部分获得成功，我们所谓的“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事实上是历史变革的一种经济解释，这种解释以通向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作为它的最终结局。现代科学的逻辑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我们的世界：为什么我们发达的民主国家的居民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而不是依赖土地自给自足的农民，为什么我们是工会或专业组织的成员而不是部落或氏族的成员，为什么我们服从科层制度领导的权威而不是神父，为什么我们书写和讲说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
但是，历史的经济解释是不完全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人不只是一个经济动物。尤其是这种解释无法真正说明为什么我们是民主主义者，也即在法制基础上支持人民主权原则和保卫人的基本权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本书在第三部分对历史进程的说明转向第二个方面，一种力图发现人所有方面而不只是他的经济方面的说明。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转向黑格尔和黑格尔历史理论的非唯物主义的解释。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人类和动物一样，有着对外在事物如食物、饮水、居所的自然要求和向往，以及高于一切的自我保存。但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在于，他还向往其他人的向往，也即他想得到他人的“承认”，尤其是他想被承认为人，也即作为一种价值或尊严的存在。只有人具有了更高、更抽象的原则和目标而克服自己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在历史开端的流血冲突中，人们相搏的目标不是食物、居所或安全，而纯粹是威望。由于战争的目标完全不取于生物学，因此黑格尔从中看到了人类自由的第一缕曙光。
谋求承认的向往，可能初看上去象一种陌生的概念，但它实际上和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同样古老，并构成人类人格个性中我们最熟悉的部分。这种最早的描述出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他当时指出，灵魂有三个部分：欲求部分、理性部分和他称为神性或称“精神”的部分。大多数人类行为都能解释成为前两部分的结合，欲求引导人们去谋求外部事物，而理性或计算则告诉人们达到目的的最好方式。但除此之外，人类还谋求对他们自身价值的承认，或对他们投入了价值的人、事和原则的承认。把自己与某种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要求承认这种价值观的倾向便是我们今天时髦地称为“尊严”的东西。灵魂中感到尊严升华倾向的便是神性部分，它象是一种天生的人类正义感。人们认为他们自身有某种价值，当其他人威胁他们，仿佛他们并不具那些价值时，他们会体验到愤怒的冲动。相反，当人们的言行举止与自己的价值观不相等时，他们会感到羞愧。当人们自身的价值受到他人正确的评价时，他们就感到自豪。受到承认的向往及相伴随的愤怒、羞愧和自豪的情感，是人类人格个性中与政治生活紧密相关的部分。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它们就是推动整个历史进程的力量。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希望被承认为一个有尊严的人，推动人们为了威望而在历史的开端进入生死决斗场。这种斗争的结果是将人类社会区分成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前者敢于冒生命风险，后者屈服于对死的自然恐俱。但在人类历史上占很大部分以不平等为特点的贵族社会中，以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支配和奴役关系，无法最终满足奴隶主或奴隶谋求承认的向往。奴隶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被承认为是一个人，但奴隶主所受到的承认也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不被其他奴隶主以及那些尚留有自尊的奴隶所承认。黑格尔相信，主奴关系中固有的这种矛盾最终由于法国革命，还有美国革命的成果而得以克服。这些民主革命消除了主奴之间的区别，使原先的奴隶成为了自己的主人。革命还建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和法治原则。那里的每个公民都承认其他公民的尊严和人格。在那里，人们的尊严由国家通过权力的赋予而得到承认。
对当代自由民主含义的这种黑格尔式理解，与建立在英美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盎格鲁萨克森式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后者的传统中，争取承认的要求服从于对自我利益的领悟——欲求结合着理性——尤其是生命的自我保护的欲望。霍布斯、洛克以及美国的开国者如杰弗逊、麦迪逊都认为，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保留私人领域的手段而存在的；在私人领域中，人们能充实自己，满足自身内在的向往。而黑格尔则把权利作为目的本身，因为人类的真正满足不在于物质的繁荣，而在于他们的地位和尊严得到承认。对于美国和法国革命，黑格尔认为历史走到了尽头，因为推动历史进程的渴求——谋求承认的斗争——已经在一个以普遍和相互承认为特征的社会中得到了满足。没有其他的人类社会制度的安排能更好地满足这种渴求，因此更进一步的历史变化不可能了。
这样，争取承认的向往可以提供自由经济学和自由政治学之间所缺失的环节。欲求和理性一起完全能解释工业化进程和大部分的经济生活。不过这两者还无法解释为自由民主的斗争，在最终意义上它只能来自于谋求获得承认的灵魂的神性部分。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随着人们变得更世界主义和受到更好的教育，随着社会整体条件日益均等，人们开始不只要求更多的财富，而且要求对他们地位的承认。如果人们除欲求和理性外不再有其他东西，那么他们将会满足地生活在象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军人统治之下的南朝鲜及巴西这些市场导向的独裁主义国家中。但人们在自身的自我价值中还有一种神性的自尊，这种自尊引导他们提出民主政府的要求，这种政府把人们当作成人而不是孩子，承认他们作为自由的个体而有自主权。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被自由民主政体所取代，是因为共产主义在承认问题上是一种有很大缺陷的形式。
认识到谋求承认的向往作为历史发动机的重要性，使我们能对许多我们原来很熟悉的现象，如文化、宗教、工作、民族主义、战争等作出重新解释。本书第四部分力求较好地做到这一点，并根据谋求承认的向往所昭示的不同道路去设计未来。比如，一个宗教信徒寻求对他特定的上帝或神圣实践的承认；一个民族主义者要求承认他特殊的语言，文化或种族集团。这两者谋求承认的形式都比对自由国家的普遍承认要缺少理性，因为他们是基于神圣和异端或人类社会群体的区分上的。正是这个原因，宗教、民族主义和人们复杂的伦理习惯及风俗（更广义上的文化），在传统上被看成是建立成功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
然而，真理并非那么简单，自由政治和自由经济学的成功，经常依赖于那些争取承认自由主义认为已加以克服的非理性的形式。为了使民主政体运作起来，公民们需要在他们自己的民主制度中发展出一种非理性的力量，还必须发展出托克维尔所谓的“协调艺术”，这种艺术依靠的是小社团中的自尊心。这类小社团通常都建立在宗教、种族或其他承认的形式之上。在西方自由经济传统中，劳动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很不愉快的活动，因为它不利于人类向往的满足和人类痛苦的减轻。但在有着强烈工作伦理的某些文化中，象开创欧洲资本主义的新教企业家和明治维新之后推动日本现代化的精英人士，他们的工作也是出于谋求承认的原因。到今天，许多东亚国家中的工作伦理很少由物质刺激来支持，而主要依靠构成社会基础的各种团体，从家庭到国家的这些团体对工作的承认。这就表明，自由经济学的成功并不单纯建立在自由原则之上，而且也要求非理性的神性形式的支持。
谋求承认的斗争向我们提供了一种从内部观照国际政治本质的主法。争取承认的愿望使两个战士为威望而走向原始的决斗场，逻辑上也适用于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在国际上，民族国家作为整体谋求承认，为谋求优势地位而进入决斗场。民族主义作为谋求承认的一种现代的、但并非完全理性的形式，是过去100年中谋求承认斗争的媒体， 也是这个世纪最激烈冲突的根源。
如果战争本质上是由谋求承认的向往所驱动，那么通过解放奴隶，废除主奴关系的自由主义革命，照理也应该在国家间关系层面产生同样的效果。因为在所有国家都相互承认对方的合法性后，一个由自由民主政体组成的世界会很少战争的诱因。确实，在过去的200年中， 有充分的经验证据证明，自由民主国家相互间不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即使他们完全有能力与那些非民主国家，和具有完全不同价值的国家开战。民族主义当前崛起于象东欧和苏联这些地区，那里人们的民族身份长期受到否认。
本书第四部分及最后部分谈到了“历史的终结”问题，谈到了在终结处出现的造物——“最后之人”（“last man”）。在关于我那篇刊于《国家利益》的文章的最初争论中，很从人认为历史终结的可能性主要涉及到这样的问题：今天世界上是否有一条取代自由民主政体的可行道路？有关共产主义是否真正死亡，宗教或极端的民族主义有没有回潮的可能这类问题存在着大量的争论。但更深刻更基本的问题涉及到自由民主政体自身的优点，而不在于它是否会成功地战胜它今天的对手。假定自由民主政体眼下能免受外部敌人的攻击，我们能否认定，成功的民主社会会无限地维持自己的模式。抑或自由民主政体成为严重的内在矛盾的牺牲品，这种矛盾是如此之严重，它将最终损及政治制度本身。无疑，现代民主政体面对着众多的严重问题，从毒品、无家可归、犯罪到环境破坏和轻薄的消费主义。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在自由民主基础上完全无法解决的，也没有严重到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象80年代共产主义崩溃那样。
20世纪的著名的黑格尔解释者科杰夫（A.Kojeve）坚定地主张，历史已经终结，因为他所谓的“普遍和同质的国家”，也即我们理解的自由民主国家，已经通过普遍和平等的承认取代支配和束缚关系而最终解决了承认问题。人们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寻求的，也即推动先前历史阶段性发展的东西，就是承认。他最终发现，承认在现代世界中获得了完全的满足。这种主张在科杰夫是严肃的，而我们也应该严肃地看待它。因为这有可能把人类上百万年历史中的政治问题，理解成为人们解决承认问题的努力。承认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因为它是独裁、帝国主义和统治欲求的根源。然而，当它还处在隐密状态时，人们还不可能把它从政治生活中废除掉，因为它同时还是象勇气、公益心和正义等政治美德的心理基础。所有政治社会都必须利用这种谋求承认的向往，而同时又必须防止它那毁灭性影响。如果当代宪法政府真正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使所有的人能在避免出现暴政的前提下得到承认，那么，它才能在人类所拥有的各种政府形式中真正稳定和长存。
然而，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公民对享有的承认是否“完全满足”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先于一切地决定了自由民主社会的长远未来，决定了今后可能出现的替代性选择。在本书的第五部分，我们分别描述了来自左和右这两个方面的主要反映。左派会说，自由民主社会中的普遍承认必然是不完全的，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经济不平等。造成了其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承认的劳动分工。在这方面，一个国家繁荣的绝对水平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仍然还会有相对贫穷的人，这些人会由于贫穷而受到其他公民的忽视。换言之，自由民主社会继续承认平等公民的不平等。
在我看来，来自右翼的，对普遍承认的第二种批评更具挑战性。这种批评从根本上涉及到法国大革命对人类平等承诺的横向影响。哲学家尼采被认为是右派最有影响的发言人，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曾为托克维尔这个民主社会的考察家所预言。尼采认为现代民主并不代表前奴隶的自我主人化，而是代表现奴隶和某种奴隶道德的无条件胜利。自由民主社会的典型公民是受现代自由主义奠基人的教育的“最后之人”，他或她放弃了自己在自我保护上具有无上价值的骄傲信念。自由民主产生了具有欲求和理性，具有通过计较长远个人利益而找到满足大量琐碎需要的新方法的聪慧，但却缺乏神性的“无胸怀之人”。最后之人没有一种谋求被承认为比他人更好的向往，而没有这种向往，就没有可能取得完美和成就。最后之人满足于他的幸福，对于无法超越的那些需要不感到愧疚。他已不再是人。顺着尼采的思想脉络，我们不能不提出下列问题：藉助普遍与平等承认得到满足的人就不再是一个完全的人，只能是一种被蔑视的对象，一个不再奋斗、不具灵感的“最后之人”吗？人性中不再具有有意寻求斗争、危险、刺激和勇敢的那些方面了吗？或由于当代自由民主社会“和平与繁荣”的消解，人性的这些个方面就不再留存了？人类的某种满足不再依靠固有的不平等的承认了？不平等承认的向往是否不再真正构成一种贵族社会具有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同样具有的活生生的生活基础？
本书力图讨论这些问题。这些自然会使我们再一次问，有没有进步这类事，我们能不能建构一部连贯的定向的人类历史。右的和左的极权主义者使我们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忙于认真地思考新问题，但随着这个世纪的结束，极权主义的退潮，我们应该再一次提出这个老问题。
摘自美国福山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