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治权：理念和资金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权论文,理念论文,资金论文,关系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04)01-0001-05
一、混乱的时代
1991年，大学设置基准以纲要形式出台，大学审议会就研究生院数量的扩充作了报告。1991年成为国立大学进入改革时代的开端。而现在可以说是评价的时代。国立大学法人化当然如此，公立和私立大学也不例外，以建立评价制度为轴心探索大学体系再构筑之路。
如此时代潮流，并非日本所独有。世界上的所有大学都面临着数量、质量、财政和经营的危机，大学处于全球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共同背景之下，对以上4个方面的每一方面都不得不转变思维的视角，而且变化的方向也不明确。大学处于变化的波涛之上却找不到着陆点。
全球性知识社会化所带来的大学数量的扩大，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意义？这样的大学会具有什么样的质量水准？现在处于财政困难的时期，解决质和量问题所需的资金如何筹措？大学是否具有超越该难关的经营能力？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用普通的办法去解决，而且4个问题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世界上的大学都面临着这个复杂问题，并处于改革潮流的两个中心之中。一是政府资源配置途径的变化。一是通过市场化以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化。在制度式解决和市场式解决的交界处，设立模拟市场，让评价（模拟货币）流通的方法被认为是有效的方法，这正是当前被称为评价时代的缘由。
最近10年间，许多改革得以实施，现在仍在改革之中。可是改革的现场非常混乱，确切地说既非改革的时代也非评价的时代，现在大学处于混乱的时代。我个人认为，作为大学人应该做的是在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寻找理解新时代社会经济变化逻辑的视点。
本文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尝试。本文紧紧围绕着下面的焦点，理解现在的复杂问题，论述问题分析的过程。这个焦点是理念和资金的关系，这两者是支撑大学体系的支柱，两者关系的背后蕴含着大学治权问题的根本属性。如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大学的理念和资金的关系越来越不稳定。
第一，为了理解资金筹措方式的变化，首先提出一个分析的理论框架。资金筹措的形态不仅是财政问题，而且和大学理念、大学质和量的问题有直接关系。
第二，把大学理念和资金筹措多元化之间的关系看作大学决策权和资金来源的关系。大学治权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大学为谁而存在，换句话说，谁掌握大学的决策权。可是，决策者和提供资金者即决策权和资金权未必一致，这种不一致的关系是大学理念和治权的特征。
第三，依据这种关系，指出现在大学经营模式所处的位置和所存在的问题。
最后，再回到为什么资金筹措会多元化这个基本问题上。经济不景气和财政困难只不过是表面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知识社会这个时代环境。本文从知识生产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代背景出发，试图描绘出将来大学中理念和资金的关系。
二、资金筹措的类型和发展趋势
Ziderman(1995)从资金筹措的角度把世界上的大学体系分为三类：第一，政府主导型(government dominance)。政府既对大学进行资金援助，也对学生进行奖学金援助，但不收学费；第二，费用回收型(cost recovery)。通过收取学费，政府支出的大学费用的一部分从个人手里回收；第三，收入多样化型(revenue diversification)。不仅政府向大学和学生提供资金援助，也存在着通过学费进行资金回收，企业和本校毕业生捐赠等形式。这种类型以美国的大学为代表。
这种大学资金筹措的类型也是分析大学制度社会性质的理论框架。在分析大学理念和资金关系之前，有必要对大学资金筹措的类型做一些立体的理解。首先，设定以下两个主轴。
第一，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虽然最近通过市场化解决问题被看作有力手段，但如日本的私立大学的发展经验所表明的那样，由市场来设立大学并非最近的事，而是古已有之。
第二，多样化阶段的类型。把资金来源限定于大学、政府、学生（家庭）和企业四者。四者之间组合起来，多样化的阶段可以分为两者关系、三者关系、四者关系。在分析大学治权问题时，仅仅限定于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已不符合现实。
把这两主轴交叉起来，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资金筹措方式如图1。通过大学自身的努力也存在着从大学到大学的资金筹措方式，或从政府到学生的奖学金方式虽然也存在，但本文想描绘资金筹措的主要关系，故把资金筹措关系限定在最小范围内。
图1 资金筹措的类型
首先看两者关系。资金的流向有“从政府到大学”（Ⅰg型）和“从学生到大学”（Ⅰm型）的两种。二战后至1970年前后，国立大学的学费只是私立大学的七分之一左右。学费急剧上升从1976年开始。一方面，1970年起对私立大学进行经常费补助纳入预算成为制度。1975年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出台，政府的私学助成有了法律依据。1975年国家资助占私立大学经常费用的20%。简而言之，到1975年为止，国立大学属Ⅰg型，私立大学属Ⅰm型。
其次看三者关系。政府主导型向Ziderman的费用回收型转变（Ⅱg型）。大学不仅从政府而且从作为消费者的学生那里获取资金。在市场主导型中，前两者之上再加企业向大学提供资金这一方式（Ⅱm型），也就是说存在着企业协助大学设立和经营的例子。日本的私立大学不是Ⅱm型，由于私学助成的存在，走了向Ⅱg型转变之路。
进一步看四者关系。一方面，企业参入到政府主导型中（Ⅲg型），另一方面，政府参入到市场主导型中（Ⅲm型），两者均和Ziderman的所谓收入多样化型相应。不过，在Ⅲm型中，政府不是向大学直接提供资金，而是强调向作为消费者的学生提供资金支援，不是向组织支援，而是向个人支援。重视学生个人选择的教育券制度(voucher)，可以说是市场主导型的四者关系。
现在的大学改革是寻找走出Ⅱg型的方法。很明显，向市场型转变或走产学官联合的四者关系的多样化之路非常具有吸引力。当然，这种改革尝试，是向Ⅲg型转变还是向Ⅲm型转变并不明确。对国立大学法人化，有人理解为私立大学化，有人理解为走向民营化的里程碑，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改革的混乱以资金筹措方式改革方向混乱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下以图1为基础，进一步深入讨论。
三、理念和资金的关系——决策权和资金来源
企业为谁服务？股东、管理者、一般职员、顾客等利益集团(stakeholder)之间的调整和监督等制度设计被作为公司经营的重大问题。一般职员支配企业是人们默许的日本式管理的前提，但现在这开始受到非议，已出现学习美国式管理的迹象。
大学为谁服务？和企业一样，大学的治权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教授支配是人们默许的日本式大学管理的前提，现在这被认为是个问题。大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其实就是大学的决策权属谁的问题，而且大学决策权与谁是大学的资金来源者或者说谁负担大学费用这个资金权有密切关系。
大学治权的特征在于资金的多寡并不能决定决策权的强弱。这个特征蕴含着大学理念和资金的关系样式。
在此首先想援引一个经济学原理作为辅助线以明确该关系样式，该原理即是资金提供者或费用的负担者为决策者。作为资金提供者的股东具有决策权或公司存亡的最终决策权在消费者手中的消费者主权是该原理的具体运用。虽然公司也不是仅以此原理为基础运行，但这有助于理解大学决策权的特征。
现在回头看图1的资金筹措类型。首先，在国立大学的Ⅰg型中，投入资金的仅有政府，依据上述原理，大学的决策权在政府。可以解释为政府是委托者(principal)，大学是受托者(agent)。两者利害关系不一致时出现的非效率性和非道德性是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所提出的非常深刻的研究课题。但这并非本文的问题中心。本文要讨论的是资金提供者具有决定权，或者说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能否看作委托者与受托者的关系。
从经济学原理来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被颠倒了。因为政府虽然提供资金，但决策权不在政府。近代大学的理念认为这种颠倒的关系是正常的。价值判断征服了经济力量，社会承认大学所生产知识的正当性，大学被置于支撑近代国民国家的重要位置上。作为学术中心的大学，被看作教育和研究不可分的统一体，不是为学生个人的利益诸如就业和职业教育而存在。因此，大学和学生受到政府的保护，教授支配的自治性得到保证，大学作为独特的社会机关得到承认。
然而，以1975年为界，国立大学的资金筹措类型发生了巨大变化，从Ⅰg型转向Ⅱg型。在Ⅰg型大学中，学生受到学习不仅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教化。免费或低学费成了大学教育的隐性课程。可是如果学费增加，自然学生会期待大学教育具有高的个人回报。如果增加消费者的个人负担，能够要求消费者具有公共心么？就像大学与国家的颠倒关系得到社会承认一样，大学与学生之间的颠倒关系也被社会承认么？
资金提供者发生了变化，大学理念或决定权的结构却没变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1975年以来的资金结构所存在的问题。市川(2001)认为近代大学已经不复存在，而且是被和高等教育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害死的。作为判断的依据，从一般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大学管理、大学和社区的关系等角度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不变的理念和变化的资金筹措之间的错位显示出近代大学理念的衰落。
资金筹措类型的变化确实可以成为大学治权变化的动力，但理念和资金的关系却不如此简单。其复杂程度从现存的Ⅰm型（私立大学）的经验也可以看出端倪。如果仅仅依靠来自学生的资金能够办大学，大学的决定权应在学生。这是消费者主权的经济学原理。
虽然如此，Ⅰm型大学的决策权并不在学生手里。私立大学虽不是按照国家目的设立的大学，但它是基于一定的办学精神所设立的大学，并不是没有理念的教育服务产业。排除和办学精神不相符合的学生于学校大门之外的决定权在供给方（大学一方），虽说不是Ⅰg型的颠倒关系，但也不是消费者主权。使供给者主权正当化的力量在Ⅰm型大学里也存在。因为，私立大学也标榜近代大学的理念，认为教育和研究不可分，承认教授会的自治权，不仅教学就是管理也希望能够反映教授的意见。
根据学校法人的有关规定，私立大学属于国家或政府支配下的教育事业。依此而论，利用国库资金对私立大学进行经常费补助就有了法律依据，而不和宪法第89条相冲突。私学助成导入的契机是私学的运营困难和教育质量的恶化。但是面对经营危机，日本的私立大学没有采取依靠企业捐助和合作的市场型（Ⅱm）方法（纵观亚洲各国，Ⅱm的大学很多）。
私立大学从Ⅰm型转向Ⅱg型具有重大意义。可是，对此转型的意义或者说理念的变化几乎没有人研究过，对公共资金资助的理由没有明确的理念。虽说支撑日本大学大众化的是占大学全体80%的私立大学，但在对大学大众化的理念和私立大学的功能没有经过任何议论的情况下，作为紧急措施，私立大学的资金筹措从Ⅰm型转到Ⅱg型。国立大学在没有认真考虑Ⅰg型转向Ⅱg型的理念的情况下，仅仅为了减少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差别这一技术上的理由而提高学费。
大学为谁服务？应该说讨论这一治权的问题已经为时已晚。因为，大学治权和资金来源问题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当然，三者关系一下子解决并不那么容易。可是，教育的受益者是谁？也就是说，以上的讨论加上受益者负担原理，对理念与资金关系的不一致性进行实证分析必不可少。对私学助成和教育费用负担区分的形态的看法将另文撰述。
之后，大学治权的情况逐渐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从三者关系转向了四者关系。研究上，产学联合成为经济振兴的支柱，大有从大学生出的风险企业(venture company)改变日本经济的气势。不仅研究如此，教育上也一样。实用知识的教育需要变大，企业的实践教育和大学教育携手进行的现象逐渐增多。
四、大学经营理念和资金分配——没有专业人员的专门模式
市川(2001)的《从学者共和国到大学企业体》和天野的《从知识共同体到知识的经营体》等观点准确地表达了时代的变化，学者共和国和知识共同体都是以Ⅰg型资金筹措方式为基础的近代大学的经营理念。资金来源的多样化要求新的经营形态。
大学经营受到重视在所有的国家都是全新的现象。研究者已经提出几种管理模式，比较有名的有Garvin(1980)的同僚模式、官僚模式、政治模式、市场模式和Harman(1992)的同僚模式、官僚模式、政治模式、专门模式。强调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政治模式，虽然强弱程度不同，在所有的模式中均能看到，故本文撇开不谈，仅就其他四种模式进行比较。
简单地说，同僚(collegial)模式是重视教授团自我决定的知识共同体；官僚(bureaucratic)模式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阶层性的组织体；市场(market)模式是以经济诱因或报酬体系提高动机的企业经营体；专门(professional)模式是以专家权威为基础宽松的水平分化的联合体。
我们正面对着教授支配即同僚模式行将结束的时期，而且官僚模式和市场模式是有力的发展方向。可是在作此结论之前，必须考虑理念转换与资金的关系。资金不仅包括前述的资金筹措，也包括资金的分配机制。资金分配与大学的经营理念有密切关系。首先指出该点的是Wlliams(1995)。资金分配大致分为三类，选择资金分配方式就是选择经营模式。
第一，不指定资金使用目的一篮子资助。资金的使用权完全委托给具有自主权的大学，教授团的决策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这是和同僚模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
第二，通过投入基准(input-base)的预算，指定资金使用目的。人头费、资本投资、教育研究费、旅费、设备费等使用目的不同，预算的比例也不同。欧洲大陆的大学多采用这种方式。它和官僚模式相对应，因为不存在费用最小化的动机，因而注重收入的最大化。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没效率的方式。
第三，产出基准(output-base)的预算。且不管以什么作为产出的成果指标，这种分配方式排除了投入基准的非效率性，是根据成果有效地进行资金倾斜的方式，这是把企业会计运用到大学中的市场模式。Williams依据英国的经验，认为成果指标设计的越详细越能提高大学的自主性，同时又能增强政府对大学经营的介入。产出基准的预算即是市场模式又是官僚模式。
日本评价制度的设想受到英国评价制度的深刻影响，通过评价意在把资金分配途径制度化。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引入产出基准的评价是必然的结果。可是，大学的评价并非如此简单。金子(2002)已经指出席卷当今世界的大学评价的问题和危险性。
在选择经营模式时，重要的不是选择某一资金分配方式，而是如何把多种分配方式同时组合起来。如果和同僚模式相适应的一篮子资助全部废除，大学真的就要死掉了。如果把研究的决策权交给研究资金的提供者和分配者，那么研究也就不存在。为了实现资金的组合分配，能够委之以组合方式选择权的可信专家的存在不可或缺。Harman所说的专门模式的意义就在于此。同时这又和市场化相对，也和官僚化相对。
理念和资金的颠倒关系不是近代大学所特有的现象，其他还有和此相近的结构。比如美术馆是不能不把管理交给美术专家的经营体，买什么样的作品，做什么样的计划，决策权不在资金提供者的政府或消费者手里。在美术馆里，理念和资金之间也具有颠倒的关系。美术馆管理应该让有权威的专家去做，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日本的美术馆经营几乎全是官僚化模式。美术专家成为馆长的例子不多见，但官僚成为美术馆长或职员的例子屡见不鲜。我也不怕别人误解，想起官僚模式的失败就想起美术馆的管理。
近代大学的理念虽然受到冲击，但大学既不是企业，也不是一般的行政服务机构。由专家经营的大学模式（专门模式）进入真正的探索时期，这不仅是大学负责人的问题，如果没有支持大学经营的专家，作为水平分化联合体的专门模式将不存在。入学者是否合格不是教授会的事，而应该委任于考试专家。其他也是如此，财务专家、职业指导专家、科学研究实用化专家等，组织这样一批专家队伍，联合管理大学非常必要。可是，日本的大学行政根本没有培养一批这样的专家，仅仅通过监视让人遵纪守法并不成为大学行政。
为了让专门模式具体化，不仅要构筑专门模式所独有的理念和资金的关系，而且要培养和确保人才。虽然任重道远，但选择专门模式应该对大学很合适。到达专门模式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这是一个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互相交织、混乱的时代。既不是官僚模式，也不是市场模式的政治模式，适应于不同的具体环境，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五、知识社会的大学——从学术中心到相互批判空间的中心
从设计未来大学理念与资金的关系样式这一目的来看，本文的讨论还不够。之所以停留在泛泛议论上是因为议论的展开以资金的多元化为前提，最根本的问题是资金为何多元化。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简单的问题。高等教育的扩大加上财政困难，资金多元化之外别无良策。然而，如果仅仅是财政困难，大学规模不扩张，缩小就行了。重要的是与财政困难相比，支付高额学费也要读大学的需要存在。在教育和研究的两方面，现在企业对大学的需要也变得强烈。不仅有市场的需要，作为政府，必须向大学投资的社会需要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在增强。
对大学的需要（学生或企业）和必要（政府）增大的原因是对知识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和必要扩大的缘故。推动资金多元化和大学理念同时变化的力量是知识生产方法的变化，也就是知识社会化。
如果要描绘知识社会的大学像，本文需要大幅修改。这里仅就和本文有关的地方论述以下三点。
第一，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中心。和传统的知识学科（方式1）相比，多学科和应用研究（方式2）占据了知识生产的大部分。知识生产的第二方式不仅改变了大学的研究和教育，而且拥有生机勃勃的民间研究所、智囊团顾问(think tank consultant)等，使大学和社会的境界线模糊起来。学校教育法所定义的学术中心从根本上受到冲击。
第二，知识的生产和消费成为经济的中心。对知识劳动者的需要和知识劳动者存在的必要性变高，不仅经济领域，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领域都处于人工环境之中。人工物并不仅限于物质的东西，社会制度、信息媒体等社会装置等都是知识的集合体。日常生活依附于知识之上，知识向所有的人开放，也不得不向所有的人开放。知识的日常生活化，是大学教育大众化带来的成果，这反过来要求所有的人都有接近知识的机会(universal access)。
第三，知识社会的危险性。人工物是被证明为解决问题的有效知识的集合。可是，问题解决的知识促使新的知识问题产生。这使科学和知识失去存在的合理性，使支撑科学的专门知识文化陷于危机之中(Becker 1988)。
仅从以上三个不同侧面，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把大学当做惟一的知识生产机关，政府加以保护的理念的根据已经弱化。如果考虑到专门知识的危险性和不安定性，大学经营的专门模式也是不可信赖的。可是也只有在怀疑知识的同时，寻找具有信赖性的知识，以图解决问题。这是知识社会的命运，专家和门外汉同在一个知识社会中生存。Delanty(2001)在知识的新市民权(citizenship)和交流公共圈的概念基础之上，构建了知识社会的大学概念。
未来大学的理念与资金的关系，笔者将另文撰述。最后总结以下三点，以供读者参考。
第一，知识社会促进资金的多元化。所有国家都存在政府投资停滞不前的现象。同时，从学生和企业流向大学的资金在增加。
第二，为了能够在充满危险的知识社会生存，在对知识既怀疑又信任的意义上，有必要允许相互批判的空间存在。这个空间建立在那儿呢？现在看来，只有大学最合适。
第三，为了支持这个相互批判的空间，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必不可少。在价值理念不能控制资金力的时代背景下，资金力就是决策权的经济原理很容易起作用。如果资金来源一元化，资金提供者不喜欢的知识将被排除在外，相互批判的空间将有不能保证的危险。资金的多元化是相互批判的空间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
总之，知识社会促进大学资金的多元化，作为相互批判的空间的大学又以资金的多元化为必要条件，理念与多元资金的相辅相成是知识社会大学存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