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缺失：新诗研究的最大遮蔽——与吕进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缺失论文,吕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子：50年报告“清单”代表什么
吕进先生在《文学评论》2002年5期发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一文，对50年新诗研究做了一次看似详备的“总结”。他把半个世纪划分为三个时段：政治论时期、观念更新时期和文体建设时期，以及两个成果相对丰硕的领域：诗人个案研究和新诗文体研究。
时段划分和成果推举及其命名，有其个人依据和充分的个人自由度，这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在五部分陈述中，吕先生恰恰缺失了一个重要内容：即对20世纪后20年——新诗研究中最活跃部分的整体遗失。
第一时段政治论时期，只用了800来字，可见吕先生自己也不满意前28年：成果寥寥，没什么谈头；新诗研究最重要的景观与成果，自然在后20年了。吕先生介绍了传统派、崛起派、上园派三个批评群落，提供30多人名单，以及个案研究13部论著、文体研究12部论著。在这皇皇“名单”里，哪怕粗心的读者，也能一眼看出，个案研究专著之内容范围，90%以上便在1949年划上句号，而文体研究论著，几乎也不涉及20世纪最后20年。这样倾斜的清单，是否真实代表50年来新诗研究主要的和重要的成果?实在令人生疑。况且这份报告，早先作为“韩国汉城中文中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演讲，在开幕式上隆重推出。一大群汉学家们以此为蓝本，深信不疑，殊不知，它在海内外造成的影响，是严重误读了中国的新诗研究。
50年新诗研究：对另一支队伍的“冻结”
吕先生的确用心良苦，精心做了准备，但只要是业内人士，不难发现，这份“年终”报告的最大“特色”，是省却了新诗研究中的另外一大部分人，我主要指的是——另一支从事后20年先锋诗歌研究的中青年队伍。
这批人年龄在40到55岁之间，早在80年代初，就活跃在新诗—现代诗研究前沿，且一直往纵深处挺进。20年来，他们总共发表几百篇论文，出版几十部论著，在众多盲区、险区做着艰难的勘测作业，为后来所谓的新诗史、当代史、先锋史、流变史做了大量前期的“清扫梳理”工作。
尽管他们难免表现出某些激进、偏颇、片面，但与先锋小说研究者一样，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重要的一翼。奇怪的是，先锋小说的研究者(全国百把人吧)从北京中心的陈晓明们到边缘的谢有顺们，都得到认可。惟独难度并不低于先锋小说和其他文类研究的先锋诗研究者，在这份“权威”报告中，出现了“整体缺席”?!
打个比方，如果说，对新诗的研究(或曰百年汉诗研究)，犹如对一个人生长过程的研究，现在的情况是，在“他”的哺乳期、婴儿期，集结的力量有些过剩(有关郭沫若的论文有几千了)。研究视角完全可以细致到诸如婴儿期吃的是雀巢奶粉，还是克宁奶粉，维生素A用多了，还是胡萝卜素少了。在“他”的童年期，也完全可以细致到：穿布鞋上学是出于什么心理，嗜爱的辣椒对嗓子有什么影响(有关闻一多的专著有几十部了)。这就是说，在“他”还不太成熟的时候，早已出现、而且将继续出现一部部重复多于拓展的幼儿史、童年史、少年史(各种各样的新诗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论述又有多少部了)，可是“他”的青年期——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在进行时段”，大量先锋形态、针对性研究，却得不到应有的正视。应该知道，研究“他”早期的奶粉、维生素、肌肉骨骼、体重身高、营养配方，主要目标之一，是要为“他”现在进行时和将来进行时提供有效参照，促成一个人的成型。拒斥现在进行时段研究，无力与现在进行时段对话，哪怕再“正确”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
而真正困扰我们且又十分重要的，正是当下这种生成性研究，它涉及比幼儿期来得多的纠缠与迷乱，比如“他”的初恋，“他”的自我，“他”的开放性气质，“他”的青春期躁动，“他”的喜怒无常、变化多端，一直呈现谜样的难辨。20年来，此类难度不小的“辨析”工作，一直由这一支生力军进行着。
笔者偏居东南一隅，平时孤陋寡闻，仅就手头阅读到的这批人的部分论著，不假思索便可开列出与吕进先生完全不同的清单。
唐晓渡：《唐晓渡诗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40万字，集作者20年诗论精粹，侧重诗学精神思想的深度挖掘)。陈超：《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90万字，大陆最早的细读式文本批评)；《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致力于生命与语言的互动探讨)。程光炜：《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国内最早的语义学批评之一)；《程光炜诗歌时评》，河南大学出版社(对90年代诗歌现场发言)。沈奇：《拒绝与再造》，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进行时体验与当下文化结合，有独特切入点)；《台湾诗人论》，台湾尔雅出版社1996年版(引入两岸比较与整合理念的新一轮台湾诗研究)。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80年代10年论集，新诗潮最前卫的理论代言)。周伦佑：《反价值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年文论，第三代最重要的解构理论)。王光明：《艰难的指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20世纪大陆现代诗进程的宏观描述，侧重百年汉诗研究)。章亚昕：《生命的陀螺》，明天出版社1992年版(一部被忽略，却尝试古诗论与现代融合的感悟式“诗思维”)；《现代诗美流程》，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进入，是所有关于诗隐喻阐述中最为深刻的)。吴晓：《诗美与传达》，漓江出版社1993年版(国内较早的意象思维研究)。李震：《中国当代西部诗潮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国内第二部西部诗论)；《母语诗学纲要》，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汉语诗学建构，一个有活力的开端)。燎原：《西部大荒中的庆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国内第一部西部诗论)；《扑向太阳的豹子——海子评传》，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国内第一部研究海子专著)。陈旭光：《诗学：理论与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西方文论的吸收与当下诗界焦点的回应)；《中西诗学的汇通——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仲义《诗的哗变》，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大陆第一部研究第三代诗专著)；《中国朦胧诗人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大陆最先研究朦胧诗专著)；《从投射到拼贴——台湾诗歌艺术60种》，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谫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人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多次被援引的《季节轮换——新生代诗潮》(李振声，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新诗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吸收》(金丝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诗：激情与策略——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诗歌》(刘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俞兆平的《诗美的解悟》；张远山的《汉语的奇迹》；以及活跃于“双栖”战线的张清华；仿效《流放者归来》的三卷本《旁观者》作者钟鸣；在线的张闳、张柠、刘翔(杭州)、孙基林、毕光明和专做新诗版本学、新诗“年表”被称为中国新诗“司库”的刘福春，等等(注：借此机会，我还要说，新诗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诗人的直接参与，这是其他文类研究少有的。同以往一样，新诗的理论建设，许多命题、方法、设想、建构，一开始就是由诗人直接提出来的。诗人的许多诗论、随笔、经验，有时看似缺乏系统却异常尖新深刻，它们往往成为诗学某一命题、术语、范畴的先导。比如诗人任洪渊的《汉语文化诗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汉语智慧与诗性文化的独到见解，诗人欧阳江河的《站在虚构这边》(三联书店2001年版)对诗本体的深入，诗人于坚《棕皮手记》(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的某些穿越，诗人成明进的《感性诗学》(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对“意味诗”的全面掘进，以及诗人藏棣、西川、王家新、黄灿然、杨小滨、西渡等的文论都很有见地。诗学建设，诗人言说是最直接有效的资源，忽略这一行当的规律特点，是重大失策。)。
而吕先生的“总结”对上述这些人——本质上是新诗潮理论的后继者——的成果根本视而不见，只是在正文，提及论文一篇，偏废如此之大，实在叫人吃惊!不得已，笔者只好站出来为这支队伍“小结”，笔者的意思并非为谁争上“大名单”，也不是多少人上的问题，而是事关整个先锋诗歌研究，事关整个新诗研究的问题。
对于新诗潮理论的前辈们，“总结”报告的“待遇”似乎要好一些。吕先生这次肯定谢冕先生，还“小心”地点了他早期(1983年)出版的《共和国的星光》。然而众所周知，谢冕的十余部著述，从对朦胧诗率先推举《在新的崛起面前》、《中国新诗潮论》到《20世纪中国新诗概略》，对整个新诗潮的推动和百年新诗研究，所发挥的旗帜性作用，再怎样评价也都是不为过的。同辈的孙绍振，对个体主体性的率先戳破和人本美学的高扬，晚近对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警戒，一直保有理论家的睿智与敏锐。郑敏的《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连同她持续发表的一系列回归古典的文论，显示了诗家对诗质的深刻洞察。杨匡汉的《诗学心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诗美的积淀与选择》、《缪斯的空间》在诗美芳草地上操持，屡有建树。吴思敬的《心理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深入创作主体内部，做出方法论上的有益尝试，大大超越被吕文点中的1987年版的《诗歌鉴赏心理》。还有洪子诚、刘登翰的《新诗史》、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或史或论，同样成果卓著。
由上面简要清理，可见出一条线索，这支被有意淡化的“前崛起”和完全被排斥的“后崛起”，在20多年的承续中，所形成的合力，已然成为中国新诗研究中坚。20年来，两支在倾向上承传的队伍，业已形成自己较浓郁的特色：较开放的前卫诗学理论，较丰富的理论想像力和批评锐气，独立思考，拒绝平庸，常有不落窠臼的构想、假说，以及建设性思辨；艺术直觉、艺术敏感较强，在感性批评中努力发散理性活力，在话语转型中寻觅创新契机。
遗憾的是，吕先生严重的排它性，最终导致两份完全不同结果的“清单”。此番的“盲视”及“障眼法”，在小说研究中是不可思议的，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也是无法被接受的。
新诗研究的前沿：集中于新诗的转型
说穿了，这是20年来新诗研究在立场、观念(包括方法论)上分歧矛盾的一次总爆发。我们与吕先生争执的另一焦点是，新诗研究的前沿应该定在哪里?
吕先生认为新诗研究的前沿是文体理论。他说，“文体建设时期就是主要致力解决诗与散文的关系”；“中国新诗文体在这一时期致力于两个向度的拓展，首先是分类学……其次是轨迹学”(注：吕进：《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见《文学评论》，2002年5期。)。先看看吕先生前沿学科的研究大著《中国现代诗学》，在自撰导言中称该书为“诗学新思维”，对“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体系”做出“6个重要突破”(注：吕进：《中国现代诗学》，2页，重庆出版社，1991。)，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笔者当年十分兴奋，真想为同道的成果祝贺，然翻阅之后，未免疑窦多多。该书当然是一部分类学著作，主要围绕着抒情诗(或诗的情感性)做一些论述。按照吕先生自己定的前沿研究标准看，计有抒情诗特征属性2章，语言4章，生成3章，诗人修养1章，诗的风格2章，分类3章，轨迹动向2章，自是十分辉煌了，姑且就把它视为一部具备前沿性的、具有重大突破的大著，奇怪的是，竟被当时很粗浅的我看出“破绽”：例如，他看到情感在抒情诗歌中的核心地位，却没有看到情感的一系列变异；看到情感图式的巨大抒情功能，却没有看到抒情的弱化、细化与转化趋势(早在1987年孙绍振就对情感的“极化”“细化”“弱化”做过深刻表述(注：孙绍振：《文学创作论》，第7章《诗歌的审美规范》，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他看到理智在情感中的不小作用，却没有看到“情绪”中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早在1987年的周伦佑就有大量“非情态”写作论述(注：周伦佑：《反表现——超情态》，见民刊《非非》，总2期，1988。))；他看到抒情诗的外在音乐性，却对抒情诗的内在音乐性——内在节奏点到为止(早在1985年陈仲义已有专门论述内在节奏的章节(注：见《论诗的音乐性》下篇《内在旋律》，《艺谭》，1985年3期。))；他看到抒情诗线性的“灵感—寻思—寻言”三阶段，却少掉了更具互动空间的“意象思维”和“非意象思维”(同期的吴晓早已发表了许多关于意象思维文章(注：吴晓：《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第1—8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他看到抒情诗媒介的特征，却未能触及语言的陌生化张力(早在1979年台湾李英豪就有这方面的出色论文(注：李英豪：《论现代诗的张力》，见《现代诗导读》理论卷，台湾故乡出版社，1979。))。
比照同期的同类项研究，可见该书并非取得6大突破进展，阐述的还多是现实的与浪漫的诗歌普泛的品质，“漏掉”了其他更多特殊、独到、隐秘、幽微的东西。而这些被“漏掉”的，才是诗歌的真正奥秘。在我看来，该书不少提法，其实都是抒情诗的基本“常识”，基本常识被拔高为前沿的突破性成果，实在难以理解(注：难以理解的还有一点，在《中国现代诗学》这么一个庞大严谨的框架下，吕先生把自己与他人的文章共16篇，作为附录放进各个章节，似乎是为求取多样化效果。计有与他人通信10篇(别人就占了5篇)、评论2篇、短文1篇、开幕词1篇、闭幕词1篇、为人作序1篇。不知道那么多通信、短文，在《中国现代诗学》这样重的磅秤下，能称出多少“例证”重量?反倒给人水分的感觉，至少在体例安排上是不妥的。)。
如果说，新诗研究主要涵盖三大层面：诗学理论(如范畴概念的基础建设、诗歌形态所体现的属性特征等)，诗歌批评(如诗人文本解读、诗人个案研究等)，诗歌史(如社团、思潮、运动、诗风，以诗歌现象为线索)，那么，新诗研究的前沿视野，自然聚集于诗学理论、诗歌批评、诗歌史的“问题意识”上了。问题意识就是善于清除伪命题、假命题，善于提出真问题，善于拽住这三大层面的核心要害。
新诗研究的前沿与其他文类不大相同的地方有：1.它是感悟性及灵性特强的研究；2.研究对象的各种本体元素特别活跃；3.无论蜕变或转化的时间和速度都非常快。这就需要研究者有很好的“跟踪”嗅觉意识，有直接面对诗歌实践的应对能力，否则容易落入“隔”的窘地。那种对当下写作实践隔岸观火、凭观念开中药铺、满足“二手”、进行平庸理论套用的做法，是难于抵达诗的真谛和诗研究高地的。
据此“问题意识”，笔者想尖锐指出，新诗研究的前沿：在于新诗的现代转型，而不是在分类学——什么抒情诗叙事诗寓言诗儿童诗之类的分类研究，甚至可以说，新诗的转型，才是新诗研究——前沿中的前沿，难点中的难点。
前沿就是前列、前端、前矛、突前的意思，它往往是矛盾与动力最集中的地方。而转型则是新与旧价值的“交接”，是旧的扬弃、新的寻求过程。新诗的转型，是一次历史文化机遇。白话诗——新诗的基础，向广义现代诗——过渡形态和现代诗——突前部位的转型，不是新诗一种类型和风格的简单演变，而是充满新质的、新型的“摆渡”。转型中的突前部位——现代诗形态，昭示着对现代性的含纳和探望。它的先锋色彩体现于——在存在意义上更为纯粹的生存/语言关注，即个体境遇中，生命精神(包括正负面)的针尖般洞穿。
新诗的转型，聚焦于现代性上。新诗的现代性，是新诗自身不断裂变与重组过程的行进状态。它的真精神，不是依赖“他者”影响，或绝对继承关系，而主要靠自身充满生机的实践和自身内在发展逻辑。这就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它与过去的断裂(或曰对过去的重新发现)，重视溶入当前，面向未来。这也就不难理解，新诗何以比其他文类拥有更多“火气”，勇于对传统老化固化作出摒弃，勇于对新质元素孜孜追取，勇于深入自身“诗意与诗艺的双重蜕变”，不仅从“他场”上，回到“诗的自觉”，更在“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再接受”中，走向全面开放。纵的继承、横的移植、创造性转换、生存与言说同构、生命与语言互动，诸如此类，都直指白话诗在现代语境中，螺旋式迁演到现代汉诗轨道。
具体说开去，就诗学理论层面，这批人抓住存在/生命/语言“本位”，涉及诸多转型期诗学形态：计有象征诗学、意象诗学、超现实诗学、生命诗学、语言诗学、新古典诗学、文化诗学、日常诗学、叙事诗学、解构诗学……并且对“下一级”诗歌术语、命名，也有各种新的发掘，比如：语感、智性、诗想、冷抒情、句意象、情绪流、宣叙调、及物、张力、叙事、反讽、戏剧性……不敢说刷新许多命题，却在很大范围内有所拓展。
在诗歌批评层面，从文本个案来看，20年来，最突出的成绩是敏锐地推出了一批诗人，这些诗人对当代诗歌的影响有目共睹。从北岛到西川、藏棣，从韩东、于坚到伊沙，不下30人。不仅大大凸现了具有诗歌史意义的昌耀，还挖掘了被埋没的灰娃、胡宽；不懈地使潜在写作的食指、芒克、黄翔重见天日，更让海子的神性写作升温(单是海子的研究集就出了5部，一点也不比穆旦研究少)。80年代以后，进入新时期诗歌史的诗人，哪一位与这批人的系列诗人论没有关系?
就诗歌史看，这批人对各个社团运动流派现象更是“一网打尽”，自“文革”地下的“白洋淀”、“前朦胧”、“归来派”、“西部潮”到“非非”、“他们”、“倾向”，从“民间”、“知识分子”到“中间代”、“70后”，从“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到最新诗网络……形形色色诗歌在场追踪分析，不乏急切冲动，却为新诗后20年版图提供第一遍厚厚的草稿。
这些研究，同时贯穿在20年来许多新诗的关键词，反复阐述、深入打开：如异化、人本、蜕变、嬗递、多元、相对、生命体验、语言意识、诗本体、介入、中国场、本土经验、母语、现代性、互文、综合等等。以个体的主体性和诗本体为例：从最早的“大我”、“小我”之争，“传声筒”与“心灵秘密”的分歧到“个人化书写”再到“私密性”探讨，从现实的“反映”到心灵化“反应”，再到“生命语言本体化”……以及诗的神性、俗化、神秘、纯粹等各种品质的充分体认，都标示20年先锋诗歌研究的钻头，一直面向最坚硬的岩层旋进。
与此同时，大量针对性到位的论文，在诗界受到广泛关注，单举90年代宏观论述的，信手拈来就有：《隐匿者之光——中国非主流诗歌20年》(徐敬亚)、《’89国内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欧阳江河)、《第三代诗论》与《红色写作》(周伦佑)、《后朦胧诗：作为写作的一种诗歌》与《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臧棣)、《时间神话的终结》与《新诗现代性的重建》(唐晓渡)、《在历史语境中的当代中国诗歌》(刘翔)、《中国当代诗潮的流变》(燎原)、《论朦胧诗》(席云舒)、《新诗潮新论》与《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王光明)、《90年代中国诗歌梳理系列》(梦亦非)、《后朦胧诗系列论》(陈旭光)、《大陆先锋诗歌(1976—2000)四种主要写作向度》(陈仲义)，等等(注：这方面的论文，还可参阅吴思敬主编：《磁场与魔方——新诗潮诗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社，1989)、廖亦武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少儿出版社，1999，以及对80年代诗学理论研究的研究文章《在历史转换中生成着‘诗本体’》，见《文学评论》，1994年1期。)。
正是上述这批人，集中围绕新诗转型的前沿课题，在白话诗—广义现代诗—现代诗的互否与重塑、蜕变与顺应中，进行大量建设性探讨。主体性和本体性是他们的主要突破口，有关现代诗、先锋诗的精神、语言、美学、结构与解构诸多难题，都给予足够回应，并且维持在一种历史与当下的互文动态语境中。
谢冕，一直以来从文化社会现实层面，发掘新诗嬗递的历史必然性，表现出高屋建瓴的视野；郑敏对新诗语言与形式的关注上升至文化视角的反思，获得诗界热烈反响；唐晓渡深入个人主体性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展示以发现问题见长的思想色彩；周伦佑从本土出发的“变构”理论，在消解中促成诗歌可能性空间寻找，形成一时风气；耿占春有关诗歌基本图式与言说的本体论铺开，有较强的理论前导；程光炜关于“重读”文本的诗歌史写作，取得较大进展；其他诸如王光明一直持续百年汉诗理论整合研究，李震集中瞄准汉语诗学建构，陈旭光对现代主义路向的有效梳理，杨远宏关于重建诗歌精神系列论文，陈超对各种“艰涩”文本精到阐释，沈奇的当下捕捉和现场追索，陈仲义对转型期现代诗16种形态的挖掘等等，都标示着前沿研究可能抵达的幅度和深度。
浏览上述几十部著述和检视几百篇论文(注：还需要指出，作为中国惟一公开出版的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20年来，先后出版近50辑，为艰难的先锋诗歌研究提供阵地。)，可知这支队伍，一直活跃于新诗的前沿研究课题——新诗的现代转型。以“新诗的问题意识”和现代性作为楔子，尤其在新诗本体性、主体性两大维度上取得长足进展。这些研究总体成效可归纳为下面五点：
1.考察与确证新诗，自白话诗到广义现代诗到现代诗的现代转型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某些超越性，在理论上充分打开多元与相对空间，加快其嬗递与转型的时间速度。
2.密切联系实际，从大量第一手感性资料进入诗歌内部，在诗歌诸多图式、模态、元素、因子中挖掘生长性，推动新诗转型过程中的自我增殖及其自洽性。
3.侧重外来思潮吸纳，在全球化的边缘化叉口，对诗学理念、观念做出重大调整，由此与传统诗学展开碰撞，特别注重对写作实践的经验提升，努力使之转化为诗学构成，为新诗的现代性理论话语做出开头。
4.注重方法论引入，尤其是结构主义、阐释学、符号学、语言分析哲学、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从以前较宏大的泛读进入到细读式文本批评研究，对传统的印象感悟批评做出一次强有力的填补。
5.在广泛的诗潮、流派、现象研究基础上，发现与推举一批代表大陆诗歌成就的诗人、文本，为20世纪新诗史最后20年提供人物“亮点”和诗写范式。
笔者敢于做出如上断言，是基于20年大量前沿研究依据。新诗的转型，不少地方是得借助上述犀利的理论批评犁铧的，或前引、或后推，与时俱进，不断历险。这与那些跟在后面，求稳求妥地干些拣拾麦穗的活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反省：先锋诗歌研究的评价
今天，面对新诗潮理论强大的后继者们，客观地说，吕先生碰上棘手难题，要么像从前那样顺机批判一番(如重庆诗会)，要么闭眼“绕道走”，权衡之下，最后来个“冷冻”处理。
这一“整体冻结”，没想到，恰恰屏蔽了新诗研究中最具生气的那一部分。说穿了，也是对整个先锋诗歌写作实践的屏蔽。它使我想起早先古远清先生发表在《诗刊》上一篇总结新时期诗歌的论文，也是只字不提朦胧诗(或许被删节了?不得而知)。而大家知道，朦胧诗潮在当时公众眼里已是新时期重大的诗歌景观。设想一下，20世纪中国小说史，删除马原以后的20年，会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史?现在，抹掉先锋诗20年的重要实践，20世纪的新诗史及新诗研究如何面对真实与后来者呢?
有人估测，新诗潮发端以来，以高潮期民间诗歌社团2000家、低潮期200家平均值计算，大陆民间诗歌社团维持量将不少于500家(单诗歌网站就有200余家，个人诗网页不计)。加上每年先锋诗集出版量逾百部，诗作发表量逾万，这一事实至少说明，先锋诗歌写作，即使其负面屡遭指责，但其整体生命力却不见衰竭。一波又一波的生命涌动体现着它的价值。
这里，涉及对先锋诗歌的评价问题。20年的先锋诗歌写作实践，一般公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6)以朦胧诗为主的新诗潮。第二阶段(1986—2000)以第三代为主的后新诗潮。有趣的是，先前不大接受第一阶段新诗潮的人，现在基本接受了，对第二阶段，研究者中多数前辈褒中有贬，贬中有褒。在我看来，第二阶段主导倾向是对第一阶段的消解，不管消解中的建构，或解构中的建设如何，它们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着眼于生存/形式(言说)最大限度的敞开。后新诗潮企图在文化上对传统诗教、诗美、诗法、诗语进行全面突围。一方面应该看到，其积极意义是最大程度打开诗的可能性空间，另一方面，也得承认在打开途径中，不乏冲动的极端和失度实验，导致了非诗倾向和不少艺术内伤。简而言之，大体肯定的第一阶段和泥沙俱下沉淀之后得失、功过兼杂的第二阶段，共同构成了中国先锋诗歌基本状况。应该说，20世纪最后20年，是百年新诗写作和研究最畅达、最放开的20年，它告别意识形态钳制，筑就多元与相对的诗写格局，在全球一体化国际接轨中，初步打造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型。新诗前沿研究的视域和真功夫，就是从众说纷纭、万分复杂的现象中，祛除实践探索失误，大力发掘萌芽状的生成性，并把这一生成贯穿在整个转型期。
一些人否定第二阶段——后新诗潮诗歌现象，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既然后新诗潮不是原来诗歌规范意义上的诗，就可以不必把它当做诗进行学术确认”，“即便它是必然要发生的，也未必是合理的存在”(注：见《思想的交锋课题的深入》，见《文学评论》，2002年1期。)。这种说法是在先入为主的一棍子否决前提下，才显出道理(深究其里，也缺乏辨证)。不过，学术的穿透力恰好就体现在这里。新学人李震正是通过当下活生生的诗歌现象，从严力、王小妮、于坚等个案经验生成中，用20万字“母语”，激发出“回归本土文化语境，建构汉语诗歌生态学；返回母语，建构汉语诗歌批评话语；返回文本，走向深度综合”的构想。这种立足当下鲜活实践、从而筛滤提升诗学的构想，正显示先锋研究的活力。这里，有必要再严肃廓清一下：所谓先锋诗歌，无疑是代表了独立、个人性、探索和创造意识。先锋诗歌实践，永远是自由心灵的无限寻找，固然其大部分可能最终不能转化为经典，然而对先锋诗歌现象的各种研究，是完全可以从中得出具有启示性和开拓性的东西。李震的研究就是一个例证。
如果吕进先生不承认观念偏守和对情况“失察”，坚持认为这批人的前沿研究因太切近对象，无法进入成果评价，那么我要说，这种观点与心态十足代表学界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偏见与曲解。
众所周知，诗歌由于形式简括，各种本体元素十分活跃，故诗歌变革变幻常常成为其他文类变化的先声(如朦胧诗的“对抗”“介入”写作之于“伤痕”、第三代的“整体主义”之于“寻根”、“黑夜意识”之于女性写作)。正是这批人大量前沿性钻探，才提供了较清晰的新诗前沿地质纹理，甚而触引出部分“原油”，为后来的诗歌流派史、流变史、文体史，打下雄厚铺垫。倘若把这些颇具艰苦冒险的作业视为“非学术”、“靠不住”，不能纳入成果与学科范围，岂不再次暴露学界裹足不前、欠缺进取胆气?倘若学界坚持而不反省自己的评价机制，肯定会再次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前沿——尤其是先锋诗歌研究的人为障碍。只有现象复述而不见研究者灼见，只有史料编写而缺少自出机杼的解读诠释，多年惯性养成的“温吞水”学风，显然不是一种健康的研究状态。没有太多创意的“成果”，即使再堆积如山，最多也只能唬唬圈外人。
这里，再次涉及前沿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前沿研究有许多命题涉及当代性、当下性，它确实与学术研究构成一对矛盾。一些人坚持认为：坚持当代性肯定会背离学术本位，因此为维护学术规范的全面稳妥而坚决放逐当代性、当下性，长期来，学术本位瘟疫般防备“轻佻”的当代性当下性，以为掺多了，学术就不纯不正。殊不知，任何学术本位只要存在于“今天”，都无法逃避其当代性、当下性，一旦脱离它，其隐含的思想锋芒和艺术敏锐肯定会遭到损害，因为任何当代性都关联着连续的历史，任何当下性都回应着动态的历史。它们之间的“互文”，恰恰蕴藏着无限契机。
许多研究者对当下现象不屑一顾，其实现象具有无限丰富性。排除现象的丰富，实则是自我削弱研究前沿的地基。杨义看得比一般人清楚，“现象总是远远大于理论，这就给理论创新提供无穷无尽的资源”(注：杨义：《文学研究走向21世纪》，见《文学评论》，2000年1期。)。王晓明也说：“研究者对当代生活深切的关怀，每每正是人文学术活力的来源。”(注：见《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见《文学评论》，2002年2期。)他们都指出当代生活和当下现象对前沿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是的，有了当下的参与，才有前沿研究的刺激(包括激情、思想、领悟)，有了突显的前沿研究，才会更多激活后续研究(注：在先锋诗歌研究受到怀疑时，尚有新鲜血液加入：敬文东的《指引和注视》、谭五昌：《秩序的生长——后朦胧文化诗学研究》(合作)，姜涛(90年代叙事)，周瓒(女性诗歌)，李润霞(“文革”诗歌)，汪剑钊、张桃洲(以上都是博士)等，有力地延续这一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像今天这样整体缺省、整体被遮蔽的“事件”，是极为罕见的。它是诗歌界重大矛盾分歧在新形势下的大暴露，有必要引起争鸣，通过争论争鸣，推动新诗研究走上广阔而不是偏狭的道路。
最后，我们愿意再次触及新诗研究几个“老大难”问题，提出来供同道们教正：
一、作为前沿性的先锋诗歌研究，多年来一直得不到大力支持与认可。固然它的某些超前话语、方法论，与公众知解力、审美习性存在较大差距，主要是全局性主流语境的结果，但也表明学界内部、学术视阈的偏守(说严重一点，还是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以及由此带来的滞后的评价标准。反省滞后的评价标准，应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不可否认，诗学立场、观念，冲突、分歧是正常的，它带来的排它性，反倒有助于学术竞争繁荣，但是排它性必须维持在起码的底线。不应该在貌似公允客观的话语权力下，公然抹掉另一方有影响的存在。如若学界继续助长和维持这种局面，谈何学术公德、公平?谈何建立科学、良性的发展机制?
二、诗歌领域无论是实践或理论研究，最具变革因素与生机力量都在其前沿地段。新诗的现代转型，是新诗最困难的前沿课题。先锋诗歌研究处于新诗研究的前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它被垢病的不断“追新”“求新”，刺激了整个新诗研究。淡化或压制其存在，甚至视为“非学术”“非学理”，是十分可笑的。正因为它是一种实践性针对性很强的研究，对诗歌本身创作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力”，故新诗研究决不可与当下、现场“脱节”。新诗传统，很大一部分来自新诗自身的生长；新诗的当下现象，往往孕育着新诗建构最优秀的胚芽。放弃它，实则是放弃最好的诗学资源。聪明的办法是在历史研究与当下研究中找到平衡点。从活生生的正反实践中，加大力度，促成鲜活的生成诗学。
三、前沿地带的“工兵”作业，最需要敏捷的穿透力。其难度绝不亚于甚至超过后续工作。无论对哪种研究类型(长线或短线)的研究者来说，观念视野、方法思维、知识更新，都提出更高要求。就新诗研究的特殊性讲，它还断断少不了研究者，面对第一手感性对象，弥足珍贵的生命灵悟。这种生命灵悟，强烈感应着诗歌本体的生命化，达成活络的对流，在此前提下，才可能使研究生动光彩起来，它大大高于经院思辨。那种靠吃“本本”、理念先行的“演绎”是走不远的，它太欠缺生命活体的热气。而无论是侧重本土的灵性思维或外来分析思路，关键是充满个性化的求索、开拓、原创(或曰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应该永远摆在新诗研究意识的首位。
责任编辑注：吕进先生《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新诗研究》一文本刊未转载，读者如需要，请见《文学评论》200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