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思想与历史编纂——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优点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11-0005-10
在中国古代，“会通”这个概念，哲学书、文学书和历史书中都出现过。如《周易·系辞上》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孔疏释“会通”为“会合变通”之意。①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说：“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② 这是阐明历代辞赋之家都是在继承前人创作成果的基础上，加以错综变化，写出了新的境界的作品即“物色尽而情有余”，这正是善于对前人作品融会贯通的缘故。前者是指历史运动演进过程中的“会通”，后者则指文学创作的精神生产过程中的“会通”。其后，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以“会通”与“断代”作为两种不同的历史视野及其指导下的两种不同的历史编纂，并在比较的基础上阐发了“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这是把“会通”概念引入史学领域最突出的表现。郑樵之后，元初史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之论“会通相因之义”与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篇及《释通》篇，都是对“会通”思想在史学领域的进一步发展。章学诚所论的理论贡献，是揭示了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③，以及中国史书体裁之辩证的发展④；马端临所论的理论贡献，一是指出了在“会通”思想指导下，不同的历史撰述宗旨自有不同的历史撰述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二是指出了在“会通”思想指导下相同的历史撰述宗旨因历史条件的不同，历史撰述内容的详略自亦不同。⑤
20世纪以来，大凡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专书，多有论及郑樵“会通”思想者。如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7年出版）、刘节《中国史学史稿》（1955年初稿）论之较早，金著强调其“会通诸史而为一书”⑥，刘著突出其“会通之义”的“义”即“讲求实学”⑦。又如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等，都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阐明其“会通”之要义。⑧ 再如杜维运所论，极为精炼，认为：“‘会通’一辞，第一次在国史上被提出来，其界定的意义，‘会’是网罗天下所有的资料于一书，‘通’是贯穿古今，极天下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论史学思想的恢宏，‘自书契以来’，未有其比。”⑨ 凡此等等，不一一列举。
近二三十年来，关于郑樵“会通”思想及一般论述“会通”思想的文章，亦有见诸学术刊物者。其中，有的论郑樵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重点阐述《二十略》的意义和《通志》纪传部分的特色。⑩ 有的论郑樵的“会通”思想，重在从“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展开论述。(11) 有的论马端临史学的会通思想，兼及《通典》、《通志》、《通考》的比较。(12) 有的综论宋代史学家的会通思想，强调会通思想的分期及其在宋代史学中的主流地位。(13) 有的阐述“会通”思想及其历史影响，从分析郑樵的“会通”思想内涵着手，揭示郑樵在“会通”方面的实践，指出清代章学诚和近人张舜徽对郑樵“会通”思想的评价和继承(14)，等等。
以上专书、专文对“会通”思想的探讨，对深入研究“会通”思想与历史编纂学之关系，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本文的撰述目的在于：第一，突出自唐中叶至元朝初年数百年间中国古代史学在“会通”思想指导下，各种体裁及不同内容之通史撰述成就这一宏大气象；第二，强调郑樵对“会通”思想内涵的界定及其理论贡献；第三，评价马端临关于“会通”思想指导下的不同撰述宗旨与其撰述内容的规定性，以及不同时期之相同体裁历史撰述内容详略有异之论述的理论价值；第四，肯定马端临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积极意义。前两条，或与上述专书、专文有互相发明之处，后两条，则多系笔者之浅见，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从史学的渊源来看，司马迁著《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5) 为主旨，是对“通变”、“会通”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恢弘展现，从而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从中唐到元初的史学家们，从不同的社会历史侧面，把“会通”思想这一着眼于宏观考察社会历史变化的历史观念发展到新的境界，其标志即是几部不同体裁、不同内容的历史巨著的面世。
一
从中唐至元初的五百年间，是“会通”思想在中国史学上最为凸显的时期。受这种思想的推动，涌现出了几部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著作，它们是：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通典》200卷成书；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资治通鉴》294卷成书；
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郑樵《通志》200卷成书；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袁枢《通鉴纪事本末》42卷成书，杨万里是年为之作序；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成书。
这几部巨著的问世，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理论，标志着中国历史编纂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清代史家章学诚赞叹说：“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16)
从中国史学发展来看，这种“史部之通”之“极盛”局面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唐初史家指出，自南朝梁、陈以至于隋，明《汉书》者，名家不绝，而“《史记》传者甚微”(17)。这表明“断代为史”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而会通之史则不能与之比肩。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也是一位“断代为史”的支持者，他在《史通·六家》篇尖锐地批评了“《史记》家”，认为“《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此其为体之失者也”。这是批评《史记》记事“零乱”。又说：“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这是说《史记》多采用前人撰述。又说：“况《通史》已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这是批评梁武帝时史学家所撰《通史》不具特色而缺乏魅力。刘知幾进而做出这样的结论：通史一类的著作，“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史记》家”几乎毫无可取之处了。不过《史通·二体》篇在分析纪传、编年二体各自的长短时，因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固不能不论及《史记》的“长”与“短”。刘知幾说：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此其所以为短也。(18)
饶有兴味的是，这里所说的“此其所以为长”，同《六家》篇对《史记》的批评并不一致；而所谓“长”者种种，皆指其“体”而非指其“通”。而这里所说的“此其所以为短”，往往又是跟上文所说的“疆宇辽阔，年月遐长”或此处所说“编次同类，不求年月”相关联，即与其作为通史分不开。刘知幾的这些看法和评论存在明显的相互抵牾之处，他对于《史记》作为通史的长处和价值，不如对班彪、班固父子的评论来得慷慨。
刘知幾对《汉书》是极力推崇的。他认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如《尚书》记周事，却仅仅写到秦穆公助周平王东迁；《春秋》述鲁史旧文，止于哀公；《竹书纪年》写到魏亡，《史记》只论及汉初。在刘知幾看来，以上诸史皆非断限整齐之作。他在《史通·六家》篇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刘知幾对《史记》的批评也罢，还是他对《汉书》的推崇也罢，都着眼于“史法”，即着眼于它们的形式和内容，而很少涉及它们作者的撰述之旨。至于说“学者寻讨，易为其功”，也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上。
刘知幾对“包举一代”之史的推崇，除史学的原因外，还有社会的原因，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对皇朝史撰述的重视。而作为“正史”的皇朝史，“作者尤广”，以致“一代之史，至数十家”。(19) 这种情况表明，断代为史的产生和发展，是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其必然性的。从这一点来看，刘知幾对断代为史的肯定，自有其史学的和社会的合理性。刘知幾在这个问题上的评论不足之处，是过分夸大了这种合理性，从而排斥了通史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以致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20) 范围之内。这个见解，限制了刘知幾对未来史学发展的积极设想。
在刘知幾以后，大致从中唐时期起，通史撰述呈复兴的趋势，出现了编年体、纪传体、传记体、典制体等多种体裁的通史著作。(21) 著名的典制体通史《通典》，就是这个时期问世的。北宋又有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巨制的产生，影响之大，不在《史记》、《汉书》之下。于是，史学家对通史之作也就有可能提出新的理论上的认识。南宋史学家郑樵撰纪传体通史《通志》，其《总序》是一篇阐释“会通之义”的宏文。此后，元初马端临又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史书体裁的不同，对《通典》和《资治通鉴》做了精辟的评价，其主旨亦在于“会通”。从一定的意义上看，马端临是把自杜佑《通典》以来各种体裁的通史著作在理论上作了总结的史学家。而《通典》、《资治通鉴》、《通志》和《文献通考》在推动中国历史编纂走向新的重大发展中，都显示出自身的成就和特点，突出地反映了史学家们重视历史的联系，以及对于社会历史内容的抉择及其表现形式。
二
唐代史家杜佑（735～812）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撰成《通典》200卷，并上奏朝廷。从内容和断限上看，《通典》是一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按照杜佑的说法，它以“法制”为内容，而其源则来自《周礼》。杜佑在《上通典表》中写道：
臣闻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其次立功，遂行当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由是往哲递相祖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臣本以门资，幼登官序，仕非游艺，才不逮人，徒怀自强，颇玩坟籍。虽履历叨幸，或职剧务殷，窃惜光阴，未尝轻废。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未原其始，莫畅其终。尚赖周氏典礼，秦皇荡灭不尽，纵有繁杂，且用准绳。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自顷缵修，年逾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辞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乖疏，固不足发挥大猷，但竭愚尽虑而已。书凡九门，计贰百卷，不敢不县上献，庶明鄙志所之，尘渎圣聪，兢惶无措。(22)
杜佑的这一篇表文，至少表明了他的以下几点重要见解：第一，指出了以往的著论存在“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的缺陷，反映了他的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第二，指出了《通典》的通史性质，即“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第三，指出了“法制”的具体内涵，那就是合乎规范的典章制度，而其内容则源于《周礼》并有所扩大。这是概括了《通典》的撰述宗旨、体例、内容和现实价值。《旧唐书》作者评价《通典》说：“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23) 这里一连用了两个“大”字，足见其会通历代“礼乐刑政”之旨趣与社会影响的力度。
杜佑从“法制”、“礼乐刑政”制度层面来思考和规划历史撰述的内容，反映了他的独到见解，即从“法制”的演变中揭示“政经”之理。那么，他说的“法制”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这些具体内容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杜佑在《通典》自序中写道：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24)，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25)
杜佑的这篇序文，用大手笔清晰地勾画出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理道”的逻辑思路和实施的具体步骤是：从重视“教化”出发而达到“致治”的目的，应首先以“食货”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选举制度、职官制度、礼乐制度、兵刑措施。礼、乐、兵、刑是国家的几个重要职能，州郡、边防是这些职能在地域上的具体实施。根据这个认识，杜佑从内容编次上规定了其逻辑体系，即首先论述经济制度，然后依次论述选举、职官、礼、乐制度，以及用兵之道和刑罚设施，最后论述地方政权的建置和边防的重要。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食货是经济基础；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是讲上层建筑。其中礼、乐的核心是阐述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既是上层建筑，又是意识形态，是“教化”的主要内容，与兵、刑相辅而行，此即所谓“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据此，以今意释之，大致可以认为：《通典》的内容和编次，是把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依次都论述到了。
应当强调的是，杜佑把食货置于《通典》各门之首，然后分别论述上层建筑的一些重要方面，这一认识和表述历史的方法，可以说是反映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他的这一认识和表述历史的理论根据来自《易》、《尚书·洪范》、《管子》和孔子的有关言论。这些言论前人也曾征引过，杜佑的高明之处是把它们汇集起来作为首先必须重视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根据，这是他继承前人而又超出前人的地方。同时，它又是现实社会的必然产物，是当时时代要求的反映。自“安史之乱”后，整顿经济和改善财政是人们关注的大事。在肃、代、德、顺、宪、穆、敬、文、武等朝的八九十年间，探索社会经济问题的学者相继于世。比杜佑略早或大体同时的有刘晏、杨炎、陆贽、齐抗，比杜佑稍晚的有韩愈、李翱、白居易、杨于陵、李珏等。(26) 其间，一些经济改革活动的进行和经济思想的提出，都是当时现实社会的产物。“以食货为之首”所包含的丰富思想，正是一个卓越的史学家在历史著作中回答了现实社会所提出的问题。《食货典》共12卷，依次叙述土地制度、乡村基层组织、赋税制度、户口盛衰，以及货币流通、交通运输、工商业和价格关系。杜佑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这种逻辑认识，在他以前的史学家中并不多见。
《通典·食货典》以下各门所叙内容，也反映出杜佑对政治结构和国家职能的认识。诚如范文澜所说：“《通典》的精华是‘理道’的‘要诀’。”(27) 在杜佑看来，其余的八门中，职官是最重要的。所谓“行教化在乎设职官”，就是着重强调这一点。“选举”是为了保证职官的素质，“礼乐”是职官的教化职能，“兵刑”是职官的暴力职能，此即所谓“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这里，显然有三个层次，一是选举、职官，二是礼、乐、兵、刑，三是州郡、边防，而作为国家人格化的职官居于核心地位。这清楚地表明了杜佑对国家政治结构及其职能的认识。这种逻辑认识，在他以前的史学家中也是没有先例的。
总之，杜佑对国家职能的认识，不论其自觉程度如何，这反映了他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之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他之所以能够获得超出前人的成就，从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经过将近一千年的发展已臻于完备，史学家有可能进行系统的总结。此外，前人的思想资料、时代要求的启迪、他本人的学识和器局，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三
在《通典》问世后的第283年，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宋代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完成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294卷，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司马光的合作者刘恕、范祖禹、刘攽，皆极当世史家人才之选。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以示“周虽未灭，王制尽矣”，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以衔本朝国史，记述了其间1362年史事。其《目录》30卷，“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考异》30卷，“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28) 《目录》相当于大事编年，《考异》是说明文献取舍之故，与本书相辅而行。编年体史书，发端于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汉以后以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最为知名，是编年体皇朝史的佳作。《资治通鉴》的产生，是中国编年体史书长期发展的结果，清人章学诚说：“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29) 这一概括来看，《资治通鉴》在历史编纂上一方面把两汉以来历代纪传体史书的内容综合起来，并使分散于纪、传中的同一史事得以按时间顺序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又总括了《汉纪》、《后汉纪》等编年体皇朝史的内容。《资治通鉴》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它所记千余年史事，连贯而丰富，无愧是中国史学上编年体史书的总结性成果。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约略兼及社会经济、文化和各方面的代表性历史人物。全书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为叙述的中心。这与杜佑《通典》以典章制度为叙述的中心有明显的不同。司马光自述本书的内容及主旨是，“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从而达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的目的。(30) 可见，司马光是把国家的盛衰、政治的得失、统治人物的政策和行为的善恶、生民的休戚等政治大事，作为《资治通鉴》的主要内容。兵力的强弱、用兵的韬略、战事的胜败，都与国家的盛衰相关，这也是《资治通鉴》着力记载的。对各个时期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它也有丰富的记述。《资治通鉴》对历代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各阶层众多的历史人物等，都没有作为重点来记述。这固然是本书作者的旨趣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本书的体裁所决定的。清代史家王夫之在阐释“资”“治”“通”“鉴”的含义时，一方面强调《资治通鉴》重在讲“资治”，另一方面他对“治之所资”或“为治之资”的认识是十分广泛的，其中不乏辩证认识的因素。在他看来，《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31) 读史者从史书中汲取的启示和教益，有时会超出作史者的初衷而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正是史学的魅力之一。
《资治通鉴》的价值，突出地反映在它的思想价值、文献价值和对当时及后世历史撰述的影响等方面。《资治通鉴》的思想价值主要在于，它以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政治统治的存在、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换言之，《资治通鉴》证明了史学对于政治统治的极其重要性。这集中表现在司马光所说的“鉴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句话上。在中国史学史上，这种知古察今、以史为鉴的思想由来已久。《资治通鉴》在这方面之所以能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事实，以及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所谓“十六代”的漫长历史过程，而涉及的皇朝的兴衰得失则更多。在这一点上，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以往的任何一部史书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另一个原因是，司马光既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32)、又有一种强烈的以史学“资治”的撰述热情，所以在纷繁的史事中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写入本书，从而鲜明地反映出本书的社会目的。宋神宗赐以“资治通鉴”为名，正是恰当地道出了它的社会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司马光把自己从而也把读者摆到各种各样的历史环境里去思考，去抉择，使历史和现实得以相互呼应起来。他说的“前世之兴衰”，这是史书上可以写得出来的；他说的“鉴”，有的可以写得出来，如“臣光曰”或援引前代史论，有的就无法写出来，而是通过读史的人去思考、去认识才能实现的。至于“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基本上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了；确切地说，这是通过认识历史问题从而更好地认识现实问题。所谓“考”，所谓“嘉”、“矜”、“取”、“舍”，都是对作者和读者提出来的。尤其应当强调的是，司马光的这种撰述思想和他在表述上的艺术性成就，使《资治通鉴》具有特殊的魅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资治通鉴》的价值，还在于它对当时和后世历史编纂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等等，诸家蜂起，蔚然大观，形成为《通鉴》之学。宋人刘恕的《通鉴外纪》、金履祥的《通鉴前编》、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史炤的《资治通鉴释文》、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人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各有特点，而“《通鉴》学”的发展，一直延续至近代。(33)
《资治通鉴》初名《通志》，后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乃以此名传世。其后南宋史家郑樵则以所撰《通志》一书，在中国史学上建立了丰碑。
四
南宋史学家郑樵撰《通志》200卷，其《总序》是一篇阐发会通思想对于历史编纂之重要性的宏文。序文从“百川异趋，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说到“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认为，孔子和司马迁是最深谙“会通之义”的史家。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迁“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是从空间上同时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古今之变”，是从时间上亦即历史进程上着眼的。他论司马迁，也是强调了这两个方面。通观《通志·总序》全文，郑樵所谓“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一是重古今“相因之义”，揭示历史的联系；一是重古今损益、“古今之变”，揭示历史的变化。因此，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又说：“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34) 郑樵把司马迁同孔子联系起来阐述“会通之义”，一方面说明他对司马迁继孔子之志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的继司马迁撰写通史的著述旨趣。(35)
郑樵所谓“会通之义”的含义，从对司马迁的称道和对班固的批评中，可以归结为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这两句话。他进而指出，史家倘若背离“会通之义”，那么，在历史撰述上就会出现“烦文”、“断绠”、曲笔即“伤风败义”等弊病。郑樵对“会通之义”的阐释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对班固“断代为史”的批评，不免失之过当。诚然，“会通”是重要的，它反映出史家宽阔、辽远的视野，反映出史家对于历史的“相因之义”、“古今之变”的探求和认识，以便更有效地“彰往而知来”，发挥史学的社会作用。但是，不能因此而全然否定断代为史的价值、作用及其自身的合理性。刘知幾对通史的批评，郑樵对断代的否定，是在对待会通与断代问题上的两种片面性的突出反映。
从历史思想和撰述旨趣及其表现形式做综合分析，会通与断代，是史学家观察历史、编纂史书的两种视野。通古今之变化固然是重要的，详一代之兴废也是很重要的。其中得失优劣，应做具体分析。从中国史学的全貌来看，“包举一代”的史书不乏杰出之作，而“会通之义”确是史学的优良传统。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两篇中，论述了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这是对“会通之义”的进一步总结。其《申郑》篇高度评价郑樵对“会通之义”的阐发和他所撰的《通志》一书，认为：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这里说的“千载而后”，是指马、班以后，在许多年中“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的情况下，郑樵一反“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的学风，探求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发扬通史家风。这是郑樵“有志乎求义”的卓识，也是章学诚“申郑”的真谛。
《通志》的主要贡献在于由前史之书志发展而来的“二十略”。诚如其《总序》所说：
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余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
郑樵把前史之纪传视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把前史之诸志视为“浮言”，均非允当之评，但他对“二十略”的自许，似并不过分。其“二十略”之名目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谥、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总序》称：“氏族”以下至“昆虫草木”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汉、唐诸儒议论”，亦过于夸大。其中天文、地理、器服、乐、艺文、灾祥等，前史诸志各有涉及。尽管如此，其“二十略”中有近半数实为郑樵所创，其中也包括受前人思想的启发，如氏族、都邑当受刘知幾《史通·书志》篇的启发，而金石当是受到欧阳修、赵明诚之《集古录》、《金石录》的影响，这是学术文化演进中的继承、发展关系，也是有作为的学人“总天下之大学术”的必由之路。“二十略”把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从典籍扩展到实物，把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从制度扩展到氏族家庭，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天文、地理扩展到草木昆虫，以及把文字之学、音韵之学、校雠之学等纳入志书，对推动关于典籍和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凡此，都反映了郑樵的渊博知识和创新精神，对中国历史编纂思想和编纂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郑樵的会通思想主要是在阐发和继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传统，并因为《通志》也是纪传体史书的话，那么从历史撰述内容着眼，分别对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会通旨趣做出分析和评论，则是马端临所完成的，因为他的《文献通考》是典制体史书，以及他把典制体同编年体做了比较并从中概括了历史编纂方面的理论。可以认为，马端临以《文献通考》这一巨著和他对《通典》、《资治通鉴》的精辟评论，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五
《通典》面世后四百余年、《资治通鉴》面世后二百余年，元初马端临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撰成《文献通考》348卷。马端临在此书的序言中对《通典》、《资治通鉴》二书，做了极好的比较和评论。他评论《资治通鉴》时这样写道：
《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36)
与此相对应的是，马端临对《通典》做了这样的评论：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37)
在马端临看来，司马迁《史记》在内容上包含了“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个方面的内容，而《通典》和《资治通鉴》正是分别继承、发展了《史记》的这两个方面的撰述内容，并分别给予很高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的评论提出了三个历史编纂上的理论问题：
第一，史书体裁和史书内容的一致性。他认为，《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并非司马光“之智有所不逮”，而是因为“简编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这就是说，一定的史书体裁所承载的历史内容，本有其必然的规定性。
第二，时代不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繁简有异，这必然影响到历史撰述内容的详略不同。他称赞《通典》“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同时又指出它“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这是因为“时有古今，述有详略”的缘故。他举田赋、土贡等社会生活的实际为例，说明后出之书，定当详于前出之书，这实际上是揭示了历史的进程决定了史书内容由略而详的规律。
第三，治乱兴衰，多由具体原因所致，它们之间是“不相因”的；而典章经制，代代沿袭，它们之间是“相因”的。在这个问题上，马端临所言与郑樵略有不同，从本质上看，治乱兴衰还是有共同之处可以探讨的；而典章制度在相因之中也必有相革之处。“相因”、“不相因”不应做简单的看待。(38)
我们要关注的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在历史编纂思想和历史编纂上的贡献与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史学在传承文明的作用方面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对历史编纂有高度的责任感；二是继承并发展了杜佑《通典》的体例和规模，反映了马端临谦逊求实的学风和学术创新精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序》中写道：
愚自早岁，盖有志于缀缉，顾百忧薰心，三余少暇，吹竽已涩，汲绠不修，岂复敢以斯文自诡。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白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
在这一段话中，讲到“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俱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实为智者之言。文中讲到《文献通考》与《通典》的继承、发展关系，入情入理，凸显出一位纯真而有高深造诣的史学家的形象。
此外，马端临对“文”与“献”的诠释，更加丰富了它们的内涵，是对历史文献学思想的重要发展。他在《文献通考·序》中这样写道：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
不难看出，马端临的这一番说法，一方面是发展了孔子关于“文献”的思想，丰富了“文”与“献”的内涵；一方面是继承了杜佑《通典》的体例和内容。因此，马端临的“会通”更加突出了文献之通，故以《文献通考》名书。
总之，马端临的史学批评思想和历史编纂思想及其成就，是对这一时期的会通思想与历史编纂的重大发展。
六
如本文开始所述，在郑樵撰《通志》与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之间，还有一部会通之作面世，即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据《资治通鉴》的内容，改编年以纪事为中心而详事之本末，区分事目凡239篇，因事命篇，详其始末原委，上限起于“三家分晋”，下限止于“世宗征淮南”，是一部以事件为中心的通史，是纪传体、典制体、编年体三种体裁通史之后的又一种新的通史体裁。
袁枢创造出来的这种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通史撰述，受到时人杨万里的高度赞扬。杨万里和袁枢曾同在太学任职，故自谓与袁枢“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对袁枢有深入的了解和深厚的友谊，他为《通鉴纪事本末》作序，当是情理中事。杨万里的《通鉴纪事本末叙》首先概括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他写道：
子袁子因出书一编，盖《通鉴》之本末也。予读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迩。其于治乱存亡，盖治之源，医之方也。(39)
杨万里认为，这种突出事件“本末”的史书之特点和功能，是在记述某事起始之后，便可揭示它的终了；在某事真相显露之前，便可看出它的微妙的作用或意义。在表述上做到了显隐相济，详略有序，巨细和谐，远近照应。在“治乱存亡”方面，有致治、避乱的借鉴作用。
当然，史官、史家在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中重视事件本末的意识和表述，起源甚早，如《尚书》、《左传》即包含纪事之本末的萌芽，司马迁《报任安书》、唐人皇甫《编年纪传论》等文中亦有关于事之“本末”的提法，这都说明不论是历史记载还是历史撰述，对于表述事件本末原委的意识或隐或显，始终都存在着、发展着。袁枢的重要贡献，一则是撰写了以事件为中心的专书；再则是他所依据的资料都出于《资治通鉴》这一名作，使《资治通鉴》与《通鉴纪事本末》相得益彰；三是激发了后世史家撰写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热情，从而使纪事本末体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又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尽管杨万里不是史学家，但他从阅读《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中，还是深切地感受到它们之间的差别以及存在这种差别的原因。他在序文中继续写道：
予每读《通鉴》之书，见事之肇于斯，则惜其事之不竟于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盖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40)
他说的“事以年隔，年以事析”、“编年系日，其体然也”，不仅表明了他对编年体史书特点的认识，而且表明了他对这一特点的理解。如果全面地来看待杨万里序文所传达的信息的话，是否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资治通鉴》使读史者以宏观的视野冷静地梳理在同一时间所发生的史事，从而给人以历史的理性；而《通鉴纪事本末》则使读史者以具体的观察投入到某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之中，从而给人以历史的激情，“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这生动地反映出以事之本末为表述形式的史书，具有吸引人阅读的魅力。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更是进而从理论上阐述了《通鉴纪事本末》在历史编纂上的价值。他在讲到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即“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时指出：
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41)
他说的“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这几句话，是把“会通”思想升华到极致了。其实，章学诚的这一段评论多少是有自相抵牾之处的：他一方面高度赞扬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优长之处，一面又说“袁氏初无此意”云云，并引“历代著录诸家”以“杂史”视之为据，接着又说“即其成法，沉思冥索”云云，观其前后说法不甚吻合，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还是受到此书“自属纂录之家”这一看法的影响。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似应对袁枢的“史法”和“史意”做统一的看待和评价，才更符合实际。(42)
综上，从中唐到元初，中国古代史学上的“会通”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又因史家之“会通”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或会通历代典制与群士论议，或会通国家盛衰与生民休戚之缘由，或会通天下之学术及其门类，或会通事件之本末、文献之演变等等，从而在历史编纂上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产生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巨著，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史家关于认识史学之理论成就与历史编纂之具体成就的突出表现。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几种通史都各有多种续作，共同形成中国史学上浩瀚恢宏的史学气象。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突出的优点和特点。
注释：
① 《周易·系辞上》，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7页。
②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参见周振甫注释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4页。
③ 许凌云：《试论“通史家风”》，《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④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20～722页。
⑤ 瞿林东：《会通与断代——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文史知识1991年第7期；《时有古今 述有体要——史学批评与知人论世》，《文史知识》1992年第3期。以上二文，收入《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6～84、136～148页。
⑥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235页。
⑦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229页。
⑧ 参见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333页；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460页；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322页。
⑨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3册，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00页。
⑩ 吴怀祺：《郑樵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1) 李昭恂：《试论郑樵的“会通”思想》，《史学集刊》1986年第1期。
(12) 胡巧丽：《论马端临史学的会通思想及其价值》，《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13) 唐兆梅：《略论宋代史学家的“会通”思想》，《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2期。
(14) 谢贵安：《会通思想及其历史回声》，《船山学刊》1997年第1期。
(15) 《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16)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3页。按：章学诚所论，涉及杜佑《通典》、裴潾《太和通选》、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不曾提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马端临《文献通考》，或因前者出于《通鉴》，后者继承《通典》的缘故。若考虑到马端临所论，其“史义”自当受到重视。
(17)(19) 《隋书·经籍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57页。
(18)(20) 刘知幾：《史通·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8、29页。
(21) 参见瞿林东《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见《唐代史家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如纪传体通史有韩琬的《续史记》130卷、高峻的《高氏小史》120卷，编年体通史有姚康的《统史》300卷，都是重要著作，已佚。
(22)(23) 《旧唐书·杜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83页。
(24) 《通典》初撰时，兵、刑合为一门，全书称为八门；定稿进呈时，兵、刑各为一门，全书称为九门。
(25) 杜佑：《通典·自序》，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页。
(26) 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页。
(27)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63页。
(28)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资治通鉴》卷末附，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607～9608页。
(29) 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3页。
(30)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第9608页。
(31)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14页。
(32) 瞿林东：《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
(33) 参见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第55～67页。
(34) 郑樵：《通志·总序》，见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
(35) 吴怀祺《郑樵评传》中有“会通修史，继承创新”一目，引《郑樵文集》卷三《上宰相书》云：“修史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36)(37)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38) 白寿彝师在《元代马端临进步的史学思想》一文中，开篇阐明“马端临对杜佑、郑樵史学传统的发展”，指出，“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反对神秘主义的五行说和反对违反据实记录的褒贬观点，马端临是和杜佑、郑樵一致的”，郑樵“继承了杜佑传统而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的，是马端临坚持客观态度的关于封建社会的素描”，“马端临继郑樵之后，大大发展了会通观点，《通典》、《通志》和《通考》都以‘通’字标其宗旨，而其间也有不同的看法”。（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4～802页）这是从历史观、社会观、史学观几个方面阐述了马端临对杜佑、郑樵思想的发展，对研究三者异同有重要启示。
(39) 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见此书书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页。
(40) 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见此书书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页。
(41)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1～52页。
(42) 参见拙文：《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说说纪事本末体史书》，《书品》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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