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维新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新运动论文,英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70至80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强劲的变法维新思潮，甲午战后在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演变为维新运动。运动一开始，英国在华代理人即打出支持中国变法维新旗帜，抛出变法方案，积极拉拢维新派，有的甚至直接参加维新派组织。戊戌变法失败，英国竭尽全力拯救光绪和维新派。从现象看，似乎英国也支持和赞助维新运动。其实，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同英国人炮制的变法方案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旨在拯救中国，使贫弱的中国走上独立富强道路；后者则图谋引导维新运动沿着有利于英国对华侵略的方向发展，通过“变法”增强亲英派政治力量，遏制沙俄在华扩张势力，逐步改造清政权，使其成为英国统治中国的工具。维新运动期间，英国在华代理人李提摩太之流的各种政治活动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一
1869年，李提摩太由英国教会派遣来华传教，1870年至中国。这个自称不想做官的上帝使者对中国政治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结交权贵，鼓吹变法，同李鸿章、张之洞过从甚密，很受李鸿章器重和赏识。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清军战败，日军侵入东北，清王朝处境艰危，1895年初，李提摩太乘机向清政府提出改革方案，内容是：“第一，订立华英相助约章，英国许保护中国，不致再失地。若英异日与他国失和，中国亦许助英。第二，中国整顿水师、军务、学校、赋税并一切文事武备，中国与英国同心商改、务俾尽善，英亦遴荐妥干人员，供中国用。至中国欲增请他国人员，以集思广益，亦无不可。第三，中国允英国在各省筑铁路，开五金矿、煤矿，立工作厂，二十年后，悉准中国按公平之价购回自用。第四，中国允凡有益于通商者，如增开口岸，整顿税厘之类，与英商议，乐为推广。惟于中国岁入之款，必不致损。以上四条举其大要，如以为可行，当请会同总署，速与英使熟商，以期其成”（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4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从上述方案看，李提摩太试图以英国保证中国不再丧失土地为条件，换取清廷给予英国整顿和管理中国陆海军、财政、文教等大权，允许英国在中国各省兴办和经营铁路、矿山和工厂，同时增开口岸，整顿税厘，为英国对华销售商品，获取原材料提供优惠条件。总之，该方案的实质是使中国沦为英国的保护国。李提摩太竟然将这个灭亡中国的方案称为拯救中国的“妙法”。他还往南京面见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兜售其“妙法”。李提摩太在同张之洞的谈话中指责清廷“拘于积习旧法，惮于变法”（注：张之洞：《致总署天津李中堂》、《张文襄公全集》卷77、“电奏”5，第14-1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声称如实施他的变法方案，则中国“可致富强”（注：张之洞：《致总署天津李中堂》、《张文襄公全集》卷77、“电奏”5，第14-1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张之洞致电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主张中英两国就李提摩太的方案进行商谈，他说若英国答允“以势胁倭，使其和平罢兵，不索地，不索重费，则我酌量许以利益亦无不可”（注：张之洞：《致总署天津李中堂》、《张文襄公全集》卷77、“电奏”5，第14-1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清廷并未采纳李提摩太的方案。此时，英国正积极推行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不可能站在中国的一边，同中国结盟，干预中日谈判，李提摩太的阴谋未能得逞。
为适应英国侵华需要，李提摩太将他的变法方案作了部份修改，以《新政策》为题在《万国公报》发表。李提摩太在文章中论述了清政府当前应办的9件事，主要是聘请两位西人办理外交，同列强签订友好条约，保持和局；设立新政部，任命8名官员领导这一机构，8人中华官与西人各一半，4名西人应从英、美两国聘请，因为“两国皆无忮心，皆不好战，最宜襄助中朝”。新政部的任务是办理各项新政。聘请西人兴办铁路，管理中国筹款借款，兴办国家日报，由英美人士管理报社，主持笔政，请英美两国人士随时晋见皇帝，条陈西国各事（注：李提摩太：《新政策》，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239-2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提摩太的《新政策》同1895年初他抛出的改革方案比较，实质一样，即沦中国为英国的附庸国。两者主要区别是《新政策》的措词委婉含蓄，英国无须冒任何风险，采用和平方式，逐步使中国成为英国的仆从国，用他的话来说则是“期以廿年……中西之行迹可以化。”（注：李提摩太：《新政策》，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239-2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中提出的变法纲领及其同情变法的言论，有助于争取维新派，控制维新运动，符合英国对华政策所遵循的目的，受到英国政府重视和支持。
1895年的“公车上书”标志着维新派已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守旧派同维新派的斗争逐渐尖锐。赫德敏锐地看出两派斗争背后潜伏着光绪与西太后的权力之争，1895年12月8日，他在给金登干的一封密信中指出在清廷官僚中一部份人以光绪皇帝为后盾，另一部份人则以西太后为靠山，彼此倾轧，目前，一部份人仿佛正将另一部份人“逼上绝境”，如果“发生政变，我不会感到惊讶”（注：J.K.Fairbank and others eds.:The I.G.in peking,letters of Robert Hart,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Vol.2,第1044页，Harv-ard universit ypress,1975年。）。英国将赌注押在以光绪为首的维新派一边。
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天真地认为英国会真心诚意赞助中国变法，帮助光绪摆脱西太后控制，掌握实权。康广仁称颂英国为“救人之国”，会拯救中国（注：康广仁：《联英策》，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93页。）。唐才常倡议同英、日结盟，变法自强。这些天真幼稚的幻想对英国拉拢维新派，控制维新运动十分有利。
1895年10月，李提摩太在北京会见康有力，并加入维新派的组织——强学会，继续宣传他的变法主张，包括维新派在内的不少文人学士“聆其议论，靡不倾倒”（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86页。）。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也表示要向强学会捐赠图书。康有为推荐他的学生梁启超担任李提靡太的中文秘书。强学会出版的机关刊《中外纪闻》大量转载李提摩太等人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1895年秋，李提摩太曾拜访帝党主要人物翁同龢，宣传他的变法纲领，给翁同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所翻译出版的英国马恳西著《泰西新史揽要》，成功地通过光绪的师傅孙家鼐送到了光绪面前，颇得好评。从此，李提摩太声誉鹊起，成为中国政坛风云人物。欧格讷同李提摩太紧密配合，努力从事联络维新派的工作。据李提摩太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一书中说：“维新党得到英国公使很大的鼓励”（注：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555页。）。1895年11月，欧格讷离任回国，行前，他敦促恭亲王奕从速实行新政，并嘱咐翁同龢说中国变法“须参用西人”（注：《翁文恭公日记》第34册，第94页，192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欧格讷讲的“西人”主要指英国人。清王朝多次聘请李提摩太担任同文馆负责人或至官书局任职，均被其谢绝，原因是他嫌官卑权小，难以达到控制中国新政的目的。
二
1898年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划分势力范围狂潮。4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维新运动再次蓬勃兴起。英国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极为关注，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说：“中国和土耳其这两个帝国太弱，以致在所有重大问题上，他们常常以外国列强的意见作为指导”（注：William L.Langer:The diplomacy of inperialism,1890-1902,Second Edition,P,468,New York,1951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宣称英国对华贸易占中国整个对外贸易总额80%（注：William L.Langer:The diplo-macy of inperialism,1890-1902,Second Edition,P,464,New York,1951年。），英国理应在指导中国内政和外交的改革方面拥有优先发言权。英国工商业资本家的组织中国协会致函索尔兹伯理，明确主张英国应承担引导中国走上改革道路的责任，该信说中国的改革不仅包括税收管理和财政，而且还必须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改组，在这个总的中国改组中，必须“不顾一切危险，把与占优势的英国利益相称的控制手段保持在英国手中”（注：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23,第131页，Irish university press,Shannon Ireland,1971年。）。中国协会这里说的“控制手段”指中国的财政和军队，他们相信只要英国能操纵中国的财权和军权，即可控制清政府，确立英国在华的统治地位。因此，英国当政者始终重视中国财政和军队改革。19世纪末中国海关年收入已达2千余万银两（注：1895年中国海关收入为21385389海关两；1896年，22579366海关两；1897年，22742104海关两；1898年，22503397海关两。见H.Cordier: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Tome 1,第162页，Paris,1901年。），约占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1898年2月，英国强迫清政府声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继续由英国人担任。1896与1898年的两次英德借款合同均载明借款以海关收入作担保，掌握了中国海关收入，也就基本上控制了中国财政。英国侵略者并未感到满足，在1898年的第二次英德借款合同中还加上清政府每年500万两银子的货厘和盐厘收入作为借款担保，从而使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取得厘金的征收与管理权。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兴高采烈地说此事应视为“改革财政的开端”，将来他的管理范围还会扩大（注：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第3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英国绝不容许清廷的财税改革触犯英国在华权益。1858年英国通过《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将中国进口关税定为值百抽五，按银两征收。当时1英镑值3海关两，19世纪末，随着银价下跌，镑价上升，1英镑值7海关两，关税仍按银两支付，多数进口货已非按值交纳百分之五，而是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甲午中日战后，清廷财政困窘，拟对关税作适当调整，照镑价加税。1896年李鸿章访问英国期间，奉命就这一问题同英国政府进行磋商，索尔兹伯理始则说“俟修约届期再议”，继则以“商情不愿”（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671页。）为由，百般推托，尽力阻挠，使中国的关税改革无法实现。可见，英国只希望中国的改革有利于英国侵华，没有也不可能帮助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即图谋控制中国近代海军建设，1898年4月3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致电索尔兹伯理，建议派琅威理上尉重返中国，帮助组织并训练中国海军，次日，索尔兹伯理覆电说：“我们十分同情中国政府改革其陆海军的愿望”，并表示英国政府愿对中国的军队改革给予协助（注：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23,第79-80页。）。由于俄、日等国强烈反对，英国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活动再次受阻。
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英国密切注视中国政局发展。窦纳乐将“百日维新”中的重要诏令、人事变动等情况向英国政府作了详细汇报。6月15日，西太后强迫光绪下谕，以“渐露揽权狂悖情状”的罪名，将维新派主要支持者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回籍。西太后此举在英国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天津海关英籍税务司贺壁理在致《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的信件中说“15日的诏书构成了一次政变，”（注：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刘桂梁等译）上卷，第107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赫德惊呼“这可能表明了宫廷内的争吵，皇太后（慈禧）要废掉光绪皇帝”（注：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刘桂梁等译）上卷，第105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窦纳乐则持不同观点，他视翁同龢为反对革新和进步的保守派，并不认为翁被放逐同西太后策划政变阴谋有关。在窦纳乐之流看来中国国内政局正朝有利于英国方向发展。沙俄强租旅大彻底暴露了它吞并东北的野心。光绪斥责李鸿章联俄误国，维新派主张联英抗俄，洋务派头面人物张之洞与刘坤一也发出联合英日的呼声，甚至李鸿章的心腹盛宣怀亦高唱“外交须联英、日、美”（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盛宣怀未刊信稿》第7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他们主张同英、日结盟抵制沙俄侵略，这无异“前门拒虎，后门迎狼”。英国利用维新运动中出现的这股联英抗俄政治思潮，加紧在华争夺势力范围，先后强迫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与《订租威海卫专条》。7月末，英国政府指示窦纳乐向总理衙门表示英国愿支持中国反对任何大国的侵华活动，中国则允准英国臣民在华建筑任何铁路，帮助修路或承办类似公共工程（注：Sun Zen E-tu:Chinese Railways and British interests,1898-1911。P,37,New york,1954年。）。紧接着，窦纳乐又奉命向清政府勒索5条铁路利权，以此证明中国愿同英国“和好”，这5条铁路是：天津至镇江；河南、山西两省至长江；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至杭州或展至宁波。英国调动军舰对清政府进行武力威胁，要求迅速答覆，清廷在英国武力威逼下，除天津至镇江铁路因需通过德国势力范围，不敢立即同意外，其余4条铁路全部应允。英国的疯狂侵华活动并未使光绪和维新派有所醒悟。9月7日，光?
谕令李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李被免职并非因他反对变法，而是由于他曾签订中俄密约，被公认为亲俄派，光绪在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华前夕将李鸿章逐出总署，意在为其推行联合英日抗俄的对外政策扫清道路。李鸿章被撤销总理衙门职务被视为英国对华外交的又一胜利，窦纳乐踌躇满志，离开北京，住进北戴河别墅，9月16日和17日，他在北戴河会晤英国驻华舰队司令西摩中将时说：“中国局势，一般说来似乎还平静，没有理由将英国军舰集中在北方水域或长江，也不需要舰队作特殊部署”（注：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23,第408页。）。窦纳乐并不知道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三
9月上旬，西太后已在加紧策划政变，后党与帝党的矛盾日趋尖锐，光绪预感皇位难保，要康有为等人速筹良策，设法相救，康有为及其门人走投无路，乃寄望于英国支持，向光绪推荐李提摩太为顾问大臣。李提摩太欣然接受此职，匆忙至京，继续向维新派鼓吹“今日危局，非联合英、美、日本，别无图存之策”（注：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光绪拟于9月23日召见李提摩太，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
沙俄对西太后上台执政，拍手称快，极为满意，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在给俄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指出：“慈禧太后不再对光绪皇帝的轻率嗜好袖手旁观，由于性格软弱与缺乏经验，他已落入利欲熏心的冒险家之手，”赞扬西太后“迅速而坚决地结束了康有为及其同伙主宰一切的局面，这些人正在将中国引向必然毁灭”（注：俄国对外政策档案，中国之部，第1978卷，第18页，转引自齐赫文斯基：《19世纪末中国维新运动与康有为》，1959年莫斯科俄文版第290页。）。英国侵略者则对西太后垂帘听政持敌视态度，他们认为“西太后的重新当政是一种退步，且对沙俄有利”（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528页。），叫嚷维新派的倒台不符合英国利益（注：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第130页。）。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电告李鸿章说英国报刊对“慈宫及中堂辄加诋谤”（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第854页。）。代理香港总督布莱克在给英国殖民部大臣张伯伦的报告中说：“如果光绪皇帝聪明而坚定地实施其计划，如果他在采取行动前召集忠于他的一个团的士兵至宫廷，我毫不怀疑，他就可以对西太后抢先下手，转败为胜。”（注：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23,第388页。）英、俄对戊戌政变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反映出这次政变具有英俄在华争夺霸权的色彩。
窦纳乐在北戴河获知北京政变的消息，深感意外。他一面通过英国驻牛庄领事通知西摩迅速率舰队至天津大沽，一面匆匆返回北京。窦纳乐至京后，北京政局仍然十分混乱；西太后已垂帘听政，正大肆搜捕维新党人，光绪生死不明；康有为虽逃离北京到了天津，但并未完全脱险，西太后已下令通缉他。英国一向视维新派为亲英派，认为维新派是一支阻止沙俄在华扩张势力的重要力量，不希望看到以西太后为首的亲俄势力将维新派一网打尽，何况，维新派在青年官吏与文人中尚拥有大量信徒，在英国看来仍有利用价值。9月24日，英国在华喉舌字林西报周刊在一篇评论北京政变的文章中说：“当我们接到皇帝被废与太后重新听政的消息时，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又是窦纳乐爵士与巴甫洛夫(M.Pavloff)侯爵的北京棋局中的另一个新动作。窦纳乐爵士的前一个动作是李鸿章的罢免，而巴甫洛夫侯爵的答覆则为光绪的废黜，太后及其亲信李鸿章的重新执政。”（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480页。）文章呼吁对正在被当局缉捕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提供保护。英国驻华外交使节为营救光绪皇帝、维新派以及其他著名帝党人物进行了紧张繁忙活动。
9月21日，康有为从天津搭乘英国太古公司轮船“重庆号”去上海。23日，上海道台蔡钧收到逮捕康有为的电报及其像片，蔡钧当即通知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璧利南(Brenan)，请求英国配合上海当局捕捉康有为。适于此时，璧利南也收到李提摩太要他营救康有为的电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利用上海官方提供的情报和康有为的像片，迅速制定出拯救康有为的周密计划。他们打听到“重庆号”轮船将于9月24日至上海，停靠法租界码头，英国领事馆很难对康有为采取保护措施，为防止康有为落入清吏之后，9月24日晨，璧利南派英人濮兰德持康有为像片乘船往吴淞口外拦截“重庆号”，康有为被送进璧利南派来的大英轮船公司汽船“巴拉阿拉特”(Balaarat)号，由英国公使馆官员柯克伯伦(Cockbu-rn)陪同，在英国军舰护卫下，安全脱险，抵达香港。代理港督布莱克对康有为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让他暂时住进香港警察营房，以防清政府派人暗杀。
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也被清政府逮捕。此人一贯主张联英，颇获光绪信任，康有为私下称张荫桓是“皇上的人”（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356页。）。清廷加诸于他的罪名是“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487页。），面临被处决的危险。窦纳乐竭力救援，他就张荫桓被捕处死一事，向清政府提出抗议。窦纳乐声称1897年张荫桓曾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庆典，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处决张荫桓将引起严重后果。他也向李鸿章去信，请其尽力阻止清廷杀害张荫桓。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电覆窦纳乐支持他营救张荫桓的行动（注：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23,第410页。）。由于英国干预，张荫桓免于处死，改为流放新疆。英国驻华使馆参赞格维纳、《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还曾秘密策划在张荫桓流放新疆途中，将其劫持至英国使馆加以保护。窦纳乐觉得上述计划过于冒险，张荫桓本人在获此消息后也表示反对，该计划才未付诸实行。
维新派黄遵宪在上海被捕，两江总督刘坤一拟派兵将其押送进京治罪，英国驻华使节出面干涉，扬言“如中国政府欲将黄遵宪不问其所得何罪，必治以死，则我国必出力救援，以免其不测之祸”（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第326页。），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释放黄遵宪。
英国对光绪的生死安危尤为关心。政变之初，西太后一伙确有谋害光绪的意图。上海道蔡钧曾于9月23日通知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璧利南说：“皇帝已死”（注：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23.第415页。）。光绪死亡的消息很快在上海和天津外籍人士中广为传播。窦纳乐看出后党制造并散播光绪已死的消息，旨在试探列强的态度。他向总理衙门提出严重警告说：如果光绪在这个紧要关头死去，“将会在西方国家中产生一种对中国极为灾难性的后果”（注：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卷23.第415页。）。清廷否认光绪去世的消息，宣称光绪患病，窦纳乐则要求派外国医生进宫为光绪看病，由于英国坚持，清廷被迫让一名法国医生进宫诊视光绪病情，法国医生向外界公布的诊断结果是“血脉皆治，无病也”（注：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1页。）。戳穿了后党的阴谋，对制止后党谋害光绪起了一定作用。
9月30日，英国公使馆官员摩尔迪摩尔(Mortimore)和一名英国妇女从车站返回英使馆途中，在北京城南遭到一伙人袭击。窦纳乐遂将这一事件的发生归因于清廷严厉镇压维新派，不信任同外国人有交往的任何中国官员，仇视外人，以致激起中国人的排外情绪，他以保护英国使馆为由，通知西摩派军至天津和北京，并向总理衙门递交抗议照会，要求立即采取措施，维护秩序。10月3日，总理衙门覆照英国公使馆说，有七名参加袭击外国人的肇事者已被捕获，受到杖责，在出事地点带枷示众一月（注：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Vol.23,第411页。）。次日，总理衙门召见窦内乐，保证采取措施，防止袭击外国人的事件再次发生，要求他取消派遣卫队进京的决定。10月6日，窦纳乐向庆亲王奕劻等人明确表示，派遣卫队进京保护使馆是外国公使团一致决定，英国不能违背这一决定。9月末盛宣怀即致电张之洞说：“英虑俄为所欲为，颇想先发，深宫似不可再有举动，以防彼族干预内政”（注：盛宣怀：《愚斋存稿》卷33，电报10，第6-7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清廷不少官僚担心英国派军进京会武装干涉西太后执政。一时，清廷与英国的关系颇为紧张。但双方均不准备走得太远。英国在华拥有重大政治经济利益，鉴于西太后已牢牢掌握政权，英国需要依靠以西太后为首的中国封建势力，维护并扩大其在华权益；西太后刚刚发动政变，上台执政，亦需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支持，两者均有缓和矛盾改善关系的愿望。10月10日，清廷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胡燏棻同英国中英公司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英国在中国东北获得重大铁路利权。11月，清廷命李鸿章查办山东河工，特别指示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请求英国政府派工程师来华协助李鸿章治理黄河水患，后党向英国发出“友好”信息，赢得了英国当政者的欢心，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亲自过问清政府聘请英国工程师一事，推荐英国福公司的工程师格拉斯(Glass)协助李鸿章办理山东河务，对后党的“友好”姿态作出积极回应。1898年12月，当北京菜市口“六君子”血迹未干，康有为还在哀求英国出军帮助光绪重掌政权时，以窦纳乐夫人为首的七国驻华公使夫人却进宫祝贺西太后64岁生日，意味着英国最终承认了西太后垂帘听政的既成事实。西太后亲切地同这些公使夫人握手言欢，一再热情地说：“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注：H.Cordier: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Tome3
,第423页，Paris,1902年。）。历史事实表明，西太后所代表的中国封建势力虽则同英帝国主义存在矛盾，但其根本利益却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确是“一家人”。维新派未能提出符合中国广大农民利益的政治纲领，严重脱离群众，他们在同封建顽固势力的生死搏斗中，不是依靠人民力量，而是乞求英、日帝国主义支持，结果，作茧自缚，软弱无力，不堪一击，坐以待毙。谭嗣同牺牲前悲壮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看来他们至死也未悟出维新派何以“无力”的原因，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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