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河州经堂教育的两次重大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堂论文,两次论文,重大突破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6)04-0051-05
16世纪中叶，陕西渭城著名经师胡登洲(1522-1597)有感于穆斯林“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状况，借朝觐之际游历穆斯林国家后，本着“发明正教为己任”，创立中国的经堂教育。经堂教育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是我国穆斯林自元明以来本土化后出现的对伊斯兰教“理艺难传，旨义难悉”，进而“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局面采取的应对措施，也是中国穆斯林文化自觉和文明创新的一个大胆尝试。它在陕西渭城兴起后，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并逐步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几个经堂教育基地，如山东的济南，江苏的南京，云南的大理、玉溪一带和甘肃的河州，为中国穆斯林培育出了数以万计的传承圣学的经师和学者。清同治年间，随着陕西回民起义的失败，清政府开始清剿陕西回民，大批经师和学者随着难民的洪流大规模地撤退西迁，经堂教育的中心也随之西移，最后在甘肃河州①尘埃落定。于是，河州成了中国经堂教育的中心之一，其学术地位一直保持到现在。
经堂教育普及全国以后，原有的教育体制始终是内地经堂教育坚持的传统，一代又一代的经师们默守“胡太师巴巴”的风格和模式，无论是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还是在语言应用上，都没发生大的变化。而在河州，“陕西面”（是河州阿洪们对“陕西那面”的指称，实际上指的是“陕西学派”）的传统虽然是经师们一贯坚持的原则，但对其不断进行改进和充实②，只是没有出现实质性的突破。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传统才在河州第一次出现了重大的突破。紧接着，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第二次突破，使河州的经堂教育在短短的30年中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两步。而这两次的重大的突破是由河州著名经师“井口四师傅”和他的弟子两代人完成的。
一、河州经堂教育的第一次突破
河州自明代以来就成了西北回族人的主要聚居区[1]，在明清时期的回族人口分布格局中占有比较大的比例，加之地处古丝绸之路的商道上，与外界的往来比较密切。至清初，河州已初具了伊斯兰文化的人文风貌，形成了供各种思想和理论繁衍生息的氛围。于是，国外的各种伊斯兰思潮和新的观点便纷纭而至，落地生根。随即，各种门派相继产生，伊斯兰文化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和伊斯兰文化遭空前劫难，陕西的经堂教育受到毁灭性摧残后，河州就当之无愧地举起了传承伊斯兰文化大业的火炬，担当了经堂教育中心的角色[1]。
20世纪，人类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时代，全球化现象是一个最突出的特征。中国社会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体制由封建走向共和；教育体制由旧的私塾制变为中西结合的学堂制，进而有了现代化的大学；学科由单一的人文学科发展到自然科学和理工学科。中国社会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在这样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中，中国穆斯林也意识到了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和兴学育人的紧迫性。于是，在北京就有了王宽、马松亭等大阿洪倡导的回族新式教育，基本上脱离了经堂教育的传统，开辟了脱离清真寺辖属的穆斯林学院式教育的先河。而在经堂教育中心的河州，却涌现出了一位当地赫赫有名而内地鲜为人知的大人物——“井口四师傅”，他在坚持经堂教育传统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井口四师傅”，原名马天民，经名阿卜杜·热合曼（约生于1916年，殁于1959年斋月）。他家世居河州八坊，其祖父为当地著名修士，因其院内有一口供邻里取水的井，而被大家尊称为“井口老人家”。马天民阿洪的父亲叫曼尔苏目，是西北著名阿洪，曾是中国伊赫瓦尼教派的创始人马万福的得力助手，为“十大阿洪”之一。马天民阿洪是曼尔苏目的儿子，排行老四，因而被称为“井口四师傅”③。马天民阿洪自幼聪明好学，先后师从河州老阿林、拜爷、果园四师傅等西北著名阿洪攻读经学。由于他才思敏捷，能力出众，深得师长的喜欢，老阿林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后来，他又投时任青海东关大寺教长的“尕阿洪”门下深造，并得益于沙特阿拉伯籍学者赛义德的精心栽培。赛义德是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人，20世纪30年代应马步芳之邀前来青海东关大寺教学，主讲阿拉伯语和圣训等课。他治学严谨，教授有方，不仅要求学生融会贯通，而且还采用阿拉伯传统的教学方式——通背所学内容。在圣训课上，要求学生把包括传述系统在内的所有东西一一背记。在赛义德的再度培育下，马天民阿洪的学业大有长进，他最大的收获是熟练地掌握了阿拉伯语的应用，这为他以后的阿语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东关大寺求学期间，马天民阿洪勤学苦练，精益求精。毕业时，以圣训课满分的成绩名列前茅，遂被马步芳派往青海扎巴大寺开学，时年，他还不到20岁。后来，他先后在固原、平凉、东乡和河州的北塬、韩家寺等处开学。马天民阿洪品学兼优，深受广大穆斯林的爱戴，他精通阿拉伯语，并自学了汉语。他擅长阿语写作，用娴熟的阿拉伯语写下了大量的文稿和著作，这在西北阿洪中实属罕见。他的著作有：(1)《简明阿拉伯语词法》（阿语原文，配有小经翻译）；(2)《简明阿拉伯语语法》（阿语原文，配有小经翻译）；(3)《初级教材》（阿语原文，配有小经翻译）；(4)《信仰问答》（阿语原文，配有小经翻译）；(5)《礼拜斋戒问答》（阿语原文，配有小经翻译）；(6)《妇女月经问答》（阿语原文，配有小经翻译）；(7)《遗产法》（阿拉伯语）；(8)《逻辑学》（阿拉伯语）；(9)《音律学》（阿拉伯语）；(10)《圣训学》（阿拉伯语）；(11)《法学原理》（阿拉伯语）；(12)《穆圣传》（阿拉伯语）；(13)《修辞学》（阿拉伯语）；等等。其中，《初级教材》和《信仰问答》几乎是目前西北各清真寺中通用的基础教材，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
马天民阿洪思想开明，学术嗅觉灵敏，他捕捉到了时代的气息，感到经堂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因此，他总结多年学习和教学的经验，顶着重重阻力于20世纪50年代初率先在自己任教的韩家寺发起了教育改革，为经堂教育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他的改革有以下内容：
1.语言媒介的改革
传统的经堂教育从中学开始才正式学习阿拉伯语言，即开始背“算尔夫”，此前的教育属识字母、认字、学教门常识的小学阶段。从背“算尔夫”起，才算真正开始了阿拉伯语的学习。然而，自元明以来的传统和回族先民的文化背景，经堂中阿拉伯语的“算尔夫”是用波斯语讲解的，最初学阿拉伯语的教材中阿语波斯语参半。也就是说，已本土化了的回族子弟在开始学阿拉伯语这种不懂的语言时，却要用另一种更不懂的波斯语作基础，这就造成了学阿语难上加难的局面，难怪经堂学员三四年才能学完“算尔夫”（词法和语法），绝大多数有志青年因耗费不起这冗长的“算尔夫”阶段而放弃了求学的梦想。“算尔夫”成了求学道路上的一只凶猛的拦路虎，让无数人望而却步。马天民阿洪深感这种体制的不合理，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重新修订“算尔夫”，将基础词法和语法中波斯语的讲解部分一律改成念经人自小学就熟知的“小经”，自编了《简明阿拉伯语词法》（阿语原文，配有小经翻译）和《简明阿拉伯语语法》（阿语原文，配有小经翻译），使初学者开宗明义，一接触到教材，就能读懂课本的内容，明白其中所述的词法和语法现象，猛然间消除了阿拉伯语的神秘感，使教学进度由原来的3-4年一下子缩短到了1年，整整节约了宝贵的两年时间，使初学者不再有谈“算尔夫”变色的窘迫，而且能做到融会贯通的地步。
笔者认为，这一改革不仅是一次重大突破，而且是一个质的飞跃，有力地推动了经堂教育的发展和阿拉伯语在中国的传播，它不仅是一种方式的改变和途径的转换，而且是一项文化转型的工程，使经堂教学向汉语靠近了一步，为进一步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2.课程设置的改革
按陕西学派的传统，课程设置以十三本经典为主④。其中有阿拉伯语的经典，也有波斯语经典。内容涉及词法、语法、《古兰经》注、教法、文学、修辞、哲学、外语（波斯语）、圣训等课目。在明清时期，较汉语私塾而言，经堂教育课目的设置真可谓门类齐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科目和教材已不适应新时期的教学。以波斯语为例，它的应用在穆斯林日常生活中变得愈来愈少，几乎绝迹了，因此，在课程设置中显得多余，马天民阿洪将其全部取消。另外，阿拉伯语法大全《满俩》是一部巨著，是经堂教育必讲的一本经典，从头至尾讲完，需两年的时间，颇费精力。《满俩》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正文和注疏。鉴于此，马天民阿洪只讲正文，不讲注疏。还有，《白亚尼》是一部修辞学名著，它理应是语言水平和写作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必读的一本参考书，但对初学语言的人来说，像这样大部头的经书既深奥又不适用，从头至尾讲，也需两年的时间。因此，马天民阿洪将其取消，并自编了简明易懂的《修辞学》（阿拉伯语）给学生讲授。另外，为了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必要的教法知识，他只讲《伟嘎业》的正文，不讲注释。在掌握了基本的宗教知识以后，他才开始讲传统的几本经典，如《哲俩莱尼》、《嘎最》。另外，他也讲一些原来经堂教育中没有而在西北广为流传的经典，如《米什卡替》、《沙密》、《妥里格替》、《圣学复苏》，在此基础上他还追加了《迈拉格里·番俩哈》。这样，经过他的调整，课程设置跟传统的科目有了很大的不同⑤，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学到最基本的知识和作为一个阿洪所必备的学问。
3.讲经方法的改进
陕西学派的风格以逻辑推理和辩正分析见长。即通过联系句子的前后关系，反复预设可能存在的问题来领会每一句话和每一段文字的大意。这种方法叫“窝智海”，其好处在于加深对文字的理解和对整体意思的把握，它非常适合讲解哲学和教义学等较深奥的学科。陕西学派因此在教义学方面有独特的专长。然而，用这种方法讲经，进度太慢，一天只能讲几个句子。稍快，每本经一天也就讲一两页，甚至《满俩》的“叶朱子”⑥一处就得讲一个星期；《白亚尼》的“穆塔白格”⑦一处讲三天；《伟嘎业》中“妇女月经”的一章耗时更长。这样，稍大一部经就需两三年的时间来讲。马天民阿洪见此，提倡只讲明文，不说“窝智海”，即只译字面意思，不作逻辑分析。这样，大大提高了“过经”的速度，也拓宽了学生的阅读面。
4.翻译技巧的发明
陕西学派擅长说“窝智海”，不注重翻译的技巧，没有一套按句子的成分先后翻译的规则，只是按阿拉伯语句子的自然次序向下讲。一个句子如果结构复杂、关系错综的话，传统的方法是来回讲，反复讲，同一个词先后要讲两三次才能把一个句子翻完。马天民阿洪总结了前辈经学大师们的经验，创立了一套口头翻译的规则，制定了句子成分先后翻译的顺序，严格遵守“一词讲一遍”的原则，简洁明快，干净利落，一个句子一气讲完，不拖泥带水。笔者结识的中国阿洪为数不少，但能如此讲经的，却除了马天民阿洪的弟子外，几乎不见，这确实是经堂教育上的一大创举。另外，马天民阿洪严格要求讲经时以“经堂口气”体现句子成分，把正确使用“口气”作为衡量翻译技巧的一大标准，以此规范“经堂口气”的使用。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的政治风云突变，马天民阿洪以反革命罪入狱。不久，与世长辞，年仅43岁。“壮志未酬身先死”，他的教学改革也随之而终止。他生前除了在韩家寺尝试他的新式教学法以外，基本上还没有人来得及响应他的改革号召。他倡导的新式经堂教育在汹涌的政治浪涛中化为泡影了，只有他的几个弟子在艰难中继承了他的教学理念和模式。
二、河州经堂教育的第二次突破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在经历了10年浩劫和20年禁锢以后，中国伊斯兰文化也迎来了她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河州，一个平静的小城猛然间又沸腾起来，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子弟纷纷涌向那里。霎时间，河州处处是学堂，遍地是“满拉”，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文化景象，恢复了昔日伊斯兰文化中心的地位。
马天民阿洪早已去世，传承新式经堂教育薪火的大业就落在了他的儿子马希庆阿洪和高足王永贤等阿洪的肩上。他们不负众望，继承了先师未竟的事业，将河州的经堂教育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马希庆阿洪，经名叫阿卜杜拉·额福如(1941-2003)，自幼在父亲马天民阿洪膝下攻读经学。他天资聪明，才思敏捷，到18岁时，已学完经堂体制中的所有课目，并完全掌握了父亲的成套教学模式和理念，又自学了汉语，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待到他学业有成、欲大展宏图的时候，50年代末期的宗教改革开始了，学堂关闭了，他的学业从此宣告结束。而且，被视为反革命家属与其父一同入狱，年仅18岁，在窑街煤矿接受劳动改造。后来，他被释放回家，但随即又被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那里，他受尽了折磨。然而，在那艰难的岁月，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酷爱的知识，也没有忘记父亲未竟的事业和自己肩上的重任。他一有闲余时间就勤学苦练，钻研学问。改革的春风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河州的寺门刚一开放，他就被聘为他父亲曾所在的韩家寺任开学阿洪，开始推行经堂教育新一轮的改革。与此同时，他的另几位同学也被聘为其他清真寺的教长或开学阿洪，在各自所在的清真寺开始了新式教学的尝试。一时间，河州的铁家寺、折桥大寺、关家台寺、魁星阁寺和积石山的肖川、中庄等清真寺出现了与众不同的教学模式，并以韩家寺为中心形成了新式经堂教育的潮流。他们遥相呼应，拉开了经堂教育改革的序幕。马希庆阿洪大有其父遗风，治学严谨，敢于创新。继韩家寺之后，他先后被聘为河州铁家寺的开学阿洪、柏家庄寺的教长。90年代，荣任堡子寺的教长。在那里，他和密友王永贤阿洪完成了河州经堂教育的第二次突破，把河州经堂教育推向了新的高峰，实现了先师马天民阿洪全面改进经堂教育的夙愿。自90年代，堡子寺在西北经堂教育中独领风骚，慕名而来求学的学生络绎不绝，俨然成了经堂教育的大本营。马希庆阿洪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被聘为韩家寺的教长。在那里，他又继续推行他的教学改革；在那里，他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
马希庆阿洪擅长阿语写作，著述较丰，这在当今西北的阿洪中少见。他的阿语著作有《伊斯兰信仰》、《伊斯兰功修》和《伊斯兰伦理》。这三部著作较全面地论述了伊斯兰的三大领域，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在西北经堂教育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这是他生命的一个里程碑，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他的其他阿拉伯语著作还有《修辞学全解》（传统教材《白亚尼》的缩写本）、《辉煌的果实》（《满俩》的缩写本）和《语法中的格》；阿汉对照的著作有《阿拉伯语读法规则》、《回历入月概述》、《朝觐简述》。他亲自经过数年对天象的观察，编出了一份非常科学的《礼拜时刻表》。另外，他修订并用汉语翻译了他父亲马天民阿洪的全部小经作品，为普及伊斯兰基础常识作出了贡献。马希庆阿洪的主要成就，在于他把他父亲开创的教育改革的事业推进了一步。他和王永贤阿洪等同学的改革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汉语的使用
传统的阿拉伯语入门教材用波斯语编写，马天民阿洪改用“小经”。由于穆斯林普遍文化素质的提高，“小经”已不再适应新一代的念经人了。于是，马希庆、王永贤阿洪夜以继日地将原来的“小经”译成了汉语，即用汉语解释阿拉伯语的词法规律和语法现象。这样，大大地提高了学生的理解力，加快了攻克词法和语法阶段的学习进程，使略具汉语水平的人能够自己读懂词法和语法规则。阿语初级教程中汉语的使用是经堂教育历程中又一个巨大的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经堂教育的发展，使经堂初级阿拉伯语的教学接近了国立外语学院的教学模式，而且由于经堂教育注重死记硬背，培养出来的学员，其阿拉伯语基础知识比普通院校的要扎实。
2.教材的改革
时代的步伐不断加快，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信息时代已不允许念经人花费3-5年的时间学习阿拉伯语词法和语法，以及一些耗时长、见效慢的课程了。鉴于此，马希民阿洪他们博采众长，从中外各种教材中选择最适合中国清真寺和经堂教育的课本，同时自己编订适合新时代的具有短平快特点的新教材，以最快的速度输出具有较全面知识的经堂人才。因此，他们在教材的选择上花了一定的工夫。
(1)词法方面，取消传统教材“连五本”和《米苏巴哈》，改学由马天民阿洪编、马希庆阿洪修订并翻译的《简明阿拉伯语词法》。
(2)语法方面，取消传统的《满俩》，改学马天民阿洪编、马希庆阿洪修订并翻译的《简明阿拉伯语语法》。
(3)修辞学方面，取消传统的《白亚尼》，改学马希庆阿洪编订的《修辞学全解》。
(4)教法方面，除讲授《伟嘎业》外，增讲《沙米》、《功修详规》（飞格海力·埃巴达替）和《哈奈菲派教法新编》。
(5)认主学方面，取消传统的《凯俩目》和《莱麻尔特》，改学艾布·哈尼法的《大学》和现代学者宰达尼的《认主学》。
(6)经注学方面，取消传统的波斯语经注《胡赛尼》，在《哲俩莱尼》和《嘎最》的基础上增讲现代著名经注《经注精华》和《在〈古兰经〉的荫影下》。
(7)圣训方面，取消《虎图布》和《艾尔白欧》，在《米什卡替》的基础上增讲《布哈里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和《里雅德圣训集》。
(8)文学方面，取消传统的波斯语经注《真境花园》，改讲阿拉伯国家的语文课本。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深，穆斯林世界先进的办学理念和适用的教材进入了中国社会，因而马希庆阿洪他们有更多的选择课本的余地。他们吸收了许多当代名著和阿拉伯国家的中学和大学通用的课本，使经堂教育跟国际有了一定程度的接轨，而且在办学理念上有了新的视野。
3.课程的设置
传统的十三本经大致可归为八个门类：词法、语法、《古兰经》注、教法、文学、修辞、哲学、圣训等课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课程设置已暴露出了严重的缺陷，表现为念过4-5年经的“满拉”（学员）不知何谓伊斯兰的伦理，说不清穆斯林的历史，对伊斯兰没有总体的认识。这一现象反映了经堂教育课程设置中的不合理。于是，马希庆阿洪他们总结以往的经验，弥补课程设置中的薄弱环节，开设了伊斯兰概论、历史和伦理学方面的课程，选择了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作教材。在伊斯兰概论方面，讲授《伊斯兰的精神》和《信仰与生活》等近现代著作；历史方面，讲授《伊斯兰教史》和《穆圣生平》；伦理学方面，讲授《圣学复苏》、《对晚辈的嘱咐》、《教学生学美德》和《穆斯林的人格》等经典，逐步形成了一套集传统科目和新科目为一体的教学大纲。现以河州堡子寺为例，将改进后的课程设置兹录如下：
第一学年：(1)《初级教材》（马天民阿洪编，马希庆阿洪修订并翻译的伊斯兰常识读本，中阿对照）；(2)《礼拜斋戒问答》（马天民阿洪编，马希庆阿洪修订并翻译的伊斯兰常识读本，中阿对照）；(3)《阿拉伯语读法规则》（马希庆阿洪编，中阿对照）；(4)背诵《古兰经》第三十章。
第二学年：(1)背诵《简明阿拉伯语词法》（马天民阿洪编，马希庆阿洪修订并翻译成汉语的中阿对照教材）；(2)背诵《简明阿拉伯语语法》（马天民阿洪编，马希庆阿洪修订并翻译成汉语的中阿对照教材）；(3)阿拉伯国家语文课本（阿拉伯语）；(4)《对晚辈的嘱咐》；(5)《教学生学美德》；(6)《穆圣生平》；(7)《教法简读》（《古杜勒》的缩写本）；(8)《伟嘎业》；(9)《里雅德圣训集》；(10)《古兰经》明文。
第三学年：(1)《哲俩莱尼》；(2)《嘎最》；(3)《伟嘎业》；(4)《沙密》；(5)《教法详规》；(6)《哈奈菲派教法新编》；(7)《米什卡替》；(8)《布哈里圣训集》；(9)《穆斯林圣训集》；(10)《妥里格替》；(11)《圣学复苏》；(12)《伊尔沙德》。
第四学年：(1)《在〈古兰经〉的荫影下》；(2)《伊斯兰的精神》；(3)《伊斯兰教史》。
自马天民阿洪起，他们在教学改革中始终坚持一个创新的理念，博采众长，不墨守成规，随时调整课程设置。因此，一有适合的教材就立即搬上讲台，尽量使教学与国际接轨，与时代同步。经过这一改进，河州新式经堂教育的课目更加完备，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拥有全面的宗教知识，而且还能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结束语
中国经堂教育虽为中国穆斯林所开创和倡导，但在其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无不受到穆斯林世界教学体制的启发和影响。也就是说，中外文化交流是中国经堂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以本文所述的胡太师、马天民和马希庆阿洪为例，他们每个人都受到过国外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影响，从而才有了后来的建树和成就。经堂教育在胡太师以后发展成了特色各异的流派，而河州派无疑是其主流。这一主流经马天民和马希庆阿洪等两代人的改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多年中，这一新式教学体制在河州先后被许多清真寺采用，培养出了数以万计来自全国各地的阿洪和学者，许多人目前已经在各地学堂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部分人出国深造。这一教学模式逐步在全国各地得到推广，据笔者观察，在巴基斯坦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各地学生出自这种教育体制，而且经学水平远远高于一般阿语学校的学生。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国内的部分阿语学校也或多或少地采用马希庆阿洪他们编订的教材，而且西北的清真寺中，不分派别，一律采用马天民阿洪的《初级教材》。马天民阿洪在河州发起的教育改革，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河州地区，范围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次改革，是20世纪中国经堂教育的两大飞跃，对未来中国的经堂教育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6-09-09
注释：
①河州，现甘肃省临夏地区，这一历史名称在全国穆斯林心目中颇为神圣而流行，故本文沿用此名。
②河州经堂教育的课程设置中，有“一路经”和“旁经”之分。所谓“一路经”，指的是陕西传统中的几本经，如连五本、《米斯巴哈》、《满俩》、《白亚尼》、《伟嘎业》、《哲俩莱尼》、《嘎最》、《胡赛尼》、《凯俩目》等，而“旁经”指的是除此而外的经典，也就是超出传统之外的典籍，后来被列入了基本教材。
③西北一般将阿洪或教派传承人的儿子尊称为“师傅”。
④十三本经，各地所用经典稍有不同。
⑤传统的十三本经为：连五本、《米斯巴哈》、《满俩》、《白亚尼》、《伟嘎业》、《哲俩莱尼》、《嘎最》、《胡赛尼》、《凯俩目》、《莱麻尔特》、《虎图布》、《艾尔白欧》、《真境花园》。
⑥《满俩》中讲半变尾名词的规则一处。
⑦《白亚尼》中讲如何选择合乎适宜、恰如其分的措辞的问题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