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波动与人口关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建社会论文,中国论文,周期论文,人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有一个特别现象，即农民起义和封建内战频仍，经常形成全国性的社会波动。这些波动多出现于主要朝代末期，与社会稳定相交替，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如秦末发生陈胜、吴广起义和楚汉战争，至西汉建立方告结束。西汉统治210余年，出现王莽改制， 不久爆发绿林赤眉起义，至东汉建立，社会才逐渐恢复稳定。东汉统治维持了140余年，发生黄巾起义，随后又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大战乱，至隋统一全国，战火始息等等。对于这种周期性社会波动现象，人们早有察觉。东汉仲长统就认为，秦末和西汉末社会波动的发生是有一定规律的，社会发展就是治与乱的“周复”，这是“天道常然之大数”〔1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开卷即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2〕， 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统一与战乱交替的规律，社会波动是周期性发生的必然现象。
那末，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周期性社会波动？对于这一问题，古人多归因于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贤庸。王朝前期统治者多比较开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因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王朝末期统治者荒淫无道，“君臣宣淫”，“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因此“祸乱并起”〔3〕。 今人则更多地是从封建生产关系特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上寻找原因，如认为王朝前期土地所有权分散，封建剥削较轻，因而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封建统治相对稳定；王朝末年土地兼并激烈、地租率较高等，激化了阶级矛盾，引起社会波动。我们认为，除了上述这些原因之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过快，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比例经常失调，也是引发社会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对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波动与人口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希望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
提起人口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很容易使人想起马尔萨斯人口论。1798年，英国牧师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原理》一书，提出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他否认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的决定作用，看不到生产力发展和生活资料增长的速度也会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完全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口过剩的相对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把工人的失业和贫困归因于工人生孩子太多。我国理论界曾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过批判，揭露了它在理论上的反科学性和在政治上的反动性，以及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辩护的真面目。但是这种批判一度出现扩大化，把一些科学的人口观点如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观点也斥如马尔萨斯人口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时期人们只注意到人口增长的积极意义，而对人口过快增长对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讳莫如深，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驾驭人口规律产生消极作用。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人口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人口增长过快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生产包括两部分，即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两种生产都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4 〕马克思主义又认为，在两种生产之间，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人类自身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两者必须按比例发展。具体说就是：作为消费者的人口总量必须同社会所拥有的消费资料的总量相适应，人口的增长速度必须同消费资料的增长速度相适应；作为生产者的劳动人口总量必须同社会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总量相适应，人口的增长速度必须同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相适应。如果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比例失调，两种生产的正常条件都会受到破坏。这时，客观存在的内在要求就会强制地促使两者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人类自身生产之所以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因为物质资料生产要受到各种客观物质条件首先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生产力水平一定的条件下，社会所能提供的消费资料的数量是一定的，从而给消费人口的数量规定了一个界限；在生产力水平一定的条件下，社会所能拥有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也是一定的，从而对劳动人口数量的需求也是一定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在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具有普遍意义，对于我们解放思想，冲破禁锢，科学地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和物质资料生产增长的特点及其与社会波动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中国封建社会两种生产发展的基本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两种生产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物质资料生产增长缓慢，增幅有限；另一方面，人口却存在强劲的无限增长趋势。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严重不平衡。
（一）物质资料生产的缓慢增长
封建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是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始终处于次要地位。而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当缓慢，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农业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长期以来没有多大提高。清代农民的生产劳动从耕种到收获，如犁地、耙地、插秧、收割、打场所用的工具，与古代农书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描绘的没有多大差别。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还可以从粮食亩产中看出来，如表1：
表1 秦汉至清代粮食亩产量
资料来源：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94页。
由表1可见，秦汉至清前中期，粮食亩产由264斤增至367斤， 仅增长39.01%，年均增长率为0.16‰，接近停滞状态。
二是耕地面积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增长也很有限。在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发展只能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来实现。但是耕地是一种有限的自然资源。据统计，中国的可耕地资源约为20亿亩。封建时期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历代实际开垦的耕地远未达到此数。表2 是西汉至清朝历代最大耕地面积。
表2 历代最大耕地面积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94页。
西汉最大耕地面积为2.38亿亩。唐代南方得到开发，最大耕地面积增至3.26亿亩，明代又增至10.71亿亩，比西汉时增长3.49倍。 清代实行“地丁银”制度，土地隐匿严重，耕地面积比明代有所下降，为8.4亿亩。但清代实际耕地面积当不少于明代，假如清代耕地按照明代数计，则西汉至清代耕地面积年均增长率为0.75‰。这一增长率也比较低。
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没有多大变化，耕地增长又是有限的，因而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相当缓慢。从历代最高粮食总产量来看，西汉为629.8亿斤，东汉为556.6亿斤，唐代为1087.3亿斤，宋代为1459.4亿斤，明代为3705亿斤，清代为3084.6亿斤。清代如剔除土地隐匿因素，其耕地面积以明代数计，则粮食总产为3929.8亿斤，比西汉时增长5.24倍。这一增幅尽管是可观的，但这是在两千年中逐步实现的。从年均增长率看，只有0.92‰，增长速度十分缓慢。
在西汉至清代粮食总产量的有限增长中，耕地面积扩大因素占89.7%，只有10.7%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说明， 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扩大生产外延的方式特别是增加耕地数量来实现的。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随着耕地的增减而发展或萎缩，耕地多少是农业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二）人口的强劲增长趋势
在物质资料生产缓慢增长的同时，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却存在强劲的增长趋势。
首先，从主要朝代前期人口增长情况看，人口自然增长率都比较高。在各主要朝代前期，由于人口稀少，同时有大量荒地可以满足人口进一步增长的需要，因此人口是一种近乎无抑制状态下自然增长。从资料看，主要朝代前期的人口增长率是很高的，如表3：
表3 主要朝代前期人口自然增长率
注：表中“前期年代”是指历代前期有口数统计的部分年代，基期和末期是指表中年代的首年和末年。
由表3可见，各主要朝代前期人口年均增长率在4‰—20‰之间，总平均为12.66‰，高于中国封建社会全期物质资料生产年均增长率12.75倍。
其次，如果主要朝代人口均按其前期增长率增长，则历代末年口数将大大超过实际口数。东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口数将达145767213口，是当年实际口数的2.58倍；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口数将达83885394口，是当年实际口数的5.32倍；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口数将达122483323口，是当年实际口数（宋金合计）的1.6倍；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口数将达195900822口，是当年实际口数的3.79倍；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口数将达28亿口，是当年实际口数的8.22倍。
再次，如果中国封建社会人口长期在无抑制条件下增长，人口最终将达到惊人的数字。假定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在一直按12.66 ‰的增长率增长，以西汉平始二年的口数5959万口为基数，至清宣统三年，口数将达160亿亿口，如此庞大的人口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的强劲增长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听任人口长期按历朝前期增长率自然增长，则由此而形成的庞大人口是增长有限的物质资料生产根本无法承受的，因此，必然通过某种形式对人口增长进行强有力的抑制，使之与物质资料生产水平相适应。这种抑制形式主要是经常性的战乱。每一次大规模战乱都造成人口大幅度下降，如新朝战乱使口数下降64.7%，三国战乱使口数下降71.4%，隋末战乱使户数下降77.5%，明末战乱使口数下降72.8%。这就大大减缓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使之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相近。 从西汉平始二年（公元2年）至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口数由5959.5万口增至3.77亿口，人口实际增长5.34倍，与同期粮食增幅相近，原因就在于此。这种情况并非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生产增长相适应，而是人口增长受到物质资料生产增长抑制的结果，在其后隐藏着人口的强劲增长趋势。明代徐光启在谈论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情况时说：“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5 〕说明古人也觉察到人口的强劲增长趋势以及“兵革”对人口增长的制约。
中国封建社会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主要原因是生育率高，一对夫妇生育儿女一般都在三、四人以上。这种高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社会盛行的“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思想观念，造成人口无节制地膨胀。
三、两种生产的比例失调与社会波动
中国封建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缓慢的增长态势同人口强劲的增长趋势之间矛盾不断发展，两种生产的比例必然发生失调，这不仅会破坏两种生产自身发展的正常条件，而且使封建统治秩序也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下面我们以统计资料较为详尽的清代为例，具体说明两种生产的比例是怎样失调，并影响社会稳定的。
（一）两种生产之间的比例失调
清初，经过明末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和清军入关的战争，人口锐减。同时由于大量荒地的存在，为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清前期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协调的，由表4可见， 顺治十二年口数14033900口，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增至26111953 口， 增长86.06%；同期耕地面积由387771991亩，增至890647524亩， 增长129.68%。耕地和人口协调增长，耕地的增幅甚至还要大些。
表4 清代口数和耕地面积的变化
年度
公元(年) 口数(口) 耕地面积(亩) 人均耕地(亩)
顺治十二年 1655
14033900
387771991 27.63
十八年 1661
19137652
526502829 27.51
康熙二十四年 1685
20341738
589162300 28.96
五十年 1711
24621324
693034434 28.15
雍正二年 1724
26111953
890647524 34.11
十二年 1734
27355426
890138724 32.54
乾隆十八年 1753
102750000 708114288 6.89
三十一年 1766
208095796 741449550 3.56
嘉庆十七年 1812
361693379 791525196 2.19
二十五年 1820
388245519 746612711 1.92
光绪十三年 1887
377636000 911976606 2.41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但是，雍正二年以后，随着荒地日益垦辟完毕，耕地增长基本停滞下来，而人口却继续大幅度增长，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逐渐失调。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耕地面积为791525196亩， 比雍正二年反而下降11.13%。到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耕地面积有所回升， 达911976606亩。但比雍正二年也仅增长2.39%。与此同时， 人口却继续大幅增长。嘉庆十七年口数为361693397口，比雍正二年增长12.85倍。由于已达到耕地承受能力的极限，这以后人口增长也不得不停滞下来，至光绪十三年口数为377636000口，比嘉庆十七年仅增长4.41%， 但这时两种生产的比例已严重失调，每百亩耕地需赡养的口数，雍正二年为2.93口，光绪十三年增至41.41口，增长13.1倍。
（二）封建统治随着两种生产的比例失调而日益动荡
应当肯定，清代中后期农民起义的增多，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有着密切关系。地主大肆兼并土地，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6〕地租剥削十分严重，地租率一般在50 %以上。加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和封建政府的赋役负担，使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嘉庆时农民“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7〕。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 以武装斗争来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
然而，也应当看到，清中后期两种生产的比例日益失调，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两种生产比例失调产生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人均占有耕地急剧减少，无业人员迅速增多。由表4可见， 雍正二年人均耕地为34.11亩，嘉庆十七年降至2.19亩，嘉庆二十五年更降至1.92亩。 越来越多的农民得不到足够的耕地，甚至根本没有耕地，一部分无地农民向边境移民，还有一些出洋到海外谋生。如林则徐在1839年的奏折中，就曾提到澳门地方的一些“无业贫民”，“受雇出洋，……至该国则令开山种树，或作粗重活计”〔8〕。 但是大部分富余人口还是不得不留在当地，形成日益增大的无业劳动力队伍。二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减少，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下降。将表4中的耕地面积折今制， 按清代粮食亩产367斤，原粮出品率55.7%计〔9〕，雍正二年人均占有原粮数为11526.5斤，人均占有成品粮数为6425.8斤。随着人口的过快增长，到嘉庆二十五年，人均占有原粮数降至650.4斤，人均占有成品粮数降至362.3斤，均下降94.57%。当然，由于清代前期地广人稀，耕作粗放； 后期地少人多，耕作精细，雍正二年实际亩产可能低于嘉庆二十五年。这一时期人均占有粮食的实际降幅当比上述统计数字显示的要小。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大幅下降，社会平均生活水平明显降低却是事实。无业人口增多和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下降都是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的逐渐增多，必然使社会日益陷入动荡之中。清代洪亮吉曾对此有过一番议论，他说：“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子计之，至子之时，而父子三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庸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落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我知其必不敷矣。”他对由此可能引起的社会不稳定深感忧虑：“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也。”〔10〕
从清代各时期国内战乱的次数看，也是随着两种生产比例失调的日益严重而逐渐增多的。根据有关统计资料，从1684年至1883年两百年间，清代社会稳定状况可分为两个阶段，并与两种生产的比例状况相联系。第一阶段是1684—1793年（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五十八年）。这一时期耕地与人口增长是同步的，或者耕地的增长虽然慢于人口的增长，但两者的比例失调尚未发展到足以引起“突变”的地步，因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这一时期共发生战乱59次，平均每10年7.1次。 第二阶段是1794—1883年（乾隆五十九年至光绪九年），共发生战乱266次， 平均每10年29.6次，比前一时期增长3.16倍。有两次战乱高潮。第一次是1794—1803年，发生战乱23次，主要是川楚白莲教起义。第二次是1854年—1873年，共发生战乱186次，其中1854—1863年达93次， 主要是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时期战乱次数急剧增加、规模明显扩大的突出因素是人口增长已到了物质资料生产难以承受的地步，两种生产的比例严重失调，产生大量无业和贫困人口，为社会波动提供了广泛基础。如拜上帝会在金田村“团营”时，入会的主要是桂平一二千名失业农民、贵县3000余名外地迁来的客家人以及穷苦的矿工和手工业工人等。太平军在金田起义时，连妇女老幼在内总共不足二万人。在向南京进发途中，沿途大量没有恒产、衣食艰难的各类城乡人口如贫苦农民、开矿工人、铁木匠作、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轿夫、小商小贩等纷纷加入，队伍迅速发展到一百万人。这些无地或少地的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固然有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社会分工发展等因素，但是与两种生产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远远超过耕地和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也不无关系。
其他朝代两种生产的比例变化情况及其与社会波动的关系，与清代相近：随着朝代中后期荒地垦辟完毕，生产陷入停滞状态，而人口却继续强劲增长，两种生产的比例日益失调，农民起义越来越多，小规模起义最后汇成全国规模的起义，封建势力之间的争战接踵而起，整个社会于是陷于动荡之中。如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以后， 两种生产的比例日益失调。元兴元年耕地为732017080亩，至本初元年（公元146年）降至693012338亩，下降5.33%。 而人口却在东汉前期大幅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增长。元兴元年口数为53256229口，永寿三年（公元157 年）增至56486856口，增长6.07%。元兴以后，每10年的战乱次数为19.67次，也比此前增长71.04%。又如唐开元以后， 人口增长越来越超过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开元十四年（公元726 年）耕地面积为1440386213亩，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为1430386213亩，下降0.07%。 而同期口数却由41419712口增至52919309口，增长27.76%。 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后，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每10年战乱次数为46.75次， 比天宝以前增长2.75倍〔11〕。
四、社会波动的周期性
尽管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生产增长比例失调会引起社会波动，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并非总是处于波动之中。这是因为，社会波动只有在两种生产的比例严重失调时才会发生。而社会每一次大的波动，往往造成人口锐减。如新朝战乱使“百姓虚耗，十有二存”〔12〕，特别是“边陲萧条，靡有孑遗”〔13〕。东汉末开始的大战乱历时400余年， 夺走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昔日名都洛阳，只剩下一片瓦砾。繁华的中原地区，到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14〕的荒凉景象。晚唐以后的军阀混战造成人民大批死亡和流离失所，曾经号称“富庶甲天下”的扬州，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城中遗民才数百家， 饥赢非复人状”〔15〕。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兵火之余，江淮之间， 东西千里扫地尽矣”〔16〕。在蒙古对金作战期间，北方“十年兵火万民悉，千百中无一二留”〔17〕。经过元末战乱，山东、河南竟“多是无人之地”〔18〕。从开封到河北，“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19〕。明末清初战乱使河南“满目榛荒，人丁稀少”〔20〕，山东也是“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中止种一、二亩者”〔21〕。在江南地区，“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丘虚”〔22〕。号称膏腴的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23〕。由于战乱造成人口锐减，使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比例暂时趋于协调，这就为社会稳定创造了条件。因此战乱之中建立的新王朝在其统治前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往往出现所谓“治”世，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就表现为“治”与“乱”相互交替，周而复始地循环过程，社会波动的发生也就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从主要社会波动的周期看，每次波动时间长短不一，无明显规律。但是两次波动的间隔时间却有一定的规律性。见表5：
表5 秦代至清代社会波动的周期
波动名称
波动时间 与上次波动相距时间(年)
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 前209-前202年
新朝绿林、赤眉起义 公元17-36年217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和魏晋南北朝战乱公元184－589年 147
隋末农民起义公元611-628年
21
唐末黄巢起义和五代十国战乱 公元875-979年 246
宋金元战争 公元1125-1279年145
元末红巾军起义 公元1351-1368年 71
明末李自成起义和清军入关公元1627-1664年258
清末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 247
由表5可见，主要朝代如西汉、东汉、唐、北宋、明、 清社会波动的间隔时间在200年上下，平均间隔期约为210年。换言之，中国封建社会在一般情况下每隔200年左右就会发生大规模社会波动和王朝更替。之所以存在这一时间规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要经过约200年左右的时间， 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的矛盾才发展到足以引起社会大波动的地步。但是，常常有一些其他因素打破这一规律性，使一些王朝的波动间期不同地缩短。一是封建统治者极其荒淫无道，赋役苛重，使农民起义提早发生。秦、隋二朝就属此类。二是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十分尖锐，加快了社会波动的发生。宋、元二朝就属此类。此外，天灾、疾疫等也会加速波动的爆发。
总而言之，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存在的共同规律。人口的增长如果超过了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就会给人们的生活、就业乃至社会稳定带来重大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封闭式的自我发展的社会，发展范围主要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东北平原。对外贸易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作为消费者的人口所需消费资料主要依靠本地区生产来提供；也没有出现类似近代欧洲那样的大规模海外移民，作为生产者的人口只能从本地区的自然资源（主要是耕地资源）中获取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长期处于几乎停滞的状态；人口却存在强劲的增长趋势，必然导致社会无业人口增多和人们平均生活水平下降，使社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这些不稳定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大规模的社会波动。因此两种生产比例失调是中国封建社会波动发生的重要因素。而每一次社会波动都造成人口锐减，使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之间的比例暂时趋于协调，这又为社会稳定创造了条件。因而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稳定和波动，“治”与“乱”循环交替，周而复始的现象，社会波动呈现明显的周期性。人口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中应予以足够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把握某些历史现象内在的必然联系，使认识更加接近于客观史实。
注释：
〔1〕〔3〕《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
〔2〕《三国演义》，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 页。
〔5〕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四。
〔6〕《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钞本）册四下，第1126 —1129页。
〔7〕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95页。
〔8〕〔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05、 100页。
〔10〕洪亮吉：《意言·治平篇》。
〔11〕以上两段的战乱数字均引自《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局1986年6月第1版，根据暨南大学1939年版影印。
〔12〕《后汉书·郡国志》。
〔13〕《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14〕曹操：《蒿里行》。
〔15〕《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光启三年十月已巳条。
〔16〕《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元年七月丙辰条。
〔17〕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18〕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开垦荒地》。
〔19〕《洪武实录》卷二九。
〔20〕《皇清奏议》卷四，季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
〔21〕《清世祖实录》卷一三。
〔22〕〔23〕《明清史料》丙编第783、10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