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新视角--大众文化与当代审美话语体系研讨会综述_大众文化论文

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新视角--大众文化与当代审美话语体系研讨会综述_大众文化论文

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新视角——“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大众论文,文化与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审美本身是一种生命体验和愉悦身心的活动,是任何人(包括人民大众)都享有的自由“权力”。尤其是在商品社会的时代,这种自由的权力对普通大众来说,似乎显得更为重要了。随着社会“冷漠感”和“凄凉感”的增加,人们寻求满足生命需要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原来那种带有共性的“欢娱”变成了一种个体的“占有”或“享乐”,“欢娱”真正变成了个体手中的“自由权力。如何认识这种状况,是摆在中国美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联系当前中国的文艺活动和大众的审美活动来看,现实文化进程的复杂性和活跃性,以及大众文化及其活动的广泛开展,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审美意识。可以说,当前中国社会所经历着的文化变革、转型的事实,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趋向,正在不断影响着、产生着各种新的文艺审美活动现象,不断推衍出各种新的审美文化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怎样在现实的文化景观中,在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活动日益广泛活跃的进程中,从理论上、从具体的审美批评活动中强化美学对当前文艺进程和大众审美活动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成为当前中国美学研究的非常突出、非常现实的课题;能否合理地探讨并深入地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美学能否在自身转型中获得真实而持久地发展。

然而,以大众文化为背景的当代中国美学之路在何方呢?为此,1994年5月27日至6月1日,中华美学学会青年学术委员会、《东方丛刊》编委会联合在山西太原召开了“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美学学者们,围绕大人文化与当代美学的关系、当代美学与传统美学的关系,美学与具体门类艺术的关系、美学与话语系统的关系等一系列理论前沿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从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的关系来看,部分与会者认为,大众文化的发展状况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并存。从积极方面说,大众文化表现为新的观念体系和审美现象的变迁,具有大众性和代表性,强调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对这一方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张博颖认为,商品经济刺激了大众物质审美文化水平的提高。从主体看,多元追求个性的突出,试图在审美选择中找到主客体、物我的最佳配置,追求时尚中的个性、自我表现;从客体看,大众物质审美文化的时效性在缩短,流行的周期在缩短;2)肖鹰认为,审美文化标明了当代文化的平面化、形象化、表演化的特征;3)当代大众文化在美学上的特点,是提出了一个虽不完善但值得反省的命题:“审美与生活的同一”。这与传统美学所固执的命题:“审美对于生活的超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当代大众文学是看到了传统美学的根本缺憾的。4)陈炎从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方面谈及了市民文化的历史功能。他认为,市民文化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其历史意义就在于:a缓和了国家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由于长期的二元结构所形成的紧张关系。b在客观上实现了中国城市社会观念体系的多元化。c在结构上有利于中国社会在现阶段的稳定性;从消极方面说,大众文化具有庸俗化和低级化的倾向。这一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张博颖认为,大众物质审美文化发展不平衡,受职业、民族、地区的影响。客观现实与主观需求相矛盾。一方面客观现实落后于大众主观需求,另一方面又超越大众需求,大众很难寻找自己的对应物,因此大众变成了失落的群体,物质审美文化变成了大众的异己力量,大众失去了自己的记忆;2)肖鹰认为,大众文化由于缺乏整体性基础,没有重建深度模式的前提,文化与生存的现代统一导致了文化的片面发展,文化平面化审美文化;3)袁济喜认为,大众文化在消极方面表现为意义的丧失、感官文化的泛滥,还有一个重要标志是与传统审美文化的断裂,有的大众文艺创作家自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因此许多作家的作品表现为一种失去灵魂的“橡皮人”。

从当代美学与传统美学的关系来看,部分与会者认为,当代美学与传统美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层,传统美学那种超世脱俗的态度与今天美学的入世、贴近生活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何摆脱这种反差便成了青年美学工作者关注的热点。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1)罗筠筠认为,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是使人得到心灵的自由和人格解放,实现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无论创作者还是欣赏者,其特点是具有“虚”、“静”、“明”性质的“心斋之心”,也就是一种“忘”,其目的是扫荡实现人生,以求达到理想的人生状态。这种艺术精神在今天的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和文化中无能为力了。80-90年代文学艺术和创作不是“忘”,而是“入”,无论文学、绘画还是影视等艺术形式,当代艺术家所追求的是揭露现实、直视人生、开掘人性、渲泄渴望。因此,当代艺术家很少有那种来自心灵与技巧解放的自由感和充实感,也很少有那种心斋下踌躇满志的审美观照。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下,文化与艺术的多元化发展是必由之路,同时几千年来的艺术传统也不可能形成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被大众艺术取代的前景;2)刘成纪认为,自由主义美学植根于当代自由主义的文化土壤,在价值取向上,它既拒斥来自社会主流文化的绝对命令,也不以精英自居,用“以美拯救世界”的乌托邦神话为大众献上空洞的许诺;在主体人格上,它要求美学家以平常心静观世象之变,纵浪大化,不喜不惧,防止在众声喧哗之中迷失宝贵的自由精神和审美判断力;在话语风格上,它主张自我定位后的多元化,将话语作为自我言说的工具,防止由话语的主人异化为某种外来话语系统的奴隶;在研究方法上,它重对问题的实证研究,放弃皮相的评论之争和强权意志,试图将话语的力量凝结于对微观物象的解构之中;3)龚刚认为,从比较美学的原则出发,现代中国美学家普通感到重建中国美学的必要性,这种重建应基于一种发展观,即不能死守着传统美学的经典界定,以古代命题代替我们今天的思考,而是要发展和创新。因此,中国美学的重建,不仅包含了解释学的要求,而且包含有分析哲学的要求。从分析哲学出发,是为了用新的美学语言来彰明传统美学的内涵,实现美学语言的重建。

从当代美学与具体门类艺术的关系来看,部分与会者认为,审美文化的研究应从具体门类艺术出发,以具体艺术的创作为审美文化的旨归,因为具体门类才真正表现了主体的生命创造力。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杨钢元认为,艺术形象有具象、抽象之分。具象源于自然,必然受制于社会群体对自然的体认,因而真实问题是社会传播赖以沟通的基础。就“真实”家族而言,有主观现象真实及仿制体系和浪漫与荒诞两种非真实体系。它们形成认识的格局。我们称之为写客观自然、主观自然、仿客观自然、仿主观自然、浪漫型。荒诞型。舍此具象则无保持其感性统一性的任何形式。2)朱青君认为新传媒的出现带来新的门类艺术。历史上对传媒的垄断达到了对艺术的垄断,也导致艺术贵族化。而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较宽松的社会环境、高科技的成果给大众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来参与艺术创造和自娱自乐,大众自身的艺术潜质也得到很好的挖掘;3)史健认为,90年代中国城市建筑显示出折衷主义的风格,受到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当代世界建筑思潮的影响,但也有意隐含了中国古典建筑的特点,其主要特征是并置与巨大的体量,古典语义的符号化,富丽与奢华的形式,但却体现了主体的生命创造力;4)傅谨认为戏曲虽然是一种非主流文化,它的生存与发展一直主要受着大众审美观念的支配。从五十年代全国性的剧团国家化以来,大众失去了表达自己的审美观念进而影响戏曲生存发展的权力。民众没有话语的权力,就没有真正意识的大众艺术,大众艺术就必然衰亡。戏曲只是意识形态侵蚀乃至窒息大众艺术的一个样本。

从当代美学与话语的关系来看,部分与会者认为,美学应建立自身的语言、语境、语构,也就是说,用审美的语言界定审美现象,规范审美文化范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吴琼认为,权力与话语是相伴而生,一方面任何一种话语背后总隐含一种权力关系,另一方面,除非使用暴力,权力的控制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权力必须通过对话语的意识形态化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2)刘顺利认为,文化的演进是一个叠加的过程,自文明出现是第一次叠加,现代化是第二次叠加。美学话语亦随着两次叠加而有了两次重构。第一次重构发生于文明出现,对美学话语来说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国家或民族的形成,一个是文字的产生,它以是National为规范界限的;第二次重构发生于interbrtional阶段,它的两个标志是国际标准的形成,大众传媒的出现,它以消解的方式强化了美学话语的沟通方面;3)张胜冰认为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中国当代美学话语转换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性课题。传统美学话语中的人文精神是按传统哲学的原则建构起来,强调美学的人生哲学意识和终极关怀作用,与当代人所处的文化情境形成较大的距离,美学应重塑当代人的人文信仰,努力寻求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的新的对话方式和渠道,在这种对话中找到它们之间相互沟通、接轨的理论和现实的最佳契合点;4)张荣翼认为,社会失语症是从西方引入的语言概念,但它是以我们的本土文化为依托的,这种依托就在于人的本质从以前的界定中抽空了,同时这种“空心人”又被各种外在信息所填满,个人失去了用话语来表达自我的坚实基础。在当前的社会转型中,这种抽空与填满的双重压力不断加剧着失语的症候,因此,话语变成了话语语义之外的东西了。5)李希华认为,现代大众文化消解了传统美学话语的权力,以充满现实感的存在使传统美学理论显得苍白和乏力,从而带来传统美学存在的危机,导致现实中之双重失落。它一方面俯就非理性之感性文化,另方面陷入空洞的逻辑游戏。当代美学理论权威性的重建,必须在与大众文化和大众审美需求的二元对立的张力中,作出富有个性特色的理论建构。

从上述观点来看,当代中国美学所涉到的研究对象是非常宏大的,是以往任何时期的美学所不能比拟的。就其整体来看,这种研究的可取之处就在于:能够从广角的视野来审视中国美学的研究对象,规范了美学本身所应有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强调了审美文化价值的终极性特征,找出了审美文化与大众文化相联系的机制是普遍性、通俗性和多元性,肯定了审美文化的个性化倾向的价值;但从与会者的发言和讨论的状况来看,对于大众文化、审美文化的具体内容缺乏明确性,甚至是十分模糊的,将结构主义、符号学、语言学中所应用的话语系统引进到美学领域是否适合也没有最终的阐述,反而曲义肢解,这是值得令人担忧的。分析其原因很简单,该讨论课题与与会者的研究方向不一致,这是一;再就是讨论题本身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既然大众文化具有通俗性、普遍性的特征,而把话语引入与当代美学领域,显然过于牵强。对于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审美文化也不大理解,这样也就无法界定当代美学的基本范畴了。

文化是以人类物质实践为基础的生命活动方式及创造物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大部分。而审美文化则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层面。作为人类生命的一种活动方式,生命创造物,审美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形式。文化形式是一种实用形式,而审美文化的形式则是体现超越实用功利的某种自由创造的生命形式,其自身又是多的统一,即合规律的秩序、结构的组合,也可说,这个形式是自由创造活动本身的形式,自由而富有秩序的形式。

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最终目标,必然是追求审美文化的自由结构和有秩序的形式。既然如此,就有必要规范出大众文化与审美文化的基本范畴和要义。只有这样才能从消解的意义上理解传统美学与当代美学、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才能从价值的终极关怀与初级关怀相联系的意义上来理解现实背景下的当代美学发展的文化性特征。

因此说,作为青年美学工作者最紧迫的任务不是为美学划圈子,而应该扎扎实实地从丰富多采的文化现象、艺术现象抽离出符合我国美学自身的审美文化的研究对象,以推动当代中国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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