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最小最优规模与小城镇建设的路径选择研究_规模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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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07(2016)06-026-06

      1 引言

      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最早提出了“城镇化”的概念。而后,中国政府在“十五”计划中首次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国家的重点发展战略之一,这也是“城镇化”第一次出现在最高官方文件中[1]。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的中期阶段,2013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3.7%,并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城镇体系。在重点发展集中型城镇化的传统模式下,中国出现了一批特大城市和大规模城市群。随着这些特大城市及大城市陆续进入了高成本城镇化阶段,生产要素价格高涨、城市公共服务不堪重负、生态环境恶化等过度城镇化的拥挤效应已经凸显,城市扩张所消耗的成本甚至已超过了要素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收益,城镇化效率下降明显[2],中国以大城市扩张实现城镇化的道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在大城市扩张中还出现了“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的问题[3],以及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这些都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在这样的压力下,学术界和政府界都出现了发展小城镇的呼声,但也夹杂着许多反对意见。争议的核心是小城镇是否能达到获得规模经济的“规模门槛”。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是城市经济的本质,如果小城镇不能达到规模经济的门槛,那么发展小城镇就将无法实现经济聚集,从而带来城镇化发展的分散化和低效化。

      本文将从规模经济这一概念入手,对城镇化中城市的最优规模进行测算。与一般关于城市规模经济的研究不同,本文认为城镇化进程中要实现人的城镇化,其主要载体是企业,因此,将从企业的规模经济着手,对不同规模城市的企业规模经济进行测算,以发现城镇化进程中获得规模经济的城市规模门槛,对城镇化路径的选择做出经济学的判断。

      2 中国小城镇建设的理论沿革

      在不同时期的研究中,以小城镇发展路径实现城镇化又名农村城镇化[4]、自下而上城镇化[5]、就地城镇化[6]等。这些指的是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迁移,以中小城镇为依托,就近实现农民职业非农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思想观念现代化的一种城镇化路径。这显著区别于以人口流动、聚集到已有大城市的大城市扩张型城市化。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关于发展小城镇以实现城镇化的理论研究也不断丰富(图1)。

      

      作为城镇化两大实现路径之一,小城镇发展路径相应的动力机制是“自下而上”的,区别于“自上而下”的大城市扩展路径[7]。目前,对于是否施行小城镇发展路径以实现城镇化,学者们主要持有“鼓励派”和“反对派”两类观点。

      鼓励派认为二元城镇化模式是中国特色,农村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经之路。这种观点始于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并得到其他学者丰富的后续研究支持。费孝通通过对全国多个地方的调查研究,认为特殊的国情下多种多样的工业不宜集中在少数城市,而应当设法尽可能分散到广大农村里边去,其称之为“工业下乡”,以在农工相辅、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8]。辜胜阻认为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人,仅仅靠大城市解决不了人口转移问题,应该在强调多元化安置的前提下,把农村城镇化作为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9]。孙中和也认为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决定了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转移和集中将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流,因此“农村城镇化”这一提法更为贴近中国农村人口非农化的发展实际,更能体现出中国城市化的独特道路[10]。朱文明指出,发展小城镇门槛低,成本亦低,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是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11]。张燕韡指出,作为我国城镇化体系中的最小单元,小城镇并不是城镇化推进的最优形态:从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来看,城市群是主体形态,大中城市更有效率;从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现代化三位一体的文明演变过程来看,大中城市群是剧变,小城镇则是渐变。但小城镇处于“城市之尾,乡村之首”,是农村推进城镇化的现实基础。通过农村城镇化,发展小城镇来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被大量实践证明是一种极为有效的途径[12]。石忆邵、朱卫锋进一步认为以产业集聚带动特色小城镇发展,促进大量农民就地城镇化,是推进我国农村城镇化的一条切实有效的途径,进一步丰富了城镇化的地域组织模式[13]。胡少维则从发展经济开拓市场的角度指出,增加农民需求是保证全国消费增长的关键,而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减少农民,因此发展小城镇就成为必然的选择[14]。

      另一方面,持反对派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农村城市化弊大于利,中国应该实现农业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的转变。如郭克莎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主要表现为农村工业化的高速演进,与此相适应,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道路,尽管农村工业化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口大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但这个过程也带来了一系列弊端,如农村工业规模不经济,阻碍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由于聚集效应差,服务业没有相应发展,影响了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相应地,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也比较缓慢[15]。何景熙也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9亿农村人口的超大规模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农民先向小城镇转移而后逐步转往小、中、大城市的人口城市化方式,是实现国家现代化迫不得已的路径选择。由于小城镇对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小城镇非农产业特别是乡村工业(制造业)的发展状况,但总体上看,小城镇吸引农民非农就业的拉力不可能大于城市,因此不宜再提“小城镇、大战略”之类的话语[16]。冯云廷认为基于乡镇工业的城镇化模式是中国的特殊现象,虽然带来了工业产值的增长,但也带来了极大的负效应,例如,耕地减少,环境污染,大量离农人口处于游离状态,资源浪费,产业结构趋同,以及其他各种外部性和非持续性等。同时,乡镇工业的发展自身也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例如,过于分散,规模过小,生存条件脆弱,市场不稳定,缺乏基础设施条件,交通运输和通信条件差等。那种“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式的农村工业化本质上是一种非城市化现象,其后果必然是取一时之效,留长远之患。特别是对于中国西部等特别区域,实行小城镇发展路径并不现实[17]。如李富田和李戈认为西部地区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其城镇化路径可能不同于东部发达地区,他们对四川31个镇、村的调查表明,多数小城镇由于产业基础薄弱,人口聚集功能有限,更多的农民选择了流向大中城市,而非小城镇[18]。何景熙对成都平原农村调查中发现,新设置的小城镇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名无实的“空壳”镇,这些镇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对周边农村要素资源的集聚能力弱,难以发挥吸纳农民入镇定居的功能[16]。

      总的看来,关于是否实行小城镇发展的城镇化道路争论的核心是小城镇是否能获得规模经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聚集效应。

      3 规模经济与城镇化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有关。两个基本概念中,比较优势更适用于解释商业城市的产生和贸易的发展,而规模经济更适合于解释工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也更适用于解释城镇化(图2)。规模经济的获取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原因,也是城镇化实现的经济结果。

      

      图2 规模经济与城市化

      规模经济是指产出水平的扩大而引起的在长期内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基于不同的主体,规模经济有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之分:前者产生于单个企业水平,是由于企业生产经营达到一定规模而产生的好处;后者则产生于行业或区域水平,是由于企业所在行业的发展或者企业在一定地区范围内的聚集而产生的好处,也叫聚集经济或外部效应、外部性。对于企业而言,规模经济反映的是企业规模与成本、效率之间的关系,回答了什么是企业的最低经济规模和最优规模。从成本角度来看,规模经济表现为长期总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19]。在长期总成本曲线表示的技术条件下,企业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时所对应的规模就是最优规模(optimal scale,OS),又称适度规模、最佳规模或经济规模。当一个产业内有多个企业达到规模经济最大化时,其中规模最小的那个企业就代表该产业的最小最优规模(minimum optimal scale,MOS)。

      城市的本质是聚集经济。聚集经济也影响城市内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在实证和理论研究中,两种聚集经济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一是专业化聚集经济,二是多样化聚集经济。前者讨论的是企业从相同行业的企业在一定空间范围的聚集中获得的效益,而后者讨论的是企业从大规模城市(通常也是多样化程度很高的城市)获得的收益。不同产业甚至同一产业上不同环节的企业,对于聚集经济的需求程度和种类并不一样。例如新兴产业更倾向于选择大城市获得多样性聚集经济[20],成熟产业可能更偏向布局于专业化城市[21]。而产业链分工的深化,对聚集经济的本质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一般而言,处于产业链终端环节的企业相对于处于中间生产环节的企业拥有更高的创新强度[22],前者形成的溢出效应将更强。特别是处于“微笑曲线”左端是产品试制开发环节,该环节明显比处于中间的生产、组装环节拥有更强的创新强度。在Jofre-Monseny等对对西班牙17 600个新成立的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研究中,他们发现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倾向于在大城市中选址以获得知识溢出,而需要雇佣专业化工人的企业则倾向于在专业化的城市中选址,以与其他企业共享专业化的劳动力池[23]。

      关于城市规模经济的研究倾向于将城市规模直接纳入城市或企业的生产函数,对城市的规模经济进行直接估计[24~25]。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规模经济的本质,而将其作为一个黑箱“处理”。同时,城市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单位,一方面,城市的“产出”没有固定的衡量办法,以经济产出作为替代有忽视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之嫌;另一方面,许多有益于城市“产出”的“投入”也没有办法衡量,如文化开明与否,环境的适宜与否等等。而且外部规模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投入和产出的不匹配。因此,从外部规模经济着手对城镇化路径选择的研究结论并不具有说服力。同时,关于小城镇建设的详实数据也比较难获得,所以,继王瑞金提出需要重视小城镇建设的规模经济问题之后,对小城镇建设规模经济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定性描述和实践的感性认识[26]。

      城市外部规模经济影响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获得,而企业是城镇化中产业发展进而实现人的城镇化的载体,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也并不似城市那般使人疑惑。本文试图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着手,落脚在城市的外部规模经济,对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做出经济学的判断。我们希望回答以下问题:在中国,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分布在哪种规模的城市?小城镇是否真的如反对派学者理解的那样聚集效益差,不利于企业规模经济的获得?小城镇发展中,能获得规模经济的突破性产业又是哪些?

      4 基于DEA的规模经济测度

      国外对企业规模经济的测度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目前定量测度规模经济的方法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财务分析方法。其优点是样本数据易得,而且分析结果直观。但由于财务指标分析方法建立在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基础上,缺乏对企业生产组织过程的建模分析,难以得到现象背后规模经济变动的规律,更无法探究企业各项经营类指标与规模经济间完整的逻辑关系。第二类是前沿分析方法。前沿分析方法根据是否需要对生产前沿面进行参数估计进一步区分为参数估计方法和非参数估计方法。尽管被广泛应用于对企业规模经济性的实证研究中,前者的偏误问题难以解决,因为该方法的分析结果严重受到函数形式设定的影响,而企业生产过程的复杂性是计量模型难以概括的。与参数分析方法不同,非参数分析方法基于样本的实际数值,通过线性规划模型确定效率前沿,从而得到样本的相对规模效率,如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等。与参数估计方法相比,非参数方法并不要求成本函数的具体形式,其基于样本观测值建立线性规划模型,求解难度大大降低,并且对样本容量的要求相对更低。同时,DEA分析方法对于企业投入产出的多维性、变量量纲等没有太多限制,因而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应用于多种产业的规模经济研究[27~28]。

      4.1 模型构建

      参照Sahoo & Tone 2013年的研究,本文将采用DEA方法测算企业的规模经济情况。

      首先,我们将采用Charnes,Cooper & Rhodes于1978年提出的CCR模型计算投入导向的效率值。假设有n个DMU,每个DMU有s项产出和m项目投入,

(j=1,2,…,n)为第j个DMU的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TE),则TE可由通过对以下线性规划模型求解得到:

      

      规模效率为CCR与BCC模型两者的差异,亦即SE=TE/PTE。规模效率SE为l的企业具有内部规模经济,即认为这些企业是在最优规模进行的生产。当一个行业中有多个企业规模效率达到1时,这些企业中规模最小的那个企业的企业规模就代表了该产业的最小最优规模。

      4.2 数据来源以及变量选取

      因为不同产业的投入产出关系差异很大,我们将分产业测算各企业的规模效率。产业划分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大类进行。所有企业数据来自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囊括了全国95%以上工业企业非常详细的信息,包括基本的生产信息,以及企业的地理位置、行业代码等等。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共包含有效企业334815个。有效企业是指企业基本信息可靠,如产量和就业人员数非负等。以国家统计局企业所处县及县以上六位行政区划代码分城市单元,则上述有效企业分属于2902个城市(城镇、县城)。城市规模按该城市内所有工业企业的总资产计算。加总后,最大城市规模达到6602亿元,最小城市规模为50万元。我们以城市规模三分之一分位点(16.22亿元)和三分之二分位点(70.93亿元)作为大中小型城市的划分界限,即认为所有城市中,城市规模最小的三分之一为小型城镇①,而城市规模最大的三分之一为大型城市,其余为中型城市。

      由于企业数据量庞大,而投入产出指标相对较少,大样本量数据的DEA分析中会倾向于得到少量的规模经济为1的样本,因此我们对数据库各产业的企业进行随机抽样,仅抽取各产业1%的有效企业进行研究。为了使得估计有效,舍去了DMU数小于10的若干产业。抽样得到的总企业样本量3396个,不均匀分属于34个产业大类和1255个城镇,其中小型城镇152个,中型城镇421个,大型城镇682个。

      本文选取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Y),选取企业资产(

)、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作为投入指标(表1)。所有投入产出指标均取对数值。在研究最优规模时以总资产衡量企业总体规模。

      

      4.3 规模经济测算结果

      4.3.1 城市规模与企业规模效率

      分产业求解出各企业的规模效率值SE,并分不同规模的城市进行统计,我们发现小型城镇中企业平均的规模效率要大于中型城市、更大于大型城市中的企业平均规模效率(图3)。同时,小型城镇中企业规模效率的标准差要小,规模效率的分布更紧凑(表2)。也就是说,小型城镇的企业较大中型城市的企业规模效率更高,而且小型城镇对于处于该城市的企业具有类似的外部规模经济。而大中型城市可能在为某些企业创造了较高的外部规模经济的同时,对一些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并没有形成正面影响,这些企业并没有因为在大中型城市中布局而获得聚集效益,规模效率最低的企业多数也都分布在大城市。

      

      资料来源:作者研究整理。

      图3 不同规模城市企业的规模效率分布

      

      4.3.2 城市规模与各产业规模经济

      按产业统计不同类型城市中企业规模效率SE达到1的,即实现了规模经济的企业情况,我们发现,在3396个企业中,共有分布在85个城市中的91个企业实现了规模经济②。这些城市中最小的城市规模接近2亿元(18327万元)。在小型城市中,SE达到1的企业占比要高于大中型城市,即小型城市中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比例最高达到5.35%(10/187),而中型和大型城市实现规模经济的企业仅分别占2.69%(17/633)和2.48%(64/2576)。当然,这与我们的样本量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有记录的企业大多数位于大中型城市,仅有少量的位于小型城镇,这给我们的估计带来了一定的干扰。毕竟能进入到数据库中的企业已经有一定的产值限制,而小城市(镇)中还有大量的小型企业未能得到统计。但是本文的发现还是能为城镇化中小城镇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一定的支持,即不是所有位于小城镇的企业都是规模不经济的。在考虑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时也要看到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并不是该城市内所有企业都能享受到的。

      进一步的,小型城镇中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均属于中低技术产业,包括非金属矿采选业、饮料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11个产业。中型城市仅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一高技术产业获得了规模经济,此外与小型城市(镇)类似,规模经济仅出现在一些中低技术产业。而与中小型城市相反,几乎所有的高技术产业都可以在大型城市获得规模经济,同时,大型城市也是中低技术产业实现规模经济的乐土(图4)。

      

      资料来源:作者研究整理。

      图4 产业规模经济在不同类型城市的实现

      4.3.3 各产业最小最优规模

      多个产业均有多个企业的SE为1③,也就是说每个产业有多个企业是在最优规模下进行生产的,这些企业中OS最小的企业规模就是最小最优规模MOS。总的看来,MOS最小的五个产业分别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这五个产业的MOS都不到总资产72万。而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的MOS也不到总资产80万。MOS最大的五个产业包括化学纤维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饮料制造业,还包括仪器仪表及文化和金属制品业。同时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MOS也达到了300万以上,是煤炭开采和洗选业MOS的将近10倍。按产业技术分类来看,高技术产业的平均最小有效规模要大于中技术产业,更大于低技术产业(表3)。产业的技术级别越高,实现有效率生产的平均最小规模就越大。

      

      上述发现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如果城镇过小、自身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而且又没有外部资源流入的话,应该尽可能避免对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等高MOS的产业进行投资。在没有特殊区位优势的情况下,一般也要避免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否则不仅不能获得规模经济,还会由于生产规模过小出现效率的低下。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关于中国城镇化是否应该走小城镇发展道路的争论核心是小城镇是规模经济的还是规模不经济的。虽然争议持续了很久,对小城镇规模经济的学术认识仍停留在感性层面,缺乏定量衡量方法。

      本文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会因为其所处城市的不同而不同。虽然城市化更强调外部规模经济的获得,但企业才是实现产业城镇化进而实现人的城镇化的载体。因此,本文通过测算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情况,并按城市进行统计,以发现不同城市的外部规模经济情况。

      关于企业的规模经济,本文采用DEA方法并分产业进行测算。企业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城市以企业所处县及县以上六位行政区划代码划分。统计发现:在中国,小型城市的企业较大中型城市的企业平均规模效率更高,规模效率最低的企业多数分布在大城市;小型城市中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比例最高,而且这些获得了规模经济的企业均属于中低技术产业;产业的技术级别越高,实现有效率生产的平均最小规模就越大。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首先,小城镇也存在规模经济;其次,目前小城镇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集中在中低技术产业;此外,小城镇在进行产业选择时应该考虑各产业的最小最优规模,量力而行。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在没有外部资源的情况下,小城镇在未来可以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技术产业。

      ①此处统一称为小城镇,因为这个类中包括了小城市和城镇、县城,下同。

      ②以SE>0.99999近似。

      ③测算结果显示,由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规模效率SE达到1的企业样本仅有1个,即仅有一个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企业实现了规模经济,因此这个产业最优规模OS的标准差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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