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关注的八大问题（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问题论文,业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9月份，我们总结了《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出版广角》和《出版经济》四种出版专业期刊上，2000年1月至12月所发表的有关出版产业的论文，提炼出八大问题。这八大问题是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是新世纪出版界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今年，我们再次总结了上述四大专业期刊上一年来所发表的出版产业论文，提炼出了2001年业界关注的八大问题。这八大问题，有些是新增的，有些是对去年八大问题的延伸和回答。这八大问题分别是：网络出版、连锁经营、市场规范、版权贸易、WTO、集团化、人力资源开发和品牌经营。
网络出版在2000年位列八大问题之二，2001年上升为第一大问题。连锁经营是对退货与库存问题的回答，在2000年退货与库存位居八大问题之首。市场规范在2000年位居八大问题之末，2001年上升为第三大问题。WTO与集团化在2000年分别位列八大问题第六位和第七位，2001年分别上升为第五位和第六位。人力资源开发在2000年位居八大问题之五，2001年则退居第七位。2001年新增的问题是版权贸易和品牌经营，分别为八大问题之四和之八。
2000年位居八大问题第三位的开发农村市场和第四位的期刊市场开发，在2001年没能列入八大问题。网络出版、物流（退货、库存、连锁经营等）、WTO、集团化、市场规范、人力资源开发等六大问题是业界持久关注的问题，对出版业的发展更具约束性和紧迫性，应给予高度重视。
WTO虽然位列八大问题之五，但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在它的背景下展开的。传统出版的产业化、知识经济及网络技术的挑战、入世及经济的全球化是我国出版产业21世纪发展的最重要的三大背景。出版产业就是在这三大力量的逼迫下，不断改造自己、重组自己、发展自己，经过一个痛苦的蜕变，走向辉煌的胜利。
一、网络出版
纳斯达克股指的跌降和网络泡沫的破灭，并没能阻止出版界对网络出版的探求。网络作为21世纪信息传播的重要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广为出版界所认同。网络出版或出版的网络化是21世纪出版发展的重要支点。
出版界对网络出版的关注，一方面源于网络技术对出版的冲击实在太大，它在根本上改变着传统出版发行的方式，将重建出版发行的技术和产业基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现代出版人对生产力的高度重视。与2000年不同，2001年网络出版研究少了些恐慌，多了些自信；少了些规避网络冲击的盲目，多了些对网络技术的积极利用；对网络的热爱正在逐渐超越上千年所形成的出版人对纸张和印刷的偏爱。出版业正在网络基础上确立自己新的定位。
2001年业界对网络出版的关注大致有三个方面：
1.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网络出版的物质技术和市场基础
网络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渗透力不断扩大，并且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最普遍的技术基础。2001年我国网络用户已达2650万户，比2000年增长54%。近年来，宽带网建设投资年均增长率达60%，到2005年中国电信的数据通信用户将达1.5亿户，互联网用户超过1亿户，可为每一个有需求的用户提供2M以上的高速接入，中国电信的网络规模进入世界第三位。赵玲玲认为：“互联网不再是知识分子的特权，而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届时，网上看电视、读新闻、购物、听音乐、下载有趣书刊已是平常。”（赵玲玲：《网络出版：福耶？祸耶？》，《出版广角》2001.10）
网络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习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网络出版培育起广泛的市场基础。“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将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网络这种工具来获取信息和知识，不亚于纸质图书清晰度的显示技术和电子图书的制作、下载发行、统计、加密等传播技术正在最大限度地改变着人们的书写和阅读习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最大的电脑网络使用群体，习惯于网上阅读和网上书写。”（张平惠：《网络出版走势描述》，《出版发行研究》2001.10）
2000年5月，微软、巴诺、兰登、西蒙四巨头联手推出畅销书电子版，开创了网络时代出版模式的先河，引起了业界轰动。国外有人认为，微软阅读软件就像美国1928年引入大规模生产线对于汽车工业的巨大影响一样，是对传统出版业的一次巨大革命。同年8月，我国辽宁出版集团在国内率先推出了第一代中文电子阅读器（掌上书房），外形像一本32开的书，仅重400克，有高清晰液晶显示的触摸屏，轻轻触摸，即可操作。这标志着网络出版在我国已不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正在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2.网络出版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出版流程，具有巨大优势
网络出版有许多好处，“网络简化了出版流程，省去了传统出版的照排、制版、印刷、装订、入库、征订、销售等繁琐程序，降低了出版成本，而且适应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实现了读者和作者的良性互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已使网络出版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没有印制成本、没有物流成本、没有库存积压、没有发行成本、没有读者奔波，并且可以无限复制下载的电子图书无疑是最适合网络上销售的版权产品之一，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之间最佳结合点之一。”（赵玲玲：同上）
3.为网络出版规划实施方案
网络出版不再是一把杀向出版业的利剑，而是出版业向前发展的革命性技术。“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特征仍然是人类对知识本身的积累、深化、再创新、再积累的增值过程。传统出版业的编辑出版本质并不因此而改变。网络出版只是一种全新的、高集成化的、更迅速转播的出版发行形式。”（赵玲玲：同上）因而，如何利用网络技术服务出版，具体规划实施方案成了2001年网络出版研究中的重中之重。钟楚认为：“就整个新闻出版业而言，应统一规划，突出重点，建立有一定规模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网络新闻出版体系，要防止一哄而起，给管理造成困难。政策、资金、资源应有所倾斜，组建全国性的网络出版公司、网上书店、跨媒体出版集团。”（钟楚：《关于高新技术与互联网对出版业的冲击》，《中国出版》2001.2）熊妍妍通过对出版社网络化现状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初步解决方案。
(1)更新观念，重新定位
熊妍妍认为：“首先要在出版社职工中，特别是在管理层和决策层灌输新意识。在观念上，要对出版社的网络化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即从观望或试探的态度转变为全力以赴；在战略上，出版社要重新评价自己，在新的价值链中重新进行定位。”（熊妍妍；同上）
(2)建立一个集中的与图书数据和图书业务有关的信息数据库，并不断地扩展完善
出版社有着丰富的出版资源，没有网络的支撑，难于得到有效利用。出版社网站建设重在内容，丰富的可即时更新的内容必须建立在一个强大的数据库的基础之上。熊妍妍认为，“与图书数据和图书业务有关的综合信息数据库既是整个出版信息平台的核心，又是出版社的数字化资产，它的功能在于：完整地保存和管理出版业务流程各环节的数据，进行出版业务流程各环节的数据交换，方便重印和再版，数字化的图书信息可以作为网上出版的素材等。”（熊妍妍：同上）
(3)建立出版社的网络化系统
通过与互联网的连接，以出版发行信息数据库为基础，建立出版社的网络化经营管理系统。不仅在出版社内部实现各环节和各部门的信息对接，而且在出版社与书店之间、本出版社与相关出版社之间实现信息对接，实现供应链整体效率的提高。
(4)充分利用出版和网络资源，开展网上发行和网络出版业务
只有在出版社网络化建设的基础上，在出版与发行之间建立了相关信息接入的基础上，才可能去实施网络出版业务。网上销售、在线出版下载、即时印刷等将迅速发展。届时，我国出版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将完全现代化，产业形态将达高级化，出版实力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二、连锁经营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建设大中盘的呼声鹊起，各地都相应加强了省店的实力，扩大了省店对图书市场的辐射力。10万品种以上的大型书城平地拔起，基层书店的采购权通过各种方式逐步收回省店。继之，大部分省都组建了发行集团，进一步增强省店（母公司）的实力，中盘逐渐地“大”了起来。
日益增大的中盘，难于再按照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运转，庞大的物流运动成为发行集团难于应付的头等大事。退货如狂潮汹涌，压向出版社，图书积压严重，退货问题成为2000年业界关注的八大问题之首。
2001年2月13日，陈昕在《中国图书商报》上发表了关于建立现代物流体系的文章，引起了业界强烈反响。现代物流体系的建设涉及到了发行集团的运作模式，连锁经营脱颖而出。
连锁经营的地位日益提高，连锁经营不仅是解决我国目前发行集团的运作问题，也不仅仅是解决出版、印刷、发行各环节的供应链管理问题，而且是应对WTO，做活、做大、做强我国图书市场的大问题。丁关根提出：“加快整合市场，发展连锁经营，组建统一、高效、立体化的发行网络。”（依楚：《新华书店连锁经营研讨会综述》，《中国出版》2001.7）石宗源指出，要把连锁经营作为2001年的一件大事来抓，“当前的工作重点是在省会城市和大城市首先实现新华书店的连锁经营，并逐步向中小城市延伸”。（郑晓红：《上海东方书报亭建设经验交流会综述》，《中国出版》2001.12）李从军指出：深化发行体制改革，加快连锁经营建设是出版业更好地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出版业积极应对加入世贸组织挑战的迫切需要；是出版业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要求；是出版业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是出版业有效抵御西方腐朽文化侵蚀、净化出版物市场的迫切要求。石宗源也强调，加快出版物发行连锁经营的发展，是新闻出版业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举措，是传播先进文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建设文化市场，深入持久地开展“扫黄”“打非”，抵御西方腐朽文化侵蚀的重要保证；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大市场的基础。（郑晓红：同上）
自1995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率先实施连锁经营以来，连锁经营不断发展，特别是近两年，全国大部分省市都已实行了连锁经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现已有300多个连锁代理店，本版书销售增加近1倍。深圳市新华书店发展连锁，1995年—2000年再造了3个市店。辽宁北方图书城连锁经营额已经占沈阳图书市场的50%。江西新华书店联合公司与7个地市店连锁，年销售额增长30%。连锁经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连锁经营为省店收回经营权提供了有利的依据。目前，四川、江苏、广东、北京等省市，采购权已基本回收省店（母公司或连锁经营总部），各基层店的进货由省店（母公司或连锁经营总部）配发。连锁经营一方面减少了基层店的存货积压，减少了复本，增加了图书品种，促进了销售；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盲目发货的情况。由于我国的连锁经营与集团化建设一样，是以地域为界限的，难以实现跨地域连锁。各连锁店所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对图书品种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主动配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地区差别，影响了基层店的积极性。
信息流和物流是目前连锁经营中存在的两个突出的问题，必须大力加强信息传递的网络化和物流的现代化。（王海云：《图书连锁经营中的问题及其成功关键》，《出版发行研究》2001.10）英国书业正在推行的供应链革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供应链管理旨在使供应链上的所有环节、所有企业相互构筑成一个整体，以整体效率的提高带来个体效益的增加。随着我国网络基础设施不断发展，连锁经营特别是其物流运动，必须建立在信息的网络化传递的基础之上。加快相关软件开发，构建同一平台，成为连锁经营进一步发展的重中之重。
王德忠认为，困扰连锁经营的有六大矛盾：连锁经营制度的建立与产权改革的矛盾，跨地域经营与市场分割的矛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企业创新与人才稀缺的矛盾，规模扩张与融资的矛盾，宏观战略定位缺失与微观经营盲动的矛盾。（王德忠：《六大矛盾困扰连锁经营》，《出版广角》2001.11）王志明也指出了连锁经营中类似的问题，并且认为除去这些“病痛”，发展连锁经营，必须处理好八大关系：行政推动与市场整合，国有资产与其他资本竞争合作，总部与分部，均衡与不均衡发展，总部与大型书城，总部与各分部所在地党政、工商、税务部门的关系，连锁经营与传统经营，连锁经营企业与出版社的关系。（王志明：《连锁经营——新华书店的“痛”》，《出版广角》2001.12）
连锁经营是我国图书发行市场的一大革命，将奠定我国21世纪图书发行市场的基本格局，其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连锁经营不仅是发行业的事情，而且是整个出版业的事情。在连锁经营条件下，出版社将面临严峻的挑战。2001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各大连锁集团要求出版社让扣的做法，已经把连锁之“球”踢给了出版社。出版社必须根据新的市场形势，调整战略，依靠大型连锁集团，发展自己。
连锁经营与发行集团的建设一样，存在着强化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民营连锁、报业集团创办的连锁，由于其资本灵活，可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的战略发展，如广州日报图书连锁已经在全国开办了上百家连锁店，来势汹涌。有规模的民营书店，如席殊、国林风等都在大力发展自己的连锁店。新华书店连锁经营难于突破现有条块的限制，也就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连锁经营，充其量不过是在现代信息流和物流支持下的省级店经营模式。要有力推动社店连锁、国有与民营连锁、国有发行资本与非国有发行资本连锁、国有资本与国际资本连锁等。通过资本的跨越，实现地域跨越。
三、市场规范
市场规范从2000年的第八大问题上升为2001年的第三大问题，足见该问题日趋重要。在WTO环境中，规范出版行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成为出版产业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市场规范不仅仅是浅层次的市场管理的规范化，而且主要是深层次的出版产业运作的规范化。小而弱的企业规模是市场不规范的根本原因。“我国出版企业规模普遍小型化、分散化，呈‘原子型’规模结构状态。从出版资源配置来看，出版资源大量地分散在众多的小型业之中。”“由于规模小，难于获得规模效益，技术上也处于劣势，只能低效生产、粗放经营，从而失去大国大市场之优势。”（贺剑峰：《我国出版业结构问题及其调整》，《出版发行研究》2001.3）
出版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本质上决定了我国图书市场的落后状态。单个企业的规模弱小，客观上要求地方保护，各自为政、自我封闭是我国出版资源与市场结构的重大特征。“我国出版业还近乎一个封闭的系统，……市场与出版资源处于分割状态，全国统一招牌的新华书店实则各省各自为政，本位主义十分突出。”“尤其是各省出版社、新华书店在各省出版行政力量和教材高额利润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地方色彩浓厚的、地方出版经济发达的堡垒。出版企业的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十分困难。”（贺剑峰：同上）
集团化建设，做大做强集团，就是为了通过集团的发展，将集团势力从点推向面，从一省推向全国，冲破地方堡垒，以集团为核心构建新的统一的市场格局。集团是新型的统一市场的轴心，由几家或十几家这样的大集团构建的出版生产力和市场格局是市场规范化的基础。在这一格局形成之前，市场规范化如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将一直是业界关注的问题。
2001年，市场的不规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买卖书号
多年以来，买卖书号就是市场不规范的重要现象之一，并且愈演愈烈。买卖书号与盗版盗印不同，它披着合法的外衣，堂而皇之地从事非法出版发行活动。买卖书号的根源不在不法书商，而在出版社。“二渠道不论以什么名义出书，除盗版、盗印外，必先取得书号这一‘准生证’，当他们从出版社‘买’得这份权利时，出版社也背弃了它负有的这份社会责任，而贻患于社会。”（何祥初、吴桂梅：《书价——高处不胜寒》，《出版广角》2001.9）“造成图书市场无序竞争的重要原因来自不法书商，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的出版社都能尽责守土，不法书商还有生存的可能吗？”（张建明：《思考出版业发展七个问题》，《出版发行研究》2001.5）
“我国出版目前仍属封闭性较强、垄断性较大的行业，标准书号这一用于图书检索和市场便利的符号，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出版权利的象征。”（何祥初、吴桂梅：同上）竞争力低下、对市场的畏惧、对出版风险承受力弱等等，促使出版社买卖书号——从国家不花一分钱拿来书号，转手卖给书商。江鸣为卖书号算了一笔账，他指出，出版社买卖书号有六种负面影响：
①卖书号虽说是‘无本’生意，但出版、销售图书的增值出版社一点也拿不到。
②出版社按政策应当享受的图书出版销售增值退税，由于是卖书号出版，自然也无从谈起。
③卖书号出现的侵权，一方面出版社要直接面对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出版社宁可承担经济损失也不敢道明真相，只好吃哑巴亏。
④卖书号被发现或所出图书有问题，首当其冲被处理的是出版社，轻则没收非法收入，重则停业整顿、摘牌，丢了“吃饭家伙”。
⑤卖书号出版的图书一般质量不高，影响了出版社的形象。
⑥卖书号还使出版社孕育着危机，一是编辑不认真履行编辑职责，久而久之，编辑功能会弱化；二是卖书号使大批“文化公司”、“工作室”迅速兴起，出版社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三是长期的卖书号，使出版社的策划组稿和发行功能弱化，竞争力低下，不得已，只有再卖书号，形成卖书号的恶性循环。（江鸣：《为卖书号算一算账》，《出版经济》2001.4）
在出版社拱手让出市场机会的同时，民营资本以各种“工作室”、“文化公司”等名义迅速发展。据有关调查，仅北京一地的工作室就达1000多家，并且，“对现有政策环境的意见，几乎80%的工作室认为对现状比较满意”。（白凤明：《“出版工作室”现状、发展分析及政策建议》，《出版经济》2001.4）
许多畅销书是由工作室做的，某文艺社的畅销书有70%以上是通过“二渠道”发出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实际存在着两种出版力量。我们无意为国有出版力量辩解，但是在出版国际化趋势中，国际出版资本更易于与民营出版力量结合，这一结合将极大地改变我国出版资本的结构，其影响将迅速扩展至文化层面，甚至延及意识形态，其严重性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2.书价飞扬，折扣无度
1988年，国家有关部门将一般图书的定价权下放到各出版社，从此书价一路上涨，每印张定价，1988年0.21元，1997年首次突破1元大关，2000年达到1.14元，是1988年的5倍。（黄卫来：《图书高定价带来了什么》，《中国出版》2001.9）书价飞涨的原因主要在出版社。何祥初、吴桂梅认为：“在全国每年出书14万多种的情况下，‘二渠道’做的书尚无法左右整个市场。……掀起书价这一滔天大浪的风源，毋庸讳言是出版社。因急功近利、粗制滥造、质次价高，读者拒绝消费，销量低靡，库存猛涨，折扣无度，管理不善，费用失控，成本暴增，于是书价沿着涨价——滞销积压——减少印数——加大折扣——成本膨胀——再度涨价的怪圈，循环往复以至不可收拾。”（何祥初、吴桂梅：同上）书价飞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有人把出版业称为“暴利行业”，媒体极为关注，大有全民共讨之势。高定价表面上看来，可以带来高收益，但同时也带来了出版的泡沫，为出版业的持久发展设置了障碍。
黄卫来认为，图书高定价有五种负面影响：
①严重抑制需求
“从1988年到2000年，全国年销售图书总册数仅仅增加了11.29%，销售金额却增长了5.97倍。每人每年分得的图书册数，这个代表出版物按人口分配的数据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②导致图书单册印数减少
“2000年全国图书总印数跌落到了1988年的水平，平均每种图书的印数从1988年的94373册下降到2000年的43759册，并有继续走低之势。”
③引发折扣大战
“由于图书定价的攀升使得书价中的水分迅速增加，从而使产销、批零之间的折扣浮动有了较大的空间和自由……折扣大战并非只是少数书商的违规运作，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出版社。”
④增强盗版引力
“综观盗版者，绝大部分都是瞄准那些影响大且定价高的图书。近年来，各出版社都为侵权盗版行为屡禁不绝而大份脑筋，其实出版社自身的高定价‘策略’是侵权盗版的重要祸根。”
⑤增加库存压力
“1988年以来，在图书销售增长缓慢的同时，图书库存却呈直线上升之势。”与购进、销售相比，无论是册数还是金额，“库存的增长都是最快的，特别是库存金额，1988年只有21.61亿元，1996年突破100亿元，2000年达到272.68亿元，13年间增长了近13倍。”“许多出版社的‘库房危机’日益凸显，一些出版社的库存量甚至大于当年的销售量。”（黄卫来：《图书高定价带来了什么》，《中国出版》2001.9）
3.“减负令”后，教辅市场混乱依旧
教辅市场历来是各路出版发行大军竞相抢占的市场。2000年1月7日，教育部一纸‘减负令’紧急出台，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人们也曾乐观地认为一直泛滥成灾的教辅图书市场会得到遏制和净化。“时隔一年，我们发现，教辅图书市场仍处于混乱之中，‘减负令’并未真正撼动教辅市场，成效堪忧。”（崔崇、马新：《对减负后教辅图书市场的几点思考》，《出版广角》2001.11）
“减负令”使原有市场格局重新洗牌，各路发行大军重新组合，寻找新的对策。很多地方，教辅读物越减越多。史平认为，“除新华书店计划供应部分的比例和销售额大幅度下降外，教辅发行市场却是诸侯纷争、烽烟四起”。（史平：《为什么教辅读物越“减”越多》，《出版发行研究》2001.3）教辅发行市场十分混乱，主要表现在：①权力部门自编自印教材发行；②行政干预私自批销发行非法教辅；③学校为了赚取“外快”，非法盗印发行教辅读物；④集个体印刷厂和一些不法书商相互勾结，非法盗印教辅读物；⑤书贩与教师里应外合向学生摊派教辅读物；⑥新华书店内部管理不善，有人私自购进盗版教辅搭配发行。（史平：同上）
教辅市场是一块特殊的市场：第一，利大。其利足以诱使出版社和发行力量顶风而行。第二，行政力量参与，属于“官”商结合的市场。各地教育部门、学校多年来从“加负”中尝到了甜头，难于主动减负。第三，“二渠道”极端活跃。“二渠道”经营灵活，沟通能力强，可以见缝插针，无孔不入，又很难管理。减负在一些地方变成了新华书店把部分教辅市场让给了“二渠道”，学生的负担一点没减。
“二渠道”不仅在教辅读物的发行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在教辅读物的出版上也积极参与。通过各种名义的挂靠，打着出版社的旗号，从事非法出版活动。要严格规范教辅读物的出版权限，将教辅读物纳入计划出版的范畴，与一般图书出版分解开来。
四、版权贸易
2001年是著作权法颁布十周年，我国的版权贸易也走过了大约十年的历程。十年间，版权贸易数量超过30900种，其中版权引进超过25700种，输出超过5100种，引进和输出的总体比例是5:1，版权引进占据了主导位置。随着我国加入WTO，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将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把我国出版业拉入国际出版的行列。WTO为版权的引进提供便利条件和市场空间，版权贸易特别是版权引进将不断增加。《杰克·韦尔奇》在我国市场上与国际同步出版，并获得巨大成功，《富爸爸》系列、《哈利·波特》、《谁动了我的奶酪》等在我国市场上创造了销售奇迹，这都意味着我国图书市场正在不断融入国际市场，读者的品味和阅读倾向日趋国际化。
正是这些世界级畅销书在我国市场上的成功，以及它们为出版社所带来的高额收入，强有力地推动了业界对版权引进的关注，版权贸易成为2001年业界关注的第四大问题。
十年间，版权引进的特点大致是：①引进数量增长较快，特别是后五年，呈高速增长态势；②从引进版权的来源地来看，前期以我国台港为主，后期转为以外国为主；③从引进作品内容看，题材从相对单一到较为丰富，财经、科技、电子类图书数量逐步增多，引进热点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相吻合；④涌现出一批版权贸易实力较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⑤从地区看，引进版权实力较强的主要集中在北京、江苏、上海等10个地区。（辛广伟：《十年来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状况分析》，《出版经济》2001.4）
版权是出版社最基本的资本，是出版社经营的重要内容。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版社只管生产（出版），不懂经营，许多好书好品牌没能实现效益最大化。在WTO环境下，要强化版权的核心经营意识，实现出版效益的最大化。聂震宁指出：“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是资本，作为知识产权重要组成部分的版权就是出版经营必备的基本权利，当然也是一种资本。版权是出版人最主要最本质的资本，出版人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获取版权、经营版权的能力。”（聂震宁：《21世纪的版权贸易》，《出版经济》2001.10）
引进版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引进版权，可以增强出版社的竞争能力，提升出版质量和经营管理水平，培养人才。辽宁教育出版社本着“引进一流、体验一流、成为一流”，的指导思想，遵循“与一流出版公司合作，引进一流的产品、一流的理念和一流的管理制度”的引进战略，积极开展图书版权贸易。十年来，与世界上30多家出版社进行了积极友好的合作，共引进图书版权208种，输出83种，形成了国内原创图书、教育教辅类图书和引进版图书各占三分之一的全新出版格局。其主要经验是：引进一流产品，形成标志性品牌（与多个出版社引进百科全书）；引进一流操作方式，编创国内一流图书；引进并培养一流人才，实现人才知识结构的优化组合，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同时取得了经济效益，树立了全新的企业形象，提高了企业知名度。（柳青松、王文斌：《理念的引进与引进的理念——辽宁教育出版社版权贸易综述》，《出版广角》2001.1）
网络技术的发展逐渐开辟了版权贸易的新天地。rightscenter.com中国首席信息顾问孔令嘉认为，传统版权贸易存在着信息渠道不通畅、传输速度缓慢、成本高昂、黑箱操作诸多症结，使得利用网络进行版权贸易具有了现实意义。对版权销售方来说，可以根据他对买方的信任程度向买方提供从简单的内容介绍、目录样张到整本书或书稿的内容。网络将大幅度降低书稿的复制和邮寄成本，保证书稿的安全性，也可以网罗住固定客户和潜在客户。（孔令嘉：《互联网时代与版权贸易》，《出版广角》2001.1）
由于国际图书市场的特点，并且由于我国版权产品销售市场的逐步开放，使得版权贸易有所减弱，版权贸易逆差可能继续加大，以版权为载体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输出与传播将遭遇更大的困难。要承认差距，在与发达国家出版业的抗衡方面，我们将长期处于劣势，出版社在版权输出方面要努力进取，在个别出版社或个别领域方面实现顺差或趋于平衡，政府应有条件地给予优惠政策的扶持。（聂震宁：同上）辛广伟认为，在我国的版权贸易中，“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外国的版权引进大于输出这一状态不会有大的改变……但我们的出版社特别是部分教育、少儿出版社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以世界为市场的眼光与魄力，同时有一个好的运作机制。”（辛广伟：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