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民族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和独立的学科范畴提出，已有26年的时间了。26年中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可谓硕果累累，而且拥有了一支专业研究队伍，活跃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百花园中。当然，期间也不乏争论和异议。近年来，一些学者就学科的性质、对象、方法、基础理论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有益的探索，这些讨论更多的不是批评和否定，而是在肯定已有成就的同时，认识到了学科发展面临的“危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考。这符合老一代学者关于“民族经济学要上新台阶”的要求和愿望，也是这一新兴学科发展的时代要求。
一、关于学科的地位和性质问题
学科地位是20世纪80年代民族经济学创立之初争论较多的问题。时至今日，虽然“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界并不承认民族经济学能作为一个学科而成立，在学术界的争论和分歧还比较大”，[1] (P880)但民族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民族经济学(其目前的发展阶段主要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是地道的在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和民族环境中产生的、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学科”。[2] 它的创立并没有受到国外相关学科的直接影响，也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而是由中国学者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交叉学科。
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理论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1.“民族与经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日益密切地相联系、相交叉和相结合，乃至相融为一个新的独立的特殊性概念、范畴和具有特殊矛盾性的研究领域。它是民族与经济这两个要素在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特殊构造的新的有机现象。”“正由于民族经济的这种二重性，既可以从民族方面来研究经济问题，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可以从经济方面来研究民族问题，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前者，我们把它叫做‘民族经济学’；后者，通常把它称为‘经济民族学’，也有人把它叫做‘经济人类学’。两者的区别非常明显，一个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方面或经济因素，一个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民族方面或民族因素。”[3]
2.20多年来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可主要归纳为五种基本研究思路：经济学研究思路、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经济人类学研究思路和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思路，亦可把上述五种思路归纳为经济学与民族学-人类学两种研究范式。与其他四种研究思路相比较，“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更具合理性”。民族经济学研究应该“用民族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途径解决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而解决民族学与经济学衔接问题，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民族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过去20多年的民族经济理论探索，选择的是民族学研究模式。今后“民族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整体研究思路从民族学范式向经济学范式转变，民族学与经济学结合应当是经济学框架内的结合”。“民族经济学需要转变总体研究思路：从民族学为主的研究思路转向经济学为主的研究思路”。[4(P912)](如果是从学科归属关系来看，这一观点是成立的，但若从研究思路来看，与现实的研究状况并不完全相符)“民族经济学如同农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或生态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都采用一般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理论分析框架，区别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不同”。[4] (P912，914)也就是说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和研究特定的对象，其主要区别是对象不同。与民族经济学相比较，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要简单得多，便于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进行分析，也容易根据对象的不同对已有模型进行修正，民族经济学研究当然也可以采用这一研究方法，但由于对象的特殊性，其难度要大得多，这也许就是“民族-经济难题”吧。因此，“由于同民族有关的各种‘非经济变量’无法纳入现成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因而此类研究通常并不深究民族因素，在很多研究中甚至不考虑民族因素”。[5] (P903)
与上述观点不同，在认同民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也有观点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恰恰是经济学色彩过浓，而民族学视角的研究相对薄弱。“多年来从事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探索和理论体系构筑的主要是一些具有经济学背景的学者……他们的学术背景还是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的经济学色彩较为浓厚，而……民族学色彩则由于专门的民族理论工作者的参与较少而显得略逊于经济学色彩。”[2] (P82)一些具有民族学研究背景的民族经济研究学者也大多持这一看法，他们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忽视了民族文化等要素。即民族经济学研究已经是民族学与经济学在经济学框架内的结合，同时忽视了民族学视角。
3.认为“民族经济学表现为对民族学与经济学的综合，即民族学研究内容的纵深化和经济学研究指向的具体化，是民族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有机结合、交叉、综合的学科。因此，它不是简单地提炼民族学中的经济因素或经济学中的民族因素，而是民族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交叉、综合的有机体；从表现形式看，这一有机整体呈现出不同于一般经济研究的民族个性，是具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经济理论体系。这一具有鲜明民族个性的抽象特征，受一般经济规律的制约，又表现出有别于一般经济体系的特殊性，形成自身发展完善的内在规律。”[5] (P10)
4.“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学与民族学色彩应该孰轻孰重，本身就不是一个问题，正确的做法是二者兼顾，既体现该学科的经济学属性，亦不失该学科的民族学属性。”[6]
总之，民族经济学是经济学和民族学的交叉学科，在这一点上，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争论的焦点在于，民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还是民族学的分支学科。其实，作为交叉学科，它应是两门学科的“综合”，但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及侧重点不同，有的侧重于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有的则侧重于民族学的视角和方法，也由此引发了这一争论。根据上述第一种观点，不难看出，民族经济学是“从民族方面来研究经济问题”，即研究“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的对象主体是“民族”，客体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清楚地廓清了民族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必然会体现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中，也就是说，既然称为“民族经济学”而不是“经济人类学”，因此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不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经济人类学”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二、关于基础理论和理论体系
在《民族经济学教程》一书的导言中，施正一教授在回顾民族经济学创建历史的同时，指出民族经济学“还处在学科创建的初期阶段”、“理论观点和结构体系尚不完善”。对前一阶段的研究，人们在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不足，认为“基础理论研究的缺陷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共同根源，其他问题都因此而生”。“从已发表学术文献中可以看出，这一领域的应用性研究与民族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之间几乎不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大部分研究成果都不能看作是民族经济学理论的应用，而主要是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应用，以及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理论的应用”。[4] (P903)“理论研究停留在比较单一的表象阶段，总体上还处于描述阶段，理论研究的纵深不足，现状的资料性堆积代替了理论的纵深分析”。[1] (P883)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的探索一直没有中断过，期间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施正一教授所著的《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民族经济学导论》(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及其主编的《民族经济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001年修订版)等，高言弘教授主编的《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教授所著的《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黄万纶、李文潮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教程》(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龙远蔚研究员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等。这些论著都有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结构，对民族经济学(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应该说各有侧重，各有千秋，对民族经济学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探讨学科的基础理论及基本理论构架，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中无法回避的现实。但“一门学科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7] 尤其作为社会科学，既需要社会实践的发展，又受到学科理论积累及研究者理论思维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不妨考察一下经济学的发展史，若从配第的《赋税论》(1662年)和《政治算术》(1690年)算起，经济学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正式出版，也有近230年的历史了。在这相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说不算太长、但也不短的时间里，经济学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出现了诸多学派。至今，经济学在一些理论及方法问题上仍存在着诸多分歧，但这并不影响经济科学的发展。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出现是近代的事情。而且，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建构更多地受到国外经济学的影响，可以大致分成几个历史阶段：1949年之前，一些从西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翻译国外的经济学著作，介绍其理论和学说，在西方经济学的启蒙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的主流是受原苏联经济学理论体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欧美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远远超过历史任何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学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前苏联及欧美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理论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给养，而且还提供了方法工具。而在不同的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学的理论和体系以及方法都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作为“广义民族学”范围内的许多民族新学科大多处于同民族经济学基本相同的境地，一些比民族经济学发展历史更长的学科也处于体系和框架的探索和建构阶段。当然，基础理论和体系不完善是民族经济学面临的现实问题，但并不是说学科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短，就应该如此，只能说学科的产生和逐步成熟需要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积累，更需要一支具有专业理论素养和科学理论思维方法的研究队伍。
三、关于研究对象
从民族经济学创立之时起，关于研究对象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这一争论又往往与学科名称和研究范围联系在一起。如民族经济、民族地区经济、少数民族经济等不同的称谓所指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是不同的。关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在创立民族经济学科之初，施正一教授就明确提出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指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这可以从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方面来说：从广义上来说，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研究世界上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既可以把一个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专门研究对象，也可以把一些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这是就一般民族经济学来讲的。这就是说，民族经济学是以某个民族或某些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自己的专门研究对象的。如果脱离了具体民族，就社会和国家范围来研究经济问题，那就不是民族经济学，而是一般经济学了。从狭义上来说，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们认为，就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它包括的范围也是多方面的。可以把一个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专门研究对象，也可以把一个民族地区(包括若干个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还可以把所有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综合研究的对象。”[8] (P11)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研究的对象主体从广义上看是“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从狭义上看是“我国少数民族”，而研究的客体是“经济问题”。
2.“研究一般经济规律与民族发展条件共同作用下社会经济生活的民族特色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形式，研究这一过程的经济行为、经济制度、结构变迁；研究这一具体过程与一般经济过程的联系与区别；研究经济发展和民族现代化过程的趋势特征；研究民族利益的实现方式，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5] (P10)同时将空间及行为主体进一步明确为“中国的各少数民族”。
3.“民族经济学是经济人类学与发展经济学联姻的直接产物，”其“研究对象与重点将聚焦于工业化后发展民族的经济发展问题”。[9] (P16)
4.“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结构兼及上层建筑对经济结构的作用，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来揭示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结构及其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科学”。[10] (P10)
5.“民族经济学就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集团与单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及居住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一般规律的一门科学。这一概念体现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一般即我们把所有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有利于我们制定民族经济政策；个别即研究单个民族的经济生活与其居住区域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这一概念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研究民族居住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一般规律，使民族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形成分野，凸现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独有领域。”[6] 这一观点虽然没有做广义和狭义之分，但从“多民族国家内民族集团与单个民族”的界定看，肯定不只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在这一点上，与第一种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区别在于研究的客体由“经济问题”具体化为“经济生活及居住区域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及其一般规律”。
把民族经济研究区分“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在考虑到学科创立的特定背景及目前研究实际的同时，也有利于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更有利于学科基本概念及范畴的提炼，科学地探索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既考虑到学科面向世界的问题，也考虑到使学科适应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认识是相当有远见的。”[7]“事实上，当一个学科刚刚提出来，理论体系、逻辑框架尚不十分明确时，过早地划地为牢、自我封闭并没有好处，相对宽泛的定义和包容性，更有利于理论的探索、展开和去伪存真。”[11]
对民族经济研究对象的“广义”和“狭义”的理解，首先是对“民族”概念的理解，而对民族概念，学术界亦有不同的看法，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民族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其含义是多层面的，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具有两重或三重民族身份”。民族经济也存在着“一般或抽象的民族经济”、“国家层面的民族经济”、“少数民族经济”。[5] 就民族经济学研究的现状看，各个层面的研究都有，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少数民族经济”层面。而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环境下又是不同的。如汉族在中国不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当他们作为“海外华人”的主体，在其所在的国家就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同样，朝鲜族在中国是少数民族，是“少数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在韩国和朝鲜就成为国家层面的民族经济研究的对象了。从世界范围来考察，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世界范围内人口的流动，民族人口的分布将会越来越复杂，这应该成为今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关于研究方法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这一争论又往往与学科性质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那么就应以经济学研究方法为主，如果是民族学的分支学科，研究方法就主要是民族学的方法。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把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划分为三个层次：指导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并认为在学习和研究民族经济学时，三个层次的方法都是适用的。同时具体化为五种方法，分别是：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适度地应用科学抽象、唯物地进行历史叙述、必要的群体利益分析。[3] (P13—18)
2.把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认识论方法，认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研究方法的灵魂；第二个层次是基本论证方法，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第三个层次是具体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个体分析与总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5] (P16—18)
3.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根本方法，同时还要辅以现代科学手段和科学方法。[10] (P15—22)
4.民族经济学在吸收经济人类学和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一些方法的基础上，“以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为其方法的特征，以此来说明不同的民族怎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运行体系，又怎样在这种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中获得自身的发展”。同时“运用科学抽象的方法……循着抽象—具体的分析路线，把一般发展要素的分析还原到各民族经济体具体的发展实证中”。[9] (P16—18)
以上各种观点的共同点是都认为民族经济学研究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而在“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方面各有所侧重。由民族经济学科的交叉性决定了研究方法不可能是简单采用某一学科的方法，应该综合运用经济学与民族学乃至其他一些学科的方法。同时，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研究都不是单一方法，应该有指导性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其中指导性方法是出发点，是整个研究立论的基础，这与研究者的理论修养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在科学研究的不同阶段，也会采用不同的方法。而且，随着学科交叉的普遍化，一些具体研究方法的交叉也会越来越普遍。
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情况看，所采用的方法同样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研究视角有关。有些研究侧重于经济学的方法，有些则侧重于民族学或社会学的方法，但大部分研究还是可以大体归于规范或实证研究中，尤其是一些应用性研究基本都采用了这两种方法。
在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坚持科学的历史观是非常重要的，这要求研究者具备发展史和学说史的基础知识。我们在以现代人的视角评判历史过程、历史事件以及前人的学术思想时，应把他们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中去。历史是动态的、发展的，民族也是发展的、动态的，有关民族经济的理论和思想也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五、关于研究内容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自然也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同时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其内容离不开民族经济发展的背景和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20多年的研究情况看，学者们的研究视域是相当广的，涉及到了民族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但大部分研究成果侧重于区域层面，即研究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也有一些学者从民族出发，研究某个民族的经济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赖存礼著的《回族商业史》等。除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的研究外，对国外少数民族或族群经济的研究也已取得一定的进展，如单纯博士著的《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等。
对民族经济的研究内容和范围，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看法。“民族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我认为要重点研究民族经济生活、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民族经济生活的比较研究、民族经济政策、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规律等。至于各经济部门，如工业、农业、林业、旅游业等还是由产业经济学去研究比较好”。[6]“民族经济学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问题的经济学，主要研究稀缺性经济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三大目标之间的合理配置问题，研究民族文化因素、民族地域分布因素、民族政治因素对资源配置和人们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影响。”[4] (P914)
在创立民族经济学之初，施正一教授就主张：“任何民族都有自己内部的经济联系和共同经济生活，而同时不同民族之间又相互发生经济交往。民族内部与民族外部的这种经济联系或交往关系，不仅是产生民族经济的基础，而且也是所有民族生存、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基础。同时，民族经济的这种内在结构关系的本质属性也是决定民族经济学产生与存在的最终根源。”[3] (P4)由此可以看出，民族内部的经济关系和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构成了民族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民族内部或民族之间经济关系的研究离不开各民族的经济行为，民族经济学要通过这些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的研究探寻民族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过去在区域层面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由学科产生的时代要求决定了宏观战略层面的研究成果显著，并由此奠定了学科的地位，但同时也存在着对民族内部及民族之间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的研究不足的问题。
除此之外，利益关系也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民族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关系，那么经济关系的关键就是民族经济利益”。[12] 经济发展或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是利益实现和分配的过程，而经济发展参与主体的多元性，也决定了利益主体的多元性，而且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利益关系，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研究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利益关系是这些利益关系中的重要方面。这种民族利益关系有时表现为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时表现为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从区域角度看，民族利益关系往往又与区域经济利益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又具体表现为不同民族居住的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同一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民族及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民族利益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民族经济学研究民族经济利益关系，不是站在某一个民族的立场上强调绝对经济利益，而是以社会公平和协调发展为主旨，主要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利益的分配、参与机会均等以及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等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也已取得一定的进展，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来，学者们在总结传统区域经济开发模式经验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及民族经济利益实现方式等问题。
在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内容的讨论中，与区域经济学的关系也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有观点认为民族经济学就是加入了民族因素的区域经济学，并对民族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在学科创立之初就有“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地区经济学”之争。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大部分侧重于民族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相对而言从民族角度或对某一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研究一个民族的经济在我国因缺乏资料和经费很难进行，并且风险较大，而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则统计资料较多，又容易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12] 这确实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关键所在。其实，这一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与现阶段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特点有关；另一方面与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及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民族经济研究不可能脱离其生产生活的地域空间，而且民族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虽然存在着民族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分离现象，但民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如何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民族利益关系还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今后随着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产业结构的变化，这一研究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交叉学科虽然在研究对象、方法等方面与区域经济学有着实质性的区别，但也存在着交叉，民族经济学研究必然要用到区域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
民族经济特别是民族地区经济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民族经济学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结合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实际，把动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作为今后的重要任务和内容。
六、关于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
文化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就广义文化而言，它囊括了历史及现实发展的物质及精神领域的所有方面，可以说文化的差异和影响无处不在，而文化的交融和发展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因此，文化作为一种物质及精神存在，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着有形或无形的影响。在现实研究中，人们对文化的界定更多的是狭义文化，即基于“制度”和“思想”层面的文化。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涉及文化，民族经济学研究也离不开文化，因为作为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主体的“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承，文化差异及认同是民族存在和区分的重要条件。“注重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特征”。从已有研究成果看，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对文化的侧重也有所不同，但大部分研究存在着“忽视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这一经济学研究中的普遍“缺陷”。
由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的广泛性决定了不同的学科研究文化的侧重点不同，民族经济学对文化的研究重点应放在民族文化对各民族经济行为的影响或特定文化条件下的民族经济行为问题，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等的经济合理性与文化适应性问题，以及经济发展中的民族文化保护问题等。同时也不能过分强调文化在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这不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所要或者说所能完成的任务，而是其他学科所要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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