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文化研究：理论、现状与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现状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09)04-0044-05
现如今，文化已经逐步被人们认识到是一个与经济起飞乃至与整个社会发展密切关联的全局性的大事。出版与文化密切相关：出版既承担着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又是文化产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出版活动中形成的出版文化，是出版人按照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确立的出版观念，以及与出版观念相适应的出版制度、出版机构、出版设施、出版物及其影响等的总和。出版文化渗透在人类的出版实践活动之中，既体现在作为隐性的出版理念之中，也体现在作为显性的出版制度性结构之中。出版文化既是一种历史遗留，也是一种现实创造；过去人们创造了出版文化，今天人们仍在发展着出版文化。出版文化是一种集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观念与制度在内的整体性文化。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出版，是厘清出版文化问题的有效途径。出版的文化研究是一个宏观的出版研究新思维，但不仅仅是一个角度和方法的问题，更重要的，这是从人类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出版这一人类文化现象。
1 文化研究与出版文化
文化学建立于20世纪初，是一门以人类文化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基础学科。文化学是从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分离出来的一门学科。文化学的发生性质决定了其研究范式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文化研究习惯于在与不同的学科(如哲学、历史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持续交互碰撞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往往采取文本分析、语言学、解构主义、实地调查、对话访谈、精神分析、历史研究等多种方法。当前学界所称的文化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称。广义的文化研究涵盖面很广，“凡是以文化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阐述，无论是源自某一学科还是某一思想流派，都是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某一学科的理论或某一思想流派的理论一旦与文化问题结合起来，便形成了文化理论”。狭义文化研究“实际上特指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为源头的文化研究”。出版文化研究无疑属于广义的文化研究。但是，“无论是泛指还是特指，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跨学科性；也就是说，文化研究无论从广义而言抑或从狭义而言，都不为某一学科所独有”①。学者将各种与文化相关的现象全部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中去分析、阐明。也就是说，文化不仅是文化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成为诸如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视角揭示文化对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影响，以及文化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可能。
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比传统研究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新的研究模式。文化研究更加注重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场，打破各学科自我封闭状态，尽管它不可能取代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但是在文化研究的刺激下可以使这些学科表现出新的创造力”②。众所周知，社会生活的普遍关联性和学科发展的相互渗透性，使得现在不会再有人认为出版学的发展可以不要其他学科的滋养。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出版现象，同样是受到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的启示，是文化研究与出版结合的尝试。将文化研究的方法运用于出版研究，为我们揭示出版现象的文化机理、出版实践和存在方式以及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摆脱就出版论出版，把出版仅仅当作知识与宣传的载体，正确认识和理解出版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提供方法和理论的指导。
我国出版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文化热”在出版界的反响。出版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至少源于以下两方面深层次的原因：第一，出版的内在本质要求。一方面，出版与文化犹如硬币的两面，文化对出版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是出版得以存在的依据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出版也是传承人类文化的重要媒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出版活动本身就是一项文化活动。因此，研究出版文化既是出版自身的内在要求，也是关注出版的人们应有的责任。第二，出版的现实需要。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出版业的影响、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迅速发展，出版人面临比以往时代纷繁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由于出版产业化面临的新问题以及出版人的自我迷失等原因，都需要我们从出版文化中去寻求答案。因此，“出版文化”概念和命题是随着出版研究的深入而提出的，反映了出版学科试图走向开放性研究的努力，更反映出我国出版业发展势必向文化建设层面提升的历史要求。这促使我们必须加强对出版文化的研究力度，实现出版研究的“文化转向”。
出版研究“文化转向”为出版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出版人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实施的出版活动及其成果，出版研究者也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是一种文化的存在。顺理成章，出版研究必须重视文化因素，把文化放在研究的架构之中，充分考虑文化与出版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基于文化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对出版现象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入的学理阐释，也是出版学理论体系平衡发展的客观需要。总体看来，文化研究对出版学的贡献有以下几点。
1.1 文化研究应用于出版研究，拓展了出版学的研究领域，为出版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人类出版实践活动的新视野
传统的出版研究注重作为文本的出版本身的研究，将出版文本看做是独立自足的客体，关注出版的实际操作、政治教化等工具理性的内容，少有对出版自身以及之外的文化内涵的揭示。而文化研究的视野突破了此类研究方法的局限，不仅将出版文化看做具有实体内容的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并把“非出版”的对象带入出版研究范围，关注出版之外的社会、历史等因素。正是依靠其广阔的研究视野，出版文化研究使出版研究从自我孤立的封闭现象中走出来，把出版人、出版物与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度挖掘出版人、出版物、出版过程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由此拓展了出版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出版研究的路径。
文化理论帮助出版学发现了出版和文化的关系以及出版文化和出版中的文化因素，这无疑是一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丰富。文化理论对“文化是什么”的回答和理解，使出版学中的文化研究在“出版与文化”的并列关系之外，又开辟了一种文化研究领域，即出版不仅是文化传承的生命机制，而且出版本身就是文化，就具有文化性；出版有了文化的“本性”，而文化本身是丰富的，从而出版也被赋予新的内涵和使命。
1.2 文化研究重视具体的社会实践，有助于我们对出版活动内在机理的揭示
出版物的生产既是物质生产，又是精神生产，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并未得到很好的处理。由于对中介因素和环节缺乏精细的考察，出版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者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常常被简单化、模式化。出版文化研究关注意义(出版物精神意义)是如何从具体的物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并且强调这种意义的生产过程是包括制度、组织、文本、行为等在内的所有因素互相冲突并达成妥协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精细描绘能比较真切地展露出版实践的内在机理。
1.3 改写一些出版基本命题和理论
文化观念的输入，对出版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命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如，(1)出版观：文化出版观的确立。以往意识形态视角的出版观特别注重出版的认识性或反映特性，而文化视角的出版观则更看重出版的创造性；意识形态视角的出版观注重出版在社会结构系统中对一定经济基础的服务功能，而文化视角的出版观则更注重出版在人类本体存在中的自我解放功能；意识形态视角的出版观在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上倾向于“辨异”，而文化视角的出版观则更倾向于“认同”。(2)出版目的：一定社会文化的传承。由于文化概念内涵的丰富性，所以作为“一定社会文化传承”的出版比作为“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出版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可能。(3)出版本质：文化本质的彰显。出版的本质不是传统上所讲的“政治本质”“经济本质”，而是一种“文化本质”。用文化的观念理解出版，对出版的认识就从“生存手段”转变为“生存本身”，这样理解的出版就不仅具有工具价值，它所获得的文化价值是使出版与整个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生活联系起来。(4)出版过程：出版人与文化的双向建构。从文化的角度看，构成出版过程的基本要素是人和文化。既然出版的目的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传承，那么出版过程也就必然是出版人与文化之间的双向建构活动。出版活动从本质上看是属于出版人的，而且也只能是属于出版人的。(5)出版研究方法论：出版的文化学视野实现了一个方法论的飞跃，使我们可以从人的生存状态来理解出版，透视出版与人类的联系，把握出版在人类生存中的意义，并超越出版表象深及出版的观念文化，进而更深刻地认识出版的本质，实现对出版的内在批判，同时在实践上真正确立出版的文化性格。
2 国内外出版文化研究的现状
近30多年来，我国的出版学界对出版文化投入了一定的热情和精力。但相对于不尽成熟的出版研究而言，出版文化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有关“出版文化”内容的著作，一种是属于出版史著作，它们对中国古代至近现代出版历史发展演变有所描述，但或囿于体例不可能着力分析、揭示其演变的复杂条件和内在机制；一种是对出版史上的重要人物、出版单位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对相关出版史料的总结概括、分析归纳来探索出版与文化的脉络和发展方向。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不多、质量参差不齐，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出版文化”论域广泛，这里仅借助于收录学术期刊较为全面的清华大学学术期刊网1980年至2008年间刊发的以“出版文化”为题名搜得论文126篇，剔除内容不相干的46篇，28年间发表的论文实际仅有80篇(其中80年代4篇，90年代20篇，2000年至查阅当日56篇)，足见研究者对“出版文化”论题关注远远不够。港澳台地区的出版文化研究，一方面继承了出版史、印刷史研究的传统理路，另一方面，因受欧美史学研究传统的影响，着力于明清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同时对当下出版业进行文化观照，但理论探索相对缺乏。
在国外，日本、韩国以及欧美一些学者也致力于出版文化研究。其研究成果也多以我国明清书籍出版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为宏观考察对象，仍属于出版文化史范畴。总体看来，海外的出版文化研究着力于中国出版文化史，而且已经从早期单纯的中国印刷史、出版史研究，转向探讨明清时期中国出版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等多方面的关系，是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我国内地所发论文为例，现有论文涉及出版文化概念的界定、出版文化结构及其组成、出版文化功能等内容，初步勾勒了出版文化的雏形。但是，当前国内出版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显。
2.1 出版文化需要加强理论研究
出版文化研究离不开文化学、哲学、社会学等理论的支撑。但是，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许多研究者基本上是在缺乏对出版文化的哲学思考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对出版文化的具体问题的研究。以往的出版研究如果注意到了文化，也只是将文化视为一个外在的变量、作为一个背景和因素来考量，对出版文化内部诸要素及其价值实现的过程缺乏深入考察；或者说，对“出版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感性层面的描述，而非理性层面的认识，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出版文化”概念的理解以及“出版文化”内容阐述随意性大且纷繁不一上，研究者不能在同一层面进行对话交流，更遑论其他。此外，出版文化研究对当前文化研究的前沿理论成果借鉴不够，言说话语陈旧。
2.2 出版文化研究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把握
出版文化研究理论探索欠缺，使得研究多囿于现实的出版活动，“文化”也只是论者言说的“由头”：有的借“(出版)文化”之名谈出版，但并未对所使用的“(出版)文化”给予界定、说明；有的虽以出版文化立论，但在具体研究中就出版谈出版，就文化谈文化，文化和出版并未有机融合，还处于“出版+文化”的“两张皮”状态。从所发论文数量上看，多从宏观方面泛泛而论出版的文化功能、文化作用，而对于出版文化包含的其他内容很少涉及。
2.3 出版文化研究方法论的缺失
当前出版文化研究实质是仅从出版学角度研究出版文化。出版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或范式是什么几乎无人涉及，出版文化研究缺乏方法论的指导。方法论的缺失使得出版文化研究显得苍白肤浅，难以达到应有的深度与厚度。
3 出版文化研究的范式
如果说以“出版文化”为研究对象，那么，其研究范式的确立是首先要解决的，同时，这也是出版文化研究一个可行而有意义的切入点。我们认为，对出版文化的研究必须有与出版文化特征相适应的研究范式——赖以对出版文化现象和理论进行梳理、勾勒和整合的学理框架。总体说来，出版文化研究基本上有四种研究范式。
文化的研究范式。出版文化首先是一个文化论域中的问题。文化层面的出版文化研究，把出版作为文化的对象和内容加以研究，将探索的视野投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深层的社会结构之上，对那些潜移默化地制约和影响出版活动进程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心理定势和行为模式等诸因素进行全面透视与剖析，主要回答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对出版具有什么意义等文化本体论问题，核心问题应该是出版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价值等问题。
哲学的研究范式。出版文化的哲学研究是出版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在哲学层面上对出版活动的思辨有助于凸显出版文化的本体及价值。一个出版机构(或个人)在出版实践中所呈现的出版文化和出版精神，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出版机构(或个人)所特有的哲学思想，它本质上是出版机构(或个人)的出版理念、工作方针、理想追求、管理模式的哲学抽象。作为哲学层面的出版文化，一定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理论品质。哲学层面的出版文化研究，主要回答文化对体现出版的本质、实现出版的文化目的具有什么意义，核心问题应是出版的意义和出版价值观等问题。总之，从哲学层面对出版的本质、目的、过程及其规律的思考，对出版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诞生的文化哲学对出版文化研究有重要启示。文化哲学“从哲学形而上的价值理想预设出发，去审视和研究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和文化世界，从中探求人们的生存本性、行为根据、存在价值、生活意义乃至前途命运，去求解人的现实文化实践背后的人文精神，并展示个体生命存在的多样化特征”③。以人为中心是文化哲学的根本旨趣，以人与文化的关系为内容，从而对人的本质和文化的本质深入地进行探究，借助于辩证逻辑的力量，揭示文化与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之间的本质联系是文化哲学价值之所在。文化哲学使我们意识到，文化不再与人相分离而对立，而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生成方式”，“作为稳定的生存方式的文化一旦生成，它一方面对于置身于这一文化之中的个体的生存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像血脉一样构成人的存在的灵魂；另一方面，它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从深层制约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研究文化实际上是在研究人本身”④。遵从上述文化哲学中对文化以及文化与人的关系的理解，用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待出版文化，亦可看到，出版文化首先应该以人的存在、人的自我生命存在及其活动为立论依据和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说，出版文化首先是“为人”的，而不是“唯物”的。因此，将出版人作为出版文化的真正主体，出版文化及其研究才真正具有意义和价值。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研究出版文化需要弄清楚：出版文化与出版人之间紧密的联系，出版文化对出版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以及活动意味着什么；出版文化与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也就是出版文化究竟从人类文化中吸收了哪些文化养分。这些虽然有些“迂阔”的问题，已经被当前出版的日益功利化和趋利性所淹没，也被出版研究者在总体上所忽视。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忽视，导致了现代出版在出版理念、价值取向、人文关怀、精神意向等文化建设方面的模糊和滞后。对此，我们在研究出版文化时确实需要认真考量和对待。
出版学研究范式。出版学研究本来就应该成为出版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重点。文化研究包括出版学研究，文化研究将出版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来考察，并从出版学的研究中获得丰富的资源。而在出版学研究中，把出版活动的论述与一定的文化语境结合起来，出版学研究也会有一定的收获。但是，出版文化的出版学研究范式应该建立在对出版的文化、哲学的思考基础之上，才可能是准确、深刻的。同时，出版文化的出版学研究范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出版文化的文化、哲学研究范式在出版学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和体现。出版学层面的出版文化研究，主要回答出版活动中文化的功能和特征、文化通过出版活动又是如何传承的等出版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国出版文化研究者关注得较多的领域，因而自然也是出版文化研究最全面、取得成果最多的领域。可以说，迄今为止出版文化研究的所有问题基本上集中在出版学的层面。
出版实践研究范式。出版实践层面的出版文化研究，也可以理解为出版行为层面的出版文化研究。出版文化的出版实践研究范式，主要是在对出版文化的文化、哲学层面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对出版学研究范式的具体化、实践化的阐明。出版文化的出版实践研究范式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出版文化如何在出版实践中通过具体策划和运作得以体现和实现。出版究其实是人类久远的一项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实践性是出版的属性之一。出版活动是由若干具体过程有机组成的，对于每一具体过程的分析研究，了解它们在整个出版活动中所处的逻辑关系和地位、职能，是把握出版活动整体性的前提。出版的文化研究视角虽然注重发掘出版的全部意义的整体性，但也并非囫囵一团，它也强调出版活动的每一环节在整个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和具有的功能。出版实践研究范式恰好为出版文化诠释出版的整体意义提供比较、判断、验证等，以便更确切地描述和表达出版文化诠释的结果。
注释：
①萧俊明.文化理论的兴起[J].国外社会科学，2000(2)
②蒋晓丽，石磊.传媒与文化：文化视角下的传媒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2
③邹广文.“上下求索”的文化哲学[OL].www.gmw.cn/content/2007-11/10/content_690…22K
④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