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还是国别史——如何将学术研究与历史教学相结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别论文,学术研究论文,如何将论文,历史教学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法国，一如欧洲大部分国家，甚至其他大洲的国家（例如魁北克，日本，中国等），似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曾经就国别史功能展开激烈争论的年代。那些主张历史学研究方法应该为非排他比国别史研究方法的历史学家曾经在数十年中认为他们在公共空间推动了观念和思想的发展，并成功地使历史教学的某些层面向较之于继承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研究方法而言不那么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开放。此后，对时代的政治精神的研究，对导致世界格局平衡局面产生重大变化的事件的研究，以及对人们面对传统认知方式无法加以解释的未来所产生的焦虑性关注，对传媒即时发布的将复杂问题加以简单化处理的公共人物的话语的研究等，这一切都使得人们过去目之为“新史学”学术圈子的历史学家和今天位于学术界前沿的全球史或跨国家历史研究的学者们由攻势转为守势。据80年代历史学界就研究规划展开的争论期间即已广为人知的论点，那些脱离了国别史“沃土”的历史所呈现的形式应该对新成长起来的几代人的非政治化倾向，公民意识缺乏的倾向，对于更为广大的地缘空间的归属感的消失的倾向和在更为狭窄的社会与地理空间里自我封闭的倾向承担责任。由法国历史之家的教学研究规划所引发的争论既漫画图解式地又带有不便直接言明的观点地总结了这些“植根于本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和“脱离本土”的历史学家之间惯常的学术交锋，而恰恰正是这些历史学家都将历史学视为具有功能性和合目的性的学科，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组成部分，而且也主张历史应该向更大的地缘空间开放，向学术界提出的诸多新问题开放。尽管这一很早就消失了的法国历史之家所发布的历史教学与研究规划的最终版本还是将其学术对手的一些论题加以回收利用，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此举不能说是从善如流，那么至少也是将原初规划中表现出的明显的新传统主义哲学加以掩饰的一种战术性的尝试。
这一前后矛盾的现象凸显出这些看上去似乎无法调和的两种历史学的视野，其实都立足于将历史学教学研究规划加以工具化利用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并非如同鼓吹回归本国神话般传统的史学家们所信誓旦旦地认为的那样无法兼容。两派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无论他们是从本国史角度出发进行历史研究，还是从相反的角度出发试图摆脱本国史的视野，他们最终都不得不考虑其学术对手的视野，不得不考虑到各国历史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联系（这在欧洲史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然而这并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同样，任何一种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尽管它可以抹杀国家之间的疆界，然而却无法抹杀历史与地理上的非连续性，无法抹杀在拥有相对独立的特定空间内的基于权力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无论是一座城邦，一个帝国，或是一个语言文化共同体，一个文化地域或是宗教区域）。这是笔者在探讨国别史和全球史时都将采用的论证方法，随后笔者还将指出此种论证方法在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两个领域产生的影响。
众多国家之中的国家
为证明国别史与全球史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我们不妨参考一下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宾德的一本著述《众多国家之中的国家：美国在全球史中的地位》。遗憾的是该书尚未译成法文。①此书的书名即已表明他试图从国别史和全球史的二元对立中寻求替代性方案的努力。显然在乔治·W·布什主政白宫期间，在美国例外论和爱国主义不仅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基本价值观，而且远远超出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潮范畴的背景下，该书及其作者无法不掀起轩然大波。美国一如法国，很久以来就一直在通过与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与英国的对立和相异建构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并对欧洲国家和英国的民族文化特性加以质疑。与此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孤立主义的世界观针锋相对，宾德论证道，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审视美国19世纪的历史，并将其视为与欧洲各大战事与各重大社会变革导致的震荡形成共振关系的空间。例如，宾德对欧洲诸国基于领土统一的民族国家建构的研究；对美国南北战争与德国和意大利国家统一进程的比较分析；例如，新型欧洲殖民帝国模式的发展远远领先于条件尚不具备的美利坚帝国，而远非通俗史观所认为的那样。宾德对这一史实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对在19世纪末社会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为工业化社会发展进程所必需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此起彼伏所作的描述等，皆为宾德的论证提供了依据。这里所说的共振关系并非如同丹尼尔·T·罗杰斯以往在《大西洋两岸的交流》一书中所重点强调的那样，是两岸精英间有关思想观念或有关政治议题所进行的交流。②由于正在逐渐形成的美利坚民族源于欧洲各部分国家移民的不断融合，所以美利坚民族文化特性始终受到源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德国，意大利，犹太民族，俄罗斯，斯堪迪纳维亚地区等各国移民远道携带而来的各自身文化特性之间形成的张力和不同表征的共同作用。虽然宾德的著作的历史研究对象是截止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然而众所周知，这一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在新涌入美国的少数族裔移民的时期仍在继续，而且即使表面上看已经融入美国的外籍移民仍然受原籍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而且还时常遭受原籍国与入籍归化国之间的冲突形成的边际效应的影响，例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籍移民的遭遇和今日源于中近东诸国的移民所受的遭遇异曲而同工。以美国为例，践行以美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并希冀将其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这种做法不仅令人无法理解推动美国历史形成的各种动力及潜伏于表象之下的各种张力，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早已时过境迁的选择性历史观，这种由人口占少数的，自认为自美国建国之父以来就一直是不间断的线性历史文化唯一合法继承人的源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信仰新教的白人族裔所强加的选择性历史观，由于忘却了组成美利坚国家的族群分裂的客观事实而无法为人理解并接受。
同理可证，如果将托马斯·宾德提出的方法移植到法国国别史的空间里，或者是欧洲其他国家国别史空间里，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形成的法国历史空间，笔者认为从学术上讲这是能够成立的。这是因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法国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其一是源于欧洲大陆内部诸国的移民潮，例如来自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的移民，加上来自欧洲大陆以外的移民潮，对法国多元文化造成的深远影响；其二是由于自1830年以来法国一直处于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而且法国还念念不忘以帝国社会的身份自居。③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为证明此种必然是全球性的和跨国家性的法国历史观的合理性，人们甚至可以将法国的某些特征界定为具有特例性质的东西，而其实这恰恰证明了法国历史与欧洲历史乃至于与其他大洲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那种认为法国历史乃是由大革命遗产造就的国别史观，却自认为代表了普世价值和可以将其作普世推广的价值，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该历史观在排他性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曾经部分地背叛了或歪曲了这些普世价值。这种历史观曾经正面地或负面地影响了远近邻国的民族国家的重建或重构，例如西班牙通过反对拿破仑的战争重建其国家，例如德国，意大利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甚至英国都受到其影响，一如琳达·科莱所指出的那样。④其实法国国别史观并非旨在以此复活作为欧洲历史主轴的伟大民族的神话，而是试图展现与法国大革命息息相关的法国史观在欧洲诸国产生的影响何以反过来又影响了法国社会本身的发展演进，以此来培育有关法兰西伟大民族的幻觉。例如拿破仑三世的对外政策就旨在为其伯父拿破仑一世在滑铁卢战败后遭受的耻辱雪恨；再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国策亦旨在围堵德国，而这恰恰是旨在对俾斯麦于1871年普法战争后对法国实施孤立政策一事报一箭之仇。不仅如此，此种史观还被用来解释法国与其他国家爱国者和革命者之间相互声援的现象，例如法国对希腊独立运动的支持；还有针对一些流放于法国的族群采取的对其加以吸引的措施，如1831年和1863年波兰人民起义失败后对波兰人实施的特殊吸引措施；再如19世纪和20世纪针对被逐出本国的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拉美诸国的革命者或争取独立的人士所采取的特殊措施。此种史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营造了法国文化与法国政治引领世界进步的形象。
其次，随着法国融入欧盟而且必须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时，必须在法国国家历史的宏大叙述中采用此种史观的视野，否则就有可能落入极右派仇外排外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因为极右派恰恰是想将产生于对辉煌历史的怀旧感或产生于对未来毫无信心的伟大民族的神话变成永固不变的国家认同。在历史学专家的工作之外，如果不将此种史观对历史进行的重新而且富有积极意义的阐释加以广泛传播，如果不将其视为法国周边远近民族国家空间之间的良性互动，如果不将其视为在不同国家民族构成发生变化之后原有地区和国家形态经受严峻考验的事实，那么欧洲建设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我们今天应称之为全球化的进程就将继续愈来愈被人们自发地视为外族入侵，视为洪水猛兽或是某种悲剧性宿命，一如我们在最近几年来重大政治辩论中司空见惯的那样。传统的去历史化的国别史观只能是不断强化那种以排他性的视角建构起来的有关力量对比的观点，不断地强化不是光荣崛起便是不幸衰落，不是胜利便是失败，不是英雄便是叛徒的非此即彼的观点。如此无休止的二元对立史观在人们理解现实与历史时只能起夸大冲突与张力的作用。在象征层面上，它起到了摧毁普世价值的作用，因为若无普世价值，欧洲建设就将是毫无实质意义的地理代名词，将会成为一个毫无普遍意义的政治价值的一个商品流动的空间，一个面对纷繁复杂的地方认同，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时毫无能力激发人们对欧盟加以认同的苍白无力的解决方案。何况地方地域和国家认同由于近距离的空间，由于母语的作用，由于宗族势力的盘根错节，由于学校传统教育的潜移默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而凸显出其显而易见的力量。
再次，在各大洲大陆国家如北美大陆，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群雄并起的时代，法国只有在欧盟这样一个开放性的国家空间内，一个可用普适性的做法推动普世价值的空间内提出一个既植根于其悠久历史又能够以毫无统治者和好为人师的心态，毫无自卑情结与自虐式内省的心态与其他文明和其他各大洲空间进行平等对话，方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如果将自己关闭在自我中心历史观的牢笼内，我们断无前途可言。毫无疑问，这种新史观必然会与以往奠基于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排他性史观以及将自己的论点教条式地强加于人的做法形成冲突。然而，只有这样的新史观才是唯一一个能够通向批判式的和不断发展进化的史观的桥梁，才能够使我们不断重新审视史料以探索那些为国家中心主义视角左右的传统史观所遗忘或所忽略的新的分析视角。显而易见，这样的解决方案与公众所广泛认同的史学形态与史学实践，与媒体广泛传播的历史题材电视节目的宗旨背道而驰，也必然遭到那些试图利用法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及其纪念活动为其作政治宣传的政客们的反对。然而，对于构成这些史学形态的先验性论据的批判并不足以消除其对公众的吸引力和老少咸宜的性质，因此我们经常面对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我们如何才能使全球史史观走出学者的象牙之塔，以同样的效率传达至众多的年轻学生，使其发挥批判性的功能？
什么样的全球史？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新史学大纲已经开始尝试解决此一问题：⑤自1962年起，在学校的历史课教学大纲中，至少是在高中毕业班的教学大纲中，从长时段历史观出发，从各大文明空间的比较研究出发，人们曾经尝试引入一种新的全球史的教学形式。中学教师资格考试评审委员会前主席自己亦身体力行，通过自己撰写宏大的全球史教材来传播此一新史观。笔者在高中毕业班那一年曾经有幸学习过这一教材，不幸的是此一史观的传播过程受到了人们今日所说的发生于1968年5月至6月的事件的干扰。⑥20世纪最后一部分岁月中从事历史教学的历史学家的亲身经历说明了在走向非国别史和更加具有全球史的史观过程中的这些突破很快便受到了质疑或者被边缘化。这种质疑一方面来源于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自身，因为他们意识到全球史教学所带来的教学法上的困难；另一方面来源于政治家或学生家长，因为他们从全球史中发现了在公众中容易备受争议或易于授人以柄之处，因为公众从其自身教育中形成了另一种历史观，而他们对于上文提到的那种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所作的大众化和传媒化的传播方式更加感到亲切。虽然如此，难道仅仅靠惯性思维模式的力量，保守主义的推波助斓，甚至还有随着文化的大众化和传媒化而不断推进的反智主义即可对此现象作出合理解释？全球史教学大纲自身，无论是布罗代尔所作的还是其前辈所作的尝试，难道不也应经受批判的考验？为使全球史能够有机会正式进入学校课堂，而非仅仅出现在互联网网站或供专业人士阅读的杂志目录上，仅仅出现在可以在图书馆查阅到的各国历史书籍中，我们须对全球史的基础建设加以反思。
我们首先不妨将全球史临时定义为无国界，无领土，无编年纪事，无民族英雄的历史，没有传统史学中为人熟知的上述令人崇拜的标识，没有那些激发人们好奇心的历史叙事的鸿篇巨制。而恰恰是上述特征使众多国别史或地域史的读者着迷于斯，并以其他更为脍炙人口的形式继续使国别史或地域史具有传奇色彩，神话色彩和文学色彩。我们不是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民族史诗吗？如何设计一种没有上述原动力的教学法从而使全球史能够为人所接受？由于没有传统的参照，由于全球史的领军人物数量有限，特别是由于人们同时皆源于某一可控的语言空间和固化的社会体制空间而造成的无法沟通，这使全球史的教学更其艰难。而此前在20世纪曾经使史学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学科却没有遭遇同样的困难。例如社会史学在其初创阶段就可借鉴社会学家的方法论思路，而无论是接受或是将其抛弃；它可以参考某些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而无论是否可以借鉴；它甚至可以借鉴法律学家作出的关于社会阶层及社会各阶层间利益冲突的定义。社会科学里不乏全球经济学和全球一体化经济学的尝试，而法学领域里也正在进行有关普遍适用法律的讨论。然而这些社会科学学科却都能够在各自领域中利用其资源，其文献资料，其从当代科学中借鉴而来的理论模型，抓住正在进行中的全球一体化的机遇以勾画出与全球史相类似的前景。而上述资源则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推进愈来愈显丰富而且愈来愈呈现出多样性。而这一切与过往时代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一些历史学家也曾经尝试建构跨历史时间的分析范式，例如第一次全球化，第二次全球化等等，然而我们却无法确信这样的以追朔历史的方式来展望未来的方法不会导致历史时间的错乱和轻率的比较，导致学术谬误甚至是自相矛盾，因为我们缺少与之相应的资料来确认分析方法和论证前提假设的有效性。⑦当我们不具备由专家反复论证而创设的研究范式及其最低限度的稳定性，我们又如何能够建构可以传诸后人的分析模型？此外我们还常为此遭遇所谓的标签之战，这表明其理论上的非确定性，一如所有新学科诞生时皆会遇到的同样困扰。问题是全球史是否属于新学科的范畴？如果我们对就此问题展开的辩论作一总结，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双重矛盾性。首先，方法论意义上的定义和命题尽管非常精确，但是这只会加深与法国传统史学界的断裂。因为法国史学很强调其模式，对于问题本身的关注远不如对模式的关注。这从根本上讲只会激发并非来自法国空间的历史学专家和那些游离于大学圈之外的学者的兴趣，然而这些专家学者对于作为听众和未来研究员的学生几乎毫无影响力。其次，由于上述问题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一如笔者前述所言，此种历史学家内部的纷争或围绕名份而展开的争论只能有助于削弱而非加强那些试图走出国别史观或地域史观的历史学家的地位。当我们挖掘一下真正的分歧之点时，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分歧只是体现在枝节上。由于研究的方法或利用的史料；由于偏向于与某一社会科学的对话，如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之争，文化学研究方法和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之争，等等；由于试图介入并影响公众论战而造成的截然对立的愿景之争，如西方中心主义与非西方社会观点之争，统治与被统治力量之对比理论和交流理论之争；或者是由于对历史学研究中根据不同兴趣形成的分支内某些命题是否切题等方面的争执等等，致使某些特殊研究领域内学术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方式出现理所当然的分歧。如果说国别史应该根据上述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那么只要全球史未能深入思考其目的性，未能思考如何与其他历史观的表述形式相结合，那么全球史的研究方法的确立，尤其是如何将其转化为教学法，转化为公民教育方案，以满足前述诸种期待这一问题也并不会因此而顺理成章地变得简单起来。就此，我们必须停止使用所谓的学术革命的辞藻，何况我们深知此类哗众取宠的辞藻的最终结局。因为此类辞藻在史学领域内根本无法适应于史学由于其问题的多样性和受制于多种变量的缘故而导致的自身特殊发展演变进程。全球史与国别史并非截然对立不可兼容的领域，亦非俄罗斯套娃，可以将其加以简单而和谐地套装在一起，因为全球史与国别史都会挑战自己的对手，并迫使对方重新审视自己的理论前提假设并不断重新提出如何将时间空间尺度加以整合的问题，如何面对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及其从个别向一般的方向推演的问题。
为使上述论点更加具体，我们可以举出图书史的案例。如果我们从不同的时空尺度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图书的历史研究以及研究最初出现的印刷物的历史著述都会重复出现佛朗索瓦·思米扬早在1903年著名的文章就已批评过的那种仅仅关注历史现象的史学研究的典型弊端：⑧封闭式的研究方法，经验性的学术研究对象及其边界的定义，以个性化的方法阐释历史现象，如对作者，出版商，印刷商，售书商和读者进行的个性化阐释。在图书史研究1986年至2000年期间渐渐转向更加国别化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和系列化研究方法，⑨并将上述方法整合至每一国家更为宏大的图书生产史的研究视野中之后，⑩从事图书史研究的历史学家自21世纪初起便愈来愈专注于图书如何跨越边界交流的问题，专注于国际图书市场的问题，专注于图书的翻译，专注于图书通过何种方式将文化与政治加以传输的问题。(11)时他们的思路从国别史模式渐进至大洲史模式并最终进入跨大西洋两岸历史研究模式的视野中。随着知识的普遍推广及传播，随着传媒大亨的崛起，这些历史学家无论在思考图书的过去还是未来时，都在尝试使用一个全新的时空尺度。然而各国对印刷品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差异，图书世界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文化和经济时空的差异性迫使历史学家从个人的研究作业方式转向集体的研究作业方式以便能够满足学术研究的要求，一如在让·伊夫·莫利叶及其遍布各大洲的同僚们共同主编的数次大型图书史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所表明的那样。(12)这些研讨会意味着大家必须找到共同的语汇，必须重新审视借自于某一国家空间，通常无法应用于另一文化空间，而且在两个文化空间之间的交流研究中更无可操作性可言的研究模式。因为文化空间之间的交流所遵循的乃是其自身的逻辑，例如在殖民地各国的空间之间，在封闭式的语言空间之间和在多种语言文化空间之间的交流等问题。而作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象征史，政治史的交汇点，图书史与印刷物史一旦进入全球化空间时就会使上述各自遵循的逻辑及其组合的作用充分表现出来。而我们的视角由于我们的研究方法受到实时的围绕着畅销书展开的大众化生产或作为大众消费品生产的图书的影响而常常显得变形。我们发现不少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自然而然地运用这些方法，他们虽然在研究过往的历史，可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历史上商品流通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与今日的时空尺度相比绝不可同日而语，而如果我们将今日的研究方法简单地投射于以往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误入学术歧途。由吉赛尔·萨皮罗主持的一项有关当代社会翻译事业的社会进程的集体研究项目亦突出表明，甚至在今日全球文艺的时代，在有着诸多大型国际书展的时代，图书流通的过程若以各大语言空间的翻译数量来加以衡量，图书流通依然部分地独立于消费社会纯粹经济效益的考量和大众消费品的市场营销策略的考量。(13)事实上，全球史的一个矛盾之处即在于在如此庞大的时空尺度上，我们依然会发现有一些小规模的社会活动主体结成的团体在承担着不同文化空间的连接任务，在承担着决策的执行或者在按照自己的独立意志从事。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对于文化空间的相互连接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他们甚至都无法意识到他们所启动的全球化进程会产生有时连当事人都无法逆料的重大后果。
什么样的全球史需要什么样的教学法？
在我们对应该呈开放式的国别史和应该植根于具体研究对象的全球史进行了双重批判性解构之后，现在需要从教学法的角度得出几个结论。最后的那个案例可以在此视野中提供一个思路。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常常会涉及图书史中有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有关启蒙思想的传播，有关肇始于欧洲国家后于20世纪推广至全世界的义务教育和扫盲活动的某些方面。甚至在一个相对比较简单而且十分具体的层面，历史教师们就历史学的这个分支，从书籍的物质形态的变化，从其政治经济学意义，从其象征意义，从人们获得图书和藏书的方式，从死语言，活语言，国别语言，地方语言和国际语言的竞争等方面的角度，都能够从国家的历史视野扩大至国际化的视野，从国别史走向全球史。而对于今日自幼便成长于数码科技环境之中，和图书的关系愈来愈遥远的年轻一代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而言，将上述内容及其各个侧面重新纳入历史教科书中就意味着一种传播对于人与数码科技的关系的批判意识的方法，一种传播公民意识的方法，一种重新赋予图书以人类记忆，文化及思想传播载体的历史性中长期作用的方法。
同样，许多研究项目正在思考如何按照时代划分和地域划分来解决历史分期问题和历史学家与历史时间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们常常指责全球史或跨国别史学者将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大众并未亲身经历的抽象时空强加给他们。在最近探讨的教学大纲中，为了能够在很少的教学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植入历史数据，人们确实常常借助于历史专题的大跨度解决方案。此种做法产生的效果常相反，因为如此一来，历史不再是可以理解的，具有细微差异性的历史，而是回归到了传播学意义上的进化论和功能论的历史哲学框架之中。由于那些深受比较史学和全球史学影响的学者常常借助于此类历史哲学进行历史研究，历史学家不得不对其研究结果反复加以修订。
如果以2010年出版的高中毕业班的历史教学大纲为例，我们会发现，第一章便以19世纪中叶以来的经济增长，全球一体化和社会的重大变革为讲解的主题，而且必须用9小时至10小时讲解完毕。这些主题显然基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经济社会史经典的研究方法，因为彼时历史学家认为向现代化的转型乃是导致经济增长，边界开放，社会流动的捷径，而且彼时所阐释的唯一发展道路乃是由西方世界绘制的蓝图，因为副标题即为：世界经济的连续性发展：英国经济，美国经济和多极化经济。(14)经济危机，经济欠发达状态，一些经济圈对另一些经济圈的剥削掠夺，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各国内部和世界上有关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争论等，这一切都被搁置一边，或按照经济合作组织提倡的奇怪的经济发展模型，比照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集团自我定义的康庄大道式发展模式而被称之为崎岖的发展道路，或被归咎于古老落后的经济形态。从讲解时间上讲，这种史观显然经济省时；然而如果说这种史观经济省时到挂一漏万的程度，那就更加显而易见；如果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突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各种相反相成的动力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凸显了受到这一进程排斥的一些国家和一些社会阶层对此进程作出的反作用力，那就大可令人生疑了。如果我们将其作为社会史加以讲解，更何况第二个副标题即为社会剧变，那么我们会发现，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描述性的和功能性的历史观，而且再度回归到了国别史的框架中，例如教学大纲的章节标题就还有：就业人口反映出经济社会的剧变：法国1850年以来的案例分析。而正如我们前述所言，如果在此一章节以比较社会学的分析方法讲解欧洲诸国遭遇的问题，对于正好达到法定投票年龄的中学生而言，将更具启发性和更具公民教育的效果，因为这将会比回归至以自我为中心的法国史观能够更深刻地说明法国的特殊性或曰法国的特殊发展道路，何况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法国史观实际上是将当代人口增长模型，将研究三十年辉煌发展时期的社会学家现代主义的分析模型投射于以往的历史现象。
笔者在此无意向历史教学大纲的设计者或负责课堂里历史教学的老师发难。中学课堂上讲授的历史，比之于我们试图在大学讲授历史的层面上，更加面临诸多相互矛盾的因素的挑战。首先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借助于多重传播渠道通过互联网加以传播，或者通过对史学具有高度兴趣的包括历史学教授在内的新型社会网络加以传播；其次，与此同时，受到中学历史教学时间的相对短暂这一实际制约，历史课无法与中学教学大纲里规定讲授的其他人文科学课程展开竞争；其三，相对于高中毕业会考得分系数较高的其他学科而言，历史课作为教学内容价值上出现了贬值的问题。其四，历史学家内部的深刻分歧；其五，全球史与国别史的教学难度使今日的拉维斯或布罗代尔级别的历史学家向初中和高中的同事们传达自己的信息一事竟成了问题。我们能够从这些历史时空尺度的错综复杂的张力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恰恰是：持有全球史观和国别史观的历史学家，与其进行无益的争论或相互排斥，更应该相互纠正，相互补充，相互批判，以便从各自偏执于自认为唯一正确的的教条中，从其导致的失误中走出来，避免受错误的研究方法的困扰。唯有如此，年青一代才能够从历史教学中寻找到自己的历史坐标。
注释：
①New York,Hill and Wang,2006.
②Daniel T.Rodgers,Atlantic Crossings.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③Sur la notion de société imperiale,voir C.Charle,La crise des sociétés imperiales.Essai d'histoire soce coialmparée de I'Allemagne,de la France et de la Grande-Bretagne 1900-1940,Paris,Le Seuil,2001,2è é dition,2008; C.Charle et J.Vincent (éd.),La société civile:savoirs,enjeux,acteurs en France et en Grande Bretagne 1780-1914,Rennes,PUR,collection Carnot,2011.
④Linda Colley,Britions,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New Haven,Yale UP,1992。
⑤S.Baille,F.Braudel,R.Philippe,Le monde actuel:histoire et civilisations,classes terminales,propédeutique,classes préparatoires aux grandes écoles,Paris,Belin,1963; la partie consacrée aux civilisations a été rééditée sous le titre Grmaire cles civilisations,Paris,Flammarion,1987,avec un avant-propos de Maurice Aymard qui explicite les ambitions du projet pédagogique de Braudel très vite remis en cause par les programmes ultérieurs plus traditionnels (p.9-16).
⑥Sur toutes les fluctuations des programmes et les débats politiques qu'ils strscitent entre les annees 1960 et nos jours,voir la mise au point de Laurent Wirth,《Le pouvoir politique et 1'enseignement de 1'histoire.L'exemple des finalites civiques assignées à cet enseignement en France depuis Jules Ferry》,Histoire@Politique.Politique,culture,société,n°2,septembre-octo-bre 2007 (téléchargeable sur le site de la revue); voir aussi la thèse à paraitre de Patricia Legris,L'écriture des programmes d'histoire en France (1944-2010).Sociologic historique d'un instrument d'une politique éducative,Universitè de Paris'1,2010,dirigée par Yves Déloye et Brigi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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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Pour une tentative réussie en ce sens mais sur un espace plus 《regional》 que 《global》,en 1'occurrence la 《méditer-ranée chinoise》,voir Francois Gipouloux,La Méditerranée asiatique,villes portuaires et réseaux marchands en Chine,au Japon,et en Asie du Sud-Est,XVI[e]-XXI[e] siècle,Paris,CNRS éditions,2009.
⑧⑨⑩(11)F.Simiand,《Méthode historique et sociologie》,Revue de synthèse,1903.
(12)Jacques Michon et Jean-Yves Mollier (dir.),Les mutations du livre et de 1'edition dans le monde du XVlll siècle à l'an 2000,Saint-Nicolas/Paris,Les Presses de 1'Université Laval/L'Harmattan,2001; Martyn Lyons,Jean-Yves Mollier et 
Vallotton (dir.),Histoire nationale ou histoire internationale du livre? ,Québec,Nota bene éd.,à paraitre.
(13)Giséle Sapiro (dir.),Translatio,le marché de la traduction en France à l'heure de la mondialisation,Paris,CNRS èditions,2008.
(14)Bulletin officiel de l'Education nationale,spécial n°9,30 septembre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