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结构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鉴于大多数西方学者把福柯当作结构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本文提出了不同观点。文章首先对结构主义作了界定。其次，论述福柯不是结构主义者的观点。再次，认为福柯不仅不是结构主义者，而且是反结构主义者，福柯使用结构主义方法是为了论证反对作为人道主义的结构主义。因为他认为结构主义与人道主义都具有共同的人类学基础。最后，福柯的反结构主义导源于他的反人道主义，并分析了当代西方反人道主义的几种走向。
福柯与结构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颇多争议，大多数研究者都把福柯称作结构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E·库兹韦尔的《结构主义时代》的副标题就是“从列维—斯特劳斯到福柯”。H·L·德赖弗斯和P·拉比诺的《M·福柯：超越结构主义和释义学》中，把福柯与结构主义哲学家相提并论，认为福柯的考古学与其说是一种方法，倒不如说是结构主义哲学。P·安德森在《当代历史唯物主义》中，认为拉康和福柯是结构主义两个最重要的人物。H·怀特也认为福柯是结构主义者，但与他人不同的是，怀特区分了两个结构主义分支。一是“实证主义”分支，它主要关注意识结构的科学确定性，认为人类借助于这种确定性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其方法论特征是综合，代表人物有索绪尔、皮亚杰、阿尔都塞。二是“未世学”分支，它集中注意意识结构借以观照生活世界并由此把人类、思想和行动这三者区分开来的方法，其特征是分析，代表人物有被称作结构主义运动的“四大金刚”的拉康、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和福柯①。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福柯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尽管福柯的有些思想前后多变，但在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这件事上，他的态度始终如一，毫不动摇。他在《词与物》英译本序言中指出，在法国，某些智力低下的评论者固执己见地把他当作结构主义者，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使用作为结构分析的特征的方法、概念或关键词②。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宣称考古学描述的方法和概念不可能混同于结构主义，考古学并没有把结构主义引入历史领域。因为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把思想史从对超验(transcendence)的屈从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运用在语言领域中业已得到证明的知识发展或科学范畴的产生，去如何想方设法为思想史寻找结构③。在某次会谈中，福柯认为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加是反结构主义的了④。在谈到自己是G·康吉汉的学生，并对科学史感兴趣时，福柯指出：“我从未是弗洛伊德主义者，我从未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未是结构主义者”。⑤
一
判断福柯是否结构主义者当然不能完全依据福柯自己的声明和解释，尽管这种辩解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是要主要依据福柯的真实思想和具体内容。既然大多数研究者都把福柯归入结构主义阵营，而福柯否认自己是一位结构主义者，因此，笔者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是结构主义，或者说，结构主义之成为结构主义，具有哪些基本特征。从事这项工作之所以必要，还因为人们赋予结构主义以过于宽泛而模糊不清的意义，以至于当人们言说结构主义时，常常很难判定他们到底意谓哪种结构主义。
人们之所以把福柯当作结构主义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结构主义是对存在主义的反动和否定，这与福柯的反主体哲学立场契合。他们认为，福柯思想与结构主义相一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与语言密切相关，它诞生于现代语言学的肥沃土壤。同样，福柯也十分重视语言，语言反思是《词与物》的基本论题。第二，结构主义的研究客体是语言或言语，而非语言主体，这就类似于福柯对人类学主体主义的批判。第三，结构主义强调的是共时性研究，而非历时性研究。福柯偏爱间断性历史而没有说明认识型之间的相互过渡的连续性历史，这恰恰与结构主义不谋而合。第四，结构主义是依据二元论对立来从事分析的，而“二分实践”是福柯的第二个“主体的客体化模式”。第五，结构主义集中注意的是符号概念，福柯在《诊所的诞生》和《词与物》中对符号及其置换表现出浓厚兴趣。笔者认为，上述这些比较毫无意义，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它们不足以证明福柯是结构主义者。
一般来讲，结构主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指的是“符号的结构主义”，广义指的是“结构的结构主义”，其中每一种又都有严格意义和宽松意义之分。
符号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首推F·德·索绪尔，他在《普通语法教程》中，在语言与言语之间作出了区分，从而为结构主义提供了第一个重要原则。他对语言的共时性的强调，表明他既承认语言的历史范围，又认可语言当前的结构（关系）的属性。然而，由于他进一步认为语言并不属于“语词的物质实质”，而是属于更为广泛的抽象的符号系统，认为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正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再加上他认为符号的本质和符号之间的关系的本质规定具有结构特征，因此人们对他的结构主义要旨可以作各种阐释。既可以对它作相对严格的“语言学”定义，局限于索绪尔和后索绪尔语言学；又可以作较为宽松的“符号学”定义，把他的“语言”概念由语言学领域拓展和应用到广阔的人文科学领域。
P·贝蒂特在《结构主义概念：批判分析》中，对结构主义作了严格的语言学定义。他较为狭窄地阐释了结构主义语言模式，指出：如果人们想要把某些索绪尔和后索绪尔分析法拓展到语言学以外，应用于文学批评、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领域时，那么他们就要依据这样三种类推法：结构音位学（雅可布森）、发生句法学（乔姆斯基）、差异语义学（贝蒂特本人）。它们每一种都需要被分析的非语言学客体包含某种对应于语言句子的因素，但这个要求很难满足，因此贝蒂特的结论是尽管结构主义模式可能在语言学以外的领域里也具启示价值，但并不适合于这些领域。
与贝蒂特一样，F·沃尔也把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同起来，断言在结构主义名下有一组符号的科学、符号体系的科学。但与贝蒂特不同的是，沃尔对符号的结构主义作了宽松的理解，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断言，符号科学的实践要求被分析客体的结构严格符合语言的结构，而是认为符号是结构主义中绝对的决定性因素，符号使得我们有可能对被分析客体进行结构分析。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结构主义。福柯对语言的消失（话语的返回）和返回（话语的消失）的说明与沃尔对符号和含义的说明密切相关。然而，沃尔认为就语言的消失而言，福柯不能清楚地说明表象（17和18世纪古典认识型的特征）和含义（始于18世纪末现在正接近灭亡的现代认识型的特征）之间的差别。沃尔还指责福柯看不到表象和含义是相互排斥的，尤其是不了解符号具有差异的本性从而也把握不了语言的系统结构。于是沃尔认为福柯已经走上了结构主义道路，但尚未是一个结构主义者。
结构的结构主义把结构当作结构主义的决定性特征。J·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对结构主义作了严格界定。贝蒂特和沃尔把他们的结构主义分析分别建立在语言学和符号学基础上，而皮亚杰则建立在包括语言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在内的一组科学之上。他在自己的结构主义定义中并不参照符号，其结果是剥夺了符号概念在结构主义概念中的任何决定性作用。皮亚杰的结构主义重视结构，认为结构是一个由多种转换规律组成的整体，它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这样三个基本属性。显而易见，整体性是各种结构都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不能还原为其组成因素的特性。结构是转换的系统，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形式。结构易于变化，能进行自我调节，这表明结构的转换规则产生的结果以及使用的因素都内在于系统。
在形而上学（而非科学）含义上，德里达对结构的结构主义作了较为宽松的定义。他认为结构主义是尼采所说的与酒神相对立的日神因素在方法论上的集中体现。日神精神是节欲、禁欲和正义，它要求对个体的界限进行严密监视，让个体时刻想到神圣的普遍准则，表现出量度、秩序与和谐。在德里达看来，日神形式主义含义上的结构主义与语言中心主义密切相关。这种结构主义偏心于或者受制于种光的隐喻，正是这一光的隐喻才把日神（太阳神光神）与尼采所说的苏格拉底的独眼巨人联系起来了。德里达认为整个柏拉图哲学建立在光亮与黑暗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这决不是偶然的；几乎所有的人类思想都相关于视觉隐喻，这也非信口开河。因为词“理论”(theory)源于词tyeoria（意为审视、沉思），词“观念”(idea)源于eidein，意为“看”。德里达甚至坚持认为，这种光亮与黑暗的隐喻是作为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的基本隐喻。结构观念只指空间，尤其是形态学空间或几何学空间，形式的秩序和位置的秩序。若没有中心，我们就不可能思考结构，结构是具有中心的结构⑥。
二
笔者认为，福柯与以上四种结构主义关系并不密切。首先，福柯并不属于贝蒂特含义上的结构主义。确实，福柯的语言反思是其著作的极其重要部分，但这种反思如其说归因于索绪尔，倒不如说归因于法国诗人S·马拉美，当然其间的中介是布朗肖和其他法国文学批评家们。确实，福柯攻击人类学主体主义，但是这与他批判胡塞尔现象学和萨特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密切联系，这应归功于尼采，而不是索绪尔，因为尼采第一个从“人类学沉睡”中清醒过来。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的确强调历史的间断性，并在某些方面类似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福柯对间断性的强调只是他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的组成部分，因为连续性历史是主体的基本功能的不可或缺的相关物。更何况在其他上下文中，福柯还强调文化实践的连续性时间的演进。确实，福柯对“二分实践”感兴趣，但这只是服务于福柯探讨人类成为主体的客体化模式的历史这一整体目标。
其次，沃尔的结构主义对于福柯来说也是不合适的，他的符号学见解甚至可以说是牵强附会的。福柯从未走上这条道路。尽管沃尔正确地指出，福柯没有使用索绪尔的差别概念，但这种读解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对福柯作符号学读解并且断言福柯的认识型包含着一种符号学，只是依据基础概念和内在秩序，而不是依据非中心概念和外部现象。实际上，福柯认为，并不存在基础概念和所有词音(signifiants)可以最终指称的先验词义(signific)。如果没有词义，也就不存在符号，于是福柯的认识型与索绪尔的符号概念世界风马牛不相及。
第三，福柯并不是皮亚杰所说的结构主义者。在《结构主义》结尾处，皮亚杰指出，福柯的认识型概念初看似一个结构主义观念，因为它谈到了有关严格的认识论结构的发现，这种结构表明特定时期的基本科学原则如何相互联系。但遗憾的是，在贯彻这一计划时，福柯的方法不够科学，福柯并没有为这一计划配置一个适当的方法论，而是依靠直觉和即兴思辨。福柯的认识型根本不是转换体系，他的结构主义可以恰当地称作“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⑦如果我们象皮亚杰那样基本上把结构主义看成一种科学认识论，那么福柯并不是结构主义者。
最后福柯是德里达所谓的形而上学含义上的结构主义者吗？德里达宣称自己在福柯那里发现了一种“结构主义的极权主义”，并指责福柯把结构当成中心，把结构置于一个本身并不起任何作用的基础上。他认为福柯的《诊所的诞生》和《词与物》都受制于审视空间这一主题，这个主题所蕴含的视觉和空间隐喻又不可避免地混杂在一起。《诊所的诞生》的副标题是“医学知觉(regard)的考古学”，并在开头宣称该书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关于审视、凝视的行为”⑧。在《词与物》中，从“宫中侍女”⑨的最初分析到“人的死亡”的最终唤起，空间隐喻更是充塞着全书。于是，福柯在这两部书中不知不觉地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发光的日神世界。也就是说，福柯的这两部著作符合德里达含义上的结构主义。
但是，我认为福柯没有使结构成为中心。纵贯福柯的学术史，我们不难发现，他倾向于使“中心”成为“非中心”，使“单一”成为“复多”，使“同”(the same)成为“异”(the other)。例如，在《癫狂与文明》中，福柯要反拨古典理性主义排斥癫狂这一非中心形式的除异做法。那么，日神形式主义是福柯著作的基本因素吗？A·梅吉尔认为不是。在他看来，实际上，福柯所受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尼采，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和《偶像的黄昏》中，竭力倡导的却是酒神精神。酒神精神与视觉和空间隐喻中表现出来的日神精神针锋相对，个体生命的自我毁灭及其与宇宙生命的拯救和确认融为一体，这就是酒神精神的本质。酒神精神与权力意志具有内在一致性，否则生命力的张扬和生命运动的无序就难以体现。然而，福柯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现了尼采思想，他接受尼采思想有一个过程。梅吉尔指出，在《戒律与惩罚》和《性史》卷一《认知意志》中，由于福柯坚持权力的生产和创造力，因此他脱离了早期著作的日神结构主义，转向酒神精神。也就是说，就德里达的结构主义含义而言，梅吉尔只承认福柯的考古学是结构主义，而谱系学就不是结构主义了。⑩。
笔者认为，即使在考古学时期，福柯也不是结构主义者。且不说福柯在《词与物》中批判了每一种极权主义和中心主义，认为极权主义在现代国家中臻于顶峰，其特征是把个体化的技巧与总体化的体系相当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由于60年代正是结构主义盛行的时代，福柯难免要使用一些理论时代的概念和述语。由于福柯承认，同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那一代人相比，自己的一代发展了一种有关概念和体系的激情。因此，人们误认为他是结构主义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诊所的诞生》于1963年问世时，人们大多把它看成是结构主义书籍。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福柯在该书法文第二版（英译本的依据）中，用非结构主义术语替代一些易于引起误解的术语，如用“话语”来取代“语言”。其用意应该是很明显的。实际上，福柯从未寻求非时间的、中心化的结构，而是寻求历史地变化着的种种可能性条件。
三
笔者认为，福柯不仅不是结构主义者，而且还是反结构主义者。诚如帕登所言，通过具体分析福柯的考古学思想，并结合福柯自己的解释，我们应该认为福柯的《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攻击(11)。福柯日益关注着对历史实在的本质作出分析，追寻话语的存在条件，而非话语的构成规则。《词与物》认为结构主义是一种形式化理论，植根于人类学土壤，结构主义和现象学者都具有这一土壤。批判和根除人类学主体主义正是福柯努力的方向和孜孜以求的目的。
由于《词与物》区分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代、现时代和当代这样几个间断时期，因此，许多评论者认为福柯这样分段是为了论证他的考古学的结构主义历史方法，以结构主义立场论证反对人道主义。实际上，这种分段基本上出于福柯的反结构主义论证的需要。其中第一个论证是：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古典和现代科学（自然史、财富分析和普通语法；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的产生过程，推导出现代结构主义致命的理论缺陷。福柯认为，这些学科受制于结构主义认识型并因此具有结构主义形式。他指出，在古典时期存在一个不能被明确论及的主体，即表象行为。表象活动使得知识成为可能，但它本身未被表象，并不存在表象的表象。换言之，虽然几种认识型使得知识成为可能，但它们同时也使得某些东西成为“看不见的”。当然，福柯并不是说古典时期的知识具有缺陷，或者这种不可见性引起了古典认识型的衰落。恰恰相反，尽管现代思想把表象活动当成主要的哲学问题，但古典时期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如果现代结构主义类似那些基于古典认识型之上的科学，并且，如果后者不可能在这一结构主义认识型内表象那个表象活动，那么现代结构主义也就不可能去表象这个活动。然而，虽然这种无能为力的表象对古典科学来说不是致命的，但对现代结构主义来说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现代哲学的任务就是解释表象。现代结构主义是关于语言、思想或表象的理论。倘若它不能解释表象，它就是无效的。
福柯的分段法，尤其是他的古典时代史理论在他反对结构主义的第二个论证中起着作用。许多评论者认为，福柯的现代认识型，尤其是人文科学理论攻击了人文科学及其人道主义哲学基础。尽管这有道理，但实际上，这一攻击对象还包括结构主义。因为福柯认为，结构主义与人文科学都建立在当代认识型基础之上。连库兹韦尔在他的《结构主义时代》一书的结论中，也间接地承认结构主义具有人类学基础。
在对结构主义发动的第二次攻击中，福柯使用的工具就是他所说的“认识型上统一的对立面”的概念，也就是说通常被认为基本上相互对立的许多理论观点和体系都是同一个认识型的产物。如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认识型上不可分离(12)。结构主义和阐释的人文科学就是这样的认识型上相统一的两个对立面。在讨论现代思想的起源时，福柯认为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新方法，而是现代思想的觉醒意识和忧患意识(13)。福柯曾经指出，正是在讨论始于现时代开端建构起来的语言时，结构主义和现象学（典型的人道主义学科）才发现了限定它们的共同基础的一般空间（共同认识型）(14)。福柯还用现代“反科学”(counter-sciences)这一术语来表示语言学、精神分析法和人种学等结构主义科学。所有这些都表明，结构主义属于现代认识型。所以，福柯对人文科学的批判同样适合于结构主义。
在现时代，人们把语言从透明的媒介贬为遮蔽的工具，从一个同型模式降低为一个有限的存在。同时，通过研究认知过程中的种种界限，人们有可能确立起知识的基础。康德第一个认为，知识的界限为认知的可能性提供了确实的基础。然而，为了执行这一计划，人们有必要研究这些界限，研究作为有限存在物的人。于是，人文科学和关于“人”的现代哲学就突然繁荣起来了。因此，在现时代，古典时代所未曾见过的人的生活活动，既成了新的人文科学的主要论题，又成了新的人道主义哲学的中心议题。
在福柯看来，现代哲学问题体现在认为人的局限性是知识可能性的基础这样一个想法中。现代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表明这些偶然的、经验的局限性（即偶然性）如何能用来验证知识的哲学基础。福柯强调，并不是人构成了人文科学的对象，并为人文科学提供了特殊的研究领域。恰恰相反，人文科学并不存在于人发生问题的任何地方，而是存在于从事着规则、准则和指示性总体性等的分析的任何地方，这种分析向意识揭示了其形式和内容的条件(15)。“人”(Man)只是这样一个观念的速记，即知识植根于某个经验上发现的界限或限定。任何这样看待知识的哲学，都是一种人道主义和人类学，从而成了现代认识型的表现形式。
福柯认为，结构主义也是这样看待知识的，即把知识建立在某个经验界限之上。这在他关于确实性的结构主义历史的看法中是很明显的。在这个历史中，任何知识都完全受制于它所处的那个时期的认识型。康德的现代哲学论题在这种结构主义历史中得到发扬光大。因此，尽管它标谤反人道主义，但这种结构主义本身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福柯表明：把知识建立在限定性基础之上的任何试图（现象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尽管采取了不同形式，但都失败了。必须指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都是一种基于科学之上的严格的、能动的反映论。因此，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显露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
由于存在着几个间断的认识型，因此福柯认为并不存在必然的知识结构。这种看法虽具有相对主义味道，但是，如其说它支持相对主义，倒不如说它反对人道主义。在拒绝人道主义时，福柯拒绝把知识建立在人文科学之上，把科学建立在限定性之上的不切实际的要求。《词与物》中的“确实性”的历史并不意指结构主义历史方法的朴素形式，而是设法使结构主义反对自身的论证之一。显然，在《词与物》中，福柯远非结构主义者，而是攻击了一种作为人道主义的结构主义。福柯使用结构主义方法正是为了攻击这种结构主义(16)。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的考古学并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进一步设法使用确实性的历史去表明结构的“人文科学”的不充分性，从而削弱知识的人类学基础。通过表明结构主义与释义学的联系，福柯引入了一种对结构主义设想进行质疑的“话语怀疑主义”的因素。他并不认为话语受制于作为知识之可能性的有限基础的无意识的先验规则。
四
不难发现，正是福柯的反人道主义才导致了他的反结构主义。人们公认，结构主义是对存在主义的一种反动，它批判了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只要是反人道主义的，它就是结构主义。因为正如前面所述，结构主义定义有诸多的本质规定，反人道主义只是其中之一。若有此共识，我们就不至于因福柯反人道主义而把他归为结构主义者了。
结构主义者们批评了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缺陷，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在社会、历史、语言和心理等诸多领域中，人的因素不能完全还原为科学规范，但是科学家老是想要把与科学的抽象方法格格不入的人的因素纳入到科学框架中。显然，人很难处理。列维—斯特劳斯话锋一转，认为，最佳方案是压制人，宣告人不再存在，“我就认为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去建构人，而是去消解人”。(17)由于他反对把人当成是历史的人，认为野性的思维在本质上是非时间的，因此，他的反人道主义是一种与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概念相对立的反历史主义。
阿尔都塞也持反人道主义的主张，“从理论上严格讲来，人们可以并且必须公开谈论马克思在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并在这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中看到人类世界及其变化的实证知识的绝对条件。人们只能在把人的哲学神话化为灰烬的绝对条件下来处理人”。(18)这不能不使我们立即想到前面所说的列维—斯特劳斯对人文科学的最终目标的设定。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中，曾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对历史总体的理解的基础上，阿尔都塞则反对把一切社会差别都归结为一种形式和一种世界观的总体历史的追寻。福柯也在《知识考古学》中，把这种追寻总体化历史的倾向称作“主体的至高无上性与必然伴生而来的人道主义”。
在否认主体在历史、文学、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时，福柯与结构主义者颇有共识，例如，福柯赞同列维—斯特劳斯把科学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也接受并遵循阿尔都塞把研究历史变迁的考古学方法应用于历史本身，把语言作为这种研究的线索，因为“语言的存在只是随着主体的消失而出现的”。然而，在反人道主义的问题上，福柯与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都不同。在与M·莎波萨尔的会谈中，福柯明确指出，我们是用无作者的思想、无主体的意识和无同一性的理论来取代神的，而不是用人来取代神的，因而不同于存在主义者。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福柯揭露了人道主义的理论要害，认为人道主义“妄求解决自己不能提出的问题”，如幸福、艺术创造、实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维护了自己的反主体立场，认为作为陈述的组成部分的各种规则和关系与人类主体的信仰和设计无关。
针对萨特在1946年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辩驳人们对存在主义的责难，捍卫人道主义哲学的做法，福柯明确指出，作为现代人道主义基础的人概念产生于19世纪，人是一个近斯的发明，现正近于瓦解，这是人类知识的基本排列发生变化的结果。现代人道主义脱离了科技这一真实世界，标志着战后世界文化的堕落，它既验证了斯大林主义，又验证了基督教世界的民主信仰。在反对这种腐败的人道主义时，福柯捍卫了自己与同时代其他人一起作出的努力，即对人的辩护并非为了反科技，而是要表明人类的生活、生存方式、甚至劳动习惯都是同一个科技世界的组成部分。“人心”是抽象的，正是我们的研究才想把人与人的科学、发展和大千世界联系起来，才是具体的(19)。
发轫于60年代中叶的后结构主义在对结构主义作了很多批判和改造的同时，在符号研究、结构理解、反中心概念认及否定作者在文本中的作用等方面，都继承了结构主义衣钵。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结构主义就没有后结构主义。在这个含义上，可以肯定福柯也不是后结构主义者。
在西方，福柯已被公认为战后法国继萨特之后最为耀眼的学术人物，他在当代法国哲学乃至当代西方哲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这样一位思想大师，我们不能简单地加以处理。在理论研究和学术争鸣中，我们切忌把研究对象填入事先铸就的框架中从而迫其就范的做法。实际上，人们对福柯所作的结构主义者的界定和断言，就是如此。
注释：
①H·V·怀特：《破译福柯：来自地下的评注》，载《历史和理论》，1973年第12期，第53页。
②《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由于1971年该书英译本问世时，西方世界已经出版了两本名叫《词与物》的英文书，因此，福柯建议把该书英译文本称为《物之序》(The Order of Things)。参见《物之序》，纽约，1971年，第xiv页。或者参见福柯的《批评中的怪物》，载《诊断：对当代批评的评注》，1971年秋第1期，第58页。
③《知识考古学》，1972年，纽约，第204、203页。
④M·福柯：《权力／知识》，1980年，布赖顿，第114页。
⑤G·劳来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载《目的》，1983年春，总第55期，第198页。
⑥J·德里达：《力量与意味》，载《写作与差别》，1967年巴黎，第45、28页。英译本由A·巴斯译，1978年第28～29页。
⑦J·皮亚杰：《结构主义》，1971年，伦敦，第61-62，65页。参见中译本《结构主义》，1984年，商务印书馆，第90-95页。
⑧福柯：《诊所的诞生》，1973年，伦敦，第31页。
⑨17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之一的第雅各·委拉斯开兹的著名油画，是古典表象的完美图像。
⑩A·梅吉尔：《福柯：结构主义与历史的目的》，载《现代史》，1979年第51期，第460-463；468-470；472-475页。
(11)(16)R·帕登《置放福柯——考古学对结构主义》，载《哲学和社会批评》，1986年，第二卷，第2期，第22-25，第27-30页。
(13)(14)(15)(12)《物之序》，第320页，第262、299页，第208页（皮亚杰在他的《结构主义》中，引用了这句话），第364页。
(17)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法国普隆出版社，1962年，第326。中译本，李幼蒸译，1987年，商务印书馆，第174页。
(18)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马斯佩罗，1966年，第236页。
(19)M·莎波萨尔：《与M·福柯的一次会谈》，载《文学半月刊》，1966年5月15日，第5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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