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秩序的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金融论文,发展方向论文,金融危机论文,秩序论文,国际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它对全球经济增长、贸易、金融、投资的短期影响，其长期影响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鉴于这场危机形成原因的内生行和广泛性，我们认为它将改变多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依赖美国负债消费拉动的方式，从而改变现行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秩序，并最终减缓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一、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负债消费。一方面，美国的负债消费对新兴市场经济(也包括日本)，尤其是对东亚经济的出口构成了强大的需求，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而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则相应扩大，出口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因素。东亚经济体对美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又通过资本市场回流到美国，支持了美国的负债消费。在商品市场上的这种贸易顺差与资本市场上外汇储备的回流被形象地称为“双循环”。
支撑这种增长方式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一，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为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奠定了制度基础。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瓦解，但美元仍然充当全球最主要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这是全球之所以接受美国多年来维持经常账户逆差的原因所在。其二，在这种巨额的逆差背后是美国私人储蓄率的不断下降。私人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8％—10％降低到2000年以后的2％左右，2005年以后则进一步降低到了1％以下。其三，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步伐加快，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出现严重脱节。金融业的高投资收益刺激了其高速发展。过去十年来，金融业利润占美国国内企业利润的比例一直在1/3左右，其中2002年这一比例达到了惊人的41％。高度发达的金融业使美国已经从一个世界银行家转变为世界风险资本家(Gourinchas and Rey，2005)。作为世界银行家，只有当其他国家需要资金的时候才会求助于美国，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情形。而作为风险资本家，只要其他国家需要投资就会求助于美国。因而，我们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用巨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另一方面却要千方百计引进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此相对应，美国把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低端生产转移或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这是美国经常账户收支保持持续逆差的根本原因。其四，与不断加快的金融创新步伐相比，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监管严重滞后。这种监管的滞后并非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金融监管滞后能够为金融创新者带来巨大的利益。在微观层面，金融机构获得了超额利润。在宏观层面，放松金融监管的结果是金融市场的风险被人为压低了，或风险被低估，市场融资成本减低。过去十年来，发达国家的长期利率一直处在历史低位，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五，美国货币管理当局的低利率政策催生了资本市场的泡沫，为负债消费提供了直接的融资来源，最终也成为资产泡沫崩溃的直接诱因。受2000—2001年的IT泡沫崩溃及“911”事件的冲击，美联储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曾一度降至1％的低位。其结果是，已经持续多年的资产泡沫加速膨胀，并最终崩溃。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已不可持续，更重要的是以美国负债消费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增长方式也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调整。
第一，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结构将面临长期大幅的调整。1981年美国私人负债/GDP的比例为123％，到2008年上升到295％，为创纪录新高。美国家庭债务/GDP的比例从48％上升到了100％。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打击，家庭资产面临严重的缩水。因此，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家庭的消费一储蓄结构必须做出调整：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最悲观的估计是，美国私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可能会从目前的了0％下调到60％。考虑到美国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规模的比例超过20％，这种调整对全球总需求的影响将是非常巨大的。
第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同样面临大幅调整的压力。作为负债消费的助推器，美国金融机构的高负债与高杠杆比率发挥了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81年至2008年，金融业债务/GDP的比例从22％升至117％(而非金融公司总债务/GDP的比例仅从53％升至76％)。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机构信贷风险提高，降低了资产质量。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考虑到经济低迷使更多传统的贷款形式变得“有毒”，全球信贷亏损总规模将超过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金融机构的信贷亏损规模为2.7万亿美元。假设银行亏损占到其中的3/4，则相当于逾14年的总收入(资本率等其他因素保持不变)(IMF，2009a)。因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恢复到正常水平之前，惜贷倾向将难以有根本性的改变。
第三，加强金融监管有可能会提高全球融资成本。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金融体系在许多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未来要加强金融监管已成为全球的共识。提高监管效力的建议涉及各个领域，从场外衍生品交易、卖空行为，到金融机构、投资者、抵押贷款发起机构和信贷评级机构的业务实践。这一趋势将促成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回归到正常水平，提高全球融资成本，从而改变多年来负债消费的廉价融资成本时代。
此外，以发展清洁能源、减排温室气体为核心的低碳经济将促使全球产业结构做出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过程不是短时期能够完成的。
因而，未来一个时期，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速将会放慢，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再平衡”不仅会对发展中国家、也将对发达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为此，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秩序将不可避免地会做出调整。
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加大，多边贸易谈判的前景不容乐观
受全球经济增长方式变化、全球总需求减少和经济增长率放慢的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有可能上升，国际贸易秩序和规则有可能发生转型。
(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受到冲击
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保护主义浪潮，正在冲击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并对国际贸易产生了间接影响。在金融危机下，为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部门和企业，刺激经济恢复和发展，各国政府采取了多种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本身就包含了贸易保护措施。
一是各国政府在救助金融机构时要求它们主要给国民提供信贷。这次金融危机使得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部门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各国政府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与这种救助相关的是，政府或明或暗地要求这些银行多给国内企业提供信贷。这就是所谓的金融保护主义。另外一个变化是，陷入困境的欧美金融机构获得了政府的大量注资，或多或少地被国有化。这种治理结构的变化，会更长久地影响金融部门的信贷倾向。
二是在各国政府采取的财政刺激政策中，往往包含对于本国企业和国民的保护，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原则。典型的例子是购买本国货条款。2009年初，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包含“购买美国货”条款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按照该条款的要求，只有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或者签署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的国家和地区才有可能获得美国政府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采购合同。该条款的出现意味着美国政府缺乏与世界共度时艰的诚意。作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以及全球经济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自由贸易政策的长期倡导者和推动者，美国的做法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受美国做法的刺激，欧元区国家也出台了众多“只雇本国人，只买本国货，不许工厂外迁，向外国货物征收高额关税”的政策和措施。即便是反击金融危机的明星英国的布朗总统也提出了“把英国的工作机会留给英国人”的口号。
总之，危机使企业和政府更多地感觉到自己的国民身份。陷入困境之后，即便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公司和金融机构，也知道求助本国的政府，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政府。这种做法无形中强化了公司和政府官员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而使得贸易保护主义有了滋生的土壤。贸易保护措施的出现动摇了人们对于全球贸易体系的信心，威胁现有贸易秩序的根基。
(二)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任重道远
尽管危机阶段各国政府采取了许多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还不至于引发全球的贸易战。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的贸易战、汇率战的阴影历历在目。即便是采取了保护措施的国家，也不会公开地赞成贸易保护主义。2008年11月以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举行的三次20国集团峰会中，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都是会议宣言的重要内容。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新报告指出，由于该组织的存在，以及各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以维系国际贸易的规则为基础的、非歧视和透明的贸易秩序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该组织的总干事拉米公开表示，“刺激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快完成多哈发展回合谈判。这也是目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最适合的集体刺激方案”(WTO，2009)。
不过，短期内要顺利完成搁置已久的多哈回合谈判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经济复苏的步伐。
(三)危机催生有关气候变化的多边国际规则，并将改变现有国际贸易格局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救助陷入困境中的金融机构以及恢复经济增长的迫切性似乎暂时限制了一些国家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程度和投资力度，但是，长期来看，金融危机也促使不少国家把新能源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投资领域。在金融危机中走马上任的奥巴马政府则一改以往布什政府的做法，甚至提出了绿色经济刺激方案，计划在环保、新能源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并以此作为经济复苏的一个增长点。最近，奥巴马总统试图以立法形式，为他的绿色新政寻求更大的推行空间。
进入最后谈判阶段的“后京都议定书”一旦实施，将意味着只有节能、低污染的产品，才能够获得国际贸易的通行证，也才能在国际市场站住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贸易协定书，并对现有的贸易格局，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三、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国际货币体制的多元化趋势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体制中的地位上升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美元霸权下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严重风险，同时也暴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国际最后贷款人的有心无力和全面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的必要性。我们认为，美元霸权不可持续，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时代终将到来。以G20伦敦峰会达成对国际货币基金增资协议为标志，如果相关改革措施能够落实，则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将会显著上升。
(一)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求储备货币多元化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未来5—10年间将以美元霸权削弱，国际货币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美国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对美元中长期币值走势形成巨大贬值压力，新一轮的通胀将带来全球美元资产再度缩水，带来新的金融风险，减持美元储备很可能是主要储备持有国家的选择。尽管美元减持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缓慢持续减持的结果便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多元化的形式之一是建立超主权货币。根据我国政府的建议，中国需要建立一个“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里的超主权货币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方案讨论中凯恩斯的世界货币概念比超主权货币走得更远。1969年建立的特别提款权实际上是一种超主权货币形态。但在过去的40年中，特别提款权的货币功能非常有限。到目前为止，只有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是特别提款权中的篮子货币，绝大多数货币仍在货币篮子之外。因此，如果特别提款权将是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候选，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其篮子货币的代表性问题。超主权货币是一个长期目标，是一种理想，这一理想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现行货币体系的不满和对新体系的诉求。
多元化形式之二是区域货币的发展，形成对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竞争。欧元在度过艰难的最初几年之后，其国际地位有所增加。2002年，欧元债券发行首次超过美元，此后，在国际债券市场上欧元稳居首位。崛起的欧元已经开始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从目前看还不能替代美元，但欧元已经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一个平衡因素。
多元化形式之三是人民币实现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有其现实的需求。第一，人民币国际化需求根源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加的比重，以GDP总量测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中国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正在加速，中国的资本项目将进一步开放，这将增强中国金融对世界的影响力，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也会因此而增加。第二，在美元和欧元支撑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区的同时，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区的亚洲却缺少自己的主导货币。亚洲国家巨额的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而金融危机带来金融机构大量破产和资产大规模的减记，美元资产大幅度缩水，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亚洲顺差国面临着风险与损失。在这样背景下，亚洲需要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而中国与亚洲在贸易、投资和金融一体化方面不断增长，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这成为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存在需求的市场基础，人民币已经开始成为亚洲国家在贸易中愿意接受的货币。第三，尽管国际货币化存在种种成本，但人民币国际化终将惠及中国自身。尽管现阶段人民币还远远算不上一种国际货币，但从动态的角度看，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将不断提高。
(二)国际货币基金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的治理结构改革，也即份额改革。一个成员国的份额与成员国以下权利义务密切相关：成员国向IMF的缴款金额，成员国能够获得的IMF分配的特别提款权数量，成员国能够向IMF借款的规模，成员国拥有的投票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的治理结构方面，目前最大的两个问题是：其一，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投票权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严重不符；其二，最贫穷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中的声音过于微弱。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自身也开展了名为“份额与声音”的改革，意图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以及增加基本投票权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以扩大最贫穷国家的发言权(IMF，2008)。然而，在份额改革方面，新兴市场国家与欧美之间有严重的利益冲突。美国不愿意放弃自己一票否决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能够出让的份额是有限的。欧洲国家虽然是总体份额最被高估的一个群体，但欧洲国家(特别是一些欧洲小国)并不甘心放弃任何比例的份额与投票权。
第二个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的监测功能改革。监测是指国际货币基金负责对成员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在第四条款下定期对成员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提供评估报告，并以该报告作为是否对成员国提供贷款的评估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的监测功能对于维护各国宏观稳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贷款质量至关重要。但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的监测功能存在两个重要缺陷：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的监测过于偏重双边监测——基金工作人员对各国宏观经济的监测，而忽视了多边监测——对世界经济与全球金融市场作为整体进行监测，以提前发现并应对全球性风险；二是基金的监测对于不向基金借款的国家没有任何约束力，尤其是对发达国家没有约束力。有些时候，发达国家甚至可以向基金施压，反对国际货币基金发布对自己不利的宏观经济监测报告。
第三个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职能改革。贷款是国际货币基金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在成员国发生严重危机时，由基金实施最后贷款人功能，帮助成员国渡过难关，维持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然而，国际货币基金在贷款方面也存在为人诟病之处：一是成员国获得的贷款规模有限，且IMF发放贷款的时间周期过长；二是基金贷款通常具有严格的条件性，这种条件性通常要求借款国实施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改善国际收支，这种药方往往会进一步恶化危机国的经济金融状况，加深危机的负面影响。这也是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太愿意向基金借款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四个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源改革。这具体包括三个小问题：一是基金可用于贷款的资源规模。目前这一规模约为2500亿美元左右，G20会议决定将其扩充到7500亿美元。二是国际货币基金自身用于平衡财政预算的资源。由于近些年来向基金申请的贷款规模越来越小，造成贷款利息收入显著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目前面临无法平衡自身财务预算的困境(Weiss，Matin，2008)。三是特别提款权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呼吁创建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并建议这种超主权储备货币从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功能开始。
(三)国际货币基金的改革方向
围绕国际货币基金所存在的问题，其未来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四个领域。
第一，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将对国际货币基金的增资与其治理结构改革相挂钩。基金按照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与投票权，符合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目前美国的份额与美国经济的相对比重是相符的，大幅让渡份额的可能性不大。针对欧洲国家不愿意出让份额的状况，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是，让欧洲国家将自己分散的份额合并成两个份额——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欧洲国家，欧元区国家因此可以获得与美国相同的一票否决权。在此前提下，合并后的欧洲国家可以适度让渡富余的份额。
第二，扩展国际货币基金的多边监测功能，增强其监测对发达国家的约束力。随着全球经济与金融的日益全球化，它仅局限于双边监测，可能难以发觉或者容易低估全球体系中酝酿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国际货币基金将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多边监测功能上来。在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监测时，国际货币基金将加强与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以及金融稳定论坛等国际相关机构的合作。国际货币基金在发表监测结果方面应该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从而使得监测结果对发达国家具有更强的约束力。
第三，改变国际货币基金贷款条件性，提高其贷款的反应速度。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目前的贷款条件性有很大的问题，但贷款条件性对于保障贷款安全以及帮助借款者进行结构调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际货币基金应该改变而非取消贷款条件性。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条件性应该与华盛顿共识脱钩，变得更从借款者的实际情况出发，其目的在于短期内有助于维护借款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稳定，长期内有助于增强借款者还款能力与经济发展可持续性。此外，应该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的危机反应能力，提高其贷款的支付速度。最近国际货币基金提出的新的信贷机制表明，它已经在朝这个方面努力(IMF，2009b)。
第四，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为创始超主权储备货币创造条件。为降低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的依赖程度，世界各国应努力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规模与使用范围。具体方向包括：首先，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定值货币篮，把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纳入进去；其次，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业绩评估方面使用特别提款权计价；再次，推出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金融资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可以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机构债。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放慢，但发展趋势不可改变
金融危机将在一定程度上将会降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增加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难度，提高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从而放慢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将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的增速可能放慢，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难度加大
金融危机将从三个方面降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一是世界经济将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才能重返高速增长的轨道。全球总需求在缓慢复苏之后，将经历一个较长的低增长过程。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会受到全球总需求扩张速度的制约。二是美国通过负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金融危机后被迫进行调整。三是贸易自由化的步伐将会放缓。虽然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像大萧条期间那样肆虐，但贸易自由化的步伐一定会受到影响，因而通过贸易自由化来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的机制也将受到削弱。
金融危机还将加大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难度。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拟将国际贸易规则的重点放在加强环保标准和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上，而发展中国家将侧重于市场开放问题，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规则谈判中的作用逐渐加强，双方的利益诉求不一致将加剧规则形成过程中的冲突。
美国和世界经济的下一轮高速增长，将依赖于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为了提高技术创新的收益，尤其是为了在世界经济中掌握技术领先和技术进步的制高点，为了在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保持技术优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强调和要求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加强保护。另外，美国已经将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当作下一轮技术革命的突破点之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只有提高传统能源的相对使用成本才能实现，因此需要通过高油价或者提高环保标准来推动。环境保护将不仅仅是为了应付全球气候变暖，而将成为美国促进经济复苏和繁荣的重要战略，因而美国将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行环境保护，并将围绕加强环境保护而制定新的规则。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保护并不是当前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发展中国家只追求符合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环保标准，以免过于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环保标准损害其经济增长能力和在全球经济交往中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经济规则的制定中仍然将推进市场开放当作主要目标。尤其是，当发展中国家将知识产权保护和环保标准理解为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形式时，双方的利益不一致将引起更加严重的规则制定上的冲突。
(二)金融创新的步伐可能放缓，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提高
国际金融危机使各国开始加强金融监管。危机之后，金融自由化和美国的监管模式已经不再是市场经济的主流理念，加强金融监管已经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危机后的主要改革方向(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9)。金融监管的加强，势必减缓金融创新的步伐，国际资本通过新的金融工具在国际间进行流动的机制也将受到削弱。
国际金融危机也引起了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一个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欧元等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因而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主要在于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也将引起世界各国的利益冲突，并导致未来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提高。一方面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将引起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具有潜力的货币加入到国际储备货币的竞争当中，货币竞争将引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和调整，也将引起各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将使得石油输出国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资本在国际上的重新配置，并加剧全球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也将引起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与汇率预期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将加大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
(三)发展中国家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可阻挡，并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主体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实现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这些国家的出口导向政策和经济增长速度尽管会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但它们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通过技术模仿与吸收实现技术进步等方面还有广阔的空间，而实现这些任务都必须以融入全球化为前提。
在全球经济中，发展中国家相对地位的提高也将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发展中国家稳定的高增长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将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参与其发展过程，国际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将逐步提高。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和生产投资能力的提高，其对外投资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也将逐步增加。为了在全球生产链中获得更多的增加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将价值增值活动向国外拓展的战略需求，尤其是金融危机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并购、沿生产链拓展价值增值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种状况会使得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生产活动与整个世界经济中，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因此今后一个时期，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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