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北地区论文,近代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40（2004）01-0036-06
城市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的程度，很大程度上标志着该国或地区的社会进步程度。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步伐加快，到上世纪末，全国城市数为668个，建制镇为17770个，城镇人口已占总人口的36.22％[1]。但全国城市化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低的西北各省区（甘、宁、青、新）城镇化率只有28.7％，而东部为46.1％[2]。西部不仅在数量、规模上低于东部，在城市功能方面差距更大，尤其是在科教、社会生产等方面。西北地区的高校共91所（陕西46所），只占全国的0.76％[3]。西北中心城市之一兰州，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48.7亿，仅是温州市的37.4％[4]。而西北地区与东部差距更大，如新疆2000年除库尔勒（石油城）外，其余16个县级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也不到浙江乐清市柳市镇1999年产值的55％[5]。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对此作一些探讨，以期能对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有所裨益。
西北地区城市总体发展水平滞后，在地区经济中贡献率低，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唐末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宋代航海业的发展又引起了丝绸之路的衰落。近代以来的几次开发活动，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西部建设，虽对西北地区一些大中城市的近代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因战时国家经济必须首先服从军事斗争，各种建设事业不可能全面、系统地铺开，当时的建设主要涉及到少量的重点城市以及和战时经济有关的几个主要行业，对一些边远城市影响很小。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东迁，许多机关、企业抽走资金，因而西北城市很快又陷入了衰落。到1949年，西北五省区工业总产值才5.12亿元，占其地区工农业总产值的15.65％[6]。因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西北地区大部分城市仍处在十分落后的状态。其主要特征是：
一、城市的封建军事、政治性十分突出，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近代城市和西欧近代城市的形成道路完全不同。西欧进入中世纪后，原有的商业中心和城市大都在异族入侵、宗教界战争中被夷为废墟，直到中世纪后期城市又重新兴起，而这种新兴城市“不是从过去历史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7]。它是建立在经济进步、社会分工发展的基础上的，是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产生。因而西欧的近代城市大都首先是经济中心，是带动地区经济的火车头。而中国的近代城市绝大部分是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城市产生和发展大都和安邦定国相关，虽然有经济功能，但经济因素对城市的形成一般不起决定性作用。特别是西北地区自古就为征战之地，因而许多城市是从古代军事要地或边塞堡垒演变而来，如青海境内的老鸦城（汉代破羌县）和乐都（汉、魏的西平郡）、甘肃的宁县（西魏的定安县）、新疆的巴里坤（清代镇西厅）、宁夏的固原（北宋的镇戎军）等。直到近代，这种特点仍在地名上有十分明显的体现，诸如西安、西宁、平番、抚彝等。此外，在许多历史记述、方言、城门联额中，也体现了城市军事、政治性很强的特点。汉设河西四郡是为了切断匈奴南下的通路，清筑伊犁城是为了统辖新疆。这种因政治、军事需要建城、垒池的事在西北不绝于史，甚至民国后玉门县城南门仍大书“厄阻群番”。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西北地区城市在产生和发展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远弱于政治、军事因素的特点。虽进入近代后，由于西方入侵和经济掠夺，在中国东南沿海和一些通商口岸，产生了以商贸经济为重心的像宁波、汉口等一些近代化城市，尤其是上海，到20世纪30年代已成为百万人的工商业大都会，但这一现象对西北地区影响并不大，西北城市更多呈现出的是中世纪色彩。
近代西北城市长期以来主要服务于封建统治者、军阀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城市往往是封建统治的基地和堡垒，他们利用城市对农村进行严密控制，并以城市为中心对农村进行搜刮，以满足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需要。特别是清亡以后，西北地区一直处于军阀混战局面，对人民的搜刮更为残酷。1934年上海《申报》记者陈庚雅赴西北考察，见酒泉因地方多故，商旅裹足，商业一落千丈；而新疆哈密因市面缺乏现金，商业也渐趋于迟滞之状。当时西北地区因地方财政困难，便任民种烟，征收罚款，以充军费，如不种，还要罚“懒款”，致使烟毒在西北大面积泛滥，社会经济更成畸形。甘肃武威“每届烟会，商贾云集，戏班、妓女联袂齐来，商业骤然兴盛，为西路所未有。烟会一过，忽又骤形冷落。平凉烟土商号昔有数十家，今已增至二百数十家”[8]。宁夏银川近郊罂粟遍地，“田间花至美，或红或白，一望如云”[9]。
封建统治者和军阀竭泽而渔式掠夺来的大量社会财富，主要用于供养军队。如以甘肃省1915～1919年财政支出为例，每年军费所占支出分别为54.9％、58％、65.98％、70.5％、63.33％；而教育费最高年份只占4.9％；农工商的投入更低，最低年份只占0.45％，最高也仅占1.4％；交通5年才支出43610元[10]。在仅60户人家的南湖村（属甘肃敦煌），1932年有账可查的负担合11688元，每户所负担的是其全年收入的一倍多，其中直接涉及军用的项目有：军马、军羊、军粮、军装、军棉、征兵价、补官价、军用烟土、军用牛羊皮、军用品人情项等。除此之外，还被抓去壮丁31人。这些军队又成为军阀混战的工具，不仅大量的社会财富在战乱中化为乌有，而且抓丁、屠城无所不为。如1933年马仲英与新疆盛世才混战，为了补充兵员，在酒泉每村抽壮丁30～50名，又强拉牛车200余辆，“到了哈密，既把车子拆开当柴，牛儿放翻吃肉，车夫便一律补了八太爷（马仲英排行第八）的缺额”[11]。而1933年冬的西北四马拒孙（殿英）之战，使得宁夏的“夏、朔、平、蹬4县，受灾75000余户，灾民458000余人，伤死5384人。军队甚至掘棺木以御寒”[12]。
二、城市数量少，规模小，且分布不均，内外缺乏联系
西北地区地域广阔，而人口（除关中等个别地区）相对稀少，如青海1949年编入保甲的人口为952671，加上未编的530000，总共148万余，每平方千米2人左右[13]；甘肃1948年总人口也只有6897781。加之社会生产能力低且很不稳定，经济总收入很少。到1949年西北五省全部工农业总产值才32.8亿元，人均占有量更少，如甘肃人均粮食213千克，油料5千克，棉0.28千克。商品率就更低，可以用于交换的产品主要限于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土特产，缺乏形成商业城市的条件，大部分的日常经济交流活动主要依靠乡村集市或流动商贩完成。因而西北地区城市数量少，规模除个别城市外一般都很小。作为西北交通枢纽的兰州，1941年人口仅为172000[14]。沿丝路的一些重镇如被称为陇东首邑的平凉城周6千米，金张掖城周4千米，入新疆的重要通道哈密，汉、回两城各有人口约两万余。大部分县城规模更小，上世纪30年代的敦煌县城只有204户人家。
西北城市稀少且分布不均，主要城市大都集中在少数交通要道和传统商道沿线。加之交通条件落后，城市之间缺乏联系，城市呈孤岛状分布，难以形成大中小配套、相互支撑的城市网络体系，即使个别有一定实力的城市也难以发挥其中心城市的优势。如从兰州到迪化（乌鲁木齐）有48马站之遥。甚至一省之内的联系也非易事，如西宁到结古（玉树）牦牛需行40日，要穿过荒无人烟的柴达木盆地。在西北，近代的交通工具不仅比东部地区出现得晚而且发展极缓慢，到1934年，整个西北有汽车（包括脚踏机动车）330辆，且大部分在陕西，面积达70多万平方千米的青海仅有10辆汽车（其中小车5辆）[15]。此外还有军阀混战、关卡林立、匪患等人为因素，常常造成音讯不通。顾颉刚在1937年到甘肃考察时曾谈到：“甘肃多山，山性使人塞，故一县即为一交通单位，非有重大事故，不轻易越境。”[16]物资交流更为困难，像青海柴达木的盐，“实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势”。“而青盐止行销于湟中者，以交通不便，转运艰阻故也”[17]。只有价格相对高昂的皮毛、水烟、丝绸、茶叶、鸦片等产品才能流通。当时的新疆因与内地交通不便，大量货物只有对苏俄输出。1933年新疆对苏贸易占总额的82.5％，而同年对内地各省市的贸易只占12.5％[18]。
三、城市功能结构单一，工业、文化教育和科技长期落后
近代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滞后，造成了西北地区城市功能比较单一，特别是工业、教育、科技功能十分有限。但传统手工业在西北的许多城市中有着重要地位，据《丹噶尔厅志》记载：“青海湟源光绪年间合计各项大小工艺约四五百人，故资工业以食者，约二千余人。”此外也有一些行业曾闻名于世，像宁夏银川的皮毛业、新疆和田的玉石加工、兰州的水烟等。但总体来看，手工业水平仍很落后，市场竞争力很低。银川的大部分皮货店，规模都很小，尚处在前门开店、后院办厂的较原始水平；兰州的水烟业兴盛时有厂130余家，但许多厂主仍以工商求富，以土守之，加之不注重技术改进等因素，水烟业很快走向衰落。近代的工业虽在西北出现较早，但仅限于在西安、兰州等少数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对广袤的西北地区而言，其影响力实在是很有限。而且这些企业又大都是效益不佳，如左宗棠创立的兰州机器织呢局，期望“数年之后，不但可收回成银，而边陲创此利源”[19]，但仅维持了3年。新政期间一度在关中兴起的民营企业，也大都夭折在襁褓之中。到1934年，陕、甘两省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机器工业仅有11家，面粉、造纸、制糖、碾米这些内地已很普及的行业，整个西北地区无一家[20]。抗战后西北地区近代工业才有了较大发展，据1942年统计，陕、甘、宁、青共有工厂539家、资本额16917.5万元、工人328857人、动力15718匹。但同全国相比差距甚大，分别只占当时国民党半壁江山的13.86％、8.68％、13.6％、10.96％[21]，不及当时西南地区的1/4。这些工业同样大都在省会或处在交通要道上的中等城市，其他一些边远城市连手工业都很有限，更别说近代工业。
西北地区大部分小城镇，甚至有相当数量的中等城市长期处在封建自然经济状态。甚至像传统工业和商业有一定实力的甘肃省会兰州，许多作坊主和商人也只将其利润投到买房置地或高利贷方面，甚至捐官买爵，而转化成资本的数量很小。西北地区所需日用工业品基本依赖外地贩入，本地城市长期只是处于商品和原料集散地的地位。如经济相对发达的陕西，据统计1934年7月～1935年6月，输出棉花1218万元，但同期输入棉布1368万元。1932～1937年贸易都处于逆差状态，1937年逆差高达3281万元，输入额是输出额的310％[22]。新疆1927～1928年向苏输出棉花、毛皮、牲畜总价值占出口总额的97％，从苏进口的绝大部分是工业品，仅棉纺织品一项就占进口总值的62.35％[23]。甚至本地的一些传统手工业，也因资金短缺和技术保守而缺乏竞争力。曾以皮货闻名的宁夏银川，1943年皮货加工已有一定规模，皮革作坊资本总额已占全省的一半以上，但除6家晋商皮货店外，本地皮货加工质量低劣，只能就地销售。
西北地区近代文化教育开始于戊戌时的甘肃大学堂，新政期间，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创办了陕西关中、伊犁武备、陕甘法政、农林、矿务、师范等学堂，并对西北原旧式书院进行了改造。但因清王朝顽固坚持“中体西用”方针，明确提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24]，加上师资等原因，除省会和个别城市如陕南商州、新疆伊犁颇有几分维新气氛外，西北的大部分地区还处在似改非改的状态。民国以后虽教育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中小学数量大增，职业教育、民众教育也有了一定发展，但总体来说，与内地相比还是落后。兰州“其教育情况，尚不逮内省之县城，学生程度均甚低，不能与内地比较，女子教育更属落伍中之落伍者”[25]。1937年顾颉刚考察甘肃教育时曾记述：“教育素称发达的临洮，教育经费县政府年只给二万。相邻的渭源县，全年教育经费才五千，学校任何设备都谈不到，即使报纸也不能订购一份。”[26]到1947年，甘肃不仅无一所乡村中学，还有20个县也无中学，全省文盲率男为83％以上，女达98％[27]。西北地区城市的科技能力更低，虽清末就在兰州设立了农业试验场，但长期得不到当权者重视，甚至甘肃在1915～1919年的财政支出中就无此项目，又因军阀混战、社会风气不开，实际效用很小。直到抗战前后，西北地区科技事业才处于起步阶段，这比东部发达地区晚了近半个世纪。
四、城市商贸经济相对繁荣，外来经济力量在商业中居主导地位
西北地区城市的最主要经济功能体现在商业贸易方面，如位于西北中枢的兰州很早就是西北地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通道。清自雍正时将西北茶销盘验总团移于兰州，兰州就成为西北的茶销中心。1874年左宗棠整顿茶务，以票代引，当年发行茶票835张，约合茶175万千克以上[28]。自1872～1938年，经兰的茶叶有999200余担，约合1159万斤。此外像河北的定机布、湖北的湖布、河南布以及京、津等地的日用百货输入量也很大。输出的皮毛数量甚巨，据统计，1920年外销羊毛达600万千克，青海、甘南、河西及甘肃中部地区的羊毛都经兰州筏运包头，再转运天津出口[29]，水烟年输出可达30000担[30]，其他土特产如青盐、药材等输出量也都很大。新疆的古城是与内地商业贸易的重要通道，常有千只骆驼组成的商队往来于古城和归绥间；新疆的喀什商贸也很繁盛，1926年仅与苏联贸易额就达3316万（出口340万、进口2976万）卢布[31]。此外，像陕西的汉中、青海的湟源、宁夏银川等都是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
西北地区城市商贸经济虽较繁盛，但推动商业繁荣的主要力量是外地商人。近代西北地区商人有八大帮之说，京津、晋帮占据着绝对优势，控制着百货、金融、皮毛收购等行业；湘帮则以经营茶叶闻名；蜀、鄂、豫商人多以饮食、手艺为生；而西北的秦、陇帮一般资本相对较小，多以中药材、水烟、土特产和骆驼、皮筏贩运为业。如新疆迪化京津商人占当地商号的60％，在新疆古城的17届商会会长中，有10届是晋人，商会委员中晋商约占40％[32]。青海西宁的山陕会馆的16个会首，长期操纵着当地商业。近代在兰州经商的山西人有“上府帮”“南路帮”“绛太帮”之分，其中“绛太帮”最盛时达万人之多，海菜（酱园）、行栈几乎为绛太商所垄断，此外经营绸布、百货、五金、杂货的也多为山西商人，甚至兰州最有名的三大羊杂碎店也是由山西人所开[33]。此外，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也大肆侵入西北地区，在清末到民国初的二三十年间，他们在西北许多城镇设立“洋庄”，掠夺土特产，仅民国初年在青海湟源收购羊毛的“洋庄”就有11家之多，甘肃临夏、张家川、平凉、肃州，宁夏银川等地都有大量收购皮毛的“洋庄”，涉及的国家有英、俄、法、德、日、美。洋行的“毛筏启运时，散布在上下百余里的河面，浩浩荡荡，声势夺人。沿河一带税务人员，见有洋行旗帜，不敢查验”[34]。此外他们还大力向西北地区推销洋货，《西北随轺记》曾记述，1935年前后，仅日货在肃州的销售额就约2万元。而民国初年，仅在新疆古城一地就有俄商号1000多家[35]。
不可否认，外来商业对西北地区城市发展起过一定的开风气、活跃市场的作用，但决定本地经济的关键在于本地自身经济势力的成长。若外来经济力量长期支配着本地经济，而本地商业经营理念落后，长期则难以有大的发展，而且会对本地经济产生巨大的负作用——使当地经济严重依附于外地，失去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从而影响本地经济优势的发挥。至于“洋行”，外商更是凭借不平等条约和特权，用强买强卖等手段大肆掠夺西北社会财富，如当时的羊毛贸易，1910年前后，在西北地区的收购价每百斤为7～8两白银，洋行贩到天津就变成50～70两，若与天津市面的进口毛线比，只是其价格的1/70[36]。新疆对外贸易近代一直遭受俄商盘剥，几乎变成了苏俄的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十月革命后虽废除了一些沙俄时代的特权，双方贸易有一定互惠，但并不平等，以1931年的棉与布的比价而言，新疆每出口8吨棉花才可换苏方1吨棉布[37]。大量的社会财富就这样外流，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如水渐枯而禾自萎。
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说明近代西北城市虽然受到了欧风美雨的冲刷，但还处在一种比较落后的状态，城市自身的发展水平低，功能不健全，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就更差，而周边地区经济的不发达又反过来严重地影响和制约城市发展，这样就使整个地区难以形成良性循环的社会发展机制。特别是进入近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在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火车头作用越来越大，而西北地区城市并没有能充当好这一角色，反而成为封建官僚、军阀剥削敲诈农民，甚至帝国主义掠夺周边地区的中心。造成了严重的城乡对立和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障碍。这也是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性的反映。
今天，历史虽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还是很深刻的，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回首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最大难点是农村问题，没有农村经济的大发展，没有农民的知识化，西北地区社会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农村的大发展又需要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去带动。因此，必须构建以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小城镇为支点和触角的遍及西北地区的城市体系，充分发挥城市的扩散功能，利用城市在各方面的优势，并把这种优势有目的、有系统地渗透到周边地区，从而带动这些地区发展，并为城市自身发展提供支撑。此外，还要重视城市自身内部的建设，既要重视城市功能的多样性，也要注意城市间功能的互补性，有重点、有特色，充分利用城市经济、文化、科技在空间上的集聚性和在信息交流上的便捷性，采取市场优化的手段，使其成为规模效益经济和高新技术的典范，为西北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