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见论文,延安论文,在这个论文,发展方向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59年前即1940年的延安，由党中央的两个领导人同时分别提出了两个不同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
依时间先后，是张闻天与毛泽东，张提出的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是沿着“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毛提出的则是以向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一个十分强调“民主”，即使在解释“科学的、大众的”两个特点时，也是密切联系甚至是围绕着民主的发展而立论的；一个则几乎未涉及民主这个实际上是灵魂、核心的问题。59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个问题，这似乎不是偶然行文的不同，而是两种原则上颇为不同的两个发展方向的问题。张闻天是继承和发展了“五四”的光辉道路与方向的杰出代言人。毛泽东对“民主”这个问题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如果说因为文化是由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就可以不谈民主方向了，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既要解放全人类，还要社会的各个人能得到全面发展，这是最大的真民主，怎么能因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便把它同马克思主义民主看成互不相容的呢？
但是，在我党的政治生活中，一言堂早就存在了。以延安当时集中那么多党的领导人、干部、文化人于一小地而言，它恐怕是世界上文化思想水平最高的一个城市了，难道对这两个不同提法原则上的不同也看不出来么？当然不会。笔者当时正在延安，以笔者当时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也明显地看出了，我问过一些当时的青年同志，也都说看出了。但都是因为不愿或不敢提出这样敏感的问题，大家都不提就过去了。80年代初，笔者同“张闻天文集、传记编辑组”的程中原同志谈起这个问题，我颇为扼腕。程告诉我：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是始终支持张闻天的，到现在还是如此。找出《邓选》一看，果然如此！原来在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年半以后，邓小平在今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上，在太行山采用的是张闻天的提法，而不是毛泽东的提法，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吃惊和佩服！
下面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经过。
1940年1月初在延安开了一次文化盛会，名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张闻天在1月5日做了一个主题报告，毛泽东于1月9日到会作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当时张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报告的题目叫做《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报告最精采与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出了一个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与道路问题。历史虽然已过去了59年，但这个提法的光辉却并没有丝毫减弱。相反的，由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强大的封建势力顽固而普遍的存在，历史就将愈来愈证明张闻天这个提法的重要性和它在今后持久的生命力。
张闻天报告中这段精采的语言是：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
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
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成自己实践的指南……
大众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张闻天选集》第252-256页）
张闻天在这里响亮地提出了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等一连串战斗的、常新的口号，这是对“五四”传统的最好的继承和发展。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对科学的、大众的这两个口号，也决不是就科学解释科学，就大众化的表现形式解释大众化。他所解释的科学也是服从于民主要求的，所以他的科学化要求，就是反武断、反迷信、反盲从、反愚昧这些内容，是服从于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总要求的。他对“大众化”的解释，更不同于很多人的解释，他没有把这个问题局限在或者把重点全放在表现形式上，而主要是把它解释成为代表人民大众利益和提出人民大众的真实要求的这些方面。由此，可以看出，张闻天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大特征，从根本上说来，都是着重在阐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对形式问题他虽然也做了很好的解释，但在他的文章中，这终究是次要的，非决定性的。他着重谈的是内容，即文化发展方向的持久战略问题。当然，这是更远为重要的问题。
从张闻天上述对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特点的说明来看，它们的核心其实大体上都是贯彻实现民主精神和民主自由的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民主这根本重要的一条，那么，其他科学的、大众的两个要求就谈不到了。所以，张闻天提出的文化思想路线的根本精神或总精神是突出地强调民主精神和民主方向，是要把民主精神贯彻到各方面去的。这一点，张闻天的文章表达得很明白了，并不是今天替他做的新解释。
在张闻天发表这个基调报告的四天以后，即1940年1月9日，毛泽东也到大会上讲了，后来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而闻名于世。毛提出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方向，是至今已为大家所熟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项。这里使人感到疑问的，是未提“民主的”这个重要特征。毛泽东仅仅是在解释“大众化”这个特点时才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而细读毛的“大众的”这个特点，包含的内容很多，颇不易抓住它的中心意思。例如，其中讲革命文化运动以至革命理论的重要性的要占一半的篇幅，讲进步文化人应当如何工作的又占去了很多。而这些又都不是同“大众化”这个问题有太大关系的。因此，对“大众的”这个特点颇难道出其中心意思。总的说来，毛在解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个特征时，对张闻天所反复强调的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等号召，并没有怎么提到。同时，对上引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的解释，也颇不易理解。因为，宣扬封建伦理的、迷信的、反动的、色情的、各种宿命论的“文化”，通俗的大众化的东西倒是多得不得了，因此，决不能保证大众化的东西就是民主的、反封建的，合于民主主义要求的。毛泽东在谈“大众化”时，确也似乎多是谈表现形式问题。他不是曾多次讽刺过作家们，“请你（大众）化一下”给我看么？所以，以“大众化”来包括文化发展的民主方向，是难于理解的，道理上也说不通的。事实上毛泽东在文化思想发展方向问题上，对“民主的”的这个要点的无视，是终其一生都未改变过的，尤其是最后的十年，他反复强调的，始终是专政。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而且，毛的“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提法，显然带有解释他为什么不提“民主的”特征的意味。即“大众的”就包括“民主的”内容了，已经够了，用不着再提“民主的”这个方向了。更由于毛是在张之后几天讲的，因而毛的这两句话，又似乎有针对张强调“民主”方向的意味在内，即“民主的”不宜或不必作为一个重要的方向提出了，有个“大众的”就够了。
从这里可以明白看出，张、毛的重大区别是很明显的，也是无法回避的。而且，从当时的事实经过上看，张是不可能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原则区别的。但是，张始终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决不修改自己的观点来迁就毛。事情的经过是：毛著《新民主主义论》是首先在延安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1940年2月15日），1940年2月20日在《解放》杂志上又第二次发表。张当时不可能不细读这篇文章，因为当时全延安的干部都是在仔细学习和讨论这篇文章。但张对他本人的报告仍照原样在同年4月10日的《解放》杂志上发表。即晚于毛文的50天以后发表，两个明显的分歧已十分明白，可见张对毛的提法是有很大的不同意见的。
当时，我党正虎虎有生气，还能多少容忍某些不那么关系到紧张斗争的问题上某种不同看法的存在。上述史实就是一个例子。历史证明，只要有个“两家争鸣”，真理也就会明显多了。
这个问题怎么又会同邓小平联系起来了呢？
原来1941年5月，邓小平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对我军作了一个题为《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明确而肯定地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呢？洛甫同志说（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24页）这里，邓小平毅然采用了张闻天提出的战略性定义，而且至今不改。其实，这时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早已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学习一年多了，邓对毛的文章也不知已经读过多少遍了，他的报告又是专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的，就不可能不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但在仔细比较研究之后，邓毅然大胆地采用了或者说接受了张闻天的提法，这里恐怕很难用偶然性去解释的。毛的小册子早已人手一册，张的文章只在《解放》杂志上登过一回，要在太行山区里把一年几个月前的旧杂志找出来，倒是要费一番力气的。从这件重要事情上，就可以看出邓在当时就是如何具有过人的胆识和坚持真理的精神的。而大家都知道张闻天在30年代初，是曾经一度犯过严重左倾错误的领导人，1933年初他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久，就协同博古等展开了反对本来是正确意见的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极其错误的斗争，在江西，开始阶段就是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下反对邓小平的面对面的斗争（张闻天早已真心承认过他过去的左倾错误，此处不赘）。于此也可见邓的胸怀之博大。如果这个问题仅仅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分歧，现在再拿出来讨论，意思也就不大了。但问题决不是如此。在我们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今后历史时期内，如果我们还是避开民主，仅在传统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原则的笼罩下，听不得文化学术上一点点民主要求和呼声，那么，“科教”本身的兴旺就会发生问题，要靠它去兴国就更难了。所以，我以为张闻天提出的文化工作（原本就是广义的，科学、教育自然包括在内）方向的四个原则即“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发展方向，在今天也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它永远不会成为历史古董。
有人会说：你怕弄错时代了吧，那是对民主革命时期说的，而现在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了，你在向谁要民主？我回答说：不是向谁要民主，而是没有真正的、广泛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应该肯定，有些文化学术口号，是没有时代阶级性限制的，其是否正确在各个时代、各个社会中都会起类似或相同的作用。例如，学术民主的口号，就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应该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学术民主，那就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不会取得文化科学的大长进，甚至会引起大退步。在西方，“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二千几百年来就已被证明它是完全正确的；在中国，“百家争鸣”的口号，自春秋战国直至今日，也已被证明它是完全正确和绝对缺少不得的。同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广义的）路线，也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正确的、必不可少的。这些口号里没有“国际性”字样，但民主的、科学的两句口号也可以包括此点了。因为科学真理是没有国界的。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大大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时候，也正是文化科学大开国门的时候，就足以证明此点。
张闻天提出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学术方向，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我国应遵循的文化道路的正确指引和总结。它既吸收了我国文化传统中最优秀的遗产，也吸收了西方文化科学传统中最优良的遗产。因此，它既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产，又是中国共产党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只应把它发扬光大，而绝不应该无视它，遗弃它；更不应该坚持个人迷信，一定要以不要或没有民主方向的文化路线为正确。
（1998年5月4日）
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 林雄辉
从“一国两制”构想的思想脉络和发展过程来看，它与60年代初由毛泽东等人提出，周恩来概括的“一纲四目”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对“一纲四目”的提高、完善和发展。
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认识上形成共识，行动上步调一致的基础上，周恩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除了上述代表中国政府多次阐明对台立场和方针政策外，还专门就台湾和平解放的步骤、条件等展开论述，为党中央制定政策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最为突出的，也是对以后港澳台回归影响最大的，是他集中毛泽东等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指示和中央的对台政策，发展概括为“一纲四目”的思想。“一纲”就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就是：（一）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均委与蒋介石；（二）台湾军政、经济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政府拨付（当时台湾每年财政赤字约8亿美元）；（三）台湾社会改革可以从优，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四）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之事。
“一纲四目”和“一国两制”在内容的涵盖和表述上具有承续性。其一，它们都是针对台湾的统一而设想的；其二，都是探讨台湾回归后的构架以及中央政府与台湾关系的；其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三个连续发展阶段上的方针和政策；表述的核心都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纲”实际上强调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四目”讲的就是要在一个国家中实行两种制度。
（摘自《党史纵横》1998年第6期）
略论苏俄、孙中山联盟的目的及其影响 张伟
20年代初期，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而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与之密切关系的苏俄与孙中山的联盟。但是，究其苏俄、孙中山联盟的目的是互不相同的。苏俄结盟孙中山主要是从自身安全考虑，企图争取中国的同情和支持，扩大自己的阵营，来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而孙中山联盟苏俄则是为了寻求苏俄的援助，以帮助他反对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非反对帝国主义。即使在联俄的过程中，甚至与俄结盟后，孙中山始终没有中断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联络，没有放弃对军阀势力的依赖和联系。正是由于双方联盟目的不同，因而在联盟关系发展过程中，苏俄为维护关系，不惜牺牲原则，一让再让，并迫使共产党不断妥协；而国民党则得寸进尺，不断地破坏国共合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摘自《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增刊）
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 朱泽春
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党史学术界普遍是这样认为的：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华，在上海与李汉俊、李达等人进行了交谈，提出了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这一说法主要是来自于李达的回忆。但这一建议究竟是马林，还是尼科尔斯基的提出，没有得到进一步明确。
最近，沈海波发表《论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筹备说明》的文章，对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者究竟是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作者通过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前后的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得出了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不可能是马林的结论。但作者同时又认为，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是由中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尤其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自行决定的，又完全排除了共产国际代表的作用，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
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不是中共本身，也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此事与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及其派往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的一贯工作指导思想和既定的工作任务有关。也与共产国际远东处的工作计划，与其派出的代表尼科尔斯基的工作要求有关。具体的是尼科尔斯基来华到达上海后所建议的。因此，尼科尔斯基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具体发起建议者。
（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3期《略述谁是中共“一大”会议的发起建议者》一文）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努力搞好党史研究 薄一波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七大和十五大是先后作出两大历史性决策，即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而载入史册的大会。这两次大会我都参加了。两次大会都开得非常好。七大真正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十五大真正开成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希望同志们加深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研究，把中央书记处批准撰写的三卷本《中国共产党历史》，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如期拿出来，以适应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需要。这是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实现党的跨世纪宏伟纲领必须做好的最重要的工作。
要写出一部真正好的、站得住脚的、传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绝非易事，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史实资料收集、核实、研究工作。希望全体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能够发扬拼博奉献的精神，并以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严谨、精炼的文风来写作，把撰写这部巨著当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来完成。我认为，写历史很重要的一点是尊重事实。古代赞誉良史“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讲的也是一个实字。内容要实，文风也要实。
党史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其资政、育人的作用尤为明显。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试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原因 林志友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由宣传民主主义迅速地转向社会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许多人主要偏重于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而往往忽视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对中国革命和思想界的影响，更有甚者还忘掉了五四运动这个历史事件的伟大促进作用。要正确地理解和说明这个问题，离不开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离不开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离不开中国的五四运动。
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个事实促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把从来都是向西方学习的眼光转向社会主义苏俄。
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单论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够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和思想界的影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不能分开而论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社会的模型和改造社会的一个新出路新手段。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使人们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已丧失了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使它的价值受到了大大怀疑。可以说，否定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已经存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中了。可能性已经存在，而将这一可能性变成现实的是中国的五四运动。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一个契机，它把此前即存在的否定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可能促成为现实。
要完整地理解和说明“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迅速转向社会主义的原因，只论第一次胜利的十月革命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远远不够的，它们两者只是一种转变的可能性，而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则是中国的五运动。所以，三者缺一不可，不能分开而论。
（摘自《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美国策划“换马”阴谋一说质疑 杨蜜蜜
在我国史学界长期流行着一种说法，即从1948年初开始，美帝国主义鉴于蒋介石集团的腐朽统治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美国政府已逐渐把蒋介石视为障碍，并开始酝酿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于是策划了一个“换马”阴谋，逼迫蒋介石下野，扶植李宗仁上台，以维护美国在华势力。这无疑向人们表明了蒋介石的下野、李宗仁的上台是和美国的支持密切相关的。然而综观这一时期历史的发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不难看出，这一说法颇有些牵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作者认为，李宗仁的上台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存在什么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如果要说有点联系的话，那也只能是美国对蒋的抛弃，促使蒋下野，而导致李的更快上台。那么美国策划换马阴谋之说为何长期流行呢？本人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美国政府的一些建议，看成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却恰恰忽视了作为美国政府在华政策执行的代理人，尽管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华政策，并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偏差，但他毕竟不能违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明白了这一点，就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认识。
（摘自《贵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邓小平对中央苏区建设的历史贡献 张可荣
30年代上半叶，邓小平转战千里来到江西苏区，并在这里工作了三年零四个月。在这期间，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奋力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经受住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的严峻考验，为中央苏区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贡献。主要表现在：一、率领红七军转战7000余里到达江西，为中央苏区输送了一支革命劲旅。二、主持纠正瑞金“肃反”错误，恢复瑞金“革命秩序”，奠定了瑞金“红色首都”的基础。三、主政会、寻、安三县，开创了苏区南线工作的新局面。四、逆境中据理抗争，捍卫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五、忍辱负重主编《红星报》，使《红星报》成为“当时最好的军队报纸”之一。
（摘自《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介绍孙中山的一篇重要佚文 李吉奎
由日本崎村义郎著、久保田文次编的《萱野长知研究》（1996年由日本高知市民图书馆出版），收录了一篇孙中山的重要佚文：一封中山先生致萱野长知的信件。此信迄今国内已出版的各种孙中山文集、年谱、传记等著作均未见收入。该函全文如下：
萱野仁兄道鉴：
启者，闻兄对于高知市民，允为日本帝国三十六（届）议会之议员侯补者，不胜欣喜雀跃之至。今日何时，东洋前途光明暗黑之决战时期也。兄苦心惨淡为东洋大局效驰驱者二十余年，以二十余年之抱负经纶，出而为日本帝国国民之代表者，岂特日本帝国议会中多一伟才而已哉？东洋前途光明，赖于兄者正大也！肃此，敬祈
孙文
原函日期不详、但它与板桓退助、头山满、犬养毅等人的《萱野君推荐状》一起刊登在1915年3月5日的《土阳新闻》上，且为了支持萱野参选，戴季陶、田桐均于3月中旬到高知县活动，故此函当是写于1915年3月间。
（摘自《团结报》1998年7月21日第3版）
抗战初期王明回国的历史背景 刘小莉
1937年11月29日，阔别中国六年之久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对于王明这次回国的原因或背景，党史界一般认为是王明被共产国际派回来执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对于这一说法，一般人联系王明回国以后中共党内确实出现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因而认为它是符合实际的。但笔者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认为抗战初期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固然带有执行共产国际新政策的背景，但也包含着共产国际在其它方面的考虑。
第一，王明回国时，肩负着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任务，而国际的指示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对此要做全面分析，分清轻重。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右的指示产生的影响要大，而其正确的方面，也使王明在抗战初期为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第二，王明回国以后，根据他自身的政治经历，又掺杂了争当中共领袖的个人野心，他强化了共产国际右的倾向，这导致了抗战初期中共党内出现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摘自《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陈独秀何曾有过“奴才相” 贾立臣
陈独秀是有骨气之人。虽然在他的一生中腾跃与沉沦兼有，功绩与过错相伴，但是他始终保持壮志未酬誓不休的革命家品格。他弄民主革命大潮，立于峰浪之巅忘我而搏，世称“思想界的明星”、“光焰万丈的大慧星”；他集结革命志士凝铸中流砥柱，亲掌帅印在血与火的政治漩涡中探索前行；他与“史大林派”决裂而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但仍与蒋介石辈“不共戴天”；他多次身陷囹圄，面对枭首喋血却心怀坦荡，“身处艰难气若虹”，以身许国至死方休；他晚年穷困潦倒，“破屋雨漏缸无米”，却拒受国府要员捐赠，宁死不与“官僚”和“畜辈”为伍。
总之，陈独秀在其漫长的生涯中，无不表现出一代伟人的耿耿丹心和铮铮铁骨。然而，杨树标所著《蒋介石传》，对陈独秀只知恶溢加身，却不求公允评识。在《蒋介石传》（以下简称《传》）中，莫明其妙地为陈独秀特设一个传主的席位，在《传》的开篇《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一章中，专写一节“陈独秀吹捧蒋介石”，这不仅仅是传主位次的颠倒问题，更重要的是以“一副资产阶级奴才相”刻划陈独秀，使陈独秀的形象被严重扭曲，在学术界造成极恶劣的影响。
陈独秀的一生是很复杂的，对其过错加以研究批判本无可厚非，但是应该实事求是。本文将陈独秀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对某些史学工作者采取偷换概念、臆造假说、断章取义以及跨越时空等手法研究历史人物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对史学界诬称陈独秀“处处以一副资产阶级奴才相”“吹捧蒋介石”之说进行了辩驳，以恢复陈独秀坦诚率真的本相。
（摘自《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2期）
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个平等条约——1921年《中德协约》 李芸
翻开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列强副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然而在这段历史中，却有一个平等条约，就是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条约的内容如下：
第一条：两缔约国有互相派遣正式外交代表之权。此项代表在所驻国，应互相享受国际公法所承认之一切权利及豁免权。
第二条：在两缔约国境内驻有他国领事馆或副领事馆之处，彼此均有任命领事、副领事或代理领事之权。此项官员应享受他国同等官员之优先待遇。
第三条：此国人民在彼国境内得遵照所在地法律、章程之规定，有游历、居留及经营商务或工业之权利，惟以第三国人民所能游历，居留及经营商务或工业之处为限。
第四条：两缔约国约明，关税税则等事件，完全由各该国之内部法令规定，惟两国间或他国所产未制或已制之货物所应缴纳进口、出口或通过之税，不得超过所在国本国人民所纳之税率。
第五条：本日大德意志共和国声明文件及本协约各条件，当用为商议正约之根据。
第六条：本协约用汉、德、法三文合缮。遇有解释不同时，以法文为准。
第七条：本协约应于极早期间批准。于两国政府彼此互相知照业经批准之日起，即行发生效力。
1921年6月26日，德国政府批准了《中德协约》，6月28日，中国总统也“亲加核阅”，“特予批准”。7月1日，两国代表在北京互换文本，《中德协约》正式生效。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摘自《德国研究》1998年第2期）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与范石生合作的主要原因 庹平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后来起义军在按计划南下广东途中，经与强大的追堵之敌作战，保存了一部分革命武装，其中一部在朱德、陈毅等人率领下几经周折，于10月底抵达赣粤边境大庚地区进行整顿，不久，转到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崇义县西南的上堡地区，与奉命驻防湘南和广东交界地区的国民党范石生等16军合作，建立了反蒋统一战线，在形势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范石生作为国民党16军一军之长，之所以要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七八百人实行合作，主要是因为石此时境况不佳。早在1923年，范石生任驻粤滇军第2军军长并随孙中山东征讨伐陈炯明，这时，蒋介石任粤军许崇智的参谋长。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要求发表自己对作战的看法，范石生以会议主席身份傲慢地问蒋叫什么名字和要讲什么之后，才容许蒋发言，蒋尚未说完，范石生则嘘了一声说：“算了吧！你说得轻巧，吃根灯草”，弄得蒋很尴尬，由此与范石生结下很深矛盾。后来，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便常常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并作为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驻扎湘南的范石生穿小鞋，既不让范扩大地盘和增添兵员，又苛扣他的军饷。这时，南面的桂系军阀和北面的湖南军阀也乘机排挤范石生，企图夺走他仅有的一块地盘。因此，寄人篱下、孤立无援的范石生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急于扩大和寻找可靠的盟友。
所以，当朱德、陈毅要率部队离开大庚，转到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崇义县西南的上堡地区之前，范石生利用自己与朱德是云南讲武堂老同学和曾经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关系，主动派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韦伯萃带上自己的亲笔信与朱德联系，表示希望实行合作。他在给朱德的信中说，两个人既然是老同志老朋友，他不愿意与这支革命队伍作战而且希望能给予协助。他在信中又说，他的部队里还有一批共产党员，他们的作风证明他们是很好的革命者，所以他也不反对他们的活动。他还写明，原滇军的强大部队正向大庚进兵。
朱德、陈毅率部来到上堡地区后，经慎重研究，部队党组织作出了与范石生实行有条件合作的决定
（摘自《团结报》1998年8月4日第3版《中共统一战线史上重要一页：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与范石生的合作》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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