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论俄罗斯激进经济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激进论文,学者论文,国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俄罗斯国内关于激进改革方式的理论论争
从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到戈尔巴乔夫1991年下台，原苏联的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但由于改革是在传统体制框架内进行的，因此不可能取得成功。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执政后，雄心勃勃地进行“改革与新思维”，力图成就一番改革大业，然而由于改革的方式、措施不当，不仅没有实现经济高增长，反而导致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到1991年，原苏联经济已处于严重衰退状态，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1%，工业品产值下降12.8%，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2 %升至30%，工业批发价格上升138%，消费品价格上升93 %（注：〔俄〕别洛瓦：《国家的宏观经济分析》，载〔俄〕《经济学家》1993年第5期。）。到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独立国家，执行独立的经济政策，积极向市场经济转轨。尽管各政治派别和学术派别在不少问题上有争论，但在体制改革总方向问题上已达成共识，普遍认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东西，市场经济是人类在经济运行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不应把它拒之门外”；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停留在继续寻找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点”上，否则，“对传统体制起不了治本的作用”，因此，“除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别无选择”（注：转引自薛君度、陆南泉：《新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向市场经济转轨虽然取得了共识，但在转轨的目标模式、转轨方式、速度等问题上在俄罗斯理论界、学术界乃至政界、各党派的主张上都存在严重分歧。这些分歧的焦点又集中在俄罗斯选择何种转轨方式上，即激进式和渐进式改革路径之争。因此，在俄罗斯理论界基本上分为两个派别，一是激进学派，以原俄罗斯政府代总理、第一副总理、著名经济学家盖达尔为代表，包括沙塔林、雅夫林斯基、绍欣、丘拜斯、阿文等人。因为这一学派是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货币主义理论来指导改革，又称为货币主义学派。二是渐进学派，以原副总理、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巴尔金为代表，这一派一开始就不赞成倾向以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来设计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又称之为非货币主义学派，这一派代表人物还有梅德韦杰夫、西塔良、博戈莫洛夫、彼德拉科夫、亚辛等。激进式改革理论主要内容是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所谓稳定化指实行严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制止通货膨胀和价格上涨。所谓自由化，主要是废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包括价格自由化、外贸自由化、企业经营活动的自由化等内容。而私有化指企业及其他领域的非国有化，企业以出售、拍卖、赠予等形式迅速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所有权关系。激进式经济改革的内容体现了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并运用货币主义理论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期望经济在短时间内以“一刀切”、“大爆炸”、“休克疗法”方式迅速达到目的。故这一学派的政策宗旨和内容又称为“休克疗法”。
与激进学派理论不同，以阿巴尔金为代表的渐进学派主要观点为，采取硬性宏观紧缩政策，会使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刺激生产和扩大投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应同刺激和恢复生产结合起来，为制止恶性通货膨胀，国家应保持对一定产业部门和特定产品的物价控制，如高度垄断部门和一些食品、服装等消费品。反对价格的一步放开和完全自由化。在外资政策上应逐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所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上该派认为，所有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不是以最快速度把国营经济改变成其他经济成份，而是应通过改革，创造条件，使国营企业进入市场，参与竞争。不应实行崩溃式经济私有化，每种所有制形式都应占有一定位置，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反对单一私有制。要完成艰巨的经济转轨，该派理论和政策主张还认为，国家应在市场经济中保持一定的控制和调控作用，尤其是经济转轨时期，国家更应支持和保持经济部门中有潜力的骨干企业，以防止生产急剧下降。同时政府要制定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科技进步政策以干预市场经济，向社会化的、有调节的市场经济目标转轨，俄罗斯应建立有特色的社会导向市场经济（注：1993年2月20日， 阿巴尔金院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进行的学术演讲内容，参见张仁德、张藐主编：《东欧、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两个学派之争关系到俄罗斯政府在经济转轨中的实际操作。最初叶利钦总统选择了激进式改革方式，并由盖达尔政府来实施、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所继承，可以说激进学派在实践中占了上风。然而，实行激进式经济转轨的结果并没有按照原先改革设计者所预想的那样达到预期目标，相反，俄罗斯经济一直受到严重经济衰退的困扰，尤其是在1998年，俄罗斯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样，理论界自然又转向了对激进式改革方式是否导致经济滑坡的解释和评价上来。对此，两派又有不同见解。激进学派坚持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恶化，与改革方式本身无关，而是未能把改革计划认真执行和彻底贯彻。例如：盖达尔曾说：“俄罗斯要重新开始改革，并应该从1992年中期改革的地方开始”。同时，他至今认为自己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未能争取总统下令在1992年1 月完全放开能源、动力产品价格。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也曾说过：“第一届政府所犯的一个大错是未能在改革初期放开能源价格”（注：转引自朱显平：《对俄罗斯负增长的理论评价》，载《西伯利亚研究》1999年第2期。）。以阿巴尔金为首的渐进式改革派则认为，从1992 年起出现的全面社会经济危机，是俄罗斯政府所实行的错误改革政策的结果。在实行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应采取渐进方式，并应分阶段地进行，在每一个阶段必须考虑到经济体系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资深经济学家、院士、著名社会活动家梅德韦杰夫也指出：“90年代初，俄罗斯同时放开价格和对外贸易，国家不再是经济管理的主体，其作用仅限于制定货币政策。这些欠妥的做法，使得俄罗斯在转向市场经济之初便加重了困难，加剧了颓势，导致生产锐减，管理混乱，并进一步危及国家经济安全。”（注：〔俄〕梅德韦杰夫：《俄罗斯经济安全问题》，载《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反对和批评。其中包括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俄副总统鲁茨科伊等政界名人。尤其是原激进改革派，如以提出“500天计划”闻名的俄科学院院士沙塔林， 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阿里森一起提出”哈佛计划”的、现俄政坛活跃人物亚夫林斯基等，也先后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俄罗斯的激进经济改革战略。例如，亚夫林斯基去年在其新著《激励与制度：俄国向市场经济过渡》（英文版）一书中明确表示，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为标志的俄国经济改革，彻底失败了。在社会各界的一片声讨和严重经济危机面前，“1998年秋，叶利钦总统不动声色地放弃了激进自由主义的政策”（注：〔俄〕博戈莫洛夫：《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二 西方学者的研究
在西方不仅有专门的国际组织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关注和参与俄罗斯经济转轨，而且有众多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研究俄罗斯的经济转轨问题。这些专家、学者包括著名的萨克斯、斯蒂格利茨、麦金农、默西米兰、诺顿、科尔内、青木昌彦、布拉西、戈德曼等。他们围绕俄罗斯经济转轨及经济转轨时期的经济衰退问题，从改革的初始条件、速度、所有制、企业治理结构等各个角度对俄罗斯激进式改革方式进行了评价与总结。
（一）肯定论的观点。不认为经济转轨方式选择失误，并从其他角度来解释和辩护俄罗斯的经济衰退，笔者称之为肯定论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提到萨克斯，人们总能把他与“休克疗法”连在一起，事实上萨克斯正是休克疗法的首倡者。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所体现的也正是休克疗法方案的宗旨。对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效果，萨克斯作为积极倡导者、参与制定者，在1995年3月4日日本《东洋经济》杂志上撰文指出：俄罗斯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年均10%负增长应归咎于“俄罗斯没有做本该做的许多事情”，“采用了缺乏连贯性的休克疗法”。他强调，戈尔巴乔夫于1987～1991年采取的“渐进主义”的市场改革陷入困境后才采用休克疗法的，而休克疗法又没有贯彻到底，结果导致经济的负增长。休克疗法的失败责任在俄罗斯执行欠佳，不是这种“疗法”本身的错误（注：参见张康琴：《“休克疗法”与俄罗斯经济改革》，载《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5期。）。 既然休克疗法本身没有错误，错误的是没有贯彻到底，其观点就与前面提到的盖达尔等激进学派的解释是一致的。然而，俄罗斯实施激进式经济转轨导致经济衰退毕竟是一个事实，萨克斯及盖达尔的这一解释显得证据不足，或者理由不够充分。为此，萨克斯等人又换了一个角度，从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来解释经济转轨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问题。
谈到经济转轨的初始条件，西方学者往往同中国对比，因为两国在转轨效果上存在显著差异。萨克斯与另一位学者胡永泰在1994年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明确提出：在经济转轨之前，中国是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1978年中国有71%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而原苏联在1985年，只有4%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 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正是这种结构差异造成了经济转轨效果差异。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劳动力由低效率向高效率部门转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相反，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却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困难，即只能养活低效率部门和受补贴部门的就业，而不能或很少增加高效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新就业机会。除萨克斯、胡永泰持这种观点以外（注：萨克斯等人除从改革初始条件为激进改革辩护外，去年他们又提出了新的、颇有影响的“辩护理论”。他们从经济转轨的本质含义角度出发，认为经济转轨的内涵是指“宪政转轨”，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才能说是真正完成了转轨。市场取向的改革只是宪政转轨的一部分内容，大量的转轨还表现在与市场取向改革同步进行的宪政转轨中。因此，现在断言俄罗斯激进改革失败，中国渐进改革成功还为时过早。参见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中译文，载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4月号、5月号、6月号。）， 另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学者钱颖一直把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差异归结为，传统体制所形成的多层次的“块块结构”（也称“M 型经济”）与原苏联的单一形式的“条条结构”（也称“U 型经济”）的差异，前者更利于弱化行政控制，刺激非国有经济发展，而后者国家直接控制极其严格，不利于非国有经济成份的发展（注：钱颖一、许成钢：《中国非国有经济出现和成长的制度背景》，载《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甘阳等编，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二）否定论的观点。对于俄罗斯的经济转轨问题研究与评价，西方一大批学者都从否定的观点出发，从各个角度对俄罗斯的经济激进式转轨方式进行了分析和批评。
1.制度改革滞后论
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戈德曼教授，作为国际著名的原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在其新著《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一书中，他系统描述了原苏联和俄罗斯经济转轨问题，分析了俄罗斯经济转轨失败的原因。对于俄罗斯1992年开始的改革，戈德曼教授重点介绍了叶利钦上台后任用年轻经济学家盖达尔实行休克疗法的改革情况，随后戈德曼教授剖析了俄罗斯经济转轨失败的原因：“休克疗法犹如一种毋需医生处方的灵丹妙药，包括任何经济失调，而不论其先决条件，意识形态，体制如何……同样严重的是，盖达尔和他的俄罗斯同事和外国顾问们没有考虑到他们所进行的改革涉及到制度结构”（注：〔美〕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戈德曼教授在文中所说的改革的先决条件和制度结构主要是指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基本制度条件。比如，企业的私有产权制度，生产要素的市场发育等。这从戈德曼教授的进一步论述中可以看到。他说：“改革者们似乎并没有认识到应优先实行制度改革，也没有认识到政府应继续对市场行为进行管理。仅仅强调放开物价，实现预算平衡和控制货币是不够的，休克疗法要成功，还要有制度的灵活性和产品要素的流动性。如果俄罗斯的改革家在实行货币、财政改革的同时，能采取更多措施以加强私有化，那么，尽管改革仍将痛苦，但成功的机会会大一些（注：〔美〕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经济改革为什么失败》，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2.私有化及企业治理结构失败论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私有化，私有化带来了资产、尤其是企业财产关系的重新界定和调整，同时也导致了企业控制权的转移。企业控制权归属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行为和效率。从私有化及企业治理结构角度研究和提示俄罗斯经济转轨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首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在由他主持的世界银行的一个课题项目《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的研究中，青木昌彦等人通过对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的考察，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在私有化过程中，多数或相当大量的股权为内部人持有，在企业仍为国有的情况下，在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内部人的利益得到有力的强调。内部人控制的一个典型国家是俄罗斯，对此青木指出：“俄国是管理人员控制的例子，已经事实上把自己的企业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的国有企业经理，在计划机器解体后几乎成为不可征服的。任何私有化方案要想行得通，就必须承认经理们事实上的控制权”（注：〔美〕青木昌彦、钱颖一主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内部人控制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其效率如何？对此，青木分析道：“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一种很天真的乐观主义想法认为，只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同时引入股票市场，转轨就可以顺利实现，所引入的股票市场同时也具有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功能。这种观念反映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教科书式的认识，而根据这种神学式的观念提出的经济改革建议被证明是不现实的或是过于简单的”（注：〔美〕青木昌彦、钱颖一主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这种内部人控制的治理结构， 意味着在转轨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外部当事人拥有决定性的权力，可以因为内部人经营表现不佳或道德风险行为而进行有力约束。企业会保护内部人的既得利益和工作，外部人或投资于内部人控制的企业，会面临高昂的代理成本。因此，“在缺乏强有力的外部投资者和支持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制度框架的情况下，企业经理们无法筹措投资于新技术和新生产能力所必需的资本（注：〔美〕青木昌彦、钱颖一主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人控制和银行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这意味着内部人控制型企业不具备有效率的企业行为机制。青木等人提出的内部人控制模型及其深刻的分析，引起了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也曾一度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共鸣（注：随之在中国学术界以吴敬琏等人为代表，理论界掀起了探讨中国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的讨论。参见吴敬琏等：《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的道路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承濯：《内部人控制问题和中国企业改革》，载《改革》1995年第3期；费方域：《控制内部人控制》， 载《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总结俄罗斯的转轨经验、 教训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继青木昌彦等人的研究之后，美国学者 R.布拉西、克罗莫娃和克鲁斯又推出一部力作《克里姆林宫的私有化》（注：布拉西1992～1996年曾任俄罗斯外国高级顾问团的哈佛小组成员。该小组接受俄罗斯政府邀请，协同副总理兼专门负责私有化的部长丘拜斯一道工作，布拉西也同时参与了俄罗斯一些关键企业的私有化方案制定工作。）。在这部著作中，三位作者详细描述了俄罗斯1992～1996年私有化过程，考察了俄罗斯大中型企业所有权变化情况，用大量权威统计数字说明了俄罗斯私有化所导致的内部人控制情况，并指出“对内部所有权的依赖是俄罗斯致命的错误”；“私有化是落在坚硬干燥的土壤上的一粒种子”；“内部人和外部人没有办法合作，俄罗斯公司开始一场新的冷战”；“对投资者不友好的环境导致了经济规模的缩减”（注：〔美〕 R.布拉西、克罗莫娃、克鲁斯：《克里姆林宫的私有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200页。）。从以上论述可见，布拉西等人的理论是和青木昌彦等人的结论一致的，即私有化所形成的内部人治理机制导致企业的无效率生产和经营，没有形成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企业制度，而这无疑是导致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误的重要因素。
3.市场化次序颠倒论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由于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对发展经济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近几年来他的兴趣也向转轨经济问题转移，并根据其金融深化理论进一步从宏观经济角度，探讨了经济转轨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1994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经济的渐进式与激进自由化：宏观经济控制问题》，在该文中他初步探讨了两种不同改革方式分别导致的宏观经济稳定与紊乱的关系。麦金农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转轨思想，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即经济转轨要达到经济自由化，同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但在具体操作方式上，尤其在达到经济自由化与宏观经济稳定化的次序上他们却存在着分歧。麦金农认为，先有稳定化再到自由化，这就需要经济转轨的渐进性，而激进式改革企望两者同时兼得，实践证明这是达不到的。对此，麦金农又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达到经济市场化、自由化的途径和次序，肯定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方式，批评了激进式改革。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麦金农新近出版的著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宏观金融控制问题》中。在该书中，他首先给出了一个经济转轨的最优次序模型：为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实现宏观经济稳定，首先要保持财政控制，要建立完善税收体系和国家对企业的一定控制，然后再进行金融自由化和价格放开，最后到外汇、外贸自由化。具体考察原苏联、俄罗斯经济转轨时，麦金农指出：“在1985～1991年间，以可敬勇气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苏联却把市场化的次序搞颠倒了”。不仅如此，“俄联邦在1992年1月突然取消国有部门内几乎所有的价格控制， 并停止在该部门内实行正常的交货方式，是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注：〔美〕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宏观金融控制问题》，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2页。）。 麦金农所指的重大错误，事实上也是指颠倒了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即在自由化的同时力图实现稳定化，并且在俄罗斯激进的改革过程中，稳定化并没有达到。
4.信息超载论
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他在经济学许多领域都有建树，其名著反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已为中国学者所周知，而在其另一部力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一书则是专门研究经济转轨一般理论的著作。斯蒂格利茨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传统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完备的假设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因而新古典经济模型不适合用以研究转型经济分析。激进式改革倡导者按照新古典市场模式提供的一揽子解决方案，面临着“信息超载”困难。这些信息超载主要表现在个人和组织都要有一个学习过程，以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环境。如果这种学习过程短，新的体制就难以适应。也就是说在价格放开后要有一个逐步根据市场价格高速消费和生产的适应过程，尤其是企业要据此建立起一系列新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如果价格一次性放开，则个人和组织无法在短期内适应，由此而引起经济秩序发生大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注：〔美〕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三 新的课题：俄罗斯激进改革的未来影响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众多学者对俄罗斯激进改革持批评和否定观点。同时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提示了俄罗斯激进改革导致经济衰退的各种原因。但是，为众多学者所忽略的是，俄罗斯激进改革有无积极因素？俄罗斯激进改革对未来俄罗斯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轨期间，俄罗斯经济陷入了经济发展恶性循环的“路径闭锁”状态之中。但是，近年来，俄罗斯经济逐渐开始好转，尤其在2000年，取得了高增长率。据日本《世界周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评论，俄罗斯实现了过去30年未曾有过的经济增长。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8%，工矿生产增长达9%，外贸顺差613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看好。虽然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有出人意料之处，但也不能据此就断定俄罗斯经济将走向繁荣。然而，俄罗斯经济发展向好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认为，俄罗斯若能在此时抓住有利时机，打破经济衰退“闭锁”路径，俄罗斯经济有可能重现大国雄风。对此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俄罗斯激进改革的消极因素能否消失？或是能否转化为积极因素？而这些因素对俄罗斯未来经济发展有何影响？笔者有一个判断是，俄罗斯激进改革存在积极因素。因为，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好转不能完全归功于经济政策调整，因其作用有限；也不能归功于改革战略调整，因其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更不能归功于外部环境因素。俄罗斯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结构，经过调整和磨合将逐渐适应俄罗斯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对未来俄罗斯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而这正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