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是怎样提出和确定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半封建论文,半殖民地论文,是怎样论文,概念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确切表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今天已为人们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成为人们解释和研究中国新旧民主革命时期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可是，似乎很少有人问及或探究这一概念是怎样提出和确定的。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从模糊到逐渐清晰再到确切概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曾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笔者拟根据有关史料，对此作一番初步考证和简略论述。
1、列宁最早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农业国家”。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国内还没有人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做出科学的分析。承担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重任的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特征时，不能不涉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对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完全受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和地区，列宁沿用了西方的传统说法，称之为“殖民地”。而对于尚有本国政权存在而又遭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列宁最早提出和使用了“半殖民地”这个概念。他在1916年初写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说：
“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切殖民地，总共达十亿人口。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一部分刚刚开始，一部分远未结束。”[（1）]
在同年写的专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更明确地说：“我们把波斯、中国和土耳其列入半殖民地，其中第一个国家差不多已经完全变成了殖民地，第二个和第三个正在变成殖民地。”[（2）]
在这本著作中，列宁还解释说：半殖民地国家就是“半独立国”[（3）]，“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4）]。后来，以《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中，列宁再次提到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5）]，说明他对此已形成为一种确定的认识。
“半封建”的概念也是列宁最早提出来的。1912年7月，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指出当时的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6）]。不过，列宁对此未再有更多的论述，也没有把“半封建”与“半殖民地”放在一起论述。
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提出著名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纲虽没有具体阐述中国问题，但明确指出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7）]，这在后来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最早提出“半殖民地”概念，蔡和森最早提出“半封建”概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了确定自己的行动纲领，必然要探讨中国的社会性质。不过，党的“一大”还只是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把中国革命的任务定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8）]。这就把中国社会误认作了是资本主义社会。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国焘等14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确认当时的中国是“殖民地”，因而应当按照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的原则去部署革命任务。这一认识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很大的启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放弃了“一大”时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粗浅认识，开始用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现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理论探讨。
192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在分析中国社会实际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中在探究中国性质方面，蔡和森和陈独秀分别提出了“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概念。
1922年5月1日，蔡和森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说：
“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9）]
这是“半封建”概念的最早提出。不过，蔡和森这里说的“半封建”，针对的是不民主的政治现状，还没有涉及经济领域。
1922年6月，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半殖民地”的概念：
“……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操诸外人之手，这些政治状况都是半殖民地的状况，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10）]
经过1922年上半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中国社会的新认识。在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已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11）]。在这种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认识的基础上，文件又提出了要进行“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到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12）]的斗争任务。这表明党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特点。
3、中共“二大”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上使用“半殖民地”的提法，并认识到中国社会具有封建性。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中国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的基础上，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对中国由于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而发生的社会变化有了进一步认识。“二大”决议案指出：
“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的国家……”[（13）]
又指出：
“经济落后的中国，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武人势力的宰割场和糜烂区域。”[（14）]
“二大”宣言也指出：
“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15）]
在以上论述中，“半殖民地”概念首次出现在党的文件上，说明对此已由个别人的认识变成了全党的认识。不过，这一概念仅出现一次，而且与“半独立国家”、“共同的殖民地”等概念混同使用，说明对此的认识还具有不确定性。
“二大”对中国社会的封建性是这样认识的：
“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16）]
这段话，认识到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仍具有严重的封建性，而资本主义还并不发达，这比起“一大”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虽然此时还没有使用“半封建”的表述方式，但这种涵义已初步表示出来。
“二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是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正因为如此，“二大”才能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良好开端，也为后来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奠定了良好基础。
4、中共“三大”决议案两次使用“半殖民地的中国”的表述方式，此后“半殖民地”的提法逐渐得到确定。
如果说，中共“二大”使用“半殖民地”概念带有一定随意性的话，那么，中共“三大”则开始逐渐把这一概念确定下来。
“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半殖民地现状的认识日趋明晰。1922年9月，蔡和森在《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一文中，不但使用了“半殖民地”一词，还初步论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
“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中日战争等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人人知道他实际上已不是独立国家了。”[（17）]
在“三大”召开前夕，陈独秀在广东高师所作的《关于社会问题》的讲演中，对“半殖民地”的涵义做了比较透彻的论述：
“中国表面上虽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个半殖民地。何以呢？你看中国政治经济的实权都操在外国人手里，只因有北京政府的名义存在，还不算是完全殖民地。若一旦撤销北京政府之承认，实行国际共管，那就完全是殖民地了。”[（18）]
这段话，清楚地认识到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区别，不再象“二大”那样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混同使用。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有了这样的认识，自然会发生对全党的影响。因此，在党的“三大”决议案中，就两次使用了“半殖民地的中国”[（19）]的表述方式，说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已比较清楚。“三大”之后，中共主要人物都较确定地使用了这一概念，典型的如李大钊在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大”上发言时说：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20）]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也指出：由于列强“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21）]。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孙中山将其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重新解释，由简单的反清排满上升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之一。国共合作实现后，随着国民革命运动逐渐走向高涨，中国半殖民地的现状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半殖民地”一词也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从而逐渐成为术语而固定下来。
5、1926年，蔡和森首次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个概念合在一起来阐述中国社会的性质。
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等，注意总结革命实践中所提供的新鲜经验，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动力、同盟军以及领导权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在这当中，蔡和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方面，做出了尤为显著的贡献。
如前所述，蔡和森早在“二大”之前，就在党内第一个提出了“半封建”的概念。“二大”之后，他又于1922年9月和1923年1月两次撰文指出：中国是处在“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22）]。尽管他这时所说的“半封建”还只是针对当时中国不民主不统一不和平的政治现状，没有涉及经济领域，但是“半封建”概念的提出，却是走在了全党的前列。而且，也如前述，他还是较早赞同和使用“半殖民地”概念的领导人。由于有这个基础，使得他能够最先把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考虑。他在1926年底给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员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中，在阐述中国社会现状及党的任务时说：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23）]
接下来，他又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各阶级”[（24）]进行了逐个的分析。在这里，他分别使用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两种表述方式，说明在用语上尚未定型化。但他力图用一个概念来揭示中国社会的双重性质，这是具有首创意义的。当时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方面，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两个概念合在一起阐述的，仅此一例，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党内的最高水平。
6、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六大”正确地认识到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半封建状况没有改变。
还在大革命失败前，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部就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托洛茨基派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势力只是“残余的残余”，而资本主义关系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统治的地位”[（25）]，断定中国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等多数派则认为，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还有许多封建制度残留着”[（26）]。后来，斯大林又论述中国有两大特征：其一，“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财政经济的统治”；其二，“封建残余”的压迫。[（27）]斯大林虽然把封建势力看作是一种“封建残余”，但他强调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这种比较接近实际的看法对中国共产党起了正确的指导作用。在国内，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统治在全国的建立，引起人们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析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在大革命后期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的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此时又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蒋介石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还是遥远的将来，由此得出了取消革命的结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围绕怎样看待蒋政权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方向等问题，认识也很不一致。而要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因此，阐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1928年6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六大”决议案指出：
“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中国经济的特点，土地关系的特点，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28）]
又指出：
“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帝国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剥削，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29）]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基于这种认识，决议案又做出了“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30）]的正确结论。这些正确的论断，澄清了党内的混乱思想，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新形势下革命斗争的方向。
7、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经济结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第一次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和系统的理论阐述。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早期探索，在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用于分析中国国情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初步认定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早期探索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就是笼统判断多，系统论述少；对政治现象分析多，对经济实质分析少。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同时又都是党的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始终处身于残酷而紧张的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无法在时间和资料等方面获得一个合适的研究环境。但是，这种不足毕竟留下了理论上的缺陷。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御用文人“新生命派”等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势力的文化“围剿”，正是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为突破口的。他们连续出版书刊，发表文章，鼓吹与托陈取消派类似的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全面否认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驳斥托陈取消派和国民党“新生命派”等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歪曲，也为了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提供严密的理论依据，捍卫党的“六大”路线，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经过深入调查和大量收集资料，从经济结构角度深层次地分析中国现状，第一次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和系统的理论分析。
第一个从经济角度系统分析中国社会的是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1929年，他用了一年心血写出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三部颇有影响的专著，通过引述国内外大量的统计材料，列举各方面的经济事实，对中国经济结构中所存在的三种经济成分即帝国主义殖民经济、封建性传统经济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作了细致的考察研究，得出了结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帝国主义经济的支配和封建经济的障碍，并没有成为主导性的经济成分，因此，“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31）]，而“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32）]。这样的分析，不仅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也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质。
李达的这种从经济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的方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思潮派”发生了积极的影响。1929年11月，潘东周、王学文、吴黎平、李一氓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上海创办《新思潮》杂志，同托陈取消派和“新生命派”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论战。他们也是着重围绕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控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通过对更多材料的分析，提出了如下的观点：
（1）“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握有最高的统治权”[（33）]；
（2）“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占得大的区域，在中国经济中并没有压倒的优势，并不是代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34）]；
（3）“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35）]。
通过以上论述，“新思潮派”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36）]
这就驳斥了托陈取消派和国民党“新生命派”把中国社会性质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谬论，坚持和肯定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正确观点，并使这一观点建立在了更加严密和科学的基础上，使更多的人承认、理解和接受了这一正确观点。
8、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第一个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完整概念。
在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虽然正确地对中国社会性质作了详细的理论阐述，但是却始终没有在词语表述了归纳概括为一个精确的概念。由于对近代社会的定性，必然地要联系到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的问题，因此在三十年代，继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之后，思想理论战线上又发生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在此过程中，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在对中国古代史作了社会形态的初步分期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完整概念。在1933年5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的诸阶段》中，吕振羽即指出：
“中国社会的现阶段，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筑于其上层的诸形态的东西和其下层的基础相适应。”[（37）]
1934年6月，吕振羽在其史学专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了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点，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如下五个次第发展的阶段：
“夏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殷代是奴隶所有者国家，周代为中国史的初期封建社会时代，由秦到鸦片战争前为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时代，由鸦片战争到现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38）]
吕振羽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完整概念的提出，是他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所获得的一个重大成果，同时也是前一阶段社会性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结晶。经过三十年代上半期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的认识逐渐得到国人的确认。
9、毛泽东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
党内确定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并系统概述了有关理论，
使这一提法成为全党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定型概念。
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就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他在1928年10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依然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39）]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此时尚还未接到“六大”决议，而他的分析与“六大”决议中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可谓是不谋而合。后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中，也都论述到“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40）]；“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41）]不过这些论述，都还不是专题阐述中国社会性质，也还没有把“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合为一个概念。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其名著《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中指出：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42）]
这是毛泽东在其著述中第一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完整概念。此后，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不但确定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完整概念，而且系统地论述了这一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他说：
“自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43）]
在这段论述之后，毛泽东又从十个方面揭示了帝国主义如何用一切军事的、经济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全部过程，还从六个方面揭示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特点。以此为基点，他作出了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革命基本问题的科学阐述和正确结论，从而建立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
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在此文中，他更加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开始作为全党使用的定型化表述方式，成为了固定的术语。这一术语的确定，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总结，也是直接汲取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比作一座大厦的话，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可以说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从本文的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块基石得来不易，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探索，凝聚了很多人的精力和心血才获得的。正因为它是千锤百炼的产物，准确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才成为不容置疑的论断而被人们所广泛接受和运用，而且直到今天仍是人们正确观察中国近代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乃至论证中国近代其他社会现象的一般论据。可是，就在近几年里，理论界却出现了一些怀疑甚至否定这一概念的现象，例如：有些文章认为中国在辛亥革命前是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后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无论辛亥革命之前或是之后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的人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是一个失误，需要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而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有的书用“中世纪社会”或“东方社会”来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等。[（44）]这些观点虽说作为学术讨论不无不可，但是由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怀疑和否定实际上牵动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否具有必要，因而就不能不引起重视。因此，考察和回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科学概念的形成过程，进一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论证，就不单是一个历史课题，而且还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2）（3）（4）（5）（6）见《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4页、800页、802页、805页、837和851页、426页。
（7）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93页。
（8）《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9）（17）（22）见《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107页、103和247页。
（10）（18）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5页、299页。
（11）（12）（13）（14）（15）（16）（20）见《“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47—48页、67页、74页、94—95页、100页、260页。
（21）《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及重要决议汇编》（第一分册），浙江省中共党史会编印，第2页。
（23）（24）《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25）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见杨笑湛译《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上海书局1930年版第43—44页。
（26）1926年11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见《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4页。
（27）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2页和154页。
（28）（29）（30）1928年7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底决议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6页、339页、298页。
（31）（32）见《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8页、488页。
（33）（34）（35）（36）见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192页、245页、195页。
（37）（38）见《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9页、457页。
（39）（40）（41）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47页和49页、142页、188页。
（42）（43）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7页、626页。
（44）见《高校理论战线》（国家教委主办）1995年第8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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