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际竞争力的源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加坡论文,源泉论文,国际竞争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独立前的新加坡除了土地和人民之外，几乎一无所有。英国殖民者曾经断言，新加坡没有自治能力；即便独立了，也没有发展前途。然而短短的30多年时间，新加坡这一弹丸小国彻底推翻了西方中心主义者的预言，率先从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挤身现代化文明国家行列，若干发展指标超过许多工业发达国家。 据统计， 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9.93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836.95亿美元，提高了84.3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59年的440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26730美元，居于高收入国家第八位；经合组织为此决定，从1996年1月1日起，新加坡晋升为发达国家。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的评估，新加坡1991年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排序中名列第一；在1994年以来的世界各国国际竞争力综合排名中，新加坡连续5年位居第二， 仅次于美国。另据韩国一家研究机构的评估资料，1997年在世界46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以94.4分名列榜首，远远超过欧美工业化国家（注：〔韩国〕《每日经济新闻》1997年6月5日。）。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新加坡迅速崛起？新加坡又何以维系其“冲不垮”的竞争实力？本文拟就新加坡竞争力的构成因素作出初步评估，进而阐释其现代化模式的涵义。
资本自由竞争制度加政府效率
决定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涉及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人文素质、政府政策、管理效率等社会的各个层面，这就为剖析新加坡的竞争力因素打开了多种研究视角。有的学者把它归结为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有的学者把它解释为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竞争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有的学者则强调儒家传统文化背景赋予新加坡的比较优势；还有的把它界定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主导”作用；另外，一种较为极端的观点认为，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实行的“既非纯自由市场政策，也非纯政府干预政策，而是各种政策的大杂烩”。上述各种论点的是非曲直我们暂且不去评估。重要的是，新加坡的竞争模式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拓宽思维空间，对新加坡的竞争模式作出更为客观和更具说服力的评判。
笔者认为，决定新加坡国际竞争力的归根到底是制度因素。这种制度既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积累的先进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又体现了新加坡的历史文化特性，因而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从国际经验看，在一定的初始经济水平条件下，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因为制度的变迁有其内在逻辑和路径，制度演进既可以产生好的经济绩效，也可能导致经济发展的衰退或停滞。经济竞争力的本质就在于一定的制度创新和有效的制度供给基础上的结构升级与效率提高。这一制度的基础，笔者认为一是资本制度，二是政府制度，这二者之间又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新加坡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其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唯一可资利用的是发挥人的智慧，建立促进效率的资本竞争制度和廉能政府，以创造加速发展的有利条件。这涉及到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经济学自产生至今的数百年间，有关政府与市场的争论就从未间断过。但有一点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即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市场自由竞争比政府行政垄断更有效率。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英国人亚当·斯密几百年之前这样写道，“只有通过自由的普遍的竞争，才能普遍确立良好的管理；因为自由的普遍的竞争迫使人人为了自由去搞好管理”（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中译本）第58页。商务印书馆，1972。），对自由竞争制度大加赞扬。新加坡的决策者也坚信，国别经济实力差距的根本在于能否和在何种程度上允许自由竞争的存在。新加坡在承袭英国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潮和治理经验的基础上，长期奉行鼓励资本自由竞争的制度，对内资、外资以及大小资本均实行平等待遇。新加坡领导层认为，只有推行自由资本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的积极性，达到人尽其才。新加坡自由资本制度在其经济政策制定中主要体现为：向外资全面开放国内各个经济领域，尤其是制造业领域；没有专门另搞一套“外国投资法”，而是实行内外资一视同仁的政策，投资项目无须审批；不规定投资比例，不限制以何种方式投资，外资在制造业领域享有充分自由；不实行国有化，不实施反垄断法，让企业自由进行竞争，即使国有资本也必须参与市场竞争，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不享受任何特权；各种经济成分实行统一所得税率；进出口无配额限制，等等。
当然，实行资本自由竞争制度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经济运行放任不管。恰恰相反，新加坡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实行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积极干预和调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政府制度。新加坡的政府与经济之间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即它们各有其相对独立性，尤其是经济活动中的价格自由波动、资本自由进出、市场自主运营，均依据经济自身的客观规律，而很少为政局的波动、政府方针的变化以及领导人个人的沉浮所左右，也就是说，经济生活的“自组织”能力比较强，显示了这种经济制度的成熟程度。而政府的干预和调控是间接的，并保持一定的取向和力度。有的学者把这种政府比作“体育场外的教练，他在遵循赛场规则和裁判（市场力量及其运行）的前提下，给赛手们（独立自由的企业）筹谋出计，而不是随意地更改规则，充当裁判，硬性规定赛手的动作”（注：转引自朱家桢等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第443页。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从政府看，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对国家的现代化发挥了强大的导向作用，这与拉美和南亚众多国家长期存在的“软政府”现象完全不同。新加坡享誉世界的政府效率与此密不可分，国外许多学者将其称为“发展型国家”。新加坡政府效能的有效保证是其具备坚强的意志，明确的发展规划，严密的组织体系，强大的军方后援和成熟的统治手段；其物质基础是这种“发展型国家”一方面运用国家控制的权力和经济资源增进物质生产，保持以盈利为原则的国有资本，同时扶持私人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国家宣称其代表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并以此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注：C.Core,Regions in Question; Space,DevelopmentTheory & Region Policy.p.224.1984.）。这样，新加坡既实行资本自由竞争制度，又重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从而巧妙地把对经济生活的介入和自由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运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活动进行自发调节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了政府管理职能这只“看得见的手”的积极作用，从而保证了社会经济能够协调迅速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多种经济成分自由协调发展
1.跨国公司的聚集地
在新加坡“金字塔”（注：Buchanan,Iain, Singapore,
in Southeast Asia: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ppraisal. London,Bell,1972.）式的资本结构中，居于最上层并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来自跨国公司的国外资本，新加坡模式与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的显著区别也在于跨国公司对其经济发展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因此，分析新加坡的竞争模式，就不能离开对跨国资本的研究。
跨国公司的崛起是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它既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又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一股强大动力。然而独立以前，新加坡的国土上鲜见跨国公司的身影，伴随独立后新加坡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和现代化进程的启动，跨国资本纷至沓来。目前，外国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的子公司和联营公司已超过3000家；对新加坡的投资也随之日益增长，仅1987～1994年间，外国投资累计额达196.5 亿新元，外资占国内总投资的比重也大体维持在75%以上的高水平上。
跨国公司纷纷落户新加坡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天然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条件，便捷的交通枢纽，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在于其长期奉行的对外资实施平等开放的政策。此外，冷战的国际背景与地缘政治因素也赋予新加坡以特殊的历史机遇，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分析“东亚奇迹”的基本条件时强调，该地区特有的弧形带，为了扶植这一系列摇摇欲坠的“多米诺骨牌”，美国使出各种努力，投入更多的人力与钱财支持和援助，同时毗邻的日本也提供了巨额资本与技术援助，对该地区的经济腾飞意义重大（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奇迹”背后的幽灵》， 载《读书》1998年第8～9期。）。 正是这些内外有利条件才吸引了来自美日欧等地的源源不断的跨国资本。
跨国公司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大规模投资活动不仅是其经济成长的基本源泉，对外贸易的直接动力，而且跨国资本还有力地配合并支持了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同时，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思想，推动了新加坡的管理革命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李光耀承认，如果没有跨国公司，新加坡就会像泄了气的汽车轮胎那样动弹不得。但是，新加坡也意识到，跨国资本对于其发展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多元化和更有效率的跨国资本对于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对于加快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伴随跨国资本的发展壮大，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使本国生存的国际环境变得捉摸不定，风险增大；同时，跨国资本以利润为唯一追逐对象，其经营活动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也未必协调一致；并且对跨国资本的过度依赖，也可能损害本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与可持续发展。因此，新加坡既没有像依附论者主张的那样排斥外国资本，又没有对跨国资本听之任之，不讲原则，而是试图把跨国公司纳入其国内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从而积极驾驭国外资本。在实际操作上，政府根据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具体的投资鼓励政策，引导和调控跨国公司的资本投向。在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发展战略时期，新加坡颁布《经济扩展（豁免所得税）法案》，对出口工业给予优惠。正如吴作栋总理所指出的，在关税和限制额日渐升高的时代，新加坡要想在出口方面取得成功，只有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而没有别的更好办法。新加坡积极鼓励西方跨国公司投资，特别是通过经济开发部的20个对外办事处作好这项工作，该部也因而获得“多国教父”的美誉（注：转引自小R·霍夫亨兹、K·E ·柯德尔：《东亚之锋》（中译本）第7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变化，政府又于1970年和1975年两次修改投资法案，把鼓励和引导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转向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工业部门，以提高其产品质量档次和竞争能力。
2.独具特色的国有经济
新加坡的国有经济可分为两大类，即政府投资控股公司所拥有的企业和法定机构及其投资的企业，前者指政府为了控股和投资国有资产，拥有一个或几个公司的大部分股权或证券而形成的公司；后者则是指特定立法下设立的并担负特别职能的政府机构，它具有政府行政和企业的双重职能，如建屋发展局等。目前，新加坡国家控股公司有近600家， 雇员总数近10万人，每年盈利数十亿美元；法定机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40%。总体上，新加坡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仅限于涉及国计民生的公用事业领域，部分投资于技术需求高、风险大而私人资本不愿介入的产业以及事关国家安全防务的特殊领域。国有经济的意义在于它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有利于满足民族经济自立性要求，克服对国外资本与国际环境的过度依赖。
新加坡的政府控股公司隶属于国家财政部，其管理制度体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具有鲜明特色。首先，新加坡控股公司投资的国营企业，不论资本构成，均不挂国营招牌，而以私人企业名义，按公司法规定申请登记注册，取得企业法人地位。国营企业并不享有任何特权，和其他经济成分一样，是平等的市场经济竞争主体。其次，政府主要通过人事参与和财政监督对国营企业进行间接管理，国营企业拥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此外，控股公司的监督除董事会行使部分职能外，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均由会计师进行审核；国有公司属国家所有，向国会负责，而不是向政府负责。国会议员对其发展状况随时可以提出质询，主管部长也要向议员进行解释。这种公司治理制度的好处在于控股公司成为避免过多政府政治干预的缓冲机制。政府与企业之间形成“控制而不干涉”的联系体制，促成政府、董事会和管理层组成适度分离的分权结构，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
新加坡的法定机构不享受政府部门的特权和豁免权，但享有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和灵活性。法定机构管理上由董事会、经理层和辅助人员三个层次组成，法定机构的雇员不属于政府文官系统，在财政上要求自负盈亏。法定机构与政府部门相比，其经营优势在于可以避免严格的中央集中控制，更适合贯彻政府的发展战略。但它的运作仍然受到政府的控制和监督，其宗旨由议会法案规定；董事会主席由主管部门任命，预算则由议会审议通过，这是其有别于其他国家国有经济的地方；年度财务报告由政府指定的审计人员监督。这种“自主加控制”模式使法定机构成为新加坡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进行干预的最常用的工具（注：Lim Chong Yah & Peter.J.Peter.J.Liogd( ed.) .SingaporeResource and Growth.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241-242.）。根据林达·罗的研究，新加坡的大部分法定机构能够做到自负盈亏，“几乎没有人对法定机构的贡献和它的特殊组织形式的价值提出疑问”（注：Lim Chong Yah & Peter.J.Peter.J.Liogd( ed.) .Singapore
Resource
and
Growth.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241-242.）。
80年代以来。风靡全球的私有化浪潮对新加坡也产生了一定冲击。政府从1987年起有选择地对部分国营企业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或直接进行私有化，但是仍然保留对部分有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的控股权。这样，国有企业的改革与调整就不会削弱国有经济力量，反而使其更具竞争优势和经营活力。比如，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电子公司等企业挤身全球500家最盈利公司行列；在国内30家最佳上市公司中， 国有企业的比重接近50%。
3、构成经济基础的中小企业
在新加坡资本大厦构成的最底层是中小企业的汪洋大海。中小企业成长迅速、发展活跃是新加坡经济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据统计，新加坡中小型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组织数量的比例1992年即达94%，雇佣员工占社会总劳动力的71%，员工平均附加价值占全部企业总附加值的59%，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新加坡中小企业具有鲜明的个性。从经营范围看，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从经营战略看，除重视运用传统方式促进向现代化转型外，愈来愈多的中小企业注重利用信息管理服务来改善其经营状况；中小企业经营效益一般高于国有及其他经济成分；中小企业更加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新加坡中小企业充满活力发展迅速的原因是其在企业家专业背景、人力资源的补充、税收、生产机制、市场促销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当然，政府的政策支持也发挥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大型企业抱有幻想，以为规模、效益、技术水平成正相关联系，热衷于组建大型企业集团，而中小企业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小企业管理欠佳，效率低下，技术落后，资本缺乏，无法向海外开拓市场，因而不具市场竞争优势。这种看法忽略了经济学的一项基本原则，即经济学研究的不是规模大小，也不是技术水平的高低，而是成本与效益问题。科技新、规模大不意味着成本低效益高，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日本、韩国等地的一批大型企业纷纷落马，再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所幸的是，新加坡对此长期保持较为清醒明智的认识，一向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比较关注与支持。
新加坡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做法是：首先，成立管理协调促进中小企业成长的专门性权威机构，负责制定和实施中小企业发展计划和政策，统筹和引导中小资本，但不干预其内部自由经营活动；中小企业也成立自己的企业协会，作为互助与协调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间组织；其次，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对中小企业进行政策倾斜，这些政策涉及计划、财税、技术援助、贸易、人力资本、融资等各个方面；再次，鼓励中小企业向海外投资扩张，除在投资津贴、利润汇回、税收减免、人员培训、市场研究上给予支持外，政府还简化对外投资审批程序，进一步放宽对外投资限制，并寻求与有关国家订立投资重点保障和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此外，政府还促成逐步建立大小型企业合作的企业结构体系，将中小企业纳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从而使其日益整合并最终形成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相辅相成的现代企业的结构体系；同时侧重借助跨国公司提高中小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效率，巩固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提升民族资本的国际竞争力。
闻名世界的政府效率
新加坡的政府效率来源于其政府制度，这种政府制度对维护并促进其国际竞争力的意义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度、制定法律规章制度、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及政治制度的适应性等方面。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恩有句名言：“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注：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第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刘易斯也曾指出，“国家越落后，一个开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围就越大”，而“软弱的政府不能维持自己境内的秩序”（注：W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中译本）第520、51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0。）。两人从不同角度肯定了政府在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另一位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则认为，后发展国家特别是战后发展中国家社会生活不稳定和动荡的根源不在于落后，而在于现代化。他比较了各国政治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发展规律后强调，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美国的现代化模式，许多拉美政府之所以软弱无能，就在于它们过早地推行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而这种政治制度在封建残余浓厚的社会中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只能延续陈旧过时的社会结构，并成为现代化的阻碍，从而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和衰朽，“只有靠强大的集权政府才能克服”，而强大政府的构建和维持依赖于强大的政党和组织的力量（注：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第7、10章，北京三联书店，1989。）。 考察新加坡数十年的经济腾飞历史，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功不可没。新加坡实行以内阁总理为权力中心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强制推行资本积累（以中央公积金制度即CPF最为典型）和工业化战略； 相应地，为减轻由此可能导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强制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以某种形式的高压手段推行思想控制，限制公民的社会运动、言论自由及工会与劳动运动，等等。
然而，政治制度的施行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从实践经验看，新加坡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建立并维护制度条件，包括私有产权制度，自由资本制度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创造基础条件，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服务，包括提供能源、交通、通讯等有形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组织研究与开发等；进行宏观经济调节，包括指导产业发展，稳定宏观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实行社会保障等。例如最具特色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实现了社会保障与工业增长的完美整合（注：上引《东亚之锋》（中译本）第174页。）。 虽然新加坡政府对经济实行积极干预，但在其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法治化社会中，这种干预是有限度的、间接的，并且这种政府干预本身也遵循严格的行为规则。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政府作为社会管理中心，有必要以法律形式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以及市场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加以约束和规范，当然其自身的行为也属题中应有之义。这种约束和规范使法律成为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调节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手段，也是政府行政效率得以保证的重要条件。
政府经济职能顺利实施的有力保障还在于高效公开的政府行政制度。新加坡的政府效率长期以来在全球各国中首屈一指。李光耀认为，要使新加坡的发展得以保证，一个廉洁、高效、勤政、务实的政府意义重大。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人民行动党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一党独大”的政权理论，以及精英主义、实用主义和儒家伦理的治国哲学思想密不可分。政府效率集中表现为政治体制自主程度高、凝聚力与适应性较强，政治参与比较广泛是其群众基础，其经济基础是以俸养廉，社会基础则是以法护廉，严惩贪污腐败。新加坡廉能高效政府的建立虽然源于英国文官制度和法治思想，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东方传统文化中“好人政府”、“贤人政治”等儒家思想精髓的客观体现，如果前者给予的是其形，那么后者赋予的则是其神。新加坡的廉能高效政府对其经济腾飞与现代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有的学者把新加坡模式誉为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发展模式。
经受了金融风暴的考验
东亚地区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在国际学术界被称为“奇迹”，有关它们的发展模式的讨论近年来也沸沸扬扬，如火如荼。然而就在此时，一场席卷整个东亚地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突然发生。新加坡及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无一能够完全幸免，东盟大部分国家经济遭受重创，多年间积累的发展成果顷刻化为乌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由于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基本上处于低迷状态，这次更是雪上加霜。这次金融危机在刹那间已经“变成一场全面的社会危机。失业人数已经达到创记录的高度，实际工资水平已经骤然下降，并使成百上千上万个家庭重新陷入贫困之中”（注：〔英国〕《金融时报》1998年9月28日。）。
目前，尽管个别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起伏不定，但是世界经济的整合趋势仍将持续。从这次金融危机看，新加坡遭受的损失并不大，新加坡货币周年贬值幅度仅15.17%，大大低于韩日及东盟其他成员国家。 同时，新加坡的经济基础基本保持健全，整体国民经济发展也没有受到威胁。但是新加坡也看到，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迅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条件下，其生存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一大批新兴市场的兴起和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区域集团的发展都对这个以贸易和金融服务为支柱的岛国产生强烈冲击；同时，新加坡国内在教育水平、生产效率、商业成本、科学技术等方面也无任何竞争优势，甚至处于不利地位。此外，跨国资本和对经济具有控制力的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集团，拥有排挤潜在竞争者的关系网和影响力；有发展前途的初创企业资金供给困难，金融机构与投资者缺乏冒险精神创办新兴产业，迷恋传统产业部门（注：《远东经济评论》1998 年8月6日。），也不利于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李光耀坦言， 新加坡正在对付一场自1968年英国从该殖民地撤军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新加坡将不得不大量削减企业成本，希望以此来恢复竞争力以及控制不断上升的失业率（注：〔新加坡〕《商业时报》1998年9月17日。 ）。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指出，“一国治理的良莠，不仅关系到政治稳定，更逐渐成为衡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注：台湾《天下》月刊1998年第8期。）。 新加坡能否继续保持其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把握知识经济兴起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增强科技竞争实力，实现工业重组与结构升级，促进人力资源开发，推动区域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为迈入21世纪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