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城市”的理论构建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知识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知识城市的缘起及其基本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人类正逐步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迈进，在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著名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在其全球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The World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说：“我们已经从一个国家积累财富的关键是看它占领、开拓领土的观念，转向一个国家和公司积累财富的关键是搜集、分享和捕获知识的能力。”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国家意识到世界未来的发展将以知识为竞争基础，谁能掌握最前沿的知识、技术，谁就能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知识经济已成为各国的共识。
“知识城市”(Knowledge City)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提出来的新概念，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催生了“知识城市”。“知识城市”是知识经济的产物和城市转型的客观需要，其核心就是充分利用城市创新引擎(Innovation Engine)和自身的文化资本、技术资本、环境资本等，强化以“知识为基础发展”(knowledge-based development，KBD)的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城市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轨，提升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地位，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Ryser(1994)、Knight(1995)等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意识到，驱使城市发展的要素正在发生改变，即从资本、劳动力、资源禀赋等资源型要素逐步转向人才、制度、文化、创新等知识型要素；由于愈来愈依赖知识，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正在改变，知识性生产活动将主导城市的发展轨迹。此后，如何以知识驱动城市的发展问题开始受到国际组织、各级政府和科研机构的广泛关注。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正式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指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直接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之上的新型经济，知识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OECD,1996)，第一次提出这种新型经济的指标体系和测度。此后，探讨各领域的知识管理问题，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热点。
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欧洲联盟委员会在1997年7月提出，欧洲的发展“将知识化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不久又发布了题为《走向知识化的欧洲》的纲领性文件。知识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是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经济、社会、文化、习惯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发生重要变化的过程。知识化是人们迈入知识时代的根本途径，只有逐步推进知识化才能使人类进入一个光辉的未来。没有知识化尤其是没有经济知识化的城市就没有知识经济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知识时代的演进。1998年世界银行、2000年欧洲委员会、2001年联合国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等制定的战略规划方案都不约而同地阐述了知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了知识管理与城市发展的紧密联系。
2002年《SGS Economics and the Eureka Project》报告中首先正式提到了“知识城市”这一名词及其概念，认为：“‘知识城市’作为一个术语，是指由通过研究、技术和脑力创造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驱动的区域经济的短暂的手。在先进经济体中与其他城市相比，知识城市在教育、培训和研究方面投入的社会收入(GDP)份额明显要高。”(SGS Economics and the Eureka Proiect,2002)报告还提出了一些成功创造知识城市的先决条件和成功因素。Work Foundation(2002)认为，知识和文化汇集于城市地域内，高素质人才、产品和服务创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便成就“知识城市”这一新的城市实体。知识管理运动(Knowledge Management Movement)之父、知识资本①(Intellectual Capital,IC)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瑞典Lund大学雷夫-艾德文森(Leif Edvinsson)教授在2003年亨利知识管理会议(Henley Knowledge Management Conference)上谈及“知识城市”的定义时指出，“知识城市是一个有目的地鼓励培育知识的城市”(Henley,2003)。“知识城市”指通过研发、技术和智慧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成为全球知识流动的港湾，推动城市的发展。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在社会各个领域内推行一种鼓励知识培育、流动、创新和研发的发展思路，以便在智力时代收获全球创新力，作为全球竞争的资本。欧洲著名知识管理专家Margaret Haines教授在《知识城市伦敦》一文中这样定义“知识城市”：一个在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战略上执行一项有目的地鼓励知识培育、技术创新、科学研究和提升创造力使命的城市(Margaret Haines,2004)。希腊学者Ergazakis Kostas在《知识城市：概念性分析和成功案例》一文中从城市知识发展战略目的角度这样定义知识城市：目的在于知识型发展，通过鼓励持续创造、分享、评估、重建和更新知识的城市；可以通过其市民自身之间，同时也通过和其他市民之间不断的互动而获得；市民的知识分享文化和城市的恰当设计、IT网络工作和基础设施都支持这些互动。并提出了六个关键的成功因素：政治，战略，金融，技术，社会，环境(Ergazakis Kostas et al.,2004)。Mark Davis(2004)将“知识城市”视为地理空间的经济活动主体，包括“知识走廊”、“知识港”、“知识带”，集中于知识创新。Florida(2005)认为知识城市不仅强调信息、知识的重要性，更注重社会文化、资源环境、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多元文化的容忍度和包容性、自由度、高效透明的政府以及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国学者张黎、蓝峻(2005)认为，“城市知识化是知识城市的形成过程，知识城市是城市知识化的目标。知识城市是追求知识和发展的城市，它超越传统的工业化城市模式，以知识社会、知识经济为其深厚的生存背景和发展空间，视知识为再生资源，从而为培育新经济发展模式奠定基础。知识城市是以知识为生产与生活活动的基础，不断以知识武装各类产业，并对知识自身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城市”。墨西哥知识系统中心主任Francisco,J.Carrillo教授，在其所著《知识城市：方法，经验和展望》中说，知识城市是那些通过研发，技术，智慧创造新产值来推动经济的城市(Francisco,J.Carrillo,2006)。Yigiteanlar等(2008)在《打造知识城市：墨尔本基于知识的城市发展经验》一文中这样定义：知识城市是综合性城市，它在物质环境和体制制度方面都既能发挥城市科技园的职能，又是市民宜居之所。
总之，知识城市是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理念，它突破了城市传统的空间理论，把视角聚焦在城市的知识基础、知识创新、知识产业②等领域。“知识城市”是人类对物质城市认识的又一次飞跃，是对城市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其本质是用知识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知识流的协调。
二、知识城市的衡量标准及其主要特征
1.知识城市的衡量标准
“知识城市”将知识置于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执行一种鼓励知识培育、技术创新、科学研究和创造力的发展战略。“知识城市”作为一种发展战略，自然有其一套硬性的衡量指标。判断知识城市是否取得成功，是否是一个可持续发展城市，也应该有一些基本标准。苏格兰企业战略研究会高级主任查理·伍德(Charlie Wood)博士认为，一个成功知识城市的主要标志要看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高度发达；(2)知识密度高；(3)突出的多样性工业基础；(4)与城市有着共同受益的研究性大学，而大学必须在科学研究、知识转换、产业发展、留住毕业生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5)强势的交通基础设施，与其他城市紧密的通勤连接；(6)向投资者和个人提供各种便利；(7)确保社区从知识经济的成功中受益。Ergazakis Kostas等人总结学者们提出的观点，在发表的《知识城市：知识经济中城市的未来》一文中认为“知识城市”是知识发展(Knowledge-Based Development)的一个子领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成功发展知识城市的四个必备条件：知识发展战略的贡献，在区域内增加知识密集度，确保整个努力过程的可持续性，市民和所有重要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Ergazakis Kostas et al.,2007)。
目前，广为认同的是2004年9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E100圆桌会议”(E100 Roundtable Forum)上发布的《知识城市宣言》(Knowledge City Manifesto)中的有关“知识城市”的标准。“知识城市宣言”中指出衡量知识城市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1)广大市民有分享知识的有效途径；(2)“以知识为基础”的第三产业占城市经济的主导地位；(3)公共图书馆网络系统完备健全，使用便捷；(4)普及的通信技术成为市民获取知识手段之一；(5)文化服务设施能够适应城市的中心教育战略；(6)拥有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市民阅读能力和阅读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7)大中小学网络系统成为指导市民欣赏文化艺术平台；(8)尊重市民文化的多样性；(9)城市街道具备文化服务功能；(10)拥有足够的空间、绿地，以供社区和“公民社会组织”开展活动，建立起市民之间、政府官员与市民之间面对面的直接关系；(11)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提供能够表达意见的便捷工具和手段。此后这个标准逐渐为世界认同，并且推广开来。此次会议标志着“知识城市”从此作为一种全新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进入国际城市发展的视野。由此可见，“知识城市”强调城市知识化、网络化、虚拟化、人文多样性、知识资本和竞争力。因此，“知识城市”应该是一个“创造力城市”、“科技城市”和“数字化”城市的顶点和合成，是科学与艺术和谐统一的城市。
因此，要打造知识城市，赢得未来竞争的主动权，就必须强化城市知识的整合功能、传播功能、创新功能、转化功能和价值功能，构架知识创新生态系统，培育知识资本市场，加强知识管理和知识资本的运营。
2.知识城市的主要特征
知识城市的宗旨是“有目的地培育知识”，加速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KBD)。它强调城市知识化、网络化、虚拟化、人文多样性和以知识资本为核心的城市竞争力。但知识城市的这些特性需要通过特定的环境、手段和平台才能得以实现，如商业、教育和艺术等方面的创新能力、市民分享知识的网络、倡导市民终身学习的政策机制、环境机制、城市内的“知识区(Knowledge Zone)”等等。知识城市建设的核心是为知识生产、知识交流、知识共享、知识服务以及合作研究等创造良好的知识基础设施。Sassen(1995)认为，城市转型为知识城市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强化所有经济部门和社会活动的创新动力；(2)营造更好的教育服务网络；(3)当需要知识时，知识社区的创造可以提供及时的信息；(4)市民积极参与自己城市的开发，以及城市的识别和城市独特个性的打造；(5)创造更多的高报酬的就业机会；(6)社区收入和财富的快速增长；(7)经济的可持续发展；(8)激活传统工业；(9)刺激旅游业繁荣；(10)提升城市的荣誉感和市民的自信心，使之成为资本注入地方经济再投资的平台；(11)营造对待少数民族和移民的包容环境；(12)通过在公共领域如公园、公共运输、文化设施等领域的投资，提供分享财富更多的机会，维持社会更加安全。英国著名知识管理专家Haines教授(2004)通过对伦敦创建知识城市的观察和研究，认为强大的知识开发和运用能力是知识城市的本质特征，为此应不遗余力地：(1)提高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转变的能力，无形资产的不易复制性和难以传播性使其更具竞争力；(2)既要提高获取知识本身的能力，更要提高开发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因为“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提高知识的自主开发和运用能力才是综合能力提高的体现；(3)实现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突破，而自主创新是城市发展从资源、资本驱动到技术、知识驱动阶段的必然选择，如此才能提高城市的软实力；(4)实现由技术创新向知识生产的基础能力创新的转变。中国学者王东等(2007)认为，知识城市一般具有以下五个显著的特点：(1)城市基础设施健全完善，成为“数字城市”③(Digital City)。(2)以创新为动力，成为“创新城市”与“科技城市”(Innovation City and Science City)。(3)资本市场发达，成为“金融之都”(Finance City)。(4)有完善的文化艺术基础设施，成为“人文城市”(Culture City)。(5)吸引人才，成为“智本城市”(Intellectual Capital City)。王志章(2008)认为，知识城市在执行硬性标准的基础上，一般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1)信息基础设施完善。(2)强化城市产业结构调整。(3)注重城市的多样性(diversity)和广域性。(4)城市创新生态环境优良，公共空间多元。(5)资本市场完善，机制健全灵活。(6)切实做好人才移民和人才储备。(7)充分发挥“瞭望塔”的作用。总之，一个成功的知识城市，“不仅仅是新潮俱乐部、展览馆和酒店的所在地，也应当是专门化的产业、小企业、学校以及能够为后代不断创新的社区所在地。”同时，还应该“是一种心灵的状态，是一个独特风俗习惯、思想自由和情感丰富的实体”。
总之，知识城市这个概念涉及城市生活的诸多不同方面，因此发展知识城市的进程必须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如地方政府、市民、民营部门、中介组织、大学等。
三、世界知识城市建设进程
1.世界知识城市典范
知识城市作为21世纪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理念，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认同，并在实施转型中获得了极大成功，诞生了一批知识城市的成功典范。在知识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国家通过“复兴城市”(urban regeneration)计划，迅速将原有一些工业城市或处于“颓势”的城市如英国的伦敦(London)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西班牙的巴塞罗那(Barcelona)、瑞典的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爱尔兰的都柏林(Dublin)、荷兰的代尔夫特(Delft)、德国的慕尼黑(Munich)、葡萄牙的里斯本(Lisbon)、美国的纽约(New York)、波士顿(Boston)和匹兹堡(Pittsburgh)、加拿大的蒙特利尔(Monterrey)、日本的东京(Tokyo)、新加坡(Singapore)等转型为国际公认的“知识城市”典范。它们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全球城市的中心，其特质和范式正在对全球城市转型为知识城市和知识城市战略产生影响。
从表1中不难看出，产业结构、生活品质、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规模直接对城市综合竞争力产生影响。同时，城市规模还影响社会公平和谐。这些都是“知识城市”应该考虑的因素。
在“知识城市”这一概念和理论提出的短短十几年中，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管理人员很快达成了共识。目前世界上已有很多的城市把目标集中在制定和实施“知识城市”的战略规划上，如巴塞罗那市政府和当地商会等组织一起制定了“知识城市”战略规划，规划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要在21世纪新信息和知识社会的时代，把巴塞罗那建成该地区城市群落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主导城市。规划将原先分散的技术孵化、通过创新改造旧区、支持知识转移等促进知识发展的政策统一起来，并设立专门的“知识城市”评议员，督促该战略计划的实施。墨西哥的蒙特利尔(Monterrey)，市政府把建设“知识城市”列为政府五项优先实施的工作之一。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Melbourne)制定了到2010年把该市建成“知识城市”的宏伟蓝图；巴西的圣保罗(Sao Paulo)则以整合城市信息资源和强化学校的教育网络来打造“知识城市”。
此外，印度的海德拉巴(Hyderabad)、埃及的开罗(Cairo)、德国的法兰克福(Frankfurt)、荷兰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瑞典的马尔默(Maimo)、丹麦的奥里桑德地区(Oresund)以及波罗的海沿岸12个国家的城市，都制定了“知识城市”发展战略。
以知识城市发展模式在西方诸多城市的运用来看，知识城市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要求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发展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病”的加重，解决了经济发展与城市空间结构的矛盾。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城市是大势所趋，它将对世界城市空间结构重构产生深刻和长远的影响。
成功知识城市要靠什么来驱动呢？苏格兰企业战略研究会高级主任查理·伍德(Charlie Wood)博士通过对全球成功知识城市进行案例分析后显示，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具有合理物理空间；(2)路径的依靠性——建立在已经存在的城市基础之上；(3)包括突出的专业地位在内的多样性工业基础；(4)高效率的组织结构；(5)嵌入教育和经济领域充满活力的完整的教育体系；(6)知识城市提供的优惠条件和政策，尤其是法律保障；(7)以现代通信技术为纽带，与城市内外的紧密连接性；(8)由网络和合作伙伴支持的强有力的领导力；(9)包括公共和私营机构对社区的投资等。总之，知识城市要为市民社会分享知识，享受民主，减少隔阂，缩小“数字鸿沟”创造条件，这是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值得称道的新路径。
2.世界知识城市峰会
世界知识城市峰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一个旨在探讨将知识置于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中心地位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其主旨是将知识管理和智力资本规划相结合，促进知识传播和创新，为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可持续的城市大环境，从而为城市打造在未来国际竞争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2007年，百余位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在墨西哥蒙特雷市参加了“全球知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The Global Knowledge Based Development)暨“首届世界知识城市高峰会”(The First Knowledge Cities Summit)。会议发布了“2007年最受尊重知识城市报告”(2007 MAKCi Report)，制订了一套较为详细的知识城市评选指标，并颁发了首届“最受尊重知识城市奖”(MAKCi)，新加坡、美国波士顿和西班牙巴塞罗那折桂。会议提出将知识发展应用于城市计划和管理中会给未来的发展带来理性的、积极的影响(The World Capital Institute & Teleos,2007; Francisco J.Carrillo,2007)。“知识城市”评选至此正式拉开序幕，世界各地的城市纷纷意识到知识城市战略的重要性。此次会议则标志着“知识城市”理论与实践的首次正式的有机结合。
2009年11月，第二届世界知识城市峰会(The Second Knowledge Cities Summit)在中国深圳举行。本届峰会由世界资本学会、新巴黎俱乐部和深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主办。活动围绕“成长中的新兴知识城市”的主题，深入探讨知识创新与传播、知识管理与城市发展等课题。本次峰会汇聚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展开学术交流。“最受尊重的知识城市”和“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两个奖项揭晓。其中英国的曼彻斯特，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巴塞罗那，美国的波士顿获“最受尊重的知识都会”；中国深圳获得“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本届世界知识城市峰会发布了《第二届知识城市峰会深圳宣言》。宣言提出，将充分运用人类知识和创新，建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依靠全人类的生存智慧，持续坚定地应对日益严峻的自然环境气候的挑战。宣言强调，推动城市信息基础资源的有效整合，鼓励创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有特色发展路径的交流与推广。
四、“知识城市”在中国
基于世界成功知识城市的范例、知识城市应该具备的基本特质和最有可能转型的原型城市的思考，中国四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那些亚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等完全可以转型为知识城市。首先，城市功能定位明确，软硬基础设施改善。城市功能定位是引导城市发展的指南针，是谋划城市中长期发展必须解答的重大课题。中国城市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地市以上的城市基本上完成了城乡总体规划，定位更加准确，如北京明确了“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定位，而作为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的天津市，要以滨海新区的发展为重点，逐步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中城市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显著改观，通勤更加便捷，开放意识增强，区域性、国际性活动越来越多；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健全，投资环境改善，外资持续高速增长，知识产业比重正在发生变化，产业结构定位趋于合理；市民分享知识的渠道畅通，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创业环境有了改善，凝聚力、创造力、创新力、开拓力、执行力、聚磁力构成了独特城市人文精神，这些也为我国城市转型、复兴、升级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其次，文化资源丰富独特，拥有较好知识基础。一般来讲，我国大中城市多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风景民俗旅游文化、生态山水文化等多元文化形态，并建立起自己的博物馆、奥体中心、规划展览馆和国际会展中心等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它们已经成为城市重要标志和市民分享知识、激励知识创新的“城市创新引擎”。再次，知识产业结构比重上升，园区聚集扩散能力增强。知识产业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近年来，许多城市构建起“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体系，上海、深圳更是明确提出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走“知识城市”发展之路，加速建立起三、二、一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城市综合竞争力大大增强，被国际城市学界誉为中国“未来知识城市”。尤其是我国54个国家级高新区以及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工业园区，大多也集中在大城市。这些城市不仅聚集了一批特色产业，而且汇聚了大量人才、资金、信息，产业体量增大，在带动城市经济发展，形成集聚扩散功能和特色产业，加速结构调整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为构建中国“知识城市”积累了宝贵经验。
2009年3月，广州与新加坡正式签署《关于合作建设“知识城”项目的备忘录》，确定广州“知识城”选址及展开可行性研究事宜。至此，广东与新加坡合作打造广州“知识城”项目正式启动。以知识经济为核心内涵的“知识城”是珠江三角洲产业升级重要的方向与目标。广东省委、省政府已正式把“知识城”项目列为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这一项目不仅是推动广州产业升级的领头羊、高端发展的制高点和今后科学发展的代表作，而且还有可能彻底颠覆过去陈旧的城市概念，在广州城以北崛起一座以知识经济为核心、充满活力与生态友好的新型城区。未来知识城将建设知识创新中心、知识产业发展中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三个中心。知识城不仅是广东和新加坡一个标志性的合作项目，同时也将成为广东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典范。据了解，知识城有四个基本定位：一座体现知识就是财富彰显商业奇迹的致富经济之城；知识要素投入开发知识产权、发展知识产权交易以保障创新创意之城；一座世界性的集聚知识型高端人才的人才荟萃之城；一座生机勃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品味生活之城。
在2009年11月第二届世界知识城市峰会上，深圳获得本届“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这对中国的城市建设有很明显的示范意义。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城市发展应该顺应时代发展形势，有目的地考虑“知识城市”发展战略：(1)明确城市定位，加强对“知识资本”等无形资本的重视，切合实际制定个性化的知识城市发展战略。(2)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入，用知识和智力取代传统的物质资源投入。(3)建设学习型城市，为市民提供一个随时随地可以学习的学习化社会，提高知识的普及、分享、应用和更新，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4)加大高新技术研发的投入，制定科技发展计划，推进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推动产业升级。(5)加大对城市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未来知识中心等文化设施的建设。
当前城市化正处于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加速进程中，在能源、人口、环保等诸多制约条件下，深入研究“知识城市”这一新的理论，将“知识城市”战略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将会是一把建设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钥匙，将有助于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城市化发展新路。
注释：
①知识资本(Knowledge capital)一词早在1967年就由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John Kennth Galbrainth)在其《新工业国》专著中最先使用，他在分析美国200年来的生产要素变化后指出，随着在美洲等地发现大批土地，资本渐渐变得稀缺起来，于是，掌权者就成了资本家。到了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专门化，而它对于企业成败又至关重要，于是，包括科技人员、管理者、律师等拥有专门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便成为新一代掌权者，而原来在企业中当家作主的资本家，已经大权旁落，风光不再。由于缺乏管理企业的专门知识，已无法真正控制企业。可见，“技术结构阶层”成为新的资本。在加尔布雷斯看来，知识资本是一种知识性的活动，是一种动态的资本而不是固定的资本形式。而著名的知识管理专家雷夫-艾德文森(Leif Edvinsson)在1996年提出，知识资本是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知识资本是指能够转化为市场价值的知识，是企业所有能够带来利润的知识和技能，知识资本实质上是知识型企业全部资本的总和。
②知识产业是指生产和提供知识产品的产业。知识产业生成于第三产业内部，成长于信息产业兴起之时，独立化于知识经济到来之日。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认为，知识产业包括5个层次：研究开发；所有层次的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职业培训、教会教育、军训、电视教育、自我教育、实践教育）；通讯和中介媒介（图书、杂志、无线电、电视、艺术创作）；信息设备或设施（计算机、电子数据处理、电信、办公设备或设施）；信息机构和组织（图书馆、信息中心、与信息相关的政府、法律、财政、工程、医学等部门）。参见：Fritz Machlup: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M],Publish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③“数字城市”的概念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数字城市”概念，即城市信息化，是指通过建设宽带多媒体信息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实现城市经济信息化，建立城市电子政府、电子商务企业、电子社区；并通过发展信息家电、远程教育、网上医疗，建立信息化社区。狭义的“数字城市”工程是指：利用“数字城市”理论，基于3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等关键技术，深入开发和应用空间信息资源，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其本质是建设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并在此基础上深度开发和整合应用各种信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