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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死”这个词，能让人产生直接联想的也许只是血汗工厂里没日没夜加班的工人，或者最多也就是IT企业的疯狂痴迷的“技术民工”，与会计师事务所几乎沾不上边。
不过，近一个月前，这两者之间却产生了让人悲凉的联系，“普华永道25岁女硕士过劳死”的微博网上被疯转。
会计师事务所员工“过劳死”？
会计所员工，一个看起来如此体面而且高尚的职业，他们意气风发，专业而又严谨，她们青春活力，深沐外资之灵气，他们薪水高诱，而又学资深厚，更兼雇主深通法律精神，而又“以人为本”，如何能发生如此事情？
也许，这里有一个并非人人共知的故事，也许大家只看到了行业的冰山一角。
普华“多事”
普华永道方面只是证实有审计部门入职半年的新员工近日不幸病逝，不过他们否认“过劳死”的说去。公司表示，该名员工于3月31日因发烧开始请病假，随后在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由于病情加重陷入昏迷，于4月6日转入华山医院。这些治疗的努力未能控制病情，于4月10日晚不幸去世，死因是“病毒性脑炎”。目前，公司已经安排工作小组，帮助该名员工的家人料理后事，也为与其共事的同事提供心理辅导。
尽管，尚无权威说法证实此事为“过劳死”，但这一员工高强度工作对病情迅速发展，以及身体产生不利影响的相关性，普华却难以否认。
此外，有消息称年初，香港一间四大所也出现疑似“过劳死”事件。四大（普华永道、毕马威、安永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简称）一直在倡导“work-life bal-ance”（劳逸结合），结果为何如此突兀？
“过劳死”疑问只是矛盾激化的一个极点，近几年四大麻烦不断，劳资矛盾纠纷明显上升，而轻生案例更是令人唏嘘。
3月底，有人在大连森茂大厦项层跳楼自杀，据内部人士称此人是在该栋大厦办公的普华永道大连分所的员工，但这说法目前限于内部员工流传，未获得官方证实。被媒体证实的是，2006年一名该所胡姓的员工同样选择跳楼方式结束生命，原因不得，而知，但结果令人悲叹。
在2004年前后，普华永道亦曾出现过较大的劳资纠纷。在合并了因安然事件而倒下的安达信的中国区部门之后，管理问题导致了劳资关系对立。工作量与收入的不匹配以及高层人员与普通员工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了近乎“罢工”的情况，最终以资方给予一定加班费用并提前发放花红而暂告解决。
“四大”薪资不再诱人
金融危机前，四大在中国业务发展迅速，占据国内审计行业业务半壁江山。四大国有银行大单及众多海外、H股上市国有大鳄审计单子几乎悉数落入囊中。
以中国移动为例，从2005年到2010年，该公司给予毕马威的审计费分别为5900万港元（按年末汇率计6137.77万元）、8000万港元（按年末汇率计8021.44万元）、7800万元、7600万元、8000万和8300万元。同样由毕马威审计的中国电信数据则显示，从2005年到2010年审计费用分别为4576万元、6100万元、5800万元、8000万元、6750万元和6700万元。
个中收费不菲，员工劳动报酬一度令新毕业生眼热，投身者若鹜。
一位已经离职的前四大员工表示，随着晋级连续数年都能拿到30%或以上的薪酬加幅，颇令人满意。记者在网上获得的一份前几年的资料显示，四大第一到五年工作经验员工的正常月薪大概为5500元、7000元、11000元、15000元和20000元，多名受访四大员工证实该资料基本属实。
然而一切在金融危机中戛然而止。
金融危机对四大审计收入产生了巨大影响，员工的收入相应调整。一位毕马威员工向记者透露，从2005年至2008年，新入职应届本科毕业生起薪分别是从5000元升至5500元，此后便没有了增长，2010年更降为5200元。
不过，四大员工收入并不全部来自于起薪。由于加班是家常便饭，因此加班费就成为了收入相当大一部分。
根据多名四大员工的描述，如果有审计项目，根据加班时间不等，加班费甚至成为主要收入来源，高者可占到收入三分之二，即使不济也至少占到三分之一。因为底薪并不太高，越是基层员工越是依赖加班费的收入。
2008年8月，德勤率先公布了取消加班费的政策。其后，安永、普华永道和毕马威也陆续加入。有四大员工在晚上接受采访时戏称：“现在（晚上10点）下班还没有加班费，一会你买单吧。”
此后，冻薪、无薪假期乃至裁员等的政策相继而至。
也许“节流”政策对于度过金融危机很必要，但是“被自愿”选择无疑让员工觉得十分寒心。
金融危机时及之后，四大为节流做出了许多发明创造。
毕马威的PPL（pad pay leave，即公司只给员工交五险一金，除此之外员工无到手收入）以及“弹性工作制”（即没有项目做的员工可以“选择”放无薪价，不特定假期长度与时间段），安永的Leave of Absence Program (LAP)的计划等，各种名目的减省工时的方案，不仅降低了员工收入，更严重打击员工士气。而金融危机期间，国内经济刺激计划既快又狠，所以国内非出口制造行业企业鲜有裁员和减薪措施。
2010年后，尽管加班费均得到了恢复，但实际能否拿到以及量的多少仍取决于项目，难以稳定预期。一位从事金融业审计超过一年的毕马威员工表示，其每个月的收入基本上就是税前6600多元的基本薪金，而加班的工时只能“自愿”折算成假期补休。
“很羡慕一位入职不久就离开的同事，她的下一份工作是一国企的财务岗位，月收入也能到四五千，更重要的是——准时下班。”他说。
据悉，今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入职四大的起薪约为600O元，已经回到甚至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考虑到CPI的上涨幅度，更不消说房价上涨幅度，实际工资水平不增反减。而普遍也预期薪金随年资增长幅度也难以回复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如果考虑国内其他行业收入情况，不管国企及民企收入都攀升极快，很多薪酬已经接近四大水平。特别是金融行业，薪酬普遍超越四大。这对四大员工构成了“致命诱惑”。
一位即将入职四大的香港理工大学金融学毕业生不无抱怨地指出，若非没有其他更好的机会，也不愿到四大工作，实习期间早已有所体验个中艰辛。
“12000港元的月薪在香港并不多，只是在四大工作相对更易取得HKICPA资格。如果像内地一样对于考取CPA资格限制较少，在四大工作并不划算。”他抱怨说。
而有此想法者，不在少数，因此，混一个四大资历远走高飞，几乎成为多数新毕业生的选择。其结果就是，四大员工忠诚度甚小，流失率之高为其他业内所罕见。
根据多位曾工作在四大的员工估计，几乎每三四年就会换上一拨人。不过这一数字，并未获得四大官方的证实。
而四大的管理层并非不知。因为流失率太高，四大今年招人时，颇在意新招聘员工忠诚度。前述毕业生指出在数轮面试中，反复被问及打算在此事务所工作的年限，而合伙人亦在面试时向她表示，人员频频流失其实是因为工作过于辛苦，故而很在意她服务意愿年限。
但意愿是一方面，要在四大长久工作必须要有资本才行。网上内部员工戏言，在四大脱颖而出的都是身体最好的。
“进四大，必须要有好身体。”这不知是共识还是戏谑。
“其实大家只是各取所需。公司需要人力来应对忙季大量业务，而员工需要时间积累工作经验并考取CPA资格。”一位准备辞职的四大员工如此看待四大的工作。
多年前，对于国内各大财经院校应届毕业生来说，进“四大”可谓是心中的梦想。问及投报四大的原因，大凡得到的回应多为“镀金”或“经历”。
然而，随时间的推移，“四大”曾经的光环也渐渐炎去。即便如此，每年依旧有成千上万应届毕业大学生争着抢进“四六”，据了解，仅2010年，普华永道中天北京分所就招进了近500名应届毕业生。
“四大”何以为大？
“四大”之称，在于其头顶外资光环，兼一时“独立客观”名声极大；更在于四大审计业务在国内四家独大，几乎垄断，地位无与伦比。
一名资深的业内人士感叹道，“四大”为何尤其独大地位，其实是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拱手相让”的结果。
1998年，以脱钩改制为契机，以北会和京都两家会计师事务合并成立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为标志，揭开了国内注册会计师行业合并、重组的序幕。1999年以后，中国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为了提高竞争力，改变规模小、实力分散的状态，掀起了第二次并购浪潮。
通过一系列的并购，国内出现了几家比较大的跨地区跨行业的会计师事务所，然而，在银广夏、蓝田股份和郑百文等一连串上市公司审计舞弊案不断爆出后，以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为首的一批国内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轰然倒下。
2002年2月，财政部、证监会联合发文批复，吊销中天勤、华伦、中联信、深圳同人、深圳华鹏五家会计师事务所及有关注册会计师证券许可证。
一时间，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风声鹤唳。
据业内人士称，2000年左右，中天勤深圳曾排名第一，全国位列五强。
中天勤等倒下后，大批的业务客户成为各事务所的必争之地。在这些上市公司聘任的新会计师事务所中，包括出事前的安达信在内的“五大”面孔开始频繁地出现。
此后，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经历过一段相当混乱的发展时期。一向很少题词的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亦为国家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在业内也是引起轩然大波。
“国内的注册会计师审计起步比较晚，行业制度等各方面不规范，业内的一些从业人员鱼目混珠。”国内一位高校的会计学教授表示，“当时连续几起上市公司舞弊案，带来的影响确实恶劣，也导致国内的审计行业道德遭到外界的质疑，本土所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
由此而引发的，则是一连串的恶性循环，大量政策也开始向外资所倾斜。
2001年12月，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16号》文件中规定，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或再筹资时，财务报告除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定审计，应聘请获证监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按国际通行的审计准则，对其按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补充财务报告进行“补充审计”。
此外，一些银行也相继规定，贷款的公司必须到指定的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信用审计。并且，国内大的央企和国企海外上市也纷纷携手“四大”（即彼时的“五大”）。
“由于当时我们要和国际的会计制度接轨，国企到境外上市也要符合国际准则，而境外的机构只认可‘五大’的审计结果。所以，所有的大型国企都要用‘五大’来进行审计。”该人士表示。
亦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些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自身也“都有虱子”，不然也不会从“五大”变成了如今的“四大”。
从安达信到毕马威国际，从普华永道到德勤、安永，“五大”在2002年的诚信危机中纷纷落马，名噪一时的安达信更是因为“安然一案”从此销声匿迹，安达信中国业务亦被普华永道收购。此外，普华永道被美国SEC罚了款，毕马威国际也因“施乐案”吃了罚单。
无独有偶，在美国“五大”深陷会计丑闻的时候，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又一次遭遇了诚信危机的挑战，这种危机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五大”。
记者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显示，2002年-2007年间，“四大”在全国百强会计师事务所总收入、中占比逐年增长，从2002年得38.22%一直攀升到2007年得55.45%，2008年金融危机后虽有回落，但一直维持在将近一半的水平上。
“近些年，内地会计师事务所虽处在高速发展时期，但与‘四大’相比，在审计流程的设计、服务网络的覆盖、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前述会计学教授指出，虽然‘四大’收取的审计费用较高，但很多公司仍将其作为外部审计师的首选。
不过，“四大”收费之高是有“底气”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主要原因还是凭借‘四大’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垄断的地位，而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历史总体上还比较短，尚难以与‘四大’相抗衡。”
由于专业技术的先进和市场的垄断，四大在审计行业基本上处于“各占一山”的局面，因此可以“坐地起价”。记者查阅了注会协会2002-2009年度的会计师事务所前百家排行榜，排名前四铁打不动的是“四大”，而其他数百家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则分享剩下的“半块蛋糕”。
以2009年度国内百强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情况为例，前百家事务所共实现收入206.1亿元，其中，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就实现收入91.3亿元，占比达到44.3%。
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上市审计之时，“四大”很默契地各分得一杯羹，其中安永审计工行，普华永道审计中行，毕马威审计建行，德勤审计农行。公开资料显示，仅四大国有银行的上市审计，四大就分别赚取了工行2.1亿元、中行1.36亿元、建行1.51亿元和农行1.5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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