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 （2002）02－0025－07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多年来，外商在我国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水平逐步提高。1979—1999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3060亿美元，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10％，占新兴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总额的30％。［1］2001年以来， 面对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国际市场需求不旺、国际竞争不断加剧的形势，在实现2000年全面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又呈现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去年1—9月份，新批外商投资企业18585家，合同外资金额493.4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321.96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8.14％、30.35％和20.66％。［2］连续八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仅次于美国。外资的大量流入对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国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促进民族工业技术进步和产业成长方面，效果并不显著。随着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充分认识和把握外商对华投资的新特点和趋势，更有效地利用外资就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一、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前，我们曾以“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而自豪，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并认为外资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于是，我国对外资的进入进行严格限制，尤其是限制外商投资的进入。从“一五”计划到60年代以前，我国利用外资主要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提供的政府贷款，由于贷款所搞的援建项目大多是我国经济建设初期所急需的核心项目和空白项目，因此，这一时期引起的外资，对于我国工业化的顺利起步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从70年代末开始，我国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由于建设资金和技术引进所需的外汇极度短缺，国家提出在保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增强出口能力，增加国家的外汇收入，同时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补充。这一政策与60年代末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关于引进外资的“双缺口模型”理论恰相吻合。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储蓄不足和贸易逆差，必须通过引进外资来解决投资和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为了确保引进外资，我国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例如对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减免关税，对三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免二减三以及提供人员和技术支持等。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历程大体可划分为起步、持续发展、高速增长、调整与提高四个阶段。
（一）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1979—1986）
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有关利用外资的立法不完善，外商对在我国投资有顾虑，同时各种基础设施也较落后，因此，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较少。1980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挂牌开业。到1986年底，我国共批准成立8061家外商投资企业，平均每年为1008家；协议外资额为231.22亿美元，平均每年为25.6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为106.18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1.80亿美元。［3］（P146）在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 其协议外资金额占全部协议外资金额的64％。在这些投资者中，掌握先进技术和巨大市场份额以及雄厚资金的制造业大型跨国公司较少，而中小型制造、服务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居多，对外资开放的区域主要是四个经济特区。
（二）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发展阶段（1987—1991）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加大了有关外商投资立法的力度，解决了外商投资企业遇到的一些困难；同时，我国加强了对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投资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外商对华投资的信心。1987—1991年，我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1975家，平均每年为7994家；协议外资额为294.7亿美元，平均每年为73.6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44.4亿美元，平均每年为36.1亿美元。［3］（P147）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由第三产业转向以工业项目为主的第二产业。外资来源也开始多样化，美、日、欧共体、东南亚等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较多地在我国进行直接投资。
（三）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阶段（1992—1995）
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十四大召开，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对外开放步伐又一次加快。对外开放领域由沿海到内地、由南向北延伸，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个阶段实现飞跃式增长。1992—1995年，我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216761家， 平均每年为54190家；协议外资金额为3435.22亿美元，平均每年为858.81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1098.1亿美元，平均每年为274.53亿美元。 ［3 ］（P147）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第一，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大量对华投资。到1995年底世界排名前500位的跨国公司中，已有近200家在华投资。这些跨国公司投资项目规模大，技术先进，项目之间关联性强，内部管理和运作较为规范，合同履行情况较好。尤其是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进入，使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行业中的外商投资大幅增加。第二，跨国公司更加看重企业的控股权，在新建企业时独资倾向越来越强烈，对于已开业企业普遍存在增资扩投现象。第三，随着一些著名跨国公司的大量投资，在某些行业对我国国有企业形成强烈的市场冲击，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垄断。
（四）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调整与提高阶段（1996年以来）
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形势的变化要求我国必须对利用外资政策进行适当的调整。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新的阶段：从过去重视利用外资的数量变为重视利用外资的质量。虽然外资项目和协议外资额逐年下降，但实际使用外资额都有一定幅度上升。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先后进行战略调整和管理改革，跨国公司纷纷把经营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价值链的生产制造环节转向研究开发、营销和售后服务环节。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第一，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进入中国投资。到1996年底，德国最大10家工业公司中的9家，日本最大20家公司的19家，美国最大20 家工业公司中的18家，韩国最大20家工业公司中的18家均已在华投资。目前，《财富》杂志排名全球500家大公司中有近300家企业已在华投资。［4］第二，投资额急剧放大。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单个项目实际投资额超过10万美元。例如摩托罗拉、三星和大众等公司已超过10亿美元。［4］第三，进入高技术、基础设施等行业的外资有较大幅度上升。第四，投资的系统化程度加强。随着投资规模扩大，许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纵向一体化（即投资取得产品，也投资零部件生产、售后服务和技术开发）和横向一体化（即投资制造业，也投资服务业，核心业务领先，其他业务跟进）趋势加强。跨国公司到中国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也带来世界水平的竞争。
二、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分析
（一）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属于比较典型的市场导向型，因此所选择的产业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属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如汽车、计算机、通讯等。因为这可以发挥跨国公司自身在技术、资金和管理上的优势，同时这些产业是我国优先发展、发展速度最快及未来市场规模和市场利益最大的产业。二是属于收入需求弹性很高、市场容量大的日用消费品产业，如家电、饮料、化妆品等。中国对外开放以来，由于外资政策的导向，结合比较优势分布与外资的利益驱动，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绝大部分分布在第二产业。目前，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已达73.1％，第三产业为24.20％，第一产业为2.79％。（注：参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中国外资统计》（2000）第30页。）外资带来的积极效应如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国际竞争力提高效应等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这也反映了目前中国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外国公司尤其是欧、美、日跨国公司日益把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加工制造业生产基地。但是，外资大量进入第二产业具有强化我国经济二元结构倾向作用，使第二产业的发展脱离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支撑，最终必然延缓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二）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结构。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不平衡，尤其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1984年，东部地区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各地区的96.73％，而中西部地区仅分别占1.19％和2.08％。目前，中国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的83.4％，人口占全国的近60％，其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却不到12％，1999年，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各地区的88.03％，比1997年高1.91 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占9.22％和2.75％，分别比上半年下降1.24 个和0.67个百分点。［5］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是在“趋利”动机的推动下，跨国公司往往选择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好、靠近消费市场和投资收益高的地区进行投资。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开放战略是“先东后西”，让沿海等基础条件好的地区享有各种优惠政策，迅速实现经济增长，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东部地区吸引了绝大部分外来投资。这种利用外资的巨大差异又强化了本来已扩大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从而形成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距上的“马太效应”。这一巨大的地区差异已经并将继续制约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三）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资金来源的地区结构。20世纪80年代初期，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港澳、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少数国家和地区。1984年，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中，港澳地区占52.7％，美国占18.1％，日本占15.8％，英国占6.9％， 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合计占93.5％。90年代以来，尽管来自港澳、日本和美国的直接投资仍占很大的比重，但随着台湾、韩国、新加坡及欧美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增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出现了日趋多元化的趋势。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资料，1999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03.19亿美元。其中，香港地区163.63亿美元，占40.58％；美国42.16亿美元，占10.46％； 日本29.73亿美元，占7.37％；英属维尔京群岛26.59亿美元，占6.45％；德国13.73亿美元，占3.41％；韩国12.75亿美元，占3.16％；英国10.44亿美元，占2.59％；法国8.84亿美元，占2.19％。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合计360.29亿美元，占89.36％。［5］从整体上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资金来源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西方发达国家为辅；东亚国家（地区）为主，欧美国家为辅；华商资本为主，非华商资本为辅。
（四）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结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中外合作开发。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由于国内资金短缺，加上国家政策的限制，外商在华投资绝大部分都采取合作的方式。1979—1982年，在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合作经营占45.6％，合作开发占42.6％，二者合计占88.2％。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外合资经营方式获得很大发展，其所占比重在1987年增加到64.2％。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前半期，合资经营方式一直占据支配地位。其原因为：一是中国政府鼓励发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并对某些产业有股权比例方面的限制；二是由于外商对中国市场不熟悉，与中方合资经营，可以利用中方现有的生产条件和销售渠道；三是采取合资经营方式，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当然，由于双方发展目标与利益的差异，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因此，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以来，随着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外商在华投资欲倾向于采取独资经营方式，即使是合资经营企业，外方也往往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来达到股权控制的目的。1999年，在中国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独资经营的比重已上升到38.6％，逐步接近合资经营的比重39.3％，而合作经营的比重迅速下降到20.4％，合作开发方式则已很少采用。［5］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本文主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宏观经济实际变量的影响，分别就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知识外溢效应、贸易收入效应和产业成长效应进行分析。
（一）经济增长效应。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的“两缺口”模式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储蓄、外汇、吸收能力等方面的国内有效供给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必需的资源计划需求量之间存在着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利用外资是填补这些缺口的有效手段。［6 ］（P447－450）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增加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量， 或获得技术进步与规模经济效益，可以使出口产品成本降低，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投资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有助于国内建立起市场竞争机制，推动要素的流动，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中国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在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即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占利用外资总量的70－80％左右。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上述渠道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外资企业纳税占全国工商税收比重各项指标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比重和纳税比重都在逐年上升，这说明外资企业的经济效益比较好，有助于我国经济质量的提高。（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有关经济指标的关系，可参见《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3 期黄华民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实质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
（二）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给中国带来了相当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总体上看，外资进入对中国的加工工业产生明显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不但在很多行业内部外溢明显，而且已经开始越过行业界限，管理方法外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纯技术外溢。在外资企业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的作用下，目前中国企业不但在传统加工业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如电脑）竞争力也开始形成并日趋增强。甚至在一些新兴制造业中，中国企业开始形成自主开发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向外资企业学习，中国企业逐步积累了丰富的制造和管理经验，这对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更大。除大跨国公司成立的R&D中心是产生知识外溢的主要源泉外，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所具有的系统化和本地化的重要特征，也带来明显的外溢效应。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使其在中国投资倾向于实行本地化，其中包括人员的本地化。跨国公司的人员培训投入强度大，培训水平高，除对员工的培训外，还包括中高层技术和管理人员到国外培训。企业管理人员的培训，也为中国企业培养了一大批国际化和掌握现代管理方法的人才，这对促进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起到重要作用。与之相反，中国服务业的外溢效应不够明显。尤其是在金融、保险、电信、贸易等行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限制较多。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不仅影响到这些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也使这些部门模仿、吸收和应用国外的知识和创新成果，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的进程十分缓慢，迄今为止中国服务业领域的对外竞争力最为薄弱。
（三）贸易收支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有多种途径，从出口角度看，由于外商通常在国际贸易中具有良好声誉和广泛的销售网络，以出口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东道国进入国际市场竞争，而外资为东道国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加工工艺，也有助于提高东道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外商投资企业不仅“直接出口”，而且也通过后关联效应产生的需求带动国内企业的“间接出口”，这部分间接出口占有东道国出口的很大一部分。从进口的角度看，外商投资企业通常比当地企业有更高的进口倾向，特别是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将导致东道国的贸易赤字，但同时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将会减少东道国从国外进口的需要，这实际上就是进口替代。
从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出口贡献看，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达809.6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的44.1％，而且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见下表），对我国出口创汇起到了很大作用；从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进口的影响看，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达767.2亿美元，占全国进口总值的54.7％，而且也有一个不断增强的趋势（见下表）。从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外资对进口的贡献要大于对出口的贡献。这说明我国外贸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依存度很大，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高进口、高出口”表明在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策略中我国仅是一个“转港码头”，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这是我国在今后利用外资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商品总值及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 全国出口全国进口
总额 外企
比重(%)总额 外企
比重(%)
1991 718.4120.516.8 637.9169.126.5
1992 849.4173.820.5 805.9263.832.7
1993 917.4252.427.51039.6418.340.2
19941210.1347.128.71156.1529.445.8
19951487.8468.831.51320.8629.447.7
19961510.5615.140.71388.3756.054.5
19971827.0749.041.01432.6777.254.6
19981837.6809.644.11401.7767.254.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578页和第593页
（四）产业成长效应。从整体上看，中国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了一批国外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填补了国内部分高新技术领域的空白，促进了国内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吸收外资增强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以近25％的速度增长，其中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80％。高新技术在外资总量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外商投资已成为我国技术引进的重要途径。但是以市场控制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发展既有带动和示范的一面，又对其自身和国内产业的成长构成抑制。表现在：国有企业因机制障碍愈来愈难以适应市场竞争加剧的形势，国有部门萎缩引起城市市场的相对萧条，最终又限制外资的发展。这是一种“双输”格局，当然，受害最大的是我们自己。
据宋泓和柴瑜的研究，近二十年来，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工业结构的整体效益。外商直接投资大多只是将其生产过程最终的组装工序移至中国，因此对中国产业的前后关联度低，对当地价值增值的贡献也就不大。外商投资企业趋之若鹜的工业部门是投资较少、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低的下游加工行业，如电子、运输工具业、电器业及服装、皮革、塑料、金属制品、食品制造、饮料、文体用具等；而竭力回避的是投资量较大、价值增值率和利税率较高，属于中国工业中瓶颈的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部门。这样，外资企业基本上是处于与国内企业相竞争的“替代”状态，而非分工合作的“互补”状态，因此降低了中国工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7 ］中国实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后，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外资控股和独资企业数目迅速上升。在一些新兴工业领域，超过一亿美元的大型投资项目数量增加较多。这说明在传统领域产业竞争外，外商投资力图取得在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这种依靠巨额资金、技术投入形成的竞争优势必然导致市场垄断，对中国民族工业构成难以克服的进入壁垒。因此，我国应下大力气扶持关联度高的尚处弱势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确立中国经济成长的坚实基础。
四、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选择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引入外来竞争压力，进一步推动宏观的政策环境和投资环境向国际规则变化，加快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迅速提高国内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已经入世的现状，中国正在调整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战略。为了推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到来，应考虑以下几方面的政策调整与战略选择：
（一）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优化投资环境。鲁明泓（1999）通过对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研究，发现一国对外资的欢迎程度、经济自由化程度、法律的完善程度和企业运行的便利性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主要因素，而东道国税率的高低对国际直接投资没有影响。 ［8］20年来，我国在制度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缺乏健全有效的法律法规制度和政策的不稳定性仍经常成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面对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为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引资大战中占据优势地位，必须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优化经济环境。第一，按照WTO多边规则和我国的承诺，清除或修正与这些规则、 承诺相抵触的贸易与投资制度和政策。第二，建立和完善与国内市场开放以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第三，加强知识产权和法律环境的建设，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逐步由政策倾向的引导方式转向市场化调节机制，给外商制造一个可以按国际惯例投资和经营的良好环境；要加强地方和中央的协调，保证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公平竞争，重点是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和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透明度和规范性。第四，充分利用多边框架下能够享有的制度与政策自主安排空间，构筑必要的产业保护和经济安全体系。
（二）确立“自立发展模式”。拉美和东亚国家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表明，就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而言，大体上有两种成功战略：其一是主要依靠跨国公司及其外国直接投资的依附发展模式，这以新加坡为代表。这种模式适合地理位置优越、人口较少或资源比较丰富且人口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其二是依靠当地企业并充分利用跨国公司有利影响的自立发展模式，这以韩国、台湾为代表。自立发展是以当地民族企业为主体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通过民族企业的成长、壮大来实现本国资源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从而促进整个经济健康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及地区追求和实施“自立型”发展战略时，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介入程度要作必要的限制和引导，还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以免陷入“病态依附”发展的深渊。中国是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立发展模式是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必然选择。自立发展不是完全排外、闭关锁国，它始终是以培育、促进民族企业成长、壮大为核心。放宽或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应以不损害我国企业的成长为限；同时，跨国公司只是促进我国企业发展的一个配角，而不是相反。因此，在我国企业竞争力较强的行业可以适当多引进外资；在我国企业竞争力较弱的行业或新兴行业，引进外资的数量要有所限制。其最终目的在于提升中国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推动中国经济健康成长。
（三）引资方式创新：注重利用跨国公司并购。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是各国之间、各区域之间以及跨国公司之间竞争的加剧。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全球经营战略，通过跨国收购和合并股份相互渗透、技术相互转让、市场共同占有，既合作又竞争。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报告，199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预达到8655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并购总额达7200亿美元，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额的83.2％，比上年增长35.4％。［9］跨国公司并购大多通过股权交易或金融资产重组的形式进行， 购买股票、债券等方式形成的证券投资占国际投资比重明显上升。
我们应积极探讨跨国并购及其对我国利用外资形式的重大影响，从而对我国引资政策作相应调整。顺应跨国并购这种新投资趋势的变化，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不断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逐步放宽跨国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并购的限制，同时要注意跨国并购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以防止对我国幼稚产业造成过度冲击。抓住国际兼并浪潮及由此引发的发达国家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推动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促进外资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实现共同发展。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建立适合中国的跨国并购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降低投资者实施并购的法律风险，构筑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和援助体系，实现吸引外资和实现公平竞争、社会稳定的多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