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控制：一个需要不断深入认识的战略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问题论文,人口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来，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发展讲话强调，要充分认识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始终不懈地贯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战略方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虽然在实践中扭转了过去的错误做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在理论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本文就此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期加深、加强我们对控制人口政策的理解和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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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和对待“人地矛盾”（注：为使本文原来三部分的内容更加明确和突出。各增加一个具体小标题。）
在中国，自古至今谈论人口问题始终是和政治理论、学说、主张、政策密切联系，甚至是搅在一起、密不可分的，考虑人口问题始终是治国、平天下问题的一部分。所以，一切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无不涉及这个重要问题。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土地的大量兼并，耕者无田可种，人地矛盾变得日益尖锐。广大群众，尤其是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糠菜半年粮，勉强维持着最低水平的生存。人口多寡、人地关系、是否人满为患等问题因而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十分关切的中心话题。问题是，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一般而言，劳动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水平（首先体现在食物数量上）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一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农业社会集中体现在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的关系上；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能从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其他资源生产出多少财富（首先是维持生命的粮食和其他食物）；三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四是外来的侵略压迫和经济掠夺。从今天来看，以我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言，超过4 亿人的人口与耕地数量之间确实存在矛盾，因而断言人多地少并非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就是在今天，我们也并不讳言我国“人口多，耕地少”，也常常说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22%—23%的人口。可见， “人多地少”确是事实。然而，把当时国弱民贫的悲惨处境完全归因于人口，认为人满为患则无疑是错误的。活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派思想家、政治家则站得更高，看得更深。他们透过“人地矛盾”、“生产落后”等这些表面现象，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民贫国弱，主要原因在于反动落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要想改变贫弱的现象，就必须唤起群众，推翻旧政权，从根本上铲除贫弱的根源；而不应片面强调人多地少的矛盾，转移斗争目标。百年来我国历史发展已经证明，这种认识和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确实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矛盾；（2 ）这种状况曾是贫困的原因之一；（3）但它不是主要矛盾，更非贫困的根源， 必须唤起群众，推翻旧政权，彻底改变旧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贫弱根源，求得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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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产生的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注：为使本文原来三部分的内容更加明确和突出。各增加一个具体小标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原有的反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事实雄辩地说明，我们在本世纪前半叶没有把人口多、耕地少当作主要矛盾，没有把解决人地矛盾当作主要任务，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回顾起来，当年关于“中国是否人口太多”的争论也给我们留下了两个后遗症：（1 ）当时批评那些把人多地少当作中国国弱民贫、百姓遭受苦难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的观点和主张，虽然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人多地少的事实。人多地少不是国弱民贫的主要原因和根本原因与不存在这个事实，这是两件不同的事。由于在理论上把两者混为一谈，不承认也不敢承认中国人多地少、迟早必须加以控制，便给建国后对继续多生多育、人口高速增长长期采取放任自流态度埋下了种籽，使我们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实践上走了弯路。（2 ）当时许多过份强调中国人多地少为患，并将此作为国弱民贫主要或根本原因，主张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的人士，往往引用刚刚从西方传入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从而得出“民贫在于人多”的结论，并走上了谬误的道路。其后果是：通过他们这些人而把“中国人口已经太多，应当加以控制”的主张与马尔萨斯人口论混为一谈。其实，中国人口过多，应该加以控制，这是中国的实际，与马尔萨斯人口论根本无关。有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国人口太多，应该控制；没有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国人口太多，照样应该控制。这是两回事情。然而不幸的是，我们长期把二者搅在一起、混为一谈，以致困扰了我们的头脑，束缚了我们的手脚。这是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并未彻底澄清和完全解决的问题。不仅在20世纪前半叶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中成为一种干扰因素，而且在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推翻反动统治、驱走帝国主义、取得民族独立、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最初20多年，这种混淆仍继续成为理论上的一个禁锢和枷锁。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控制人口问题跟马尔萨斯及其理论联系在一起，甚至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
其实，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尔萨斯的理论之争以及对马尔萨斯的批判，所针对的是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失业与贫困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马尔萨斯认为这是由于他所说的“人口规律”造成的，所以无法更改。马克思则指出，当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大量涌现，工人之所以失业与贫困，不是因为社会缺少物质产品，而是因为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家不再需要用那么多的工人。所以工人的失业与贫困并非像马尔萨斯所解释的那样，是因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物质资料的增长速度而造成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讲的完全正确。而我们中国所面对、所讨论的问题则是我国人口是否太多、与耕地面积是否矛盾，因而是否需要控制。这与他们之间的争论并非一回事情。然而，有些人却以他们之间的争论，以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作为根据，而且是最高的理论根据来分析我国的问题，并得出结论说：“中国人口不需要控制”。这岂不是文不对题，犯了极大的错误！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旧中国国弱民贫根本原因的封建制度被根除了，外来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掠夺被驱走了，贫苦农民分到了可供自己耕种的土地，失业者有了职业，工人成为工厂和社会的主人。全体人民欢欣鼓舞，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全力以赴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然而作为社会一项基本比例关系的人地对比关系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其他矛盾的解决，它便上升到更突出、更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由于政权的易手，人口问题的性质也有所改变，它已成为人民政府必须完全承担起来、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再用革命时期对待人口问题的理论和态度，来解释和处理取得政权后所面临的人口问题已经不行了。可是我们的某些理论家却仍然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人口相对过剩的理论，来分析和解释我国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出现的性质不同的历史人口问题，并得出中国既已走上社会主义轨道，自然不会再存在人口问题，更不需要控制人口的结论，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规律是客观存在并不断起着作用的。它（或它们）并不因某些学者或权威的说法而改变自己的作用。人活着就要吃饭、穿衣、住房、行路，就要不断进行物质生产，就需要相应的生产资料和技术，相应的资源、环境和空间。而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力只能达到一定的水平。因此，一个社会在某一具体时间，只能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如果一个社会的人口数量已经出现超过或将超过可容纳数量的迹象，那就必须提醒人们对其加以控制。这样做，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道理上讲都没有什么不对。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来看，我们追求的是保证全体社会成员最大可能地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而并不是人多。人多并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所以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合理地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完全是一种有目的的、合乎理性的行为。在没有认识这个道理之前，我们的社会即便是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但其生育行为也只能说是停留在与其他动物相差无几的盲目自发状态。这正是我国在走了许多弯路、吃了许多苦头、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取得的认识。值得额手称庆的是，自本世纪60年代初起，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肯定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生育和人口数量增长的方针政策，而且一步一步加大力度，不断完善，终于取得了扭转人口发展方向，在二十几年内由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而少生、少增3.38亿人的辉煌成绩。
回顾即将过去的百年，我们不仅推翻了一个旧封建王朝，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人口方面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就。第一项是总结出了我国人口必须控制的理论结论；第二项则是扭转了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发展的方向，把人口增长从盲目自发状态转移到理性指导下的有控制的轨道上来。
由此可见，真理虽然是简单的，然而认识真理的过程却是复杂的。
3“人口控制”是长期战略性问题（注：为使本文原来三部分的内容更加明确和突出。各增加一个具体小标题。）
“中国人口必须控制”是我们历尽艰难曲折、付出重大代价后，坚持实事求是路线，从中国人口实际状况出发得出的重要结论。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实际状况呢？这就是：“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直至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不够发达的状态，也即所谓“底子薄”的状态。经过不断努力，将来总有一天会摆脱过去和目前所处的这种“底子薄”的状态。那时还需不需要控制人口呢？这个问题虽然不是迫在眉睫需要立即回答的问题，但确实是一个回避不了、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了（这是我们一贯努力追求的目标），人口是否还需要控制？换言之，“中国人口必须控制”究竟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措施，还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为了我们今后不再重蹈过去理论上和实践上所犯错误的覆辙，这个问题必须进一步澄清。为此，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虽然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经常是人们的有意识活动，但人口本身的活动和发展则长期处于自发状态；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和家庭的生育行为逐渐加强了主观意愿和计划的成份，但就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整体而言，人口的发展仍停留在盲目自发状态中。这种状态不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生产（而只能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繁殖）。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是人类摆脱动物界的标志和需要长期坚持和奋斗的事情。
我们说，在我国控制人口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来理解、来把握，意思就是说，必须看到并坚持其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我国自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理论上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极“左”路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人们开始敢于面对现实、正视现实，越来越认识到、也敢于承认人口过多并不是好事。联系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资源和环境现状，人口基数大、数量多、增长快是我国人口问题的要害。过多的人口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压力和不利因素。把每年的国民收入中的很大比例用于抚养大量人口，既不利于发展生产，也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既不利于缓解各种供需矛盾，也不利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20多年来的实践和成就已经使我们深切认识到，控制人口确实是关系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人口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对人口数量是放任自流还是严格控制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因为，各项工作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人口问题。青壮年的就业、少儿的教育、老年人的赡养、失业保障、医疗保险，等等，无一不是直接的人口问题。就连森林保护、水土流失、围湖造田、抢占河道、交通堵塞、乱杀滥捕等等不择手段、饮鸩止渴、竭泽而渔的荒谬行为，也莫不牵连着人太多、资源有限的矛盾。因而，控制人口就具有了全局性，必须从战略上加以考虑。
经过百年曲折迂回、充满苦涩的争辩和探索，我们终于达成了或者说取得了“中国人口必须控制”的共识。这是件令人无限欣慰、无限兴奋的事情。但这还不够。争取大家都能从战略高度认识这个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努力。
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是“杞人忧天”。就在当前，当我国经济尚处于相当困难的今天，当我国推行计划生育、维持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尚且是一件艰巨任务的今天，人口学界居然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日本人口增长的停滞和严重老化正是经济缺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鉴于我国出现的新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必要对以节制消费需求为主要依据的人口控制政策作出新的审视。如果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人口过剩的担忧和控制人口数量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点的话，那么在下世纪人口问题将越来越成为一个多维的问题。人口数量控制将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许多目前已初露端倪的问题将进一步发展与深化。这些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城市化，以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等。”（引文请参见《人口研究》2000年第1期，第31页）必须清醒地看到并明确地指出， 上述这种认为“人口数量控制将逐步退居次要地位”、“有必要对……人口控制政策作出新的审视”的观点和主张，与本文前述的“控制我国人口数量必须从战略考虑”的论点是针锋相对的。而且这类观点和主张的存在和提出也正是我们担心之所在。只不过它的出现比我们所预料的更早、更快，因而也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担忧。
诚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问题会层出不穷，旧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尚需奋力拼搏（如保证低生育水平、转变群众生育观念和行为等），新的问题又迅速陆续出现（如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职工下岗、农民进城、养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与解决。然而，它们的出现一次又一次地不断证明着过去人口数量失控所带来的严重和痛苦的后果，从而增强和坚定我们控制人口数量的决心。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外有二：一要加快经济发展，二要从根本上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因此，从战略上控制人口数量的思想和行动、方针和政策，只能坚持，不能有丝毫动摇，只能加强，不能有丝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