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理论的矿区土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
余慕溪 王林秀 袁 亮 常 江
摘 要： 为了研究多方因素对矿区土地退出行为的综合作用，将扎根理论方法应用到矿区土地退出领域中，通过对访谈记录等质性资料进行三重编码后，得到影响矿区土地退出的“政策环境、负担因素、土地增值、土地再开发、增值收益分配”5个主范畴。根据其中的相互关系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加以检验，得到矿区土地退出影响因素模型，为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矿区平稳退出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 扎根理论；矿区土地退出；利益分配；影响因素
1 引 言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开采煤炭近70年，部分矿井生命周期已经或即将结束，同时为保证煤矿安全生产，必须淘汰落后产能，我国关闭矿井数量将大幅增加，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5000处。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废弃矿井，如何将矿区变负担为资源，对土地资源进行重新开发与利用，成为资源型城市解决民生问题、实现转型发展的基础。目前，对于这些关闭的矿区进行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已严重制约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但是，我国的矿区土地退出制度与政策不能满足客观实际中的需求，导致各利益主体之间纠纷不断，矿区土地退出困难，多数矿区转型发展陷入困境。
(1)创客具有创新思维。思维是行动的先导，有了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能开始实施创客活动，保证创客行动的正常进行，最终才能体现创客的创造性。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煤炭去产能形势日益严峻。一方面城镇用地日趋紧张，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矿区土地退出机制导致矿区土地大量闲置，导致部分产业合理建设用地需求得不到满足。因此，积极探索矿区土地退出机制，引导煤炭企业有序退出，对于盘活矿区大量闲置资产，完善矿区土地用地制度，优化城市建设用地配置格局，促进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矿区关闭后的研究关注点分布在社会、经济及技术等多方面，其中Pillalamarry和Pathak（2014）［1］指出对社会的影响包括矿区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邻里关系的变化，Laurence（2006）［2］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了矿井关闭的风险管理。Lechner等（2017）［3］提出，矿区在建设之前就要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进行设计，要从社会、环境与经济的角度综合考虑。德国东部鲁尔区是矿区土地转型典型案例，学者们从景观、生态等不同角度从时间与空间上分析了鲁尔矿区的再生（Larondelle和Haase，2012［4］），同时Swickard（2008）［5］从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研究分析了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经历的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产生新的社会阶级、商会和政党等问题。
国内学界中对矿区土地退出的关注点一直在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方面。师学义和陈丽（2006）［6］认为从政策角度来看矿区土地复垦的困境在于产权紊乱，无法实现市场化运作。肖武等（2010）［7］从自然环境条件、地质条件、采矿条件等方面建立了复垦成本评价指标体系。卞正富等（2018）［8］提出矿区土地复垦无论是自然恢复或者人工干预，都适合采用引导型矿山土地自修复模式。
对于矿区土地退出后的发展方向，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策略，包括将到期收回的矿区土地进行储备整理、绿色工业园区开发、矿山主题公园建设、工业文化遗迹开发等（王莹和刘雪美，2010［9］；刘抚英，2016［10］；陆瑶和常江，2017［11］）。常江和冯珊珊（2008）［12］引入资源创新集成概念，提出完善政策支持、进行多方合作、拓宽融资渠道、土地功能置换、进行环境整治的工业废弃地再利用策略。谢和平等（2017）［13］、袁亮等（2018）［14］均从不同角度指出了矿井转型的战略与方向，提出关停矿井地面与地下空间一体化转型的科学开发理念与关闭/废弃矿井资源开发模式。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针对上海、浙江等地区城区内老工业用地“退城入园”和“退二进三”等土地政策的梳理，但不同于破产企业清算和老工业土地退城入园，煤炭企业有其特殊性：对矿区及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采矿主业异地转移的煤炭企业将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和因开采造成的环境修复等负担留给了当地政府。因此，一般老工业用地退城入园的相关土地激励政策对矿区不适用，针对矿区土地退出研究缺失。
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发现，虽然国外对矿区退出后的研究较为全面，但由于社会体制与土地所有制的不同，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国内大多数关于影响因素的研究仅从单一视角（如政策）对矿区土地退出进行局部的研究，各因素对矿区土地退出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还很少见。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废弃矿井土地退出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探索矿区土地退出的各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结构，为化解煤炭企业内部以及煤炭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政府完善土地制度，对于矿区转型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正解：由于该反应属于归中反应,反应机理为:KClO3中Cl得到5个电子转化为Cl2(被还原),同样,HCl中的Cl失去一个电子转化为Cl2(被氧化),反应中氧化产物和还原产物均为Cl2,且氧化产物和还原产物的物质的量之比等于氧化剂得电子数和还原剂失去电子数之比,即5∶1。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由（Glazer和Strauss，1967）［15］在1967年提出的质性研究方法，在国际上得到了主流管理学界的认可。与量化研究不同，扎根理论并不预先提出理论假设，而是从田野调查入手，系统地收集质性资料，扎根于这些资料，挖掘出反映研究对象本质的概念，并将概念之间的联系构建为理论模型（Strauss和Corbin，1997）［16］。扎根理论研究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扎根理论研究流程
Strauss和Corbin（1990）［17］将扎根理论对基础资料的分析过程称为编码（coding），是对所搜集的非结构化文本资料加以分解、指认现象、将现象概念化，再用适当的方式将概念重新抽象、提升，然后综述为范畴以及核心范畴的处理过程。本研究以煤炭企业土地退出及再利用相关质性资料为研究对象，严格按照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三重编码过程对质性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希望得到矿区土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
3.2 质性资料收集
（二）队员互评，取长补短。自我评价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有些志愿只会看到自己的优点，有些志愿者则显得自卑，仅仅停留在自己的不足上。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时他人的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中队辅导员在活动后可以组织队员们召开一次“表彰大会”，让队员都说说自己在活动中所发现的英雄身上的美好品质。通过他人互评的方式，队员不仅能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自己，还可以在活动中学会关注他人，用赞赏的目光去看待别人，取长补短，获得积极成长。
因此，分析煤炭企业对于矿区土地退出态度能够明细政策执行情况并进一步解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本文针对煤炭企业相关负责人及学界专家进行深入访谈，形成质性资料，归纳其对矿区土地退出态度。同时分析政策条例，从不同角度形成质性资料，用以完善理论体系。
随着计算机技术、芯片技术和软件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使得控制技术与互联网结合的步伐加快，嵌入式技术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
本文中质性资料收集主要包括对煤炭企业相关负责人、政府公务人员及学界专家进行深入访谈而形成的访谈记录，并根据访谈结果补充煤炭企业文件、关闭矿井土地相关的期刊论文等资料37份，纳入样本资料共计71份。其中，按比例随机抽取15份资料，用于后续的扎根理论饱和度检验。具体资料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访谈资料统计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同时确保样本材料的权威性、代表性以及全面性，作者通过对煤炭行业以及土地管理领域的相关公务人员、企业家访谈和学者专家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其中一部分资料的搜集工作。访谈对象包括某资源型城市副市长、煤炭企业管理层、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共34位。
访谈内容主要包括资源型城市特点、煤炭企业经营现状、土地利用情况、政策体系设计等方面。具体访谈由下面几个问题构成：
①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会影响矿区土地的退出么？为什么？
通过以上问题对矿区土地退出相关的企业代表、政府人员与学界专家进行访谈，其中，资源型城市政府人员9人，煤炭企业人员15人，学者专家10人；从职称来看，高级职称17人，中级职称9人，初级及其他8人。对访谈过程进行详细记录，最终形成能够进行扎根分析的质性资料34份，总字数约58万字。
③目前土地利用的情况如何？
④矿区土地退出存在阻力吗？如果有，是什么？
目前，在中国为线上消费者所熟知的主要跨境进口电商B2C网站有天猫国际、京东海外购、唯品国际、洋码头、蜜芽、丰趣海淘、网易考拉、亚马逊等。其中，大部分的跨境进口电商网站采用的都是以含税价为商品标价的方式，即不单独标出税费，其售价包含商品价、税额和国内费用。只有少数网站商品售价不包含税额和国内运费。
⑤矿区土地退出存在激励因素么？如果有，什么？
②企业愿意退出矿区土地使用吗？如果愿意，原因是什么？如果不愿意，原因是什么？
4 研究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
4.1 开放编码
开放性编码（Open Coding）是扎根研究的基础，开放性编码对质性资料的覆盖能力与准确性是决定质性研究可信度的基础。本研究围绕“矿区土地退出及增值收益分配”展开，依托经典扎根研究方法流程，分析搜集的基础资料（政策文件、政府公文、企业章程、访谈记录等），抽取或标记关键字、文字联系、逻辑关系，按照内容将原始资料中的语句进行开放式登记，形成对应的初始概念。通过对资料进行挖掘，尽量排除研究者的预设和偏见，保证开放性编码对质性资料的覆盖能力与准确性。
依托人工编码及文本挖掘智能算法，对文本资料逐字逐句进行编码、标签、登录，一共得到340余条原始语句及其对应的初始概念。由于原始语句数量庞杂且存在内容交叉重合，将其中相似的语句进行重新分类组合，并剔除重复频率极少（少于2次）与前后矛盾的内容，最终形成52个概念，15个范畴。
4.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Axial Coding）是通过开放式编码提炼与整合范畴后，发现并建立范畴之间的联系，形成主范畴。在这个阶段需要进一步将范畴放回原始资料中进行分析，探究各个范畴之间是否存在潜在的关系，用以提炼出更加凝练、更高层次的主轴范畴。这些关系可以是因果关系、时间关系、结构关系、功能关系等。如范畴中“分配比例”、“分配主体”、“收益用途”都是在土地退出后增值收益分配过程中涉及到的具体内容，“增值收益分配”是连接这一类范畴的“轴心”，设为主范畴。通过对开放编码得到的范畴继续凝练，将存在相关性的范畴予以聚集、合理分类，最终形成影响矿区土地退出的五大主范畴，即负担因素、政策环境、土地增值、增值收益分配及土地再开发。具体过程见表2所示。
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是在得到范畴的基础上对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进一步的提炼与归纳，选择核心范畴，把它系统的和其他范畴联系起来，以“故事线”的形式描绘其架构。本文中的理论模型构建以开放编码与主轴编码结果为基础，确定“矿区土地退出影响因素”为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核心范畴，通过对概念和范畴的不断比较、修正并寻找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
表2 开放编码及主轴编码的概念与范畴
4.3 选择性编码
在选择性编码过程中发现，由于各种负担较重，企业与政府均对矿区土地退出持有观望态度，因此与矿区土地退出具有直接相关性。矿区退出后的转型发展方向政策导向性明显、增值收益分配的方式方法也由政策决定，因此政策环境通过矿区转型与收益分配间接影响矿区土地退出。面对城市土地大幅升值的现状，增值收益的分配方案对矿区土地能否有效退出也产生直接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一个由“政策环境”、“负担因素”、“土地增值”、“土地再开发”、“增值收益分配”构成的矿区土地退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4.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将用于饱和度检验的质性资料经过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分析阶段，得到的结果包含于“矿区土地退出影响因素”模型的各个理论方向，没有发现新的主要范畴与关系，因此认为本文构建的矿区土地退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在理论上达到饱和。
5 模型检验
5.1 模型构建
3.1 发枝促花剂对幼树生长发育的影响 从表1看出，处理组幼树的树高、干径在2015年时（1年生）显著低于对照组，2016年时（2年生）处理组和对照无显著差异，1年生树处理组和对照组树冠体积无显著差异，2年生树处理组树冠体积较对照扩大70.1%；处理组分枝数、冠幅显著高于对照组，这可能是由于1年生时处理组幼树抽生分枝较多，消耗了大量营养，影响了主干生长，2年生时处理组分枝较多，叶幕形成较快，树体制造养分较多，树高、干径增加较快。
图2 矿区土地退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
图3 矿区土地退出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5.2 数据来源
为了对概念模型进行验证，本研究中参考质性资料中认可度较高的一些定性研究结论，同时根据预调查行业的特点，逐个修改和开发变量的问卷衡量题项，并完成研究问卷的开发。本研究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见附表），量表包含了用于反映政策环境、负担因素、土地增值、土地再开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矿区土地退出等6个主因子的31个测量指标以及描述所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的6个题项，对影响矿区土地退出的因素予以实证性研究。
通过扎根理论，本文得到矿区土地退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为了对其进行验证，将政策环境、土地再开发、土地增值、增值收益分配、负担因素与矿区土的退出之间的典型关系做为假设，构建模型如图3所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以期为本文结论提供支持。
本研究主要采用随机抽样法搜集数据。受访者按照认同程度对问题进行打分，从而得到各项指标数据。问卷通过面对面访谈、网络即时通讯软件、电子邮件及网络平台等方式发放，受访者来自山西晋城、河北邢台、辽宁阜新、江苏徐州、安徽淮北等五个煤炭资源型城市，包括矿区及周边居民、政府公务人员、煤炭企业领导与员工、相关专家与学者等。
1.2.2 对照组 股静脉置管方法：实施股静脉穿刺的护士均为本科室两位住院医师，有1年以上置管经验。选择我国福尼亚公司生产的4 Fr单腔中心静脉导管，穿刺鞘22 G，采用塞丁格技术进行穿刺，对照组导管穿刺长度为18～20 cm，平均为（19.07±0.66）cm。
最终回收问卷431份，其中，访谈填写63份，网络平台293份，电子邮件33份。按照判定回收问卷无效的标准：①问卷中多处选项缺失，答案缺失的予以剔除；②问卷填写呈现明显性规律的予以删除；③大量填写“一般”的问卷应排除在外；④存在明显雷同，将无效问卷予以删除。如表3所示，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89份，无效问卷42份，有效率为90.3%。
表3 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
表4 样本基本信息统计分析
针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样本的信息统计与分析，首先对389份有效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由于采矿行业特征，受访者男性比女性略多。考虑到不同单位的受访者对矿区土地退出态度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在不同单位中平均发放，其中来源于企业的近一半，来自于政府与科研单位的近四成。职称类别中初级及以下占约六成，专业为工学类和管理类的占大多数，分别占389份样本的46.0%和21.6%。
续表
5.3 数据检验
对于煤炭企业，矿区土地的产权重置需要支付大量的资金成本，比如“把划拨土地变成出让土地成本太高，企业很难支付”。巨额的土地出让金对于本就面临企业转型发展的煤炭企业十分困难。此外，土地的置换、清理和集约利用需要短期内投入一定资金，而长期才能见效。比如棚户区改造，新的居住区建设前期投入资金较大，并且对原有职工的住房经济补偿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又如对工业广场的开发中清理污染土地的费用要比一般土地更为昂贵。各方面的经济负担降低了企业对退出的积极性，一旦退出，经济负担无法承受，因此，“悬而不决”成为企业无奈之选。
2016年，林芝市青稞种植面积为0.482万hm2。其中，巴宜区486.67 hm2，米林县520.00 hm2，工布江达县0.125万 hm2，波密县 0.101万 hm2，朗县533.33 hm2，察隅县0.090万hm2，墨脱县66.667 hm2，米林农场26.667 hm2。2016年，林芝市青稞产量为2.12万t，种植的青稞品种有藏青320、藏青2000、喜拉22号、冬青18号和果洛等。
表5 数据量表信度分析结果
5.4 模型拟合
本研究按照国际惯例，用CMIN/DF, GFI, AGFI, NNFI, CFI和RMSEA这6个指标来评价研究模型，结果如表6所示，拟合指数均符合评价标准，模型适配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表6 模型拟合优度评价指标及拟合结果
5.5 路径检验
在构建矿区土地退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的时候，将模型中各主范畴之间的关系作为假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检验。首先应该对C.R.绝对值小于1.96的路径进行修正或者删除。同时，统计学根据显著性检验方法所得到的P值是指样本间的差异由抽样误差所致的概率，一般以P＜0.05为显著，P＜0.01为非常显著。结果如表7所示，6条路径在P值小于0.1时C.R值均大于1.96（***表示＜0.001），表示六条路径均通过检验，概念模型成立。
液力缓速器[11]的工作原理是变速箱输出扭矩驱动转子带动油液绕轴旋转，并将油液甩向固定导轮，导轮叶片对油液产生一个反向作用，油液流出导轮再流入转子时，形成对转子的阻力矩，阻碍转子的转动，从而实现对车辆的减速作用。
表7 模型显著性检验结果
6 模型阐述
6.1 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不仅影响着矿区土地退出，还对土地增值及收益分配起着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土地的价格会随着政策的变动而波动，如城市规划的调整或是扶持政策的颁布。另一方面矿区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是由政府所决定，政策环境直接影响收益分配。虽然不仅从国家、省市方面都给出了多项政策指导去产能问题，但在实施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
（1）煤炭扶持政策难以解决企业痛点
访谈过程中受访者表示：“国家及省份出台了支持企业自行转型发展的政策，鼓励投资非煤产业。但我们矿所在的土地性质是划拨土地，只能进行煤炭开采，停止煤炭开采要重新进行招拍挂”、“当前矿区资源储量很低，继续采煤很不经济，但为保持企业对土地的使用权仍要继续开采”等论述反应了目前煤炭企业转型过程中矿区土地利用的主要矛盾。通过对国家、辽宁省、资源型城市相关扶持政策分析发现，“减免税费”、“新能源”、“去产能”等范畴涌现频繁，而在对煤炭企业总经理访谈记录整理后发现“土地性质”、“政策扶持”等范畴占比例较高，说明国家和地方政策在煤炭企业转型中的土地问题、员工问题、风险问题等痛点关注不足，这是造成当前煤炭企业转型困难的现状的原因之一。政策仍需根据企业转型过程中的实际困难进行调整。
（2）各地政策标准差异大、变动频繁
“缺乏全国性的土地法律体系”是目前投资矿区生态修复项目的企业家所反映的主要政策方面的问题。缺乏统一的土地法律体系造成企业家存在“政策好的省份缺少需要修复矿区土地，矿区土地集中地区没有好政策”的困扰。近年来各地政府逐步出台了各项地方性政策，除规范土地开发流程，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上，各地政策之间也不尽相同。多样且频繁变动的地方政策制度不利于我国土地利用的长期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满足现实操作过程中的制度需求，存在一定的缺失，并且政策上的疏漏往往还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采访的最后，我问David是否想对自己在中国的粉丝说什么，他笑着回答：“我不确定我在中国是否有粉丝，但是我很高兴在拜访中国期间结识了很多朋友。我想告诉他们‘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享受日益丰富的国际葡萄酒，去世界各地寻找葡萄酒，亲自探索不一样的品酒体验吧！’中国的葡萄酒充满活力与热情，我希望它以这样的步伐持续前行与发展！”2019年，又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呢？
“相关政策变动频繁”也是本次研究发现的一个问题，有受访者表示：“不敢做大投资，现在的政策说矿区土地修复后土地增值收入按政府与企业五五分成，不知道市长换届后会不会变，毕竟只是市级政府规定，也不是国家统一政策”，“目前只计划做矿山再开发，矿区生态修复投资大，政策风险太高”。这些论述表明我国对于矿区土地退出政策尚处于探索阶段，很多政策需要在实践中进行不断调整，造成了政策更替频繁、变动较大的问题，这种政策环境增加了企业风险。因此，如何保障企业取得稳定的政策支持是影响土地退出的关键。
（3）土地制度壁垒
根据扎根理论分析结果，限制矿区土地增值的主要因素是基于土地的各种权力主体不明，难以使各种权利产生效果，阻碍了矿区土地退出。当前矿区土地性质为划拨土地，归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授权煤炭企业从事煤炭开采业务，煤炭企业拥有土地的使用权，目前矿区资源枯竭煤炭开采停滞，但土地表面具有大量因煤炭开采形成的固定资产，这些固定资产由煤炭企业投资，归属于煤炭企业。造成了土地与地面固定资产所有权冲突的结果，限制了国家对矿区土地开发进程，降低了了矿区土地退出效率。
质性资料收集是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采用访谈、观察、实物分析等方法，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的研究，从其行为和意义等多方面获得多种资料的收集形式（陈向明，2000［18］）。一般来说，扎根理论研究需要研究者从自己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中构建，可以包括文本、视频、图片等类型的文件。
6.2 负担因素
情况一：如图4，作△ADB的外接圆⊙E，假设E与D在AB的异侧，连接DE、AE、BE，在⊙E中，∠DEA=2∠DBA=60°，又因为DE=AE，所以△ADE为等边三角形，所以∠DAE=60°.因为AD=AE，CD=AD，AE=BE，所以CD=BE，又因为AC=AB，所以△ADC≌△AEB，所以∠BAE=∠CAD=11°，所以∠BAC=∠DAE-∠BAE-∠CAD=38°，因为AC=AB，所以
问卷的信度是问卷反映实际情况的程度，是指通过使用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测量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Cronbach’s α系数是近年来最常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用来评估观测变量能够解释其所建构的潜变量的程度。将问卷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信度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分量表与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高于0.8，表示量表具有相当的信度，具有令人满意的信度与稳定性，可以用于检验概念模型。
（2）社会负担
对照组患者主要结合病患实际情况给以常规药物治疗，如：钙通道拮抗剂、硝酸、依那普利等药物，若血压高的患者还要配以心得安、利血平、氢氧噻嗪等降压药物，同时注意饮食健康，确保低脂低盐饮食；观察组患者在上述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缬沙坦药物治疗，80 mg/次，1次/d。在加入缬沙坦治疗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患者身体情况（如血压是否正常、是否有不良反应等），每周进行药量调整，药量尽量控制在40～160mg/次，若患者一切正常则可以继续使用缬沙坦治疗。
煤炭企业多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单位”，也是国家实现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重要组织形式，因此承担着各类社会性责任（王翰锋和崔晓红，2004［19］）。其在依托于原有的产业优势和国家政策积极进行主业异地转移的同时，仍然面临产业就地转型、下岗职工安置、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责任。矿区的退出将为地方政府遗留较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与发展。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煤炭产业退出后，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存量土地，同时还面临着职工下岗再就业的问题。人员的不稳定因素对当地社会的安定带来一定的威胁。与此同时，“企业真是关闭了，这些退休人员养老问题怎么解决啊”不仅是集团考虑的问题，也是政府担忧的问题。根据调查，停产矿区呈现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青壮年人口比例急剧下降，老年人比例上升，矿区内人口萎缩及老龄化问题已经提前显现，大量的职工已经或即将退休。由于我国养老制度的不完善，矿区退出使大量离退休职工的养老责任转嫁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以老年人为主的职工结构给企业和政府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给政企双方都带来巨大压力，制约着矿区的有效退出。
（3）环境负担
塌陷区的整治、闭矿设施的处理、污染水源的净化、土壤有害物质的清理以及生态系统的恢复和稳定需要一个漫长的投资和建设过程，仅靠企业是无法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针对土地开发成本过高、治理环境周期过长的问题，如何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融资，以土地的作价、入股等方式吸纳资金进行土地的前期治理，是否可以通过主动与政府合作，为提升整个城区环境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成为解决土地污染整治问题的关键，影响着矿区土地的有效退出。
（4）土地增值
（1）经济负担
由于我国土地资源是既包含纯自然属性的“土地物质”，又是具有劳动产物的“土地资本”（周诚，1994［20］），因此，矿区土地增值指的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矿区土地价值的增加，体现在土地价格的增长。矿区土地的增值出现在煤炭企业对矿区土地利用的不同阶段中，如图4所示。根据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土地增值通过影响收益分配进而影响矿区土地退出。同时，质性资料中“企业对土地投资很多”“企业这么多年不仅在生产上投资很多，而且配套基础设施也都是企业投资建设的”等许多描述都表示企业在土地利用阶段对土地的供求增值与投资增值方面做出了贡献，因此希望实行“私公兼顾”原则（周诚，2006［21］），在增值收益分配中得到体现。
图4 矿区土地增值收益形成机理
6.3 增值收益分配
增值收益分配系统强调了政府的监管作用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问题。“矿区土地的增值收益分配应该‘公私兼顾’”，“除了政府和企业，也得考虑一下当地老百姓”等论述表明随着未来矿区土地增值，公平的土地收益分配是矿区土地退出的基础。未来的城市发展以及土地需求激增，一旦需求到来，土地价格上涨，合理的收益分配会增加煤炭企业修复并退出矿区土地的主观能动性。“优惠政策”、“投资增值”、“土地需求”等概念在三个方面的质性材料中都有浮现。矿区土地增值分配不但要求满足矿区土地生态修复的经济利益需求，而且还要保证满足政策导向、企业负担、投资收益、民众态度等多方面的要求，以增值收益分配为手段，协调多元利益主体。通过管理者所具备的相应的技术、知识、观念、价值观等，同时在制度约束、伦理约束下，以保证矿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合理，从而推动矿区土地退出方案的顺利进行。
6.4 土地再开发
对矿井关闭后的土地再开发直接决定了煤炭企业对土地退出的积极性。“我做了一辈子采煤工作，对其他产业不了解，投资风险太高”是煤炭企业管理层的主要困扰。煤炭企业是员工人数巨大的大型国有煤炭企业，曾经是资源型城市的支柱性企业。由于煤炭资源丰富，企业依靠煤炭开采可以实现较高利润，长期忽略非煤产业发展（王林秀等，2016［22］）。在对质性资料的分析过程中发现，“转型成本高”概念占比较高，企业对矿区土地退出后的转型发展存在担忧，其中包括经济、技术、人才等方面，因此煤炭企业对新产业投资持谨慎态度，从而放缓了退出计划。此外，同时作为国有大型矿山企业，煤炭企业多隶属于省级部门垂直领导，自成一体，企业和地方政府各行其是、各自为政，权属上的复杂关系及相对独立的地理位置给矿区土地的再开发带来诸多障碍。
政府在已经给予了多项政策用于加快废弃矿井再开发，其在开发主体、开发方向、产业形态等方面提出了建议（王林秀和王丽娜，2013［23］）。这些政策在宏观方面给矿区土地再开发提供了方向，激励煤炭企业加速退出。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扎根理论方法对矿区土地退出方面质性资料进行分析，得出影响矿区土地退出的主要因素包括政策环境、负担因素、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以及土地再开发，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矿区土的退出影响因素模型。其中，政策环境包括土地制度、优惠政策和政策调整；土地增值包括投资增值、用途增值和供求增值；增值收益分配包括分配比例、分配形式与分配主体；土地再开发包括开发主体、企业转型与产业形态；负担因素包括社会负担、经济负担与环境负担。其中，负担因素、土地再开发与增值收益分配直接影响矿区土地退出，土地增值通过收益分配影响矿区土地退出，政策环境通过影响土地再开发及其收益分配间接影响矿区土地退出。
基于上述结论，政府可以通过政策的调整一方面促进矿区土地退出的积极性，降低土地退出的门槛；政府和企业通过合作来共同解决矿区退出过程中的负担问题；合理的分配收益更是加速退出的催化剂。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煤炭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以下手段做出努力：
（1）建立矿区土地统一立法，规范退出流程。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矿区土地在退出过程中各相关者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做到退出各环节都“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加快制定矿区土地退出方面的专门法律，明确退出标准、退出程序及退出办法，规定矿区土地退出工作各相关方的权利、义务和程序。通过明确土地退出后增值收益分配办法，降低土地退出政策门槛，提高企业退出积极性。
（2）设立矿区退出保障基金，缓解退出负担。以矿区土地增值收益与国家专项资金为基础，建立矿区退出保障基金，用于退休职工保障、当地生态环境重建等工作，维持当地经济稳定增长并促进煤炭企业转型发展。建立矿区退出保障基金以支持地方政府在淘汰煤炭行业落后产能中用于员工安置，推动关停并转的煤矿退出。同时为建设中与生产中的煤矿建立退出专项基金，完善长效投入机制，用以未来保证煤矿平稳退出，促进矿区生态环境重建，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
传统课堂教学的最大特点,是以教师为主体,向学生灌输知识,学生处在被动地位。特别对于“纳米材料”这种新兴学科,涉及到的基础学科多,知识更新快,又是全英文教学,传统的灌输模式使学生能够理解的内容有限,且对教师的知识储备和体力精力都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学生在进行课程学习的同时往往已经进入实验室具体科研课题研究的阶段,必然会存在应用课堂知识的具体问题。因此在教学模式上,力求让学生占据主动地位,以学生为课堂主体,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8]。
（3）发挥产业政策导向作用，引导再开发方向。政府可以通过政策的倾斜和税收的优惠，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再结合当地现有产业布局，实现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煤炭企业应该抓紧经济发展机遇，根据产业政策导向确定企业转型升级方向，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平稳度过企业转型期，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
（4）完善矿区长效管理制度，实现土地全周期监管。通过基础资料收集，盘点矿区土地利用情况，明晰矿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矿区涉及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结合现场调研与自然资源分布情况，整合区域相关规划、管制标准，通过多规合一，编制矿区管理总图，实现对矿区内土地资源监测、动态分析及评价，为矿区未来综合开发决策提供依据。
附表 矿区土地退出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续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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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Land Quitting of Mining Area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YU Mu-xi, WANG Lin-xiu, YUAN Liang, CHANG Jiang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on the several of factors on the mining area land quitting, the grounded method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influence factors. By triple coding the qualitative date such as the interview records, a model is established by “policy environment”, ”burden factors”,“land redevelopment“, “land value increment“ and “incremental value distribution”. Then the model is tested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all the paths pass the test. It provides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both government and mining enterprise to collaborate to quit the mining land to city construction smoothly and efficiently.
Key words： grounded theory; mining land quitting; mining land incremental value distribution;influence factors
DOI： 10.3773/j.issn.1006-4885.2019.01.065
中图分类号： F29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9753（2019）01-0065-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1671524）；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研究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7-ZD-03）。
作者简介：
余慕溪（1987-），江苏徐州人，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王林秀（1966-），江苏盐城人，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房地产开发与经营、项目融资。
袁 亮（1960-），安徽金寨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方向：煤炭开采、瓦斯治理。
常 江（1968-），山西太原人，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城乡更新与保护、矿区生态重建。
（本文责编：云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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