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时期会党社会心态之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党论文,心态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辛亥时期(1901-1911)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的关系问题，前人多有论述，然对会党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总让人觉得是仁山智水，意犹未尽。本文试图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作一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侧面来把握会党的状况。
心态是指人的心理活动中基本的具有倾向性心理特征的总和，社会心态则是社会群体中具有一定广泛性、共同性的心态。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政治舞台并逐步成为领导阶级，试图将会党的自发斗争引入民主革命的轨道，会党的社会心态开始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新的景象。
一、寻求新领导成为多数会党的共识
会党的斗争，长期以来处于自发反抗的状态。由于自身的落后性，斗争常陷于失败。“数十次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注：《悼列宁》，载《斯大林选集》，上卷，页170。）会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总结反思，寻找原因。一部分会党把失败的原因归于外因如清廷的残酷镇压等，产生敌意和愤慨等情绪，驱使他们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反抗。而有些会党则将主要原因归于内因，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如组织涣散、旗帜陈旧等，这就容易产生沮丧、内疚、无助等情绪，从而造成心理失衡，形成了要求找到新因素以建立新的心理平衡的驱动力。当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一幕幕惊天动地的活剧时，他们的目光被吸引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联络会党的政策，受到了他们的欢呼和响应，一些会党的激进分子更是走在这一行动的前头。
早在1885年，会党头目郑士良与孙中山畅谈革命后，士良“一闻而悦服”，并表示如他日有事，可以“罗致会党以听指挥”（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页4。）。他说：“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注：《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意识到“非有新思想不能成大事”，这一认识反映出会党首领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广州起义后，孙中山的机智和勇敢，使郑士良坚信：“唯有他（指孙中山）才能完成革命的大业”，“我不但愿为他效犬马之劳，甚至把生命献给他也在所不惜”（注：转自《会党史研究》，页249。）这种尊敬决非仅仅出于对个人才能的崇拜和钦佩，更表明了会党人士向革命派靠拢的大趋势。
1899年底，兴中会邀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举行联合会议，决定三会结成兴汉会，“定纲领三则”，“作印章奉孙君”（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页112。），公推孙中山为会长。在这次会议上，会党要求与革命派合作，寻求新思想的心态表现得非常明确。参加会议的宫崎寅藏事后这样写道：“（会党头目）既入，风貌有古色，实与读书辩论之士异趣，曰：‘世运大开，国情异昔，岂吾党独守故态耶？吾徒之来，正所以乞诸君之教也。’语次，略漏将三合、兴中、哥老三会，合而为一，即举孙君为统领之意。且曰：‘当今之世，不通外情，而漫欲揭竿者，恐贻不测之祸于百年之后。而吾徒之中，能通外情，仍深属望于孙君。’”（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页110。）从会党头目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在社会危机日深、民族危亡在即的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会党已感到不能“独守故态”，而望“通外情”，认识到“守其固陋，不思变通者”（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一）上册，页303-304；（一）下册，页760。），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此后，更多的会党人士感到了会党的落后性，自己觉得会党“完全是散沙一盘，鱼龙混杂，既没有严密组织，又没有周密计划”，已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专靠袍哥不能成大事”，“比起同盟会来就相差太远了”（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七）页352-353。）。也就是说：“私会之在今日，实有不能不变通之势矣。”（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一）上册，页303-304；（一）下册，页760。）。会党呼唤“新思想”，“乞求诸君之教”，表现出要求与革命派联合，接受他们领导的倾向和姿态。参加兴汉会会议的哥老会首领谭祖培赋诗“天假奇缘幸识荆，话别愀然万念生。感君厚意再相见，且将努力向前程”（注：转自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页14。）正是这种心态的写照。这在开始虽是极个别的情况，但正如万绿丛中一点红，非常醒目，引起其他会党的模仿，逐渐得到更多会党人士的响应。因为认知心理学揭示，人有通过模仿向优势学习的心理倾向。辛亥时期，革命派站在历史舞台的最前面，革命思想蓬勃发展，尤其是思想论战之后，革命派“以明显的优势占领了思想阵地”（注：《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第4版，页354。）。“革命说为全国公认之救国途径”（注：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页103。）。会党在与革命派接触、交往、了解中，觉察到了革命派优于他们的地方，觉得自愧不如，因而希望向革命派学习，愿意接受他们的指导。正如四川哥老会首领佘英对宋教仁所说的：“我们总欲作一番事业，以为我同胞复仇，惟才力不及，一时举事，内政、外交皆不能办，故不得不联合海内英雄志士，同力并举。”（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页211。）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优势使他们自然处于领导的地位。如当黄兴派人联络湖南会党首领马福益时，马先是轻视，但听了一番宣传后，转而肃然起敬，并叹息自己部下“读书人太少了”，不了解时世，“现今听了先生一番言语，令我茅塞顿开”，进而慷慨表示：“如果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无不唯命是听。”（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二）页246。）由此开始，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定跟随者，直至献出生命。
通过革命党人的积极运动，许多会党表示愿意服从革命党人的领导。四川永宁会党黄方在熊克武、杨兆蓉等宣传同盟会纲领后，“知中山先生真先觉者”，感到以前“若无人领导，今得其盟矣”（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毅然加入同盟会。秋瑾“运动”平洋党，吴谦林、徐顺达、周华昌等“亲受感化，自愿服从领导”（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页214。）。陕西刀会首领罗孝全经李仲三“运动”，表示：“我在四川时听说孙文、黄兴快要起事。你们将来起义的时候，黄河两岸都交给我，我以两千人响应，包打先锋。”（注：《辛亥革命回忆录》（六）页525。）吴沧洲赴羊山联络王天纵，得其众八百余人。（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364-365。）经过钱鼎的“运动”，陕西哥老会头目们表示接受同盟会的主张，“并愿跟着党人们干”（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2。）。在这种心态的推动下，许多会党首领包括郑士良、焦达峰、邓文辉、佘英、李绍伊、张百祥、李福林、王和顺、秦载赓、龚春台、陆兰清、梁植堂、张达三、王天纵、张恭、周鸿勋等等，均是以会党身份先后加入同盟会等革命组织的。这些人的双重身份，为革命派在会党中活动提供了很大方便，起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扩大了联络的范围和效果。比如李绍伊入会后，他领导的孝义会就成为同盟会“可指挥的力量”（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302。）。
同时，会党也愿意接受革命党人到自己的组织中来担任职位，让他们“白日升天”，成为可以调动人马的“白扇”，甚至是“龙头之龙头”（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页4。），这也体现了会党愿意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心态。孙中山就曾被奉为兴汉会的会长，后又列籍洪门，封为“洪棒”。《革命逸史》说到：“革命党人之列籍洪门者，亦不乏其人。陈少白在香港入三点会，被封为纸扇。林述唐、黄克强在湘鄂入哥老会，被封为龙头。陶成章、张恭、秋瑾等先后在浙江加入龙华会，用为光复会首脑。”（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六）页43。）此虽然不尽准确，但反映了革命党人加入会党这个事实。王蕴滋在川西“运动”张达三，按其要求加入了哥老会，先是“照秀才入会例，列为三排”，后在参加灌县总舵把子张捷先召集的哥老大会上，可能考虑到王的革命党人身份，“列在第一排”（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218。），以示尊崇。通过王蕴滋位置的的升迁，即可看出会党成员对革命党人态度的变化及对其领导的服膺和拥戴。
会党对革命党人的首肯、接纳、服膺心态的变化，大大促进了会党行为方式的改变。清吏讲到，河南会党“从前盗伙得财，均即表分。近则闻革命党为之主谋，所劫赃物积蓄一处，为购置军火，予备在永宁、内乡、裕州各山中经营巢穴，互相联络，其志不小”（注：转自《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所以清吏惊呼：“顾昔则游勇土匪，其志仅在抢掠；今则勾结逆党，倡言革命，竟至谋陷城池，凶焰日张，剿办愈难措手。”（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页471。）这正是会党“信从革命党”（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461。）的表现。
二、联合起来共同革命受到会众的欢呼
人有亲合和依赖的需要，由此产生的动机使人们聚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会党就是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然而会党基于自发性，属于较低级的松散群体，缺乏有强大凝聚作用的精神动机，奉行小集体主义，造成了山堂林立，各不相属，不能形成一个有统一领导的组织。各地区的会党之间，同一地区的各会党之间，甚至同一会党各部分之间，不仅在斗争中不相联络，还常常发生彼此相仇的现象（注：陈天华：《猛回头》。），“界若鸿沟，淡如秦越，视如仇雠。”（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一）上册，页303-304；（一）下册，页760。）这种情况极不利于会党的斗争。由于各自分散造成斗争失败的血的教训，使会党痛感加强联络的必要。浙江会党饱经摧残，“乃益加进步。于是一村者求附于一县，一县者求附于一府，一府又复与他府相联结”（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页18。）社会心态的变化，也促使会党间出现了联合起来的势头。
19世纪末会党已有联合的尝试。自哥老会李洪联络各哥老会党，据清吏称“长江各口岸会匪头目，通为一气”，皆奉“李洪为总头目，称为大元帅”。参与李洪起事的青红帮山堂从湖北到江浙达数十个之多，事虽不成，但其规模却是前所未有的。（注：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页281。）唐才常自立军起事时，又大力联络各山堂，使富有山堂成为“长江地区会党的统一联合体”（注：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页276。）。辛亥时期许多会党继续走联合之路，“互相勾串”，“相互邀约”，在有些地方造成了“几至连成一片”的局面。革命党人适应会党要求联合的心态，督促帮助，分别进行了一定范围内的统一活动，建立了一些地方性的较大的会党组织，取得了新的成果。
先是陈少白、郑士良、毕永年等在1899年以旧式会党的形式，把两广的三合会和长江流域的哥老会联合在兴中会的旗帜之下。此后，史坚如偕毕永年再入长江，通过哥老会头目张尧卿的关系进一步加强联系，“晤各会党豪客，并湘鄂间志士，周旋之下，莫不倾结”（注：冯自由：《革命逸史》（五）页25。）由此可见，联合是受会党欢迎的。其次有光复会策划下发展和筹建的龙华会和革命协会。还在革命党联络浙江会党之前，有些会党“如武义之周华昌，台州之王锡彤，处州之王金宝等，本与荣卿（即沈英）相联合”（注：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以龙华会为中心，逐渐联结在一起。革命党人的活动加快了这种步伐。陶成章、魏兰拜访囚于仁和县署之会党渠魁濮振声，“商谈颇洽”。濮对陶、魏联合各会党的想法深表赞赏，“为成章出介绍函数通，名片数十纸，以助成联络秘密社会之基础”。赖其便利，陶、魏得“遍谒白布会诸头目”，“历探各种秘密会之内状”（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页53。），为会党的联合打下了基础。1904年9月间，龙华会张恭来上海，陶、魏即与之共商金、衢、严、处、温、台六府联合大举之策，得到各会党的热烈响应，“于是各府会党纠合为一矣”（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页522。）。1908年，陶成章曾设想“将合江浙皖赣闽五省各秘密党会熔铸而一之”，“结一大团体”，建立名为“革命协会”的组织。（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页21。）后因故未实行，但其合为一体的想法却对会党产生了影响。更典型的是1907年8月成立的共进会。当时的会党成员解释其名称时说：“共，是共同的意思，不论他叫甚么会名，我们总要联合起来，共同去做事业……我们要劝告我们的同胞同党，不可分门别户，名存私见。”（注：《鄂州血史》，页22。）“这共字，就是合我们全国中各种的会一同去做的意思。”（注：《共进会宣言书》，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这充分表达了会党要求各抛私见，携手与共，建立全国性的大团体的心态，“把全国所有的会党通通联合起来”（注：魏建猷：《共进会的成立及其特点》。）。共进会成立之后，名目纷歧的会党统一于“中华山”之下，封畛渐泯，“自焦（达峰）住汉整理后，日有起见”（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页94。），自此，“中国南方各省绝大部分的会党，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注：吴玉章：《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可见会众之踊跃积极，成绩显著。
会党内出现联合的心态，首先是会党本身的发展及斗争的需要。会党作为团结互助群体，崇信人多力量大，“常常夸口，全省码头有好多好多，哥弟伙有好多好多”（注：李喆人：《死水微澜》。），这是符合下层群众自发组织的特点的。但到辛亥时期，联合心态骤然膨胀，与社会状况的急剧变化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积极运动是分不开的。影响团体发展的因素中，基本的推动力就是团体的内聚力，它使团体凝聚并据以发展。一般而言，内聚力与下述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内部的沟通积极频繁，归属感增强，目标趋向一致；二是外部压力的增大促进团体的内聚力。清朝末期，中国社会形势日趋恶化，尤其是辛丑之后，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种日渐增大的社会压力，激活了会党内部的生存危机感、社会成就感以及归属危机感，从而促进了会党团体加强联合以对抗社会压力的心态。不管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去联络他们结成大团体，他们均是积极欢迎的。而同时，革命派的积极运动对推动联合心态的发展和联合行动无疑起了重大作用。陶成章等“蓬头垢面，芒鞋日行八九十里”，毕永年等来往穿梭于会党首领之间，同盟会员在东京会党头目中的“反复运动”，对联合各部分会党均有发起推动之功。其次，革命派的纲领打破了各地域之会党的藩篱，使所有会党的目标归结到一起——反清和建立中华民国，大家的归属感和社会成就感增强了。而要推翻清朝，根据历史的经验，必须联合起来才有可能胜利：“满人既占着皇帝位子，又有这些汉奸来扶助他，他的势子管多大哩。我们不把全国的会党合拢来，怎能够成功呢？”（注：《共进会宣言书》，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因此，会党产生了联合各类团体一起举义的心态，如西宁黄表会李旺所说：“推翻满清，四万万人都是同胞。”他们希望联合哥老会，“哥老会和黄会，不分你我不分谁”（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470-488。）。四川温朝钟提出“义联英俊，协和万帮”（注：《西南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佘英入同盟会后，决意打通川滇黔三省会党即将三省之会党全部联合起来，其他许多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活动。到辛亥革命前夕，湖南、四川、陕西三省会党在某种意义上已各自联合起来了。
三、民主共和得到了会党先进分子的认可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联络会党时，力争政治上的指导地位，试图向他们灌输民主共和意识，“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页284。）。刘道一奉黄兴之命回国策动萍浏醴起义时，向会党反复说明：“这次革命是国民革命，而非古代英雄革命。所以革命的目的，在求全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非为个人争帝争王。”（注：《革命之倡导与发展》，见《中国同盟会》（三）页25。）陶成章等在浙江，“多运革命书籍，传布内地”（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页25。），这样反复对会党进行教育，其结果是“会党受其感化，益奋发鼓舞”（注：《革命之倡导与发展》，见《中国同盟会》（三）页25。）。“诸会党乃渐浸染民族民权两种思想”（注：冯自由：《革命逸史》（五）页43。），一些会党成员渐具民主共和的心态。
一些会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革命派的民主革命纲领。兴汉会成立时，曾“定纲领三则”，其内容虽未详细载明，但极可能就是兴中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注：魏建猷：《辛亥时期会党活动的新发展》。）。《龙华会章程》的檄文里首先提出不要皇帝，“暂时设立一总统，由大家公举”，五年或八年一任，“或者用市民政体，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但无论如何，皇位是永远不能霸占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页538。）。虽然含有浓厚的无政府幻想色彩，但矛头直趋的却是封建专制统治的颠峰——君主制度。1906年湖南会党统一为洪江会，其誓词头条为：“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注：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页116。）。后来的共进会更明确规定“以同盟会的总理为总理，以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定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人权”，仅改“平均地权”为“平均人权”（注：魏建猷：《共进会的成立及其特点》。），从字面来看似乎更强调民主共和意识。这些纲领明显受了革命党人的影响，并不能说已完全为会党所普遍接受，但至少反映了一部分会众，尤其是参加制订过程的个别首领已能够接受，并估计到至少不会引起会众反感，才使这些词句在纲领中占有一席之地。
有些参加或响应革命派发动的武昌起义的会党，还打出了共和的旗帜。惠州起义时，其军令所出，“悉以西法为准绳”（注：转自《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页41。）；归善县会党独自在香港《
剌西报》发表文告宣称起义军是“大政治家大会党”，不惜流血而起义的目的是要“驱除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页241。），建立民主共和国。1902年洪金福起义军《独立宣言》中“采用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制”（注：袁鸿林：《兴中会时期的孙杨两派关系》。），要求“新造世界”，做到“官民相待如平等”（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页324。）。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更为典型。会党成员由于革命党人的宣传而提高了认识，由“为马福益报仇”发展为“自称革命军”（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页492。）。龚春台发布的檄文说：“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可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的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页477。）此外，如王和顺领导的防城起义以“中华民国南军都督”名义发布文告，其核心内容是“覆异族专制政府，而建立中华民国”（注：《中国日报》1907年9月13日。）；黄明堂在镇南关树青天白日旗，散发《军政府宣言》，在云南河口起义时宣称要建立“社会的民主国家”（注：《革命文献》第七十六辑，页136。）；青海、甘肃一带的黄表会提出“又自由，又平等，四海为家”（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465。）的主张，都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民主共和的口号。
虽然大多数一般会众对民主共和的了解只能谓之泛泛，但一些会党首领对此却有一定的认识，较为典型的是王和顺的思想历程。王原是三合会头目，“以反清复明为职”，缺乏明确的民主革命思想。他与孙中山接触交往后，认识有了进步。他说：“从孙文先生游，得与闻治国之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政策，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注：《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广东独立后，陈炯明为扩充个人势力，借端遣散镇压民军。在这内部相争的严峻时刻，王和顺据理斥责陈违背共和真理，表示要遵照孙中山的教诲，“为全粤争共和，不为一人争权利”（注：《神州日报》1912年3月23日。）。抛开其争论的实质不论，会党出身的王和顺以民主共和思想来斥责身为同盟会员的陈炯明，可见民主共和观点在王心目中的份量。王和顺后来能不受袁世凯的笼络，“弃职南返”；在袁复辟后声讨袁称帝（注：冯自由：《革命逸史》（二）页204。），更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冯自由撰联赞他“论功不让黄近午（黄兴——引者注）”（注：冯自由：《革命逸史》（二）页204。），既是对他在辛亥革命中功绩的肯定，也是对其革命思想的称赞。其他如四川同志军首领周鸿勋，经同盟会会员范爱众等“运动”，表示接受同盟会的政纲。他立即“改换旗帜，用大黄旗上书‘中华国民军’，傍书‘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并于士兵肩章上写‘中华国民军’，周则用中华国民军武字营统领头衔”。在周鸿勋发布的《中华国民军邀集革命同人启》中有“共和创政，平等分疆。直捣黄龙城，痛饮自由酒一盏……扬名后世，同祝美雨欧风”（注：范爱众：《辛亥四川首难记》。）等句，表示他已初步具有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心态。四川孝义会的李绍伊加入同盟会后，率众参加同志军起义，宣布“我们这次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打倒专制荼毒，恢复汉族自由，解救人民痛苦，并不是争城夺地想当帝王”。这与他在大砦坪起义时宣布的“兴汉排满”宗旨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有了新的思想。（注：转自《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页558。）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会党的民主共和心态与革命派的灌输密切相关，有的会党首领且是先加入了同盟会后提出民主共和口号的。格式塔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对事物的认知带有整体性的特点。会党接受了革命派的领导后，对其倡导的民主共和观念自然就取认同合作的态度。因为会党若对革命党坚持的民主共和思想持抵制、反对的态度，在会党、革命党及对民主共和态度三者之间就出现了失衡状态。按认识平衡的原理，这就必然会产生心理压力，促使一方改变态度以达到平衡。资产阶级革命派居主导的地位，试图使会党调整心态，改变其态度。一些先进分子转为对民主共和热烈拥护，大多数会众则持默认或赞许的心态。况且对于会党来说，其内部标榜“忠义堂前无大小”，一般会众“多得与闻秘密之事”，其初始理想为大家“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注：《水浒传》，第71回。），也不乏民主共和心态的朴素基础，所以陶成章谓会党政体“主共和”。同时，对于许多会众说来，承认民主共和与否既是先进与落后的象征，又因不甚明瞭而具有新奇的效应，因此在传播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流传愈广。清朝地方官报告“革命恶潮所以渐浸渐广”，许多人“欲持破坏主义，改革政治”（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页774。）。有人指出，三合、哥老等会党，“其宗旨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逸仙变化其思想，易而为近世之革命党”（注：〔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页29；页80。）。其中显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确有所指。
四、会党反教排外心态的变化
如果把辛亥时期会党对教会的态度分为两段，可以发现其差异非常明显。1906年以后，会党反教斗争急剧减少。这不仅表现在反教事件的绝对数量上，而且更表现在斗争规模上。大规模的反教活动几近绝迹，反教得到的响应越来越弱，那种动辄群情激奋、一呼百应的局面不再出现了。反教事件的减少，原因很多，但会党反教排外心态的改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以往的打教事件中，会党成员对情绪化的打教讹言的形成与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往往因偶然事件引发剧烈的打教行为。（注：参见程
：《晚清乡土意识》，页185。）到了辛亥时期，革命派认为推翻清朝成为救亡的关键，因而号召会党“易其排外之心，尽化而为排满”（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页25。），集中火力对付最主要的敌人。章太炎对广西会党“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满洲，剿除官吏为能事”大加赞赏，并很兴奋地预期：“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一）上册，页303-304；（一）下册，页760。）这不能不对会党产生作用。因为行为的目标对动机的产生和方向有巨大的影响，革命派和会党既然将目标聚集于反清，则强化了对此目标有益的动机，而抑制了认为有害于目标的反教动机。革命党人抱“文明排外”的宗旨，他们反对“烧几座教堂，杀几个洋人”的所谓“野蛮排外”的作法，害怕因此引起外国的干涉，同时也对帝国主义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如宋教仁即提出革命必须得“外国之承认”，革命时应采取使外国“乐于承认之手段”（注：《民立报》1911年9月25日。），所以，革命派对会党的反教心态是反复教育和指导的。会党置身于其中，受到团体规范和团体压力的影响，对过去的一些打教流言重新审视，因而逐步改变了原来的一些偏激心态。《共进会宣言书》中明确告诫属下会众切不可打教堂杀外国人，“免得惹起大祸来”，提出“我们只要把满人杀了，把中国整顿好了，那他也就不敢欺凌我们了”。浙江各会党，“自近时革命党入其中，说以洋教之跋扈，由于满政府之恶劣，遂一变而为倾覆满政府，仇洋主义转以取消。”（注：〔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页29；页80。）《龙华会章程》里提出了“保护在华一切外人”的主张。陕西光复后颁布的会党码头章程也明确规定：“学堂、教堂、电杆、电局，须一律保护。”（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22。）故平山周指出：“昔时哥老会皆排外，自近时革命党人入其中，教化而指导之，遂自称为革命军。萍乡之役，凡教会牧师，皆一律保护之，此足见哥老会思想之改革矣。”（注：〔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页29；页80。）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潜移默化影响之下，会党原有的仇教排外心态有了变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辛亥时期秘密会党的社会心态出现了变化的趋势，有了新的因素。我们不能否定这种趋势的存在，但对这些心态变化的作用也不能估计过高。
首先，只是极少数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接触较多的精英人物有些新的萌芽，而广大的一般会众的心态往往变化较小。佘英参加民主革命，其徒众却认为他造反是要当皇帝，呼他“佘大王”。焦达峰当了湖南都督，洪江会众马上招摇过市，说是“今日吾洪家天下矣”。陕西哥老会的一般会众“对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意义和目的也并不了解，于是错误地以为是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注：《辛亥革命回忆录》（五）页21。）。孙中山指出，会党“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页8。），说的就是多数普通会众思想的落后性。《共进会宣言书》里谈到这种情况，说一般会众连对“反清复明”的口号“能够明了已经很少很少”，痛惜“到了如今，我们的好哥弟，多半去赌博，或是去抢劫”，并试图通过加强教育，“增进我们哥弟的知识”，提高一般会员的认识。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一状况却并没有什么改变。
其次，当时会党的心态较为驳杂。辛亥时期秘密会党的社会心态可谓千姿百态，表现孔多。传统的反清复明、专崇义气、抢劫意识、争权夺利心态等与新的内容交织在一起。这些心态随地区、时间、人物不同而表现得或强或弱。这既表明会党内部成员极其复杂，难以划一，也有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因素在内。各地会党的心态有很大不同，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均有差异，这就导致了会党在辛亥革命中表现参差不一。在同一起事中，由于认识不同，对革命的理解不同，会党因而打出不同的旗号，甚至出现针锋相对的情况。如萍浏醴起义中，龚春台号“中华国民军”，称“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而姜守旦则打出“新中华大帝国”招牌，要人们“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共和帝制并行在一次起义中，难怪后人评论此次起义之宗旨“未免复杂不纯”（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页480。）。甚至在同一文件内，也有自相矛盾的现象。洪金福起义，打的是“大明顺天国”的旗帜，檄文中既要“行欧洲君民共主之政体”即君主立宪，又要行共和政体，“由民人公举贤能为总统，以理国事”，使人费解。《龙华会章程》先说要实行土地“公有”，后在“黜陟”条中又说“将来等新朝廷成立以后，还要封侯封王”。封侯封王，土地自然随之受封，还谈何“公有”？这些无非反映了会党思想心态上的驳杂。即使在一个人身上，也有不同层次的心态并存。如佘英，由反满始，进而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在四川多次策划武装起义。其母逝去，因遭通缉而不能回家奔丧，他沉痛表示：“吾今惟有死以报国，藉赎不孝之罪而已”，立志献身革命，可谓大英雄大豪杰。然江安起事失败后，会内有人“疑俊英（佘英字）畏馁，俊英忿极，蹈江以自明，众骇急救起”（注：《中国国民党史稿》，页1400。），虽是“不爱其身躯”，却未免带有江湖味。1909年嘉定事败，佘英潜逃到川滇交界之豆沙关，本已脱险，竟因断蛇坡之地名触其忌讳，以为必其死所，不肯再逃，束手就擒，会党的愚昧迷信最终使他断送了性命。这说明会党人士在接受一些新东西时，并不能完全丢弃原来的包袱，因而心态显得复杂多变。
第三，会党心态具有不稳定性。会党的一些新的心态大部分停留在心理水平上，没能付诸实践，更没有形成自觉的意识，因而极易发生反复。曾自称“及从孙文先生游，获闻大义，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昭然心目，不可磨灭”（注：《革命之倡导与发展》，见《中国同盟会》（三）页409。）的会党首领梁兰泉，参加武装起义作出了贡献，但后来却企图侵吞河内革命党人筹集的革命经费。更有甚者，当他所谋未果时，还扬言：“我此时不仅能为公众之利，亦能为公众之害。如不从吾言，则吾将派人行刺高达生（孙中山在越南时的化名）。”（注：《国父全集》，第三册，页64。）为一己之私竟起意谋刺革命领袖，可见其心态改变之大。广东民军石字营统领石锦泉，先前曾协助革命党人潜运军火，支持革命。独立后，却贪污军饷，“自招二千余人，捏报四千”，并“执炸弹恐吓”，进都督府逼饷。（注：陈剑英：《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四川的一些会党头目加入同志军后，却又杀害革命领导人，如邓大兴杀秦载赓于井硕，邓儒轩杀侯橘园于汉州，杨虎臣杀侯宝斋于邛州。这说明，一些会党虽然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革命思想远未能扎根、开花、结果。辛亥光复以后，许多参加革命的会党转向了反动，成了革命的对立面，一定程度上就是心态的不稳定性所致。
标签：辛亥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历史论文; 近代史资料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陶成章论文; 哥老会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历史学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