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乡村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7-0108-09
新世纪以来的史学研究热点迭出，抢人眼目。继持久不衰的社会史研究而后，相继涌起了历史人类学、医疗社会史乃至环境—社会史诸多新领域，学术研究之繁盛一时蔚为大观。相比较而言，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却在波澜不惊中平稳推进，逐渐趋热。个中缘由，既有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逻辑演进，也有现实社会吁求的时代推助。无疑，对其学术特征和发展趋向进行必要的总结和反思，并与前此相关学术研究①进行纵向角度的比较，当会有助于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
一 关于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关注点
当“三农问题”备受关注并日渐成为一个社会共识性问题后，更深层面的学理探求和历史追索就成为学术界不容回避的研究课题。即使是一些十分急迫的现实问题，也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生成、演进的轨迹。无论基于社会存在本身，还是基于问题意识的嬗变，历史与现实总是难分轩轾地纠结、迭加并积壤成山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新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近代乡村史研究，不仅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而且在研究深度和视野方面，也都较以往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其中关于乡村建设、基层制度权力、乡村经济与社会文化、社会流动与乡村结构变迁、灾荒疾病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我们去关注。
1.对乡村建设、乡村教育与基层制度权力的关注
乡村建设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社会思潮，向来备受关注。近十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热情依然有增无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继续对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进行历史反思，如李伟中《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另一方面则是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思考如何进行新的乡村建设，如由王景新等人编纂的“新乡村建设丛书”，就是基于国内国外田野调查笔记及考察报告的汇集与再创作，是作者对中国新乡村建设的观察思考、分析研究的成果，表达了作者解读中国新乡村建设、建言新乡村建设、参与新乡村建设的渴望。
废科举之后的乡村教育是近十年来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如罗志田曾就此撰文指出，1905年的废科举在乡村造成办学主体由私向公的转变，减弱了民间办学和就学的积极性。而乡民对新教育传授的“知识”却不那么承认，使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流向城市寻求发展。乡村读书人心态也开始转变，厌弃固有生活，甚至轻视农民。随着城乡的分离，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和失去读书人的农村都成为受害者。②关晓红则通过对刘大鹏和朱峙三两人命运的考察，揭示了科举停废不仅改变了乡村士子的个人命运及其生存状况，也给全社会带来深刻影响。③而王先明对新式学堂在国家“求才”与教育现代化的背景下被注入乡村社会，却表现出种种的不适应，受到乡民的回避、抵制与抗拒的现象给予了说明，同时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以士绅为叙述对象，指出科举废除之后，士绅阶层的劣绅化，进而促成了持续不断的乡村“民变”浪潮。④
以“国家—社会”的框架来解读乡村社会的结构变动与制度权力关系，是近年来学者们研究乡村制度权力变迁的一个重要分析视角。如王先明就相继发表了《变动时代的乡村政制与国家权力——20世纪初年乡制变迁的时代特征》(《南开学报》2008年第3期)、《20世纪前期乡村权力的博弈与权威的重建》(《江海学刊》2009年第1期)、《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史学月刊》2008年第2期)等一系列文章。这些研究旨在充分展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深层次的历史主题。
2.近代乡村经济史与社会文化史持续升温
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在近十年来依然持续升温，并出现了诸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如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就是通过对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和变化的研究，来探讨中国地主制经济发展变化规律及特点。除此之外，还有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张玮《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等。
关于近代乡村社会文化，有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王守恩所著《诸神与众生：清代、民国山西太谷的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等。另外，一些学者还就民间庙会做了相关探讨。如朱小田通过近代江南庙会探讨了农家的经济生活，并指出遍布江南的乡村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息息相关。⑤郝锦花、王先明则从新学教育的视角对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城乡一体，近代兴学以来，新式教育机构密集于城市社区，基本上将乡村排挤出去，乡村精英源源不断地脱离乡村向城市集中，乡村整体上的文化水平陡然下降，城乡一体的传统文化模式开始出现裂痕，久已存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乡村社会出现了全面危机，而且在事实上将乡村社会推向了日益崩溃的深渊。⑥
3.近代乡村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成为关注热点
关于近代乡村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王先明的《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从“新学教育与士绅离乡”、“乡村社会流动的新态势”、“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革命时代”与乡绅权力的衰退等方面，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还有的学者则以农民离乡为背景来探讨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流动。如王印焕就对冀鲁豫农民的社会流动做了考察并撰文指出，由于华北农村地狭人稠，生存环境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无论是由高密度向低密度地区流动，还是由农业向城市工商业转移，都是人口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冀鲁豫农民的离村，恰好属于这种运动。民国时期的冀鲁豫农民，在农村困敝的推力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拉力的综合作用下，纷纷离开家乡，或者奔赴地广人稀的东北，或者涌入充满诱惑的城市，从而对人口的地域分布与职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⑦
对于乡村社会的分层，渠桂萍与王先明以华北乡村为例指出，20世纪20至40年代初，华北乡村民众在接受“阶级”理念之前，对于自身生活社区的层级结构有一整套内生的评价标准与区分体系。据此，社区成员依次区分为“士绅领袖”阶层、乡村“能力型”阶层、“普通大众”阶层和“劣势”阶层。其中士绅领袖阶层具有权威性地位，在乡村社会起主导作用；乡村“能力型”阶层凭借能力与技能在社区内也有一定的支配作用；“普通大众阶层”则生活能力较低，具有依赖性；“劣势”阶层由于生活能力极低和道德因素为乡村成员同情或鄙视。这种社会分层的维度是植根于乡村文化脉络的“乡土资源”。⑧
4.自然灾害、卫生疾病与近代乡村社会的研究进一步加强
关于乡村自然灾害与卫生疾病的研究，如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论述了民国时期河南省水旱灾概况及其地区的变动和趋势，并从灾荒的应对机制、灾荒期的乡村民生、灾荒打击下的乡村经济和灾荒造成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另外，有的学者还对乡村社会的瘟疫、疾病进行了探讨。如李玉尚就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对江南地区的疾病卫生进行了考察并指出：传染病在这个区域的散发、暴发或者流行，与该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尤其是独特的水环境息息相关。⑨另外，他还对广东、福建地区的鼠疫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乡村社会里，无论是在时间分布上，还是在区域分布上，鼠疫都呈现出“此起彼伏，循环不绝”的流行特点。而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发展状况对于鼠疫流行模式和人口死亡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也是一个生态变迁的过程。⑩
综上不难看出，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史研究，无论是研究取向还是研究成果，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提升。可以说绝大多数著述都以“眼光向下”的视角，从乡村民众的社会生活和区域社会的发展脉络来思考相关问题。学者们在依据相关史料对乡村社会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开始把更多的目光转向如何来解释近代乡村的变迁。另外，无论是选题还是内容，都昭示出研究者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笔者相信，随着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开拓，乡村史研究将会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
二 国外近代中国乡村史的研究
关于国外的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总体上要早于国内，其学术积累和传统自有特色，研究成果亦相当丰厚。从研究内容上来看，乡村革命、乡村经济与社会文化无疑是构成近代乡村史研究的三大板块。以下就近十年以来的国外乡村史研究做一基本的学术梳理。(11)
1.关于乡村经济与农民生活的研究
近十年以来，国外关于中国近代乡村经济研究的著述数量甚多。如布兰特(Loren Brandt)所著《商业化与农业的发展：1870—1937年间中国的中东部》(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马德彬(Debin Ma)的《在村舍与工厂之间：19世纪下半叶中国与日本丝织业的发展》(《亚太经济杂志》2005年第2期)、薛勇(Yong Xue)的《惜粪如金：帝制中国晚期江南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的经济与生态联系》(《清史问题》2005年第1期)等等。
在众多论著中，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值得关注。在本书中，作者探讨了清末民初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认为一些地区的发展造成了其他地区系统的不发展，并且阐述了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并深入分析了不同阶级、地区和性别的因果关系。另外日本学者顾琳的《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以河北中部的高阳工业区为研究个案，从该工业区20世纪的发展历程揭示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面貌。特别是作者根据高阳乡村工业的生产方式，总结出了中国乡村工业的典型生产模式—高阳模式，其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原料的供给和产品的销售均不在当地。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从历史走向了现实，并希望能从传统中找到认识当今中国的路径。
关于乡村农民生活的研究，有罗纳德·奈普(Ronald Knapp)的《房子、家、家族：中国人的生活》(华美协进社2005年版)、依赛特(Christopher Isett)的《乡村的财产规则与清代东北转变中的社会基础》(《清史问题》2004年第1期)等。另外，加拿大学者宝森(Laurel Bossen)的《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把社会性别关系置于农村政治、经济、历史变迁中，将村庄妇女的命运与中国现代化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描述农村社会变迁的基础上，深刻地分析了农村社会性别制度的嬗变。同时日本学者井口淳子、深尾叶子等著的《黄土高原的村庄：声音·空间·社会》(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用三个不同视角，力图从“声音、空间、社会”这三个侧面来描述“杨家沟村”这一村庄，从而全方位地观照了我们既熟悉而又陌生的黄土高原。
2.关于乡村社会文化的研究
近代乡村的社会文化，是国外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如穆格勒·埃里克(Mueggler Erik)的《跳舞的小丑：在“传统民俗”节日中的文化政治和地方政治》(《近代中国》2002年第1期)、艾杰米尔(Goeran Aijmer)的《帝制中国晚期华中地区的新年庆典》(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曹诗第(Stig Thogersen)的《文化县：从山东邹平乡村学校看20世纪的中国》(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宋伟文(Vivien Sung)的《五福：中国的福禄寿喜财观念》(三藩书局2002年版)等。
除此之外，关于乡村精神文化生活，美国学者韦思谛(Stepehn C.Averill)主编的《中国大众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就是这方面的优秀论文集。该书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考察了白莲教、天后(妈祖)、关帝、碧霞神君、五通神等的崇拜，这些通常不被重视的草根信仰，在历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引发民众的反抗活动、制约百姓的行为方式、折射社会的发展变化、构建各地的乡土文化等等。另外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所著《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是直接从民间宗教当中来理解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讲述在民间社会的生活实践中，人们是如何通过隐喻这种修辞学途径来模仿帝国的行政、贸易和惩罚体系的。同时作者深入地揭示了烧冥币、城隍崇拜等民间习俗背后隐含的帝国隐喻的逻辑。最后作者指出，这种隐喻式的模仿并非对帝国科层结构的一模一样的模仿，而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民间宗教正是通过象征性的隐喻方式展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力量的。
3.关于乡村革命与农民行为的研究
西方学者向来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充满了热情，新世纪以来，这一主题依然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的研究有宋伟文(Vivien Sung)的《中国的农村革命：20世纪的农村企业家》(利特尔出版集团2006年版)、韩敏的《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韩著通过对一个具有60年历史的村庄的考察，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时期对李村的影响，从而以此为缩影，揭示了中国近代、当代社会结构与机制的变化、延续及其对中国农村各个方面生活所带来的变化。另外，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在这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其所著《挑战天意：中国的社会抗议和国家权力》(纽约M.E.Sharp出版公司2001年版)和《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都是有相当学术分量的著作。其中后者采用社会生态学和环境学的视角与方法，分析了特定区域地理生态环境与农民叛乱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Rowe)的新著《红雨：一个中国县七百年的暴力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可谓是“寻找中国革命历史土壤”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选择国共合作失败之后的麻城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后不久，在麻城遭到了国民党的血腥镇压，所以当地人称麻城突然下了一场红雨。作者试图回答：为何中国某些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较更容易出现暴力行为？他希望通过对一个县从元末到抗日战争爆发7个世纪间所进行的长时段考察，对中国农村社会历史上的暴力现象提供一个宏观的理解，并把中国革命与其所萌生的土壤联系起来，追寻中国农村社会暴力萌生的基本原因。可以说，这是一本微观历史与地方史有机结合的书。对长时段历史场景的展示、对事件的细节描写、对资料的深入挖掘和熟练运用以及从“小历史”观察“大历史”的眼光，无一不显现了作者精湛的历史写作技巧和对历史的深刻认识。(12)
综上可见，新世纪以来国外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是伴随着新的史学方法和史学视野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从微观的视角来解读中国乡村的；而且，在这一转变中，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已成为普遍的趋势，这似乎也是国外学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应该说，无论是学术视野还是研究方法，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值得我们去吸收和借鉴的。
三 新世纪以来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特点
新世纪以来的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成果颇丰，新见迭出。如果将近十年来近代中国乡村史的研究与以往研究略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1.研究成果出版密集，学术研讨持续升温
关于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论著出版已达数百种之多，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魏宏运编)，《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李金铮著)，《中国农民富裕化道路——锡山农村现代化研究》(冯治著)，《陕甘宁边区乡村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郑起东著)，《华北农村的社会问题》(朱汉国、王印焕著)，《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治》(魏光奇著)，《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徐茂明著)，《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张佩国著)，《近代中国农会研究》(李永芳著)，《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张学强著)，等等。这些论著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丰富和推进了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其中，更有引人关注的系列性研究成果的出版，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计有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洪璞《明代以来太湖南岸乡村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吴江县为中心》，段友文《黄河中下游家族村落民俗与社会现代化》，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等)；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先明主编)的“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丛书”(已经出版的有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郝锦花《新旧学制更易与乡村社会变迁》、李伟中《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研究》、渠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0-1949)》、罗朝晖《富农与新富农——20世纪前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等。另外，在研究资料方面则有李文海、夏明方、黄兴涛主编，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大型资料丛书，其中包括了丰厚的近代乡村社会的内容。于建嵘主编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也是分量较大的资料集。另外，不少研究单位还定期出版关于乡村研究的专辑，如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乡村中国评论》、黄宗智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复旦大学主编的《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等，都是有较大影响的乡村史研究专辑。
关于近十年来发表的相关论文，由于数量巨大，笔者仅以《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史学月刊》为例来加以说明。如下表：
如果将上述数据与王先明教授以《历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为例所做的统计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从1994年到1998年《历史研究》刊登的关于乡村史的研究只有2篇，而从2001年到2009年则有7篇；《近代史研究》从1991年到1996年，中国近代社会史与乡村史合计共有26篇，而从2001年到2009年，仅乡村史研究的文章就有18篇。(13)而且，许多学术刊物还以专栏或笔谈形式，相继集中地推出了近代乡村史研究成果，如《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南开学报》(2009年第1期)，《华中师大学报》(2008年第3期)，《福建论坛》(2005年第8期、2010年第3期)，《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等。不少研究机构还定期出版关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的专辑，如《乡村中国评论》(华中师范大学)、《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复旦大学)等。此外，以“汇集中国乡村研究的优秀人才，提高中国乡村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水准，促进中外乡村研究的学术交流，推动中国乡村研究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为宗旨的《中国乡村研究》(Rural China，黄宗智主编)，更为新世纪以来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走热起到了推助作用。从2003年创刊以来，《中国乡村研究》已出版7辑，以每辑10篇左右论文计，约70篇研究论文接连面世，为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成果刊发的重镇。
再从学术研讨会议来看，近十年来，与乡村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学术会议几乎每年都有。如2002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9届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提交的关于“三农”问题的32篇论文中，乡村社会史论文就有14篇，差不多占本次会议论文数量的一半，说明了乡村社会史的研究得到与会学者更多的关注。2005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国近代乡村的社会结构、乡村经济与乡村建设、乡村生活、地域社会与民间文化、妇女生活与婚姻、民间信仰与民俗等问题展开论述。2005年8月在南开大学主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的讨论选题多集中在乡村社会史研究方面，特别是关于乡村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权力结构等，都是热门话题。2006年8月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的“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11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上，与会学者学术论文或论文提要131篇，其中涉及到乡村社会史领域的研究论文或论文提要达70篇，占据了整个论文或论文提要的53％。这说明乡村社会史已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主流。(14)
2.多学科介入研究，学术视角开阔
近年来乡村史研究的另外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众多学科纷纷进入“乡村”，从各自的学科特点出发来认识乡村、阐释乡村，形成了近代中国乡村研究蔚为壮观的局面。
就社会学而言，它与乡村史之间的紧密关系自不待言，相关的研究成果亦相当丰厚。人类学也由于自身的学科特点，与乡村有着不解之缘，相关的著述如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江南农民村落共同体意识入手，以地权为核心，考察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江南乡村的变迁，并透过分家析产、宗祧继承、族产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家产纠纷和民间习俗等诸多方面，阐明了中国乡村“差序格局”的家庭伦理关系和财产关系。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集中考察了近代华北农村在农耕生产上的各种结合关系，并尝试通过对这些农耕习惯“近代特征”的阐释，来说明处在变迁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时代性质。
通过法律的视角来解读乡村社会，也是近十年来学者们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其中，黄宗智就此曾做了大量研究，相关的著述有《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法律出版社2009年)、《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等。其中后者是关于清代与民国期间的法律与司法实践的研究专著，并有相当一部分是涉及乡村法律的内容。另外，王圣诵《中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也从法律的视角对我国乡村自治的历史沿革、发展变迁进行了系统而多视角的阐述，客观、立体地再现了近代以来乡村自治的整体面貌。
从环境史的视角来解读乡村社会，也是近十年来乡村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如行龙《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分别对水旱灾害与生存环境、水利开发与社会运行、环境变化与社会应对、根据地社会与环境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专题论述，最终总结出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之间有一种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在以满铁资料为主的乡村调查资料基础上，根据大量方志材料，以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为主题，探讨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生态环境及其所对应的社会特征。
此外，建筑学、艺术学、文学等学科也纷纷进入“乡村”领域，如由中国乡土建筑编辑委员会编纂的“中国乡土建筑丛书”，就是其中的代表。
近十年来，乡村史研究在承继前续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视野又有了明显的扩展。关于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的研究，尽管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渐次展开，但是尚未形成较完整的研究体系。2009年8月由山西大学和山西省历史学会联合主办的“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就集体化时代的农田建设、农民心态、农村社会重构、农村日常生活、农村人口流动等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对“集体化时代”给予一定界定。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乡村史研究中，关于集体化时代乡村史研究，会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点。从研究视角来看，以走向田野关注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的相关研究，也呈现出较为活跃的场景。不少学者尤其是新一代年青学者，注重在田野调查中搜集史料、解读史料，试图以新的路径进入乡村史研究领域。(15)
3.把握时代脉搏，凸显现实关怀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学。当“三农”问题已构成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和寻求解决之道的现实需求，就成为学术界对其进行学理或学术层面分析的基本动因。“‘三农’问题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历史问题”，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才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所以，只有“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加以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16)基于此，南开大学于2004年5月21日举办了“中国农村的历史积淀及现代趋向”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的主要关怀及特色，就是从现实问题出发，在历史学的视野中观察中国农村问题。2009年10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又举办“中国历史上社会建设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会上关于近代乡村史研究的论文也十分集中，并引人关注。
总之，近年来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研究领域，还是研究视角，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变化和特点。从这些变化与特点中，我们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解读出学术与时代的某种关联与相互作用的深层意涵。
四 几点反思
近代中国乡村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毕竟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仍需进一步挖凿和开拓。因此，对其研究历程的总结和反思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研究取向上来看，乡村史研究的区域化取向始终是研究者的一个基本路径。近十年来以区域化为取向的乡村史研究，特别是华北与江南地区一直是学者们致力研究的区域，研究成果数量和水平也显而易见。但是，在乡村史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名为区域研究，实际上揭示的却是其他区域研究中所共有的话题，讲述的也是其他区域同样的“故事”，进而造成了缺乏鲜明特色的重复性选题，最终导致区域研究不仅没有突破学者们一再提及的“碎化”现象，反而又重重地跌入了“碎化的陷阱”。这些现象在近十年来的乡村史研究中同样存在。正如一些学者所说，近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步变成了“区域社会史”研究，而“区域社会史”研究又成为“进村找庙”的同义词。(17)因此，在未来的学术取向中，如何建构合理的“区域比较研究”或跨区域研究视野，并形成规范化学术认同，至关重要。事实上，从近年来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类似的著述，如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徐浩《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等。
从研究内容来看，近年来的乡村史研究，学者们将更多的关注置于乡村社会结构与变迁、乡村社会文化与根据地乡村社会等相关问题上，而对乡村的主体——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日常生活的关注却相对较少。从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往往也是从“他者”的视角来加以观察，直接以乡村农民作为叙事主体的却并不多见。(18)固然，研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存在着许多资料上的局限，“草根”社会的生存内容难以被录入史册，即便有所呈现也异常零散、残缺，难以形成研究所需要的“史证”链条，这不免让研究者望而却步。但是，正如钟情于此的学者所言，“许多底层历史很像古代的犁迹。它似乎随着许多世纪前犁地的人一起杳无踪迹了。但每位航空摄影家都懂得，在一定的光线和从一定的角度下，被久已遗忘的田脊和犁沟的影子还可以看得到”。(19)我们相信，只要肯下功夫，备尝艰辛后，还是能获得真正的学术创新的。
从理论架构上来看，近代乡村史即便和刚兴起不久的社会史相比，也会逊色不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看不到关于讨论近代乡村史理论构架的学术文章。众所周知，任何研究都要靠理论来指导，可以说不要任何理论指导的历史研究是不存在的，“单纯积累起一大堆材料，这不能算是系统的科学研究，即使材料摆得很充分”(20)。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去借鉴。他们对近代乡村史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尤其注重对理论架构的分析。如美国著名学者李丹(Daniel Little)所著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理解农民中国》)一书，不仅评介了西方以中国农业和农民为主题的理论(这些理论包括斯科特—波普金争论、施坚雅的中心地与巨区论、中国经济史上技术突破的争论、19世纪中国农民起义的千年王国论、阶级斗争论与地方政治论、过密化的争论等)，而且从哲学的高度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剖析、总结和反思，对理论的适用范围以及社会解释的微观基础进行了深入探讨。著名学者李伯重曾撰文指出：“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像本书这种科学方法论的作品实为少见。而史学研究者惟有具备科学方法论的自觉，才能使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21)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乡村史研究中，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整合研究方法，构建理论框架、整理相关文献，应该是我们要做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关于乡村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文献史料，需要我们持之以恒且系统完整地努力发掘和整理。
历史是人的作品，重视乡土意识，体悟农民心态，应该在乡村史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因为社会心态是农民行动的基本逻辑，是历史运动与变迁的中介。正如梁启超所说，“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22)。应该说，在上个世纪末，曾出现过一批很有新意的著作，如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程
《晚清乡土意识》等著作。但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开掘却很少。应该说关于民众心态方面的史料，一般既非是主流报刊与杂志，也不是大型类书或政书，而是散见于私人笔记、家传家谱、野史资料，甚至于民间的口耳相传下来的许多传说、故事、神话中。这就要求我们在做相关研究时，下大力气搜集和整理这些资料，才有可能重构百姓自己的真实故事。
同时，对于乡村社会群体的研究也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尽管在目前已有学者在做，如何有良《革命起源：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农村革命中的地方领导群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相关的研究还是初步的，特别是对于乡村的一些边缘群体的研究还有待于加强。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我们在着力关注乡村经济关系、阶级阶层、人口流动、民风民俗等问题的同时，认真探讨乡村边缘群体问题，对于我们加深对乡村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23)。
当然，从学理上构建近代中国乡村史的学科体系，也应该成为今后学术界关注的话题。“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24)近代中国乡村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如何来构建其学科体系及研究方法，以进一步规范乡村史研究，是我们应着手做的工作。我们期望未来的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能够在繁荣中走向真正的成熟，成为新世纪学术发展进程中既有丰厚内容又有坚实根基的新领域。
注释：
①关于20世纪的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学术综述，可详见王先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另外，梁敬明也以“三农中国”为基点，从“乡土关怀”的路径对20世纪的乡村史做过学术梳理，详见《中国乡村史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思考》，《浙江学刊》2004年第2期。
②罗志田：《科举制度的废除在乡村社会中的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③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④王先明：《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⑤小田：《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⑥郝锦花、王先明：《从新学教育看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2期。
⑦王印焕：《民国时期冀鲁豫农民离村与人口近代化》，《历史教学》2002年第4期。
⑧渠桂萍、王先明：《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以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初的华北乡村为例》，《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
⑨李玉尚：《地理环境与近代江南地区的传染病》，《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
⑩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
(11)本文涉及的国外乡村史研究，有部分研究成果并非是近十年来才出版的，但是笔者也选择了一部分研究成果。主要基于如下考虑：一方面是由于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出版之后，总得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是由于该研究成果被国内学界所认可，也得经过一段时间，故而国内的译介一般都较晚。
(12)王笛：《寻找中国革命历史土壤》，《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期。
(13)参见王先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4)卞利：《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新成就——“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十一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乡村社会史讨论会综述》，《中国农史》2006年第4期。
(15)胡英泽：《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陕西、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6)王先明：《历史学视野下的“三农”问题》，《光明日报》，2004年6月28日。
(17)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8)只有较少的几篇文章是从民众自身的视野来展开论述的，如渠桂萍、王先明《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以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初的华北乡村为例》(《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私塾与学堂——20世纪前期教育近代化阙失的历史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等。
(19)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页。
(20)红旗杂志社哲学历史编辑室：《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21)李伯重：《理解“农民中国”》，《中国企业家》2008年第24期。
(22)《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页。
(23)刘平：《要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
(2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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