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美元的国际地位及其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地位论文,美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
拥有强势货币是每一个国家的货币梦想。在这里，强势货币的含义为具有较高的国际储备地位、币值稳中有升、处于国际汇兑中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占据主要计价结算位置的货币。强势货币依托本国强大的政治经济金融基础，居于货币圈的垄断或相对垄断地位，从全球获取铸币税收益；拥有强势货币的国家主导货币金融领域游戏规则的制定，引导着全球货币金融的发展方向。
时势造就了强势美元的出现。二战结束后，货币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浪潮造就了一个主权缺位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该体系的运行超越了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权限边界，国际金融组织无法硬性约束成员国的行动，而依据奥尔森(Mancur Olson)“集体行动的逻辑”：作为由理性的国家个体所组成的货币金融体系，所有成员国集体协商而促成货币金融运行机制是不可行的。所以，“要使世界经济稳定，需要一个稳定者，而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Kindleberg,1973)。”美国以无可比拟的经济实力强力支撑着强势美元，使其主宰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近30年，担当着“稳定者”的角色。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依靠制度惯性和新经济的发展，仍然保持了强势的国际经济地位和强势货币地位。
该时期强势美元的维持，是基于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货币金融基础、体现其利益的国际金融机制以及金融体系中次级国家对强势国家服从的意愿。如果说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前，上述条件还部分支撑着美元的强势地位，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内的种种迹象则明显地显示了美元强势地位的衰弱。
2000年以来，以美国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和亚洲(东亚)国际贸易持续巨额顺差为主要标志，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货币领域体现为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不断贬值。尽管美国政府一再声称，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利益，市场上却看不到强势美元的影子。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转变，国际货币格局也正面临重大调整。新世纪美元能否继续保持强势地位？美元和欧元、日元之间的竞争格局又将如何？本文结合支撑美元强势货币的经济因素，分析新世纪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日渐低落的原因，对未来美元在国际货币竞争格局中的地位进行初步展望和趋势预测。
一、新世纪美元强势地位的弱化
首先，美国巨额国际贸易差额削弱了美元的强势地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元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美国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直接引发了美元的持续疲软。美国累积多年的贸易收支状况的恶化在本世纪初达到了惊人的数字，且没有迹象表明该状况的缓解，这极大削弱了美元的强势地位(图1)。
图1 美国贸易收支差额：2000.01.01～2006.09.01
单位：百万美元
有关储备货币发行国贸易逆差对该国货币地位的影响，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Triffin)在1960年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早有论述，这就是被称为“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的储备资产充足和货币价值稳定的悖论。现在，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记价结算和储备货币，特里芬悖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从现实看，美国消费需求旺盛而储蓄不足是贸易逆差的主要成因。1994年美国国民净储蓄率为14％～15％，2001年后徘徊在1.5％左右。而同期中国净储蓄率持续高涨，2004年已经达到GDP的49％。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左右，1999年开始大幅下降，2004年下降为0.2％，2005年第3季度甚至降至-1.6％。1990～1999年美国储蓄占GDP比重的平均值为16.3％，2000～2002年的平均值为16.2％，2003年为13.5％，2004年降为13.7％，仅为世界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消费-储蓄缺口形成美国的逆差依赖。麦金农(Ronaldian Mckinnon)等经济学家把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问题归咎于美国人的不节俭①。另外，根据孪生赤字理论，美国的财政赤字也加剧了贸易逆差。
由于贸易收支的赤字，美国维持美元强势、平衡国际收支的途径只剩下了惟一的一条路，就是用资本金融项目顺差来平衡贸易项下的逆差。如果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就可以用资本金融账户顺差抵补贸易逆差，从而维持美元价值的稳定。那么，美国的资本金融账户表现如何呢？
作为国际储备、记价、结算货币的发行国，美国一直是国际资本的最后安全阵地，这是支撑强势美元的重要因素。从近十几年来发生的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危机来看，一旦金融市场出现风吹草动，国际资本便从危机地迅速撤离，转而投向欧美。然而，近几年来，美国这个“避风港”也出现了狂风巨浪，美国“9·11”事件及安然、环球电讯等事件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体的传统认知。世界各国开始关注并质疑美国金融市场的资产安全和质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作为国际资本流动标的国的地位。国际资本弃美外逃已初现端倪，2003年沙特就从美国大量撤资。国际资本流动中“逃往质量”战略引领了21世纪的全球资本流动。在这一战略下，国际资本对美国“安全感”认同的动摇使得美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国际长期资本流入的状况颇不乐观。支撑美元短期汇率的美国债券资金流入大起大落，状况很不稳定(图2)。
图2 不稳定的国际资本流入：2000～2006年
(单位：10亿美元)
图2中2004年以后的资本流入增加明显地受美联储加息政策的影响，但加息是有限度且不能持续的。
美国资本流入对东亚国家贸易顺差投资和石油美元流入的依赖性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石油价格大起大落，石油美元收入持续为美国融资的可能性在降低。东亚大部分国家虽然依然是顺差国，但在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局势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下，以中国为主的贸易顺差国已经意识到持续巨额顺差的危险，经济结构的调整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亚洲国家持续为美国融资的可能性和力度都在减弱。
上述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动状况直接导致了美元的颓势。2001年7月以来，美元汇率连续下跌，2002年2月，美元兑一揽子货币的贸易加权指数距其1986年以来的高点121.02累计下跌了33％，最低达到80.91。2004年6月30日，美联储开始了加息周期，到2006年5月10日，美联储以25点的幅度连续16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46年来的最低水平1％提高到5％。经过这一系列创世界经济史短期加息记录的行为，美元跌势才得以缓慢回调。在货币政策领域，美国一向奉行泰勒规则，美元利率的调整可以认为是美国意欲调节经济增长速度和改变经济增长环境的风向标。但就美元汇率来说，这一连串的加息未尝不是美联储为挽救日益颓丧的美元而作出的无奈选择。
其次，国际金融机制对强势美元的约束与削弱
当代的国际金融机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留物，以至于有人称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通过创立或主导创立国际金融机制，将自己的利益深嵌于国际金融机制之中。国际金融机制创立之后，就可以在国际金融关系中相对独立发挥作用。国际金融机制可为所有参与国提供便利，堪称利益均沾的制度安排②。国际金融机制一方面在客观和主观上加强了美国的实力，甚至成为强势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并延缓美国强势地位的衰落；另一方面又对美国构成约束和制约，从而成为其他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战略工具。尤其是国际制度给予小国发表意见的机会，从而在促进全球制度合法化方面发挥了工具性作用③。国际制度会对美国构成战略约束，从而阻遏其单边主义行动的泛滥。④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机制在悄然改变。在汇率安排领域，上世纪末亚洲、拉美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这些区域内的国家重新安排了本国的汇率制度。新的汇率制度基本体现出疏远美元和货币自由的特征。2002年，阿根廷彻底结束了10年之久的美元联系汇率制度，转而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安排，从而开始了本国经济全面比索化的进程；中国政府于2005年7月21日起实施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日，马来西亚也结束了挂钩美元的汇率安排而改为盯住一篮子货币浮动。至此，除香港地区外，亚洲货币大部分和美元制度性脱钩。亚洲“依附性”汇率安排大为改观，美元在亚洲和拉美诸国汇率制度中的重要性呈下降趋势(表1)。
作为国际金融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IMF的重新定位和功能转变一直是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问题。基本上，IMF天生具有亲美倾向。自1945年建立之日起，IMF的游戏规则61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IMF与当前全新的国际金融环境多方不兼容。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国际社会对IMF在国际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表示强烈不满，变革IMF的呼声日益高涨。发展中国家谴责IMF对弱国利益的刻意忽视，强烈要求变革IMF金融危机援助条款、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和特别提款权、切实关注发展中国家金融利益。发达国家间的矛盾也日益凸现，集中体现为欧盟的成立和运作使得欧盟国家在IMF的投票权超越了美国，美国凭借投票权的绝对优势左右IMF游戏规则和决策的一贯做法受到了来自欧盟的实实在在的挑战。2004年，新总裁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执掌IMF之后，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正在IMF内部循序渐进地展开，这场举世瞩目的改革在2006年迎来了高潮。IMF要求各国财长授权，以制定计划，改革IMF的所有权结构，让中国等日益崛起的经济强国在该组织的运作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006年9月18日，IMF新加坡年会就酝酿已久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的投票权问题上表决，占IMF总投票权90.6％的成员投票支持增加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的认缴份额和投票权，从而使这4个发展中国家在IMF中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IMF的“最深远改革”还不止这些。在接下来的两年，IMF还计划重新配置其他成员的投票配额，包括贫穷的非洲国家以及增长较快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用IMF总裁罗德里戈·拉托的话说，这些决议将使IMF更为适应全球化经济的变动。可以预见，改革后的IMF必将更多地反映和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利益，也势必明显地削弱美国及美元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强势地位。
第三，对货币金融领域美国意识形态的质疑动摇了美元的强势基础
考克斯(Robert Cox)认为：支配性大国可以创造出以观念意识的广泛共识为基础的统治秩序，它以确保主导国家的主导阶级的至上地位、同时提供让其他弱国满意的原则和措施来发挥领导作用。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和查尔斯·库普宸(Charles A.Kupchan)也提出，支配性大国将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内化为次级国家的主导思想意识，并辅之以物质权力的刺激和惩罚。
上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经济发达、金融稳定、货币坚挺、黄金富足，所有这一切是美国金融强势地位的物质基础。美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客观上树立了美国模式的权威性，人们在战后经济金融恢复发展的艰难探索中渴望一种成功的理论和实践导向，美国就是当时世界各国心目中理想的成功模型。在这样的意识环境下，美国经济金融甚至文化范式受到了各国的接受和吹捧。上世纪80、90年代，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之风横扫全球，“华盛顿共识”成为全球的游戏规则，以至有了“全球化即美国化”的断言。
但是，金融自由化是把双刃剑，当金融自由化的剑锋将部分盲目融入自由化的经济体刺得遍体鳞伤，尤其是许多国家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锥心之痛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金融自由化的现实价值，从而开始了意识形态领域对美国倡导的金融自由及经济金融秩序的深刻反思。当各项制度业已成熟的先进工业国正在汲取解除金融规制的深刻教训时，美国及IMF却将这一规则传导进入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达的工业国直到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才尝试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欧洲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解除资本市场规制——而发展中国家却一直被鼓励要求加快实施。实施的结果，却是这样两副决然相反的画面：“1997年末……华尔街的交易商们手拿香槟，满脸欣狂，欢庆他们得到的年终大红包。他们不是金融市场上惟一得到丰厚奖赏的人，投资银行家以及基金管理者得到的分红数额之大令人无法想像。但是在亚洲，却没有值得欢庆的东西。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家族式企业一夜间破产了。数百万人面临着工作减少和失业的威胁。”⑥“如今，甚至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认为自由化进程推进得过头了——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对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⑦
日本经济学家、京都大学经济学部部长本山美彦教授认为，“9·11”恐怖事件折射了美国式“金融全球化”的破绽。金融的自由化不但没有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利益，而以美国为主导的金融复合体(IMF、WTO等国际机构)也进入机能麻痹状态。由此，本山美彦教授认为今后美国式的金融将不得不进行轨道修正，世界各国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质疑与日俱增。
按照中心-外围理论⑧，现行的货币体系下，美国享受了更多的收益，例如铸币税、资本流入等，而外围国家则承担了更多的成本，如资源输出、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等分配使得外围国家日益边缘化，并且维持系统相容性的任务过多地集中到中心国家身上。而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在享受货币金融收益的同时，却经常拒绝履行自己维持系统相容性的责任和义务。“它(美国)愿意干涉别国内政，但是却从不愿意接受自己试图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准则⑨。”意识形态领域世界各国对美国金融模式的质疑引发的结果是，美国资本流入起伏不定，美国倡导的货币金融规则运行不畅，对金融自由化的理解和实施也趋向审慎，这都动摇了美元的强势基础。
二、国际货币竞争格局中美元的地位及发展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强势美元在逐渐弱化的同时，国际货币竞争格局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事实上，国际货币格局的改变也是美元强势地位弱化的部分原因。
(一)新世纪美元面临的货币竞争压力
1999年欧元的出台在国际货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欧元以强大的欧洲经济为依托，不断扩大着作为区域统一货币的经济金融影响。目前，欧盟经过6次扩大，已拥有27个成员国，人口达4.92亿，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欧元。欧盟无论从人口还是经济总量上都超过了美国。尽管批评声不绝于耳，但欧盟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各国的新灯塔⑩。欧盟地域的扩大为欧盟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增强了欧盟的经济竞争力。新入盟国家正通过ERM—Ⅱ机制实现汇率安排的过渡，最终将加入欧元区。尽管欧盟宣布近期不再扩充新成员，但目前欧盟为新成员制定的区别于传统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标准的松动无疑会对欧洲其他国家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欧盟扩张是区域经济货币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随着欧盟的扩张，欧元的国际记价、结算和储备货币地位将稳步提升。欧元已经拥有比美元更广阔强大的经济腹地，经济上完全具备了与美元抗衡的实力。
亚洲统一货币是亚洲诸国的最终选择。目前，日元作为亚洲惟一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货币，难以与欧元、美元比肩。但亚洲经济的发展势头和亚洲货币合作的前景为未来亚洲货币的整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旦亚洲统一货币形成，依靠亚洲高速经济增长支撑的亚洲货币必将获得与欧元、美元同等的国际货币地位。表3显示，亚洲仅仅整合四国(中、日、韩、印)的经济，GDP总值就远远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占全球GDP的27％。(12)
英镑、瑞士法郎、瑞典克郎、丹麦克朗等传统欧洲货币有着较为稳定的币值。欧盟统一货币推出后，上述货币游离于欧元之外，不排除在不久的将来加入欧元区、进行新的货币整合的可能。如果上述几大国家加入欧元区，欧元将获得世界最为强大的经济联合体的支持，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会大大提升。
就目前的国际货币竞争格局来看，伴随着强势美元的削弱，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呈现弱化的趋势，欧元的国际储备地位逐渐提高，日元在国际计价结算储备货币中一直居于世界第三位，但2005年所占百分比低于英镑，降为第四位；其他货币如瑞士法郎等在储备货币中所占份额极小(表4)。
(二)美元在当前国际货币竞争中的经济优势
就经济基础而言，欧盟经济总量虽已超过美国，但经济发展速度与美国相比明显缓慢。在美国、欧盟、日本的GDP增长速度上，美国的增长优势较为明显(表5)。
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优势源于高效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激发活力的经济体制和鼓励创新的制度支持。这是欧盟和日本经济难以比拟的。
迅速上升的经济增长率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取得早期成功的首要原因。而现在，持续的高失业率和经济发展缓慢已成为欧盟经济的诟病。尽管许多国家把欧盟而不是美国看作典范，但美国内部却盛行“欧盟的一只脚已踏进坟墓”的说法。科技和企业活力已转移到硅谷和班加罗尔，僵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娇生惯养”的劳动大军以及地位牢固的特殊利益集团使得欧盟政客们无能为力。经济活力远远不如美国的欧盟，期待欧元货币价值的持久强劲只是一厢情愿。
作为支撑日元货币价值的日本经济，近来刚刚从10多年的经济衰退泥潭中挣扎而出。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现状还是上世纪80年代日元升值的货币史考量，日元贬值比升值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刚刚复苏的日本经济本能地拒绝货币升值。虽然日本出口顺差巨大，但波动性强，无法强力支撑日元强势。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2003年的贸易顺差与2002年度相比增长了16.3％，达到11兆237亿日元；2004年同比增长了17.9％，达到了12兆109亿日元；2005年的贸易顺差减少19.3％，为9140亿日元，贸易顺差连续九个月低于上年同月水平；2006年7月，日本的贸易顺差为8600亿日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2％。日本国内市场需求不振也难以支持日元一路前行。
亚洲货币整合的曲折复杂决定了亚洲统一货币的推出需要漫长的时间。在此之前，亚洲货币仍然处于边缘地位。虽然货币价值会有提升，但无法在国际货币竞争格局中占据突出位置。
三、未来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及发展趋势
虽然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元的强势地位逐渐衰弱，但相对而言，欧元、日元及其他货币在计价结算、储备地位等方面尚不足以与美元抗衡。国际货币格局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就拉开了帷幕。它需要世界各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国际金融领域的渐进变革与之匹配。货币格局的剧烈变动必然引发全球经济的大起大落，带来各国经济福利的损失(起码近期是如此)，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全球经济货币的不均衡状况虽对全球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但打破这种不均衡的后果更加严重。客观上，美国利用历史上的强势货币金融地位劫持了国际货币体系，使得国际金融领域出现了“威胁的均衡”，即美元国际收支状况的威胁和美国国际收支状况逆转的威胁。
长期来看，美国依靠消费进口、资本输入和财政赤字支撑的国内经济结构具有明显的不合理特征。当这一经济结构无法继续维持的时候，世界性经济调整就在所难免了。调整有两种路径：一是美国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改善国内储蓄与投资不平衡的局面；二是美国推行美元贬值政策，大幅调整美元同其他货币的汇率。事实上，美元贬值在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同时，对美国本身并不是有利无害的。美元贬值短期内可能有利于贸易逆差的解决，但不利于吸引资本的进入。且就庞大的贸易逆差而言，美元短期贬值无济于事，而美国不可能实施长期货币贬值的政策，那无异于自行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就此而论，美国真正要做的是对其国内经济结构做出实质性调整，以保持强势经济和强势货币的地位。如果美国能够适时调整消费依赖和投资依赖，提高国民储蓄率，加大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出口，消减贸易和财政赤字，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状会逐渐改观，美元的国际地位会更加巩固。
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同时也是亚洲尤其是东亚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两大区域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了美国和东亚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步性。与此同时，欧盟的经济转变也势在必行，专为“精英”而设计的欧盟体制，也必然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引擎，重新恢复欧共体时代的经济繁荣。
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必然伴随着区域货币的整合。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曾断言：未来的国际货币格局会是美元、欧元、亚元三足鼎立的态势。美国只是一个国家，但欧元和未来的亚元依托的却是强大的区域经济。如果美国能够以双边美元化的形式整合美洲诸国的货币，那么未来货币世界的“三国鼎立”中，美元仍然占据优势。但是，不管上述三种货币的实力对比如何，单一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格局将会一去不复返。
注释：
①李海燕：“货币升值不能代替结构性改革”，《农村金融研究》，2007年第2期。
②〔美〕Oran R.Young：“世界事务中的系统论与社会论——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6年第2期，第15～28页。
③Daniel Deudney and John Ikenberry," Realism,Structural Liberalism,and the Western Order," ,in Ethan B.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Unipolar Politics: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Chapter 4; W.Michael Reism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urvival,Vol.41,No.4,1999-2000,p.62～80.
④G.John Ikenberry," Why Export Democracy? The' Hidden Grand Strateg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Wilson Quarterly,Vol.23,No.2,Spring 1999.
⑤根据De Facto Classification of 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Monetary Policy:Framework,IMF资料汇总整理。
⑥〔英〕Susan Strange：《疯狂的金钱》，杨雪冬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⑦〔美〕Stiglitz,J.E.：《全球化及其不满》，夏业良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8页。
⑧所谓的“中心—外围”理论，是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Paul Prebisch)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它将世界划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生产结构同质性和多样化的“中心”——发达国家；一个是生产结构异质性和专业化的“外围”——发展中国家。“中心”“外围”是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极存在，但资本流向、贸易流向、技术条件和成本-收益比截然不同。参见《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第二章)，董国辉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⑨〔美〕George Soros：《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7页。
⑩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3月23日。
(11)按当时购买力平价计算。
(12)资料来源：http://www.imf.org
(13)按2006年购买力平价计算。
(14)资料来源：Annual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Board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April 30，2006.
郑洁：“欧盟1957——2007：奇迹悄然发生”，《东方早报》，2007年3月23日。
(15)经济参考，2007年第2期，总第3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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