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情感财富框架的理论溯源与应用前沿追踪——基于家族企业研究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框架论文,家族企业论文,理论论文,财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50(2014)012-0064-08 一、家族企业研究中社会情感财富视角的兴起 家族参与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企业中的一种重要特征，可在主流的组织与管理理论中，家族要素往往都被排除在外。近年来，家族参与给企业目标和行为带来的独特影响开始受到家族企业研究领域之外更为广泛学科领域中学者们的关注。北美组织与管理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术期刊ASQ、AMJ、AMR、SMJ以及欧洲顶级管理期刊JMS，相继大量刊发了有关家族企业主题的研究论文，其中JMS等期刊甚至还相继创办过有关家族企业主题的特刊。随着该主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开始反思是否需要构建有别于其他一般组织与管理理论的分析框架。 要确证发展这样一个理论框架的必要性，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家族参与是否会对企业的目标和行为带来独特影响？如果有，究竟为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其实一直没有间断过探索的步伐。早前，学者们主要是借用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框架，比如代理理论(Eisenhardt，1989；Jensen，1986)、管家理论(Eisenhardt，1989；Donaldson和Davis，1991；Davis、Schoorman和Donaldson，1997)、利益相关者理论(Donaldson和Preston，1995)、利他主义(Trivers，1971)等，在群体层次上分析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行为差异。比如，Chua等学者借用企业行为理论，强调指出家族对代际传承的追求是家族企业有别于非家族企业的“本质”属性(Chua、Chrisman和Sharma，1999)；也有学者结合利他主义和代理理论，探索了家族企业中的代理成本问题(Villalonga和Amit，2006；Chua、Chrisman和Bergiel，2009)。此外，Zellweger等人在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研究了家族企业绩效的多类问题(Zellweger和Nason，2008)。由于这些“借用”的理论前提假设在家族企业情境中难以完全被满足，所以不同研究得到结果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情境效应的一部分，抑或是借用的理论自身解释力非常有限。或许正是这个原因，现有研究中在同一个主题上经常会出现彼此冲突和矛盾的观点或结论。比如，代理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都是经济人，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制定约束和激励机制监控管理者的行为(Eisenhardt，1989)。可是，在家族企业中，家族管理者很多时候是利他主义导向，他们任劳任怨，不需要外部物质的激励和约束(Chrisman、Chua和Litz，2004)。两种理论对于家族企业经理人的行为存在完全不同的假设，对企业行为的启示也大相径庭。进一步来看管家理论与代理理论的矛盾。与代理理论不同，管家理论是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前提，认为管理者是克尽“管家”之责，追求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Davis等，1997)。当这些原本就彼此存在矛盾的理论观念被同时应用到家族企业研究中时，自然难以得到一致且让人信服的结论。 基于上述观察，学者们开始呼吁发展一个家族企业研究特有的，或者说更加贴合家族企业特有情境和特征的解释框架或视角。在众多探索中，脱颖而出并得到广泛认可的无疑是由Gómez-Mejía等学者提出的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SEW)框架(Gómez-Mejía，2007)。 作为家族企业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土生土长”的解释框架，SEW较好地解决了现有研究中所用理论的前提条件无法满足的问题，同时可以较好地解决之前研究中存在的观点碎片化和继承性差的问题，因而很快成为近年来家族企业研究中的主导解释框架，甚至一些学者还强调说SEW是家族企业有别于非家族企业的唯一显著特征(Gómez-Mejía等，2011)。随着研究的不断开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行为进入了学者们的视域，并发现SEW框架对它们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当然，在此过程中SEW框架存在的一些潜在局限性也慢慢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甚至招致了一些批判。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对该框架的曲解和误用。在国内家族企业学术研究和社会讨论逐渐开展的大背景下，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对SEW框架及其应用现状做出一个系统的梳理，以此来为后继讨论和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参考与借鉴。 2013年中山大学家族企业研究团队的学者曾对SEW框架和应用做过一些梳理，介绍了SEW的内涵、构成维度和测量方法，还分析了SEW对家族企业代理、代际传承、管理专业化、风险偏好和战略选择等问题的理论贡献(朱沆、叶琴雪和李新春，2013)，为我们了解SEW框架提供了较好的参考。然而，我们发现，他们并未对SEW的理论起源，以及SEW在家族企业中的角色，即家族企业为何重视对SEW的保护做出详细的阐释，同时也未能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对SEW的曲解和误读做出明确的辨别和分析。此外，随着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对SEW的构成维度，尤其是它们的分类，以及不同维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差异，有了更加清楚和全面的理解与认识，比如对SEW的可能的“阴暗面”(Zellweger，2012)的讨论和检验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追踪和梳理。 出于这些考虑，我们在本文中将首先对SEW的理论起源及其核心观点做出一个简要的梳理，然后结合最新的理论进展，对SEW的构成维度及其分类做出详细的阐述，继而对近年来的理论应用研究动态进行整理，并尝试对这些研究的内在逻辑框架做出一个整合性的归纳。最后，我们将结合自己的研究和思考，对基于SEW视角的家族企业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局限或不足做出识别，并尝试给出我们的建议，以期能够唤起更多后续研究者加入，来共同推动SEW框架和家族企业研究的发展。 二、SEW的起源及其核心观点 家族企业通常被视为一种相对保守的组织形式(Miller，Steier和Le Breton-Miller，2003)。可是，根据传统的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家族财富高度集中于一个企业，导致他们面临很高的风险。我们不禁会问，既然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更为保守，那他们为何会继续采用这种风险集中度高的经营模式？稍作分析便会发现，这一现实观察与理论观点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传统的代理理论假定决策者都是风险厌恶的，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行为代理模型(behavioral agency model，简称BAM)打破了代理理论这一原有假设，认为决策者的风险偏好会随着实际情境的改变而改变(Cyert和March，1963；Wiseman和Gómez-Mejía，1998)。在吸收期望理论(Kahneman和Tversky，1979)中“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观点的基础上，BAM模型认为在积极的决策环境下，决策者会倾向于保护现有的财富，进而表现出相对保守的态度；消极的决策情境由于可能导致现有财富的损失，因而会促使决策者去采取一些具有更高风险水平的决策，以便去尽量地避免损失的发生(Wiseman和Gómez-Mejía，1998)。换句话讲，损失的参照点差异，决定了企业对积极和消极环境的判断，进而影响企业的具体行为。 将上述逻辑迁移到家族企业情境中，我们会问：家族企业中的决策参照点究竟是什么？在以往家族企业研究中学者们强调，对非经济目标的追求是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最主要的区别(Chrisman、Chua，Pearson和Barnett，2012)。或者说，非经济目标的得失是家族企业重要的决策参照点。可是，企业行为理论早就指出所有的企业中都存在非经济目标(Cyert和March，1963)，因而这不能构成家族企业的特有属性。作为积极回应，家族企业研究者们进一步指出，虽然所有企业都拥有非经济目标，但在家族企业的目标体系中，非经济目标往往被赋予更高的优先级。更为特别的是，家族企业会追求一些以家族为中心的非经济目标，这在非家族企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Carney，2005)。虽然学者们相继提出了多种不同的家族企业特有的非经济目标，但是由于缺少统一的整合框架，显得有些散乱，并未在不同研究之间形成很好的继承性，这对理论知识的积累而言显然是不利的。为改变这一局面，Gómez-Mejía等学者在2007年率先提出了“社会情感财富”(SEW)的概念。在他们的框架中，SEW是指家族成员从企业所追求的以家族为中心的非经济目标中获得的情感效用。在现有的企业行为理论和行为代理模型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指出，家族成员的SEW的得失是家族企业决策的首要参照点(Gómez-Mejía等，2011)。家族企业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可能会为了保护或是增加家族成员的SEW而背离经济效益的目标。在面对可能损害家族成员的SEW的情境时，家族企业往往会更乐意接受一定程度的财务绩效损失，以保护家族成员的SEW，从而表现出冒险的一面，相反就会表现出保守的一面(Gómez-Mejía等，2007)。 三、SEW的构成维度及其分类 明确概念内涵是开展科学测量，继而实施科学评估的首要前提。既然学者们将SEW视为家族企业中首要的决策参照点，那接下来的实证研究必然要面临如何对它进行测量的问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它的内涵和构成维度。从目前的研究文献看，SEW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甚至冠之以“伞状概念”(umbrella concept)的称号都不为过。根据Gómez-Mejía等人(2007)给出的最初始的界定以及后继学者们的补充，我们可以将SEW概括为家族在经营管理其所控制的企业过程中，凭借管理者、决策者以及所有者的多重身份，从中获取的非经济利益或效用，其中包括行使权力的能力(如家族对企业的持续控制和影响)、维系家族成员之间的亲密、满足自身特殊情感的需要、家族文化(价值观)及财产的传承(Gómez-Mejía等，2007)、建立和维持正面的家族形象和声誉(Sharma和Manikutty，2005)、累积社会资本(Zellweger和Astrachan，2008)以及基于血缘关系的利他主义实现(Gómez-Mejía等，2011)等。 通过拥有所有权、管理权和治理方面的权力，家族获得了影响企业决策和行为的合法性与能力，进而对企业的目标产生影响(Chrisman等，2012)。值得注意的是，家族目标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两者可能存在重叠与矛盾，即存在以家族为中心的目标(Chrisman等，2012)和以企业为中心的目标(Singer和Donoho，1992；Mahto等，2010)，两者的冲突与妥协表现为企业内部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相互力量的博弈过程。企业最终追求的不同的非经济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会给家族带来不同的情感效用满足。也就是说SEW可能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维度，并且不同维度带给家族的相对效价(valence)可能也是大不相同的，甚至可能是截然相反的。这样一来，具有不同效价的SEW的构成维度作为企业决策的参考点对不同行为的影响效应和程度可能就会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SEW的构成维度做出系统的刻画，并对它们可能带给家族的不同效价，以及由此对企业不同战略决策造成的影响进行区别分析。 Berrone等学者在2012年率先对SEW的构成维度进行了梳理，基于对已有相关研究文献的回顾，他们将SEW划分为五个维度：家族控制和影响、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紧密的社会关系、情感依恋和跨代传承意愿。此框架在当前的家族企业研究中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认同和追随。比如，Cennamo等(2012)率先基于此框架对家族企业中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进行了系统地理论分析。可是，也有学者对此分类框架提出了一些质疑和批判。比如，国内学者朱沆等(2013)就曾指出，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和情感依恋两个维度之间存在部分重叠。此外，在现有的多数研究中，SEW往往被整体性地理解为家族从企业中获得的积极效用，并将之视为影响企业行为的一种正向激励因素。近来，Kellermanns等学者在一篇评论性文章中，首次提出了SEW可能存在“阴暗面”的观点。他们指出，家族所追求的SEW有可能会成为部分家族成员的情感负担，如跨代传承和家族控制(Kellermanns、Eddleston和Zellweger，2012)，进而可能会令企业去采取一些有损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行动。对于这一理论猜想，窦军生等学者率先做出实证回应，通过对中国家族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SEW“阴暗面”的存在(Dou、Zhang和Su，2014)。 最近，加拿大学者Miller夫妇进一步在理论层面拓展和深化了这一观点。根据SEW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他们将SEW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受限的(restricted)SEW和泛化的(extended)SEW。其中，前者主要关注直接的家族成员的利益，后者则同时关注家族成员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他们认为，两种类型的SEW有不同的理论和实证依据，可以分别用来解释家族企业中的不同行为(Miller和Breton-Miller，2014)。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学者们对SEW构成维度的识别基本上还是沿袭了先前关于家族企业中非经济目标和家族影响力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其类型的划分则主要围绕其可能给企业不同利益相关者带来的影响展开。并且，以往研究中大多将SEW视为家族企业内部特有的决策参照点，其产生主要源于家族成员(往往被看作一个目标一致的整体)对企业的参与。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不同的SEW可能源自企业内部多个群体间的利益或目标冲突以及彼此间的妥协，因此SEW可能同时拥有正、负两个方面的效价，进而不同维度可能对企业的不同行为以及企业绩效表现出不一样的影响。一是对企业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表现为促进企业总体发展，包括提高企业的声誉、维护与利益相关者和社区的良好关系(Miller和Breton-Miller，2014)。二是更聚焦于家族成员的利益而有可能损害企业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利他主义、家族社会地位、家族在社会的声誉、家族的和谐等方面。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在具体的研究中对具有不同效价的SEW的构成维度进行独立检验，以此来增进对家族参与影响企业行为的内在机理的深入和细致的认识。 四、SEW实证应用梳理与整合 正如我们上面所述，SEW框架为家族企业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或者说是更加贴近家族企业本质的解释逻辑，因而迅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相继被用来对家族企业中的一系列行为进行解释和检验。接下来，我们将重点对战略管理视域中相关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并尝试对这些研究的内在逻辑框架做出整合性的分析。在对这些具体研究做出梳理和整合之前，我们将首先对家族企业中的行为做出探索性的分类，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分类框架将有助于我们对基于SEW视角的家族企业行为研究的整体性理解和把握。 (一)家族企业行为分类：一个理论模型 企业是一个沟通系统(March和Simon，1958)，企业目标和行为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legitimacy)、权力(power)和紧迫性(urgency)(Mitchell、Agle和Wood，1997)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在有些目标和行为上，家族成员会拥有更高的自由裁量权，企业更可能会遵照家族的期望。这样的目标和行为最能够体现企业的“家族”属性。在其他一些目标和行为上，无论是作为股东和管理者的家族成员，还是企业本身，可能都不会拥有太高的自由裁量权，而是较多地受到政府部门等企业外部第三方的监管，这样的目标和行为可能与非家族企业无异。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认为家族成员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高低可能是家族企业行为的一个重要分类维度。 此外，家族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同其他企业一样，也会追求经济或财务目标。从该维度看，企业行为可以根据它们对经济或财务目标的直接贡献度高低进行分类。比如，企业为履行法律、伦理和志愿责任(Carroll，1979)所表现出的行为更多地会对企业的经济或财务目标产生间接的贡献，而为履行经济责任(Carroll，1979)所采取的各种行为显然会对企业的经济或财务目标产生直接的显著贡献。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家族决策者拥有的自由裁量权高低、行为对企业财务目标的直接贡献率高低)将家族企业中的行为大致分为四类，分别是财务绩效直接贡献度高/家族决策者自由裁量权高、财务绩效直接贡献度高/家族决策者自由裁量权低、财务绩效直接贡献度低/家族决策者自由裁量权高以及财务绩效直接贡献度低/家族决策者自由裁量权低。具体请参见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