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精英教育到公共教育的思想转变
——论“希腊三贤”教育思想的政治源头
薛亚静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古希腊是西方教育思想的摇篮，被称为“希腊三贤”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至今影响深远。苏格拉底看到雅典民主制逐渐暴露的弊端而提出“专家治国”理念，柏拉图在经历残暴的“三十僭主”统治和苏格拉底被民主判死之后彻底失望而提出了“哲学王”思想的一套完整教育理论，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国家应由中产阶级执政并提出实行公共教育制度。这种从“精英”到“公共”的教育思想转变实际反映了古希腊政治的演变历程。
关键词 ：希腊三贤；古希腊政治；教育思想
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此三人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他们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享有盛誉。在政治教育方面，苏格拉底主张培养“知德兼备的政治专家”来治国平天下，柏拉图明确提出了“哲学王”思想的一套完整教育理论。亚里士多德则与前两者不同，他主张实行公共的教育制度。本文从“希腊三贤”所生活的历史背景出发，探究三位在政治与教育方面的不同思想，并尝试分析其中教育思想转变的政治原因。
1 苏格拉底与“专家治国”理念
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希波战争胜利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公元前5世纪伯里克利当政时期，雅典民主政治达到了全盛时期。所有官职向一切公民开放，公民轮流坐庄，有些官员凭抽签来决定，充分体现了公民间的原始平等观念。雅典民主制发展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开始逐渐走向极端。乡村农民原本是公民的主要部分，但他们开始不愿意为了一点津贴去城里参加公民大会了，此时，城邦内没有经济出路的无产公民开始利用自己的公民特权在政治上投机，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上充斥着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加之希波战争正式结束之后，雅典逐渐成为国际性城邦，这种民主制更加不能适应城邦的发展。
苏格拉底正是出生在希波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刻，在伯里克利的盛世时期成长，但也见证了民主制暴露弊端并逐渐走向极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苏格拉底深刻感受到了希腊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由于苏格拉底一生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所以关于他的思想大多是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载中找寻的。苏格拉底批评伯里克利不懂得道德是政治的资本，将雅典公民培植得骄纵、怠惰和狂野。他认为这是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源。[1]他抨击雅典的领导人素质低劣，人人都能够通过抽签来获得官职，使得政府里充斥着杂七杂八的人们，他们“从来未考虑过管理政务”。[2]这些人所作出的决议显然缺乏充分的合理性，是一种民主权利的滥用。他抨击政客利用民主制度操弄政权，也反对贵族寡头政治。他的理想是贤人统治，不是像波斯帝国那样的专制皇帝，而是由德才兼备的贤人执掌权力并以法治邦。因此，苏格拉底极力主张培养和鼓励真正有才干和熟悉政务的人去从事政治，也就是“专家治国”理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教育思想。
在苏格拉底看来，政治是技艺和知识，它需要自然禀赋，更需要请教和学习。他认为，政治家应当是训练有素的知徳兼备的专家。他赞赏治国齐家之才，并指出政治家本身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尤其要学习美德方面的知识。他认为所有希望从事政治行业的人与已经从政的人都需要不断学习必要的业务。如果统治者没有掌握国家事务知识，那么就不可能对国家或自己有好处。苏格拉底的这种政治专业化和知识化的理念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柏拉图。
2 柏拉图与“哲学王”思想
公元前431年，以雅典为首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两个联盟之间爆发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经典时代，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而柏拉图就是在这一战争期间出生的。他出生于雅典奴隶主贵族家庭，起初他打算继承家族传统而从政，但当时的雅典乃至整个希腊城邦已经不可挽回地衰落了。他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雅典被斯巴达打败，见证了雅典民主政体走向结束而被寡头政治取代，见证了傀儡政府“三十僭主”的残暴统治。虽然他们在统治八个月后被卷土重来的民主派所击败，斯巴达不得不与民主派建立了和平条约重建雅典的民主政体。然而，恢复后的雅典民主制已经变了质。“三十僭主”对苏格拉底恨之入骨却不敢杀他，而雅典民主派却以绝对公平的陪审团和真正的民主程序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这使得柏拉图对当时政体彻底失望。于是他开始四处游学，将兴趣转向哲学研究和教育活动并付诸实践，创办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的、以培养贵族子弟成为上层统治者为目的的高等学校，又称“阿卡德米学园”。
椎体转移性肿瘤常见于恶性肿瘤晚期，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限。目前对于脊柱转移性肿瘤的治疗存在不少争议，缺乏客观量化的标准来指导治疗方案［1-3］。脊柱肿瘤评分系统中，Tomita评分与脊柱转移瘤的预后密切相关，可作为外科干预决策的重要参考标准［4］。根据Tomita评分，4～7分者预期寿命较长，一般情况尚可的患者，可通过局限性手术来稳定脊柱，减轻疼痛，改善生活质量。
柏拉图认为，教育是实现理想国、培养统治者的根本手段。因此，他在学园中以培养未来哲学家为首要任务。学园也很重视各类学术研究和教学，是因为柏拉图把这些学科看作哲学家灵魂上升过程中的台阶。例如数学知识，柏拉图认为数学能激励人们上升到最高理性认识，对培养哲学家具有重要作用。柏拉图毕生经营学园，目的就是办成“哲学王”思想的直接阵地。学园里的一切活动、一切学科的学习和研究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理想，希望培养出的未来哲学家能在将来的政治现实中实现理想。因此，从根本上讲，柏拉图学园这种精英教育的目的是政治性的。学园不仅是培训统治者的基地，还为希腊世界已经获得政治权力的政治家们提供实际指导。
受苏格拉底的影响，柏拉图把希腊城邦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缺乏有德行、有能力的统治者，因此，他秉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政治专业化和知识化的理论，明确提出哲学家应该成为统治者或统治者成为哲学家，哲学王的统治是克服希腊政治危机和建立理想制度的根本出路，[3]也就是“哲学王”思想。柏拉图在《国家篇》中讨论了四种不完善的国家政体：荣誉政体善恶混杂，统治者单纯勇敢而无智慧；寡头政体富人掌权，统治者利欲熏心唯利是图；民主政体机会平等，但民众有意见而无知识，无法正确做出判断；僭主政体独裁者当政，暴力专制充满恐怖。他认为最好的政治形式是贵族政体，由理智和哲学王管理。由此，柏拉图提出了他所认为的理想国。[4]他将理想国中的公民分为治国者、武士、生产者三类，他们各司其职。治国者依靠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们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安全；生产者则负责提供物质生活资料。[5]按照柏拉图的理论，哲学构成国家的基础，哲学家应该掌握国家统治权，因而如何培养哲学家便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3 亚里士多德与“公共教育”制度
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84年出生在与马其顿相邻的一个希腊殖民地——斯塔基拉。他在成年之际迁居雅典，被送到柏拉图学园学习，此后二十年间他一直住在学园跟随老师柏拉图学习，直至柏拉图去世两年后离开。后受马其顿国王的聘请成为了亚历山大的老师，并创办了吕克昂学园。亚历山大去世后，亚里士多德受到了雅典人的指控，不得不逃亡避难。
他在论著《政治学》中指出，假如忽视了教育问题，一个城邦的政体将会遭受破坏。他把教育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这一点是受柏拉图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他的学生亚历山大。他发展了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认为统治国家的权力不能交给只会玩弄聪明的政客或诡辩家，而应当由有聪明才智之士担任。但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思想又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国家中都有十分富有、十分贫穷和居于中间这三种成分的阶级，他讨论了这些不同阶级公民的质量和数量在不同比例下所适合的不同政治体制，并从“中庸”出发，提出了他的理想之国。他认为，“一个城邦应该尽可能由平等和相同的人们组成，而这种人一般就是中产阶级”。[6]这个阶级是一个国家中最安稳的，他们既不觊觎别人的东西也不被别人觊觎，不谋害别人也不遭别人谋害。因此，亚里士多德指出，最好的政治社会就是中产阶级的公民组成的，由占人口多数而又相对稳定的中产阶级来治理国家，而不是极少数具有聪明才智的“哲学王”。他指出，城邦应当实行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他反对柏拉图对公民教育所做的绝对划分，不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经区别便终身有别，除了极少数大大超出常人的人。因此他主张实行公共教育，使全体公民接受教育，按照人的自然本性，以年龄决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青年时是被统治者，老年时担任统治者。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虽然在学园里接受了“哲学王”思想教育，也在理论上承认君王制和贤人制是好的政体，但他从现实考虑，可行的只能是民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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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导入方法没有绝对界限,有时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选择成功的导入方法能为学好一节课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因此，如果我们能在教学中，根据教学内容认真研究导入新课方法，选用合理的导入方法，能使学生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兴趣，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
他主张将教育纳入城邦法制轨道中，设立统一的教育制度，每个公民都是城邦的一部分，要使全体公民接受公共教育。他特别关注对儿童和妇女的教育，因为“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便是城邦的公民，而妇女占城邦自由人口的半数。”[6]他主张必须按照政体的宗旨和精神来实行公民教育，即教育为城邦政治服务，但同时他也没有忽略教育对个人发展的作用。为国家培养良好的、有教养的公民并不是教育的唯一目的，也不是最高目的。城邦对公民普遍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保障城邦的幸福。
通过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思想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苏格拉底之所以提出“专家治国”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雅典民主制逐渐暴露出的弊端影响，因此主张培养“知徳兼备的专家”来治国平天下。在苏格拉底经民主程序审议而被判死刑之后，他的学生柏拉图对当时政治彻底失望，明确提出了“哲学王”思想。亚里士多德在分析现实的基础上，发展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政治知识化和专业化，主张由中产阶级执政，实行包含儿童和妇女的面向全体公民的公共教育，并将教育纳入城邦法治的轨道。至此，古希腊教育思想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从“精英教育”的“公共教育”的转变。
参考文献
[1]柏拉图.高吉尔篇[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2]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苏振兴.古典时代希腊教育思想研究[M].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社,2011.
[4]柏拉图.国家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程兆敏.柏拉图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研究[D],济宁:曲阜 师范大学,2016.
[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10（2019）09（C）-0113-02
作者简介： 薛亚静（1996-），女，山东青岛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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