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业在长期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发展战略论文,作用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印度，就农业在长期发展战略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争议。本文运用实证分析法对其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证，得出了旨在摆正农业位置的结论。
一、模型的方法
在印度，占国内投资总额约半数的公共投资的任何变动都将导致各种商品、经济部门、社会经济团体等发生大量的反应，其中有一些由于涉及的效应的复杂性和多种平衡关系的存在而很难预测。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多部门模型以期抓住印度混合的开放型经济的基本结构特征，并定性地规定农业和工业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便充分估计公共投资变动的中期效果。
这一模型建立在由泰勒、撒卡和拉特索发展的静态模型以及1990年拉特索发展动态学说的基础上。整个模型由与动态、暂时调整模型相联系的静态和期内调整模型所组成。在每一期间，调整的幅度受到多方面的限制：①不可转换部门的资本存量和既定数目的耕作面积、灌溉面积以及农作物面积的固定分配；②非农业部门不完善的名义工资率指数；③对最终产品进出口的既定限制。在各期之间，资本的积累，非农业部门工资率的变动、耕作面积的扩大，由于农业投资引起的灌溉面积的变动以及农作物面积的重新分配等因素，均为调整提供了一定的弹性。模型的生产方面，被分成九个部门，其中五个是农业的：（1）大米；（2）小麦；（3）由粗糙的谷物、豆类构成的其他食物；（4）商业性农作物，包括种植物如茶、咖啡、糖、橡胶、棉花纤维以及其主要用作出口和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部门的中间投入品；（5）其他农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在非农业部门，对各种服务业（第9部门）和制造业进行了划分。制造业又分为化肥（第6部门）以及基础性的、中间性的和资本货物（第7部门），这两个部门为农业扩张的需要提供投资物品；消费品部门（第8部门）与农业密切相关，并且通过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部门来加以运作。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内部，无需划分注册和未注册的生产单位。
此模型建立在混合经济的条件之下，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国家直接控制仅占经济的一部分，而且，对工业部门公共投资的绝大部分都是集中进行的。在农业方面，公共投资显示了重要的、积极的外在性，并相当程度地增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国家对私营部门施加的影响，主要是间接地通过政策工具的使用如税收、补贴及可获得最低限度的支持价格等影响私人决策的办法来实现的。这个模型过去曾用来跟踪印度第七个六年计划，用不同变量的模拟值来描述印度经济可能选择的参照途径。在外生变量（政策）的变化预先给定的基础上，该模型用模拟试验的结果同参照途径进行对比，以期能洞察政策变动的效应和受私营部门行为决定的各种限制。用此方法，大多数政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量化。该模型的结果如何，关键取决于在分析过程中所遵循的各种假设，这些假设常常隐含于模型之中。因此，在深入讨论使用该模型所得出的结果前，我们首先给出对本模型的模拟结果有重大影响的三条假设：
首先，这一模型反映了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结构不对称性。为此，最关键的假设条件就是农业和工业部门对超额需求情况将作出不同的反应。具体说来，就是农业价格对农产品市场的变化能做出迅速的调整，而工业部门则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将通过产量调整来达到供需平衡。
其次，本模型假定出口和最终产品的进口由外生变量所决定，而对起补贴作用的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则由内生变量所决定，即取决于工业部门的生产水平。
最后，本模型还假定投资和储蓄的事后相等是由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所引致的。
二、模拟的过程
在深入讨论模拟试验前，根据1952年巴哈瑞描述的发展战略特征，来重新讨论印度农业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是很有益的。巴哈瑞认为：对发展战略中农业和工业哪个优先的讨论，归根结底就是讨论两部门中任一方的行为是否要受制于另一方的所作所为。这意味着如果农业部门的行为不受工业部门的限制，或者工业部门的行为随农业部门的行为变化而内生地进行调整的话，则可证明查克拉瓦堤提出的“农业优先”战略的正确性。同样，另一方面，政府如果采用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战略，则该战略就或明或暗地假定农业部门多少要随着工业化的需要而内生地进行调整。如果不能进行这种调整，工业化进程将陷入困境。从这一角度看，印度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的适宜性取决于这一假定的可行性：即农业部门是否会对工业化内生地作出相应调整。
正是基于上述框架背景，我们做了四次试验来评估“农业优先”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印度经济增长的中期影响。它们是：①为了评估一项成功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对国内经济（特别是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的影响，在试验ELI中，我们让非农业部门出口的增长率大幅度上升。②在试验RPII中，我们的目的是找出公共投资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后可能产生的含义。③试验ATFI旨在通过增加公共投资（这项投资来源于经济资源从农业部门的流出——相对于直接税）来加速工业的增长。④上述这些试验的结果将与试验ALI的结果相比较，后者采用的是“农业优先”投资战略。四次试验的结果列示在表1和表2中。注意：在下列的讨论中，实验的结果将与参照数（RR）相对比。
1.在试验ELI（出口主导型工业化）中，基础性的、中间性的和资本性的货物以及消费品和服务业的实际出口增长率，从参照数的年均10%增至年均12%。
出口需求的增长，非农业部门生产和收入的增加，导致以农业半成品需求的迅猛增长。农业供给相对地缺乏弹性使农产品价格上升，由此驱动消费价格指数（CPI）及非农业部门工资和价格指数也依次攀升。因此，EIL是膨胀性的。非农业部门出口的增长间接地刺激了农作物的生产，理由有两点：①与化肥相关的农作物价格上涨导致化肥投入的增加；②农业贸易的发展和私人农业投资的增加，可导致中期灌溉净面积和耕作密度的增加。两方面原因都使得农作物产量增加。农作物价格和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收入的增加，均对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和收入产生“第二轮”刺激。事实上，出口需求增加的影响不断膨胀，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年均GDP的实际增长率从参照数的5.2%升至5.4%。但是，在下此结论时，切记在模型中假定世界市场上与价格变化有关的国内通货膨胀率不会影响实际的出口增长。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国内通货膨胀的相对上升对实际的出口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的话，则ELI的膨胀作用将会相对减弱。最后，对ELI的两种效应值得提一下。①非农业部门出口的增长将导致收入在非农业工资收入者和农业收入者之间进行重新分配，重新分配的数额占按要素成本计算的GDP中的比例，从参照数的年均31.9%增至年均32.2%。②它也会导致国际收支平衡的重大改善，即国外储蓄在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年均GDP中的份额，在参照数中的2.1%降至ELI中的1.8%。在初始投资水平下，这种效应将迅速导致通货膨胀。
2.在试验RPII（公共投资的重新分配）中，我们减少了20%的农业公共投资，并把这部分投资重新分配到基础性的、中间性的和资本性的货物部门。
从中期来看，农业部门公共投资的减少（随后，私人农业投资也会减少）将导致净灌溉面积、耕作密度和农作物产量水平的降低。农作物产量的下降引起农作物价格上涨，由此使得消费价格指数和（非指数化）非农业部门名义工资率上升。这两项因素提高了非农业部门产品的补贴价格。农产品价格上涨还迫使消费者在农产品上花费得更多（这些农产品相对缺乏价格弹性），而在非农产品上花费得较少。随之而来的说，对非农产品的最终需求将会减少。由于农作物产量的下降，农业部门对来自于工业部门的中间投入产品的需求也会降低，从而使国内市场对非农业产品的需求进一步缩减。结果，非农产出减少，实际工资和补贴收入也将相应下降。非农业部门收入降低，转移了农作物价格上涨的压力，最终致使试验RPII仅仅在边际意义上才是膨胀性的。由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每年增长7.7%。农作物产量和非农产出的下降使得对工业公共投资重新分配的减少。按市价计算的GDP年实际增长率从参照数的5.7%降至5.5%。最后，由于RPII（直接或间接地，减少了税收收入和通胀引起的对食品和进出口补贴部分的更高支出，RPII对政府预算所起的作用是负效应的。
3.在试验ATFI（农业资助工业化）中，对农业收入的直接税率从参照数的0%上升至2.5%，因农业直接税率上升而增加的税收收入，部分被用于增加基础性的、中间性的和资本性的货物的公共投资。ATFI的瞬间效应是双重的：①直接税的增加减少了可支配的农业收入，引起农业劳动者最终需求的减少；②公共投资的增加提高了基础性的、中间性的和资本性的货物生产上的设备利用和生产能力，导致（多步骤地）非农业部门收入的增长。因此，由于试验ATFI，收入和有效需求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间将得到重新分配。给定边际预算份额的初始数（如农业品的农业劳动者的边际预算份额高于非农业品；非农业品的非农业消费者的边际预算份额高于农业品），这种收入的重新分配将导致对农产品需求的下降和对非农产品需求的上升。结果，农产品价格下跌，非农业设备利用率上升。农产品价格的下跌，消费价格指数的降低，将导致非农业部门的名义工资下降。因此，试验ATFI是非膨胀性的。
从中期来看，以下两点解释了为什么农产品价格的降低将会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①与化肥投入相关的农作物价格下降和化肥使用减少，会引起产出水平的下降；②农业贸易条件的恶化和私人农业投资需求的减少，将会导致净灌溉面积和耕作密度的降低。农作物产量和价格的下降，降低了实际农业收入，导致非农业产品国内市场规模缩减以及会对非农业收入起负作用。但是，就基础性的、中间性的和资本性的货物生产部门来说，其公共投资的增加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总能抵消由此产生的这种对非农业部门收入的负效应。结果，非农业产出和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开始提高。实际上，在ATFI下，投资战略的巨大变动对以市场价格计算的GDP实际增长率的影响是很温和的，但却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实际农业收入的下降对实际GDP增长的影响是有限度的。ATFI有利于非农业部门的工资收入者。按要素成本计算的GDP的份额从参照数的37.3%增至37.6%，GDP中农业收入的份额开始下降。在ATFI下，因价格下跌引起的对食品和出口补贴这部分支出的减少以及从直接税中增加的收入，均对政府预算具有积极的影响。
4.在试验ALI（农业主导型工业化）中，农业公共投资年均增长20%，而对基础性的、中间性的和资本性的货物部门的公共投资，在第七个六年计划期内年均降低20%。
ALI的影响是农产品价格微有下降。在总公共支出的某一固定水平上，这种细微下降全部归咎于耕作密度增加而引起的农作物生产增长率的提高。耕作密度的提高取决于公共和私人农业投资增加而扩大的净灌溉面积，因公共投资的增加会引起私人农业投资的增加。与需求相关的农业供给的增加导致农业价格下跌（在补贴价格支持方案下），这并不否定因产出增加而产生的收入效益。因此，农作物产量增加提高了农业收入，增加了（中间性的和最终的）农业劳动者的需求，导致非农业生产和收入的增加。这意味着其增加了工业部门对农业商品的最终需求，以及由于国家资助而增加的灌溉面积使农业有能力对更快的工业化进程作出“平滑的”调整；这与以工业主导型发展战略为特征的试验ELI和RPII下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试验ALI是强增长性的。在第七个六年计划期间年均GDP实际增长率为6.0%。随着模型中所有收入群实际收入增长率的提高，试验AL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而不象早期“工业优先”试验中对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因此，采用“农业优先”策略，就公共投资的分配来说，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将会同等受益。最后指出，农业投资增加使国内总投资占GDP的份额增加。为筹集这部分增加的投资额，就必须通过净公共储蓄来增加储蓄额，这部分在GDP中的份额从参照数的年－2.3%上升到年－2.1%。政府预算状况的改善是多重因素结合的产物，包括实际GDP增加引起的从直接税和间接税收入中增加的收入及因价格下跌使食品和出口补贴支出的减少。
三、结论
本模型的结果表明：在印度，由于不考虑农业和工业的相互依存性，而提出的那些支持工业增长的政策建议，最终将被证明是失败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动对需求的影响。需求大于供给将导致过高的农业价格，从而会限制国内非农业商品市场的规模，原因在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将迫使消费者在农产品上花费更多。过低的农业价格同样会减少对非农业商品的需求，原因在于低价格会导致低水平的农业产出和农业收入，进而导致农业部门对工业半成品和产成品的低水平的需求。对农产品供需调整的不对称性使农业部门作为限制性部门而表现为明显的分界性的特征。给定特定的需求结构，非农业部门生产的增长即刻导致对农业半成品和最终产品的需求增加，而作为供给方的农业部门，为生产能力的扩张而对资源和投资所进行的重新分配的调整，须要很长时间才能生效。在用政策进行干预时，若不考虑农业供需调整速度的不对称性，则决不会产生理想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的工业化仅能说是农业主导型的，这是1987年查克拉瓦堤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我认为这里所采用的方法有利于澄清农业——工业失衡的原委。对印度最近在政策制定中一些主要的方向性变动的背景来说，做出这个政策性的结论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结论还须在某些主要方面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因为得出它们是基于一个假设，即对农业增长的最终限制仅仅取决于农业基础结构的有效性和可得性，（特别表现在农业灌溉方面），而相对忽视了制度性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虽然，对制度性因素如何影响农业增长而进行检验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有理由相信，把这一因素加进本模型将会进一步充实本文的主要结论。而且，虽然在灌溉上缺乏足够的公共投资可能不是农业发展的唯一限制，但它一定是主要的限制条件。
译自《剑桥经济学杂志》1995年
（曹军译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