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主要是从其产生的时间上来确定的，而是有其特定的内涵，即“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特指那些主张公有制可以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相容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区别于经典作家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尽管它们都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但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经典作家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无商品的直接的社会生产，而“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一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从“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它不是由经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理论上某种矛盾而引发的，而是在经验事实与原有理论出现矛盾时提出的，并且是随着改革实践不断深入而发展的。
因此，“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它的诞生之日始，就与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相联。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到了重要关头的时候，“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
1.我建议使用“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用以概括主张公有制可以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相容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区别于马克思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尽管它们都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但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无商品的直接的社会生产，后者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一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因此，与其说“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经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如说是一种“修正”。以至于用单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称难以包容这种相互矛盾的理论，因为当我们说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人们无法判断指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而使用“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可以克服这种矛盾。
2.经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下称经典政治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布哈林、斯大林等经典作家创立的。它的基本思想体现在他们的经典著作里：《资本论》（马克思，1867年），《反杜林论》（恩格斯，1877年），《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1875年），《国家与革命》（列宁，1917年），《过渡时期经济学》（布哈林，1920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1952年）。这些著作表达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经济思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生产将消除，社会经济将实行直接的社会生产；社会成员将根据其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获得个人消费品。如果我们不去分析这种理论的某些假定的前提条件是否充分的话（例如社会是否有能力组织直接的社会生产？）那么，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是严密的，其内部结构也是一致的。
3.有人以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有关利用商业与市场的措施表明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新经济政策只是列宁被迫采取的一种向农民让步的暂时性策略。这是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实行的某些措施（例如余粮收集制），在内战结束以后难以为农民所接受，导致年轻苏维埃政权与农民的严重对立。这使列宁意识到，在现阶段，在农民仍然是个体经济的时候，只有通过商业才能实现工农之间的联系。因此，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称作暂时的退却。这就是说，列宁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无商品生产的直接计划的经济。
4.尽管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生产的理论，但我仍然把斯大林思想看成是经典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说，斯大林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已不存在着商品生产了，只是由于现阶段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低，还需要一个集体所有制作为过渡时期，因而工农之间还存在着商品交换。这就是说，斯大林认为标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全民所有制，它是一个无商品的经济。同时，在实践中，斯大林也没有承认农业的集体所有制地位，对农业生产的直接的计划控制，对农产品的政府定价与统购统销，实际上已经否认了农业单位的商品生产者地位。
5.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大约在50、60年代。但对“直接社会生产”是否可行早在20、3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1918至1921年，列宁试图建立一个无商品的社会主义实物经济即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尽管其中某些措施与当时的偶然的历史条件有直接联系），这是经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实践。虽然由于时间较短，“直接社会生产”的一些重要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实施（如取消货币），但这种体制能否有效运行却已经引起了怀疑。当时的经济学家克里茨曼就指出，在无产阶级实物经济中，由于大量的互不相同的经济利益主体存在，同样导致了无政府状态。关于这一点，作为战时共产主义的另一位创始者托洛茨基，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我们试图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组织一切，分配一切，机器运到哪里，原料运到哪里，成品运到哪里，由统一的中心通过它的负责机关来决定，来分配，结果我们这个计划碰壁了。我们的错误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只谈经济方面，错误在于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领域里承担了力所不及的任务。在国家的现有条件下，在它自身的技术、生产和组织水平的现状之下，它没有能力以集权主义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没有说明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实行这种集中的实物经济，但他指出，即使现在德国工人夺取了政权，我们肯定不会劝告他们把一切都合并起来，在这一切之上放上一个实行统一分配和统一消费的国民经济委员会。
6.几乎在同一时间，西方经济学界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集中经济是否可行的争论。1920年，米塞斯的论文指出，合理的经济计算的前提条件是市场中形成的能够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而这种价格体系又是以私有制竞争市场为基础，而社会主义取消了这种竞争性市场基础，因而也就不存在着合理的经济计算。在这次争论中，兰格反驳了米塞斯的上述观点，兰格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里，政府可以通过“试错法”，比市场更有效地模拟出合理的价格体系，因而社会主义经济是能够合理地配置资源的。在这里，兰格实际上是否定了“直接社会生产”的可能性，强调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模拟市场机制的必要性。
7.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早对经典政治经济学的修正是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理论。南斯拉夫的自治理论是在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只有社会所有制才能克服劳动同社会资本的异化，克服在私有制条件下造成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成果同劳动者相分离的现象，而斯大林的国家所有制则必然出现官僚主义，导致劳动者同生产资料与剩余劳动的异化，因此必须废除国家所有制，实现企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即企业自治、社会自治模式。否定了国家所有制，也就取消了集中的计划模式，商品货币关系也就成了企业之间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但南斯拉夫理论一直没有成为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思想。原因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人们把它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是修正主义，因而不可能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同时，社会自治理论本身也使人难以把握，根据南斯拉夫人的说明，社会所有制指社会财产既为每个人所有，又不为具体人所有，它不是集体所有，不是国家所有，更不是私人所有。产权界限如此不清，就难以有真正的市场竞争的效率。因此，尽管依靠着政治热情，南斯拉夫经济曾经出现过一定程度的繁荣，但这种社会自治理论终究没有经受住实践的检验。
8.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学家对经典政治经济学广泛地提出异议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严重浪费、低效率、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使人们逐步发现全面指令性计划体制的局限性，认识到“直接社会生产”的内在矛盾。因而从理论上“修正”这种理论成为时代的要求。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说明，中央政府由于其理性有限，不可能实现直接的社会生产；指出社会主义企业仍然存在着自身利益要求，无视这种利益要求必然导致生产中的浪费与低效率。1961年，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在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一书中指出，企业经常性的经济活动决策，如产量与产品结构、投入品的选择、产品的销售与生产方法等应由企业自行作出，由于需求结构复杂又处于不断变动中，因此不能期望中央一级能够对供给与需求的详细结构作出正确的决策，因而他认为在计划经济里引入市场机制是十分必要的。1962年，奥塔·锡克在《经济、利益、政治》中指出，由于受社会生产力水平限制，由于经济利益仍然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直接动力，因而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具体耗费的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的矛盾，这就使得个人与企业的劳动带有个别性、局部性，还不能以直接的社会劳动出现。
9.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当然，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着更为广泛的内容，我把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实行直接社会生产而需要市场机制的理论都纳入它的范围，例如，布鲁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市场机制，但他不同意把社会主义经济定义为商品经济。尽管这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肯定是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思想。人们寻找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这其中有社会分工说，多种所有制说，经济利益差别说，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说以及两权分离说，等等。应该说，虽然每一种观点都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还没有一个为大家认可的富有逻辑的结论。主要的难题在于如何说明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它们的社会劳动量仍然需要通过市场的波动才能确定，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仍然表现为商品货币关系。这表明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很不成熟，还缺乏一个内部结构一致的理论体系。
10.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成熟还表现在它对改革实践的指导上。60年代中期，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各国都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指导下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的管理权限，以利润留成形式刺激企业的活力，强调经济手段在宏观调节中的作用。在这一次改革中，匈牙利模式最引人注目，可以把它看成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典型模式。其特点是取消了中央对企业所有的指令性指标，中央只对重大的长远的经济活动作出计划，这种计划不再分解到企业，企业可以直接面对市场作出自己的决策，中央对企业的控制转为间接控制即经济参数的控制。不过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是十分有限的，并且很快就出现了反复。70年代，原苏联东欧都从原有的改革立场上退了回去，但重新集中化只是死路一条，于是80年代再次出现改革浪潮。问题是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提供更加深入的改革思路，走不出统死、放乱、乱统的怪圈。这其中的原因是：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否认“直接社会生产”的可能性，提出引进市场机制的必要性，这是正确的，但要求企业根据市场变化自行作出决策的前提是企业必须成为独立的经济利益的主体，否则企业的决策将会是盲目的无理性的，因而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要赋予企业一定的经济利益，这也是正确的。但问题并未到此结束，企业的独立的经济利益是以独立产权为基础，当企业财产仍然是全民所有的时候，企业就将仍然依赖政府，企业将不惜牺牲公有财产而谋取自身利益，出现“负盈不负亏”的短期行为。显然，原苏联东欧的改革家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但他们认为这一步是不可跨越的，因为要求全民企业财产独立是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不相容的。正如布鲁斯在后来的总结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一元化的国家所有制的框架内，我们再也不能继续前进了。”（布鲁斯，1988年）。科尔奈则把60年代以后提出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理论家称为天真的改革家，他说，如果以为废除了指令性指标，就具备了市场顺利运行的充分条件，未免过于天真了（科尔奈，1986年）。因此，80年代后期，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在原苏联东欧已告终结。
11.8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提出了塑造全民企业独立产权的问题，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但应该承认至今这个理论还有待于探索，在实践中试图通过股份制形式明晰全民企业产权的实验也还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明。道理是简单的，全民所有制意味着全体公民对财产的平等地占有，在这里产权占有的主体是全体公民，这个占有主体是不能分离的，任何从这个全体独立出去的公民就失去占有的权利。这里的占有客体即全民财产也是不可分割的，不能把全民财产的产权分割为一部分一部分由分散的公民去占有，这样就必然演变为私有产权，这就是说全民所有企业的产权独立是同财产全民所有的本质要求相矛盾的。如果这个分析是符合理论逻辑的话，那么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实是难以跨越这一步的。
12.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由经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理论上某种矛盾而引发的，因而它不是对原有理论的完善，不是顺应经典政治经济学自身逻辑而向前发展的。它是在经验事实与原有理论出现矛盾时提出的，并且是随着改革实践而不断深入发展的。最初，他们看到集中计划体制与现实经济生活的矛盾，因而他们对“直接社会生产”的可能性表示了怀疑，由于政府理性的有限，又由于信息上障碍，由政府确定所有企业的投入与产出必然导致社会供求脱节与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要求引入市场机制，由企业面对市场自行调整自己的决策。这是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背离”经典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步。但要求企业拥有经营活动的决策权，就要使企业成为具有自身经济利益的主体，使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能够作出符合社会利益的决策，于是后社会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利润留成”等理论，这可以说是它“背离”经典政治经济学的第二步。因为在原有理论里，企业是不具有自身利益的，它的所有投入与产出行为都是由社会中心来确定的，它只是国民经济这个大工厂里的一个车间。问题是仅仅承认企业自身利益还不行，当企业拥有自身利益并有经营决策权时，如果没有独立的产权约束，企业将会“胡作非为”，这也许是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时所没有考虑到的难题。显然，要想继续发展，必须迈出这第三步，即承认各个全民企业拥有排他性的独立产权，但这样一来，可能否定了财产全民所有制的本质要求，从而也否定了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身。
13.其实，这个矛盾在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背离”的第一步就已经种下了。理论逻辑是如此简单，马克思并不是基于某种平等的道德观念提出财产的共同占有，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化生产要求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结束，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对生产的有计划调节，全部的生产联系就不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是由理性的集体所把握。这样，否定直接社会生产可能性，提出以市场机制取代直接计划就等于承认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仍然要由市场来调节，生产过程仍然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既然如此，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是什么？更为严重的是，财产的共同占有，不仅是直接计划的经济基础，而且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现在却要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塑造企业之间相互独立的产权，这又如何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容？显然，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继续发展，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上述难题作出正确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