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文学阅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人眼里，没有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西方作家的阅读书目，就没有莫言。纯粹从他的小说观念、结构方法和地域性等来看，这种观点当然没错。但他毕竟是一个有三十多年创作史的著名作家，如果仍按其早期创作谈去分析他复杂老练而多元的小说世界，就无疑把莫言看小了。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他直接和间接地谈文学阅读的文章就有几十篇之多。这让人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史的延长，都会迫使研究者在延长性的视野中去重读过去熟视无睹、而对莫言创作道路来说却非常重要，尤其是对观察这三十年文学也许非常值得的诸多文献材料。这种工作，是力图超出固定在评价史中的莫言的“小阅读史”，修复和再现他的“大阅读史”。一定意义上，它不单对重新观察莫言，即使是对重新解读与莫言同时代的其他小说家都是必要的。 2001年，在与王尧教授的一次谈话中，莫言坦承：“我二十岁以前就读了这些书，基本上是‘红色经典’，再就是那几部古典的经典。外国文学，除了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外，再就是在我大哥的《文学》课本上读了上边所说的那几篇。”①莫言提到的红色经典是《苦菜花》《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红旗插上大门岛》《吕梁英雄传》《红日》《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红岩》《保卫延安》《红旗谱》《踏平东海万顷浪》《三家巷》，以及《文学》课本上茅盾的《林家铺子》、郭沫若的《屈原》、老舍的《骆驼祥子》、普希金的诗和安徒生童话，古典文学则是《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等。 莫言在《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中说：“一九五六年春(据父母说我是一九五五年生，待查)，我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三份子村。”因家乡偏僻贫困，“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边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②家里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哥哥、姐姐等等，老小十几口，是村里人口最多的家庭。父亲是大队干部，为人严肃方正。大哥考上上海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后当中学教师。莫言小学五年级失学，在家放羊，曾在桥梁工地做小工。文学作品在村里被称为“闲书”，读闲书在人们心目中被认为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所以，父亲对莫言读闲书很反感。后来听老师说看“闲书”可提高作文水平，才略微放松管制。对少年莫言来说，没书读苦恼，有书却不让读更为苦恼。1996年，他在《童年读书》一文中回忆：“怕我因看‘闲书’耽误了割草放羊；我看‘闲书’就只能像地下党搞秘密活动一样。”一次“借到《青春之歌》时已是下午，明明知道如果不去割草羊就要饿肚子，但还是挡不住书的诱惑，一头钻到草垛后，一下午就把大厚本的《青春之歌》读完了。身上被蚂蚁、蚊虫咬出了一片片的疙瘩。从草垛后晕头涨脑地钻出来，已是红日西沉。我听到羊在圈里狂叫，饿的。我心里忐忑不安，等待着一顿痛骂或是痛打”③。他二哥也是书迷，大他五岁，借书路子广。二哥看书时，莫言就站在后面，伸长脖子飞速地看。二哥有时会把书藏起来不让他看，他就乘哥哥不在时偷出来读。一次，莫言从同学那里好不容易借到了《三家巷》，结果被二哥抢走先看，他打不过二哥，追也追不上。 少年多难，但书和文学梦无疑向莫言敞开了外面新奇的世界。他大哥和村里有知识的人，正是帮他打开这扇窗子的人。“到了七十年代，我的邻居家遣返回来一个老大学生，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在校读书时即被划为‘右派’。他尽管因为嘴巴乱说话而获罪，但恶习难改，老是给我灌输‘三名三高’的思想。什么刘绍棠‘为三万元而奋斗’，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等等。在他的渲染下，我感觉到作家都是了不起的人。一个人能写出一部书来，一下子就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我问他：‘叔叔，如果我能写出一本书来，是不是可以不在农村劳动、可以吃饱饭了？’他说：‘岂止是可以不在农村劳动，什么都有了，你想吃饺子，一天三顿就可以吃了。’”④受到这位落魄的老大学生的鼓励，怀着一天吃三顿饺子，可以离开农村的不切实际的梦想，1973年在胶莱河水利工地劳动时，莫言用几毛钱的补助买墨水盒笔记本，模仿流行的题材和创作方法，开始偷偷写起了长篇小说《胶莱河畔》来。但因为干完活已筋疲力尽，吃着饭就累得打起呼噜，这部长篇最终夭折。在“文革”蒙昧时代，与莫言同时代的路遥、王安忆、张承志、韩少功、贾平凹等作家，也都曾在底层社会里奋斗挣扎过，有过相类似的命运遭遇。⑤像许多同龄人一样，莫言也想通过写作能进“写作组”、县文化馆、参军或者上大学。文学创作在无形中激励着那一代青年人，并悄悄启动了新时期文学的闸门。 读什么人的文学作品，就受什么人影响。这种影响痕迹会被作家成名后经常提到的其他作家的作品压抑和遮蔽，若将这阅读前史纳入综合性的视野，来考察一个作家几十年的创作道路却是相当重要的。对那个年代青少年读者为什么在读红色经典时偏爱其中爱情和性爱描写的现象时，王尧教授做过精准的分析：五六十年代文学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往往用写‘正史’的方式来解释来叙述历史，现在看大多数作为小说来讲是失败的。用‘野史’的方式来写小说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红色经典“那些打动我们的东西往往是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之外，是一些边缘性的东西”。⑥爱情包括更大胆的性爱描写，都被视为非法的当然就是时代的边缘性的东西。莫言在回忆他读那些小说的感受时说：“《苦菜花》里面，有许多残酷的描写，对战争中性爱的描写也是非常大胆的，里面写到了长工与地主太太之间的爱情等，写到了一个有麻子的男人与自己的病秧子媳妇的爱情等，当然也有革命青年德强与地主女儿(实际上是长工的女儿)杏莉之间美好的爱情，但就是这唯一美好的爱情，作家竟然让他们没有成功，他把那个美丽的女孩子杏莉给写死了。我觉得《苦菜花》写革命战争年代里的爱情已经高出了当时小说很多。我后来写《红高粱家族》时，恰好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小说中关于战争描写的技术性的问题，譬如日本人用的是什么样的枪、炮和子弹，八路军穿的是什么样子的服装等，我从《苦菜花》中得益很多。如果我没有读过《苦菜花》，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红高粱》是什么样子。所以说‘红色经典’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很具体的。”⑦ 有些研究者轻易相信莫言小说是全面接受马尔克斯、福克纳西方作家的影响才取得成功的。这都是凭读作品的直观感觉，而不仔细分析他的文学见解所得出的草率的结论。但这种结论无疑是相当有效地塑造了莫言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形象的。1987年初，莫言在回答《文艺报》记者陈薇、温金海“你喜欢哪些作家”的问题时老实承认：“福克纳的我自然很喜欢。”但看得并不多，也就十多万字。他还喜欢其他作家，“比如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霍桑、棱茨、怀特、川端康成等。”又说：“我特别喜欢后印象主义凡·高、高更的作品。凡·高的作品极度痛苦极度疯狂；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高更的东西，它有一种原始的神秘感。小说能达到这种境界才是高境界。我现在知道如何走向高更了。”⑧ 1985年前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闯开中国的大门，大多数作家都被卷入这股势不可挡的文学浪潮中，莫言自然也不例外。“每隔上一段时间，我就翻翻福克纳的书。”“我读他的书时，就像跟我们村子里的一个老大爷聊天一样”“天南地北，漫无边际。”⑨必须承认，在莫言走上文学道路并成为优秀小说家的过程中，福克纳这位前辈作家的激励和深刻影响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也应该明白，莫言是鲁迅和沈从文那种一开始文学意识就很成熟的作家，他经历的文学习作期很短促。今天看来，他刚登上文坛创作的《民间音乐》(1983)、《白狗秋千架》《枯河》《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爆炸》(1985)、《红高粱》(1986)、《欢乐》(1987)等小说，毫无疑问是应该被列入世界一流中篇小说的长廊里的。⑩正像鲁迅一上来就是《孔乙己》《祝福》一样，莫言一上来就写出《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和《欢乐》等作品，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凭借文学史经验能看到，莫言虽深受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但并不像当时大多数人那样盲目地跟着走，他是很早就有了自己的艺术定力的。(11)在一次访谈时，他对自己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做了值得注意的清理：“在85年到90年代初的这一段时期，我的写作基本上凭着的是一种直觉，是完全在无意识当中达到了这种效果。现在回头检讨起来，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是无意识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有人说我是受马尔克斯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我想得出这个结论也主要是来自于我在80年代的这一批作品，像《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爆炸》等，但实际上关于马尔克斯，关于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我也是浅尝辄止，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完，因为当时读了大概有十几页，特别冲动，第一反应就是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就像当年马尔克斯在法国读了卡夫卡的小说的感觉一样。第二个反应是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小说可以这样写，如果早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没准我就成了中国的‘爆炸’文学的发起人了。也就是说马尔克斯实际上是唤醒了、激活了我许多的生活经验、心理体验，我们经验里面类似的荒诞故事，我们生活中类似的荒诞现象比比皆是，过去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写成小说呢？这样一种小说怎么能传达真善美去教育我们的人民呢？既然马尔克斯的作品是世界名著，已经得到了世界承认了，我们看后就恍然大悟，甚至来不及把他的小说读完，就马上拿起笔来写自己的作品，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马尔克斯就像一列火车一样，用巨大的惯性带你往前横冲直闯，所以我想我的《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等小说里面确实是受到了马尔克斯或者说拉美的爆炸文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不是很单纯的，因为同时我也读了福克纳的小说，同时我还在‘军艺’的图书馆里面反复阅读了欧洲印象派画家的很多作品，像凡·高、高更等。这些现代派画家的作品带给我的震撼一点也不亚于《百年孤独》。那种用颜色的方式，那种强烈的对比，那种想象力，凡·高笔下的树、星云等事物，都和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完全不一样，这种对画家、对美术的学习对我的小说风格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早期的小说里面有大量的关于色彩的描写，有人说是一团一团化不开的色块，就来自于对这些绘画作品的学习和借鉴。当然我对美术是一窍不通的，完全是凭着感觉来看。”(12)在处于八十年代第一次创作高峰的时候，莫言虽意识到这些作家艺术家给了自己“写作的方式”，但已经在用个人的方式从事小说创作了。与此同时他强调，研究者之所以得出那些结论，根据的恰恰是他“早期的小说”，而不是根据他后来的许多小说来分析的。这些结论是以“撕裂式”的方式来建构莫言小说世界的整体形象的。如果仅凭于此，那么我们就无法面对和解释九十年代后更凸显莫言个人特色的“长篇小说创作年代”。 不论人们怎么评价莫言中篇和长篇小说的优劣长短，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莫言通过长篇开始了他另一个不同于八十年代的创作年代。这个年代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它自觉和有意识的“再次中国化”。1995年，他在《〈丰乳肥臀〉解》中谈到观看雕塑油画幻灯片、走访霍去病墓、高密聂家庄泥塑以及母亲的死等等写作的缘起之后，明确地解释说，在这些东西里面：“感动着我令我冲动给我力量的是一种庄严的朴素”，“我在《丰乳肥臀》中描述了高密东北乡从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变成繁华市镇的历史，描写了这块土地的百年变迁。母亲们和她们的儿女们在这片土地上苦苦地熬煎着、不屈地挣扎着，她们的血泪浸透了黑色的大地又汇成了滔滔的河流。”(13)外国文学这根“拐杖”，被作者悄悄扔掉了。过去那种以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的小说技巧来开启某篇小说创作的历史，也正在这里谢幕。《〈四十一炮〉后记》说：“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这是写作这个职业的唯一可以骄傲之处。”然而，“与任何事物一样，作家也是一个过程。”(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檀香刑〉后记》说：“1996年秋天，我开始写《檀香刑》。围绕着有关火车和铁路的神奇传说，写了大概有五万字，放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明显地带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于是推倒重来，许多精彩的细节，因为很容易有魔幻气，也就舍弃不用。最后决定把铁路和火车的声音减弱，突出了猫腔的声音。尽管这样会使作品的丰富性减弱，但为了保持比较多的民间气息，为了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牺牲。”他承认：“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的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联系到1987年莫言此前与《文艺报》记者陈薇、温金海的对话，人们会惊讶于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态度的反差之大，同时意识到，鉴于他是一个“成熟作家”，这种“自我反思”也许早已开始、只是大家当时不曾注意它的默默潜流罢了。《檀香刑》的成功，也就是摆脱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功。所以，《〈天堂蒜薹之歌〉自序》说：“我写的还是我熟悉的人物，还是我熟悉的环境。”“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在《蛙》的“自序”中，作者以人物蝌蝌之口告诉日本学者杉谷义人和读者说：“先生，我想写一部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的话剧。”(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在《生死疲劳》封底，出版社策划和编辑代替莫言说：“《生死疲劳》是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在莫言对伟大古典小说呼应的那一刻，聆听到了‘章回体’那最亲切熟悉的大音。”(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这部长篇的文体形式是一次创作的大撤退，鲁迅从《狂人日记》退回到《故事新编》，莫言从《金发婴儿》《球状闪电》退回到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历史在这里重叠，没必要感到惊诧和奇怪。 经过这番整理，可以认识到莫言文学阅读经验中不独有众所周知的外国文学“小阅读史”，重要的是还有一个更丰富庞杂的“大阅读史”。这个大阅读史包括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十七年”红色经典和民间文艺等四个方面。(14)他说，整个八十年代“我们阅读了许多的西方的作家的作品，这些外部来的成功的作品产生了一种摧枯拉朽的作用”(15)。同时又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奇书，是奇人和奇才之集大成者，“他笔下那些成功的人物都有出奇之处，都有行为奇怪、超出常人之处。而所有的奇人奇才，都是独步的雄鸡、行空的天马”，例如光彩四射的项羽等人。项羽“奇在他是一个天生的战斗之神。韩信奇在以雄伟之躯甘受胯下之辱，拜将后屡出奇计，最后被糊糊涂涂地处死”。(16)而“像蒲松龄写作的时代、曹雪芹写作的时代，没有出版社，没有稿费和版税，更没有这样那样的奖项，写作的确是一件寂寞的甚至是被人耻笑的事情”。两位作者“作为一个老百姓，进行了他们的毫无功利目的的创作，因此才成就了《聊斋志异》、《红楼梦》这样的伟大经典”。他为此感叹道：“这样的心态下的创作，才有可能出现伟大的作品。因为那种悲凉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是触及了他心中最疼痛的地方的。”(17)对鲁迅、沈从文等作家，他也有精到独特的评价：“除了如《故乡》、《社戏》等篇那一唱三叹、委婉曲折的文字令我陶醉之外，更感到惊讶的是《故事新编》里那些又黑又冷的幽默。尤其是那篇《铸剑》，其瑰奇的风格和丰沛的意象，令我浮想联翩，终生受益。截止到今日，记不得读过《铸剑》多少遍，但每次重读都有新鲜感。可见好的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耐得重读。”“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写出一篇这样的作品其实就够了。”(18)“我们可以想想沈从文的创作，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保持着真正的民间的立场和视角。他写那些江边吊脚楼里的妓女，如果是知识分子立场，那就会丑化得厉害。但沈从文却把她们写得有很多的可爱之处。因为他对这些妓女的看法与那些船上的水手对她们的看法是一样的。”(19)这段文字，最为精彩的就是“因为他对这些妓女的看法与那些船上的水手对她们的看法是一样”这句话。没有独特眼界的人，说不出这样不经意的超凡脱俗的话。 深入探究莫言的“大阅读史”，对更为丰富地认识他的文学世界有异乎寻常的意义。首先因为，当八十年代莫言刚刚走红文坛时，当时深受西方现代派文学观念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必然会选择文学新潮和作家作品中的某些突出部分作为确定“这一个莫言”的根本依据。这种依据一直蔓延到文学史教材、大学课堂和人们今天对莫言的固定印象中，连作家本人都不得不跟着这么说(当一个青年人还没有成为经典作家的时候，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面前表现出来的弱势姿态相当普遍)。而作家的“这么说”，又影响着一批批更年轻的批评家和研究者对这个“小阅读史”深信不疑，进一步地相互传播，深耕细作。这种情况下，作家的“大阅读史”就变成了沉睡在他文学世界下的一座冰山。假如莫言没成为经典作家，拥有了对自己作品越来越大的发言权，这座冰山也许将永远沉睡着不见天日。其次因为，鉴于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地图重绘中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一些有心的研究者就想打破现有的结论，撬开冰山下那座沉睡的“大阅读史”，借此看一看真实和全部的莫言的文学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更勇猛的年轻研究者，则想挑战前辈的权威，重新获得与经典作家展开对话的权利，这个“大阅读史”就成了他们叩问历史之门的重重的铁环。年轻研究者是想绕开关于莫言研究的旧习陈规，与这位试图自己来解释自己作品的大作家结盟。只有这样，“大阅读史”的历史文献价值才不至于是一些废纸碎片，才可能以“过去”来参照“今天”。最后因为，发掘并分析莫言的“大阅读史”，可以让人看到一个更真实、完整和全面的1980年代的文学生态，了解那一代作家是怎么走过来的。在他们文学世界的形成史中，不单有1980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的巨大影响，也有他们童年少年时代不自觉和零乱的文学阅读，这些阅读中包括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作品、十七年红色经典作品和民间文艺资源是不应该被随便剔除出去的，相反只有把它们重新拿回来，莫言的文学世界才是丰富浑沌和气象万千的。进而言之，以莫言为个案，我们发现1980年代的文学原来竟是精彩纷呈的，同时又是鱼目混杂的。这就像没有晚清作底色，是不可能走出鲁迅、周作人等“五四”作家一样；没有作家们在十七年的成长史、阅读史，怎么可能想象会涌现出莫言、贾平凹和王安忆这一批1980年代作家呢？ 2014.12.3 ①④⑥⑦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②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③莫言：《童年读书》，《北京秋天下午的我》，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⑤七十年代王安忆人在乡下，心却在上海。她坦率地承认：“说来说去，我写作的初衷只是为了找一条出路，或是衣食温饱，或是精神心情，终是出路。”(参见王安忆《自述》，《小说评论》2003年第3期)从1968年起，韩少功在湖南汨罗县插队，后在县文化馆工作，前后六年。此间开始文学创作，零星有作品发表，例如《红炉上山》(《湘江文艺》1974年第2期)、《对台戏》[(“文化大革命好”征文)，《湘江文艺》1976年第4期]等。(参见李建立访谈《文学史中的“寻根”：韩少功访谈录》，《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在其他作家的创作谈、访谈和随笔中，也有这种记述。 ⑧莫言、陈薇、温金海：《与莫言一席谈》，《文艺报》1987年1月10日、17日。 ⑨莫言：《说说福克纳老头》，《北京秋天下午的我》，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⑩我认为在莫言同代作家中，贾平凹、王安忆也是这种没有“习作期”，一开始就显露出成熟作家气质和能力的优秀小说家。他们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同样是一流的。 (11)我觉得叶开的看法非常独到：“有一种说法认为，福克纳和马尔克斯都对莫言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据我的研究，还是福克纳的影响大一些。”路晓冰：《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12)(15)杨庆祥：《先锋·民间·底层——莫言访谈录》，《南方文坛》2007年第2期。 (13)莫言：《〈丰乳肥臀〉解》，《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2日。 (14)在《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学习蒲松龄》《杂谈读书》《读书杂感》《读鲁迅杂感》(参见莫言《北京秋天下午的我》一书，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等文章中，他多次谈到《史记》《红楼梦》、蒲松龄、鲁迅、沈从文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借此可以重新返回到莫言小说的阅读中，寻找其中文脉，进行另一角度的整理研究。 (16)莫言：《读书杂感》，《北京秋天下午的我》，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页。 (17)(19)莫言：《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关于他与鲁迅、沈从文的关系，可以另辟一章加以叙述和分析。 (18)莫言：《读鲁迅杂感》，《北京秋天下午的我》，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249页。标签：文学论文; 莫言作品论文; 读书论文; 小说论文; 当代作家评论论文; 檀香刑论文; 马尔克斯论文; 苦菜花论文; 福克纳论文; 球状闪电论文; 青春之歌论文; 生死疲劳论文; 金发婴儿论文; 文艺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