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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民族学只有在承认与国际人类学发展差距的基础上，根据形势需要，明确培养目标，提出高素质的要求，廓清理论，整合团体，确立人类学、民族学在国家学科、专业中的地位，选好教师、教材，加强人员培训，注重田野研究，才能培养出跨世纪人才。
〔关键词〕中国民族学 培养 跨世纪 人才
在世纪交替之际，中国民族学学会在大连召开会议，讨论中国民族学如何面向21世纪，是及时而富有意义的。
中国民族学要面向21世纪，当务之急的一项工作是要培养一批跨世纪的人才。
民族学、人类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曾获得相当的发展。但由于历史原因，这门学科在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内，被阻滞和扭曲，走了弯路。现在，这门学科在我国属于重新起步，不但学科理论建设存在不少问题，人才培养更是迫在眉睫。
我从1984年主持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同时主持中国瑶学学会工作，与国内外同行有较多交流机会，先后到过一些国家和地区访问交流，出席并主持过一些国际性或双边学术研讨会。我在实践中深感到，我国民族研究与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有许多差距。在国际上，人类学比较普及，而我们则不普及；国外同行学历较高，一般受过比较严格的专业训练，而我们的研究人员一般学历较浅，受专业训练少；国外同行搞人类学研究的多，而我们搞民族研究比较多；国外强调人类学的整体研究和泛文化比较研究，注意科际整合，而我们孤立的单一学科、单一民族文化研究较盛行，缺乏科际整合；国外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开辟新领域，而我们有许多领域未曾涉足，或涉足不深；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经过百多年发展已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并创造了一套概念和术语，我们至今很难说已经建立起了比较严谨的学科体系，甚至专业术语都比较少；国外对专业人员要求比较严，一个大学的人类学教师往往从事几个层次的教学，每学年上五六门课，周学时十五六节较常见，而且在规定时段内必须提交一定数量的科研成果，否则自动卷被窝，而我们的教师课上得少，文章不多见，有的数年未发一文照样上讲台执教鞭。此外，国外同行之间学术交流比较频繁，他们手段先进，信息灵通，这也是我们所不及的。当然，我们也有我们一些优势，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观点，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民族研究与少数民族发展进步工作相结合；在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成分的识别确认、民族历史文献（含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科研人员的工作得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工薪收入虽低，但比较固定，同时物价较国外低，生活较稳定。但从整体而言，我们与外国比，确实存在着较大差距。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固不能脱离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谈发展。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1〕。为了吸收，必须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发展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要培养跨世纪人才，必须了解国外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状况。通过比较找到差距，并老老实实地承认差距的存在。不承认差距的存在，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就谈不上积极采取措施加紧人才培养；即使采取措施，也不会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和全面的培养规格要求。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关系到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它们是一切摩擦、冲突的根源。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要发展的人类学，是“人民的人类学”（费孝通语）。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应是“人民的人类学”的根本特征。作为“人民的人类学”学者，只有把自己的利益与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才有自己的出路。
基于上述认识，我对中国民族学要培养跨世纪人才有下述意见：
第一，对人才的素质要求不能低，而应当高。高素质的要求包括：被培养对象在政治上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业务上按要求接受正规而严格的专业训练，具备系统而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基本技能；外语要过硬。对外语过硬的要求是考虑到，由于长久的隔绝，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对外国情况处于十分不了解的状态，这使我们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要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必须有一批人通晓世界各国人类学、民族学各流派发展的历史，以及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并广泛收集世界各国有关资料，加以整理和研究。这必须读他们的书。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过硬的外语能力，读不懂他们的书，人家研究了些什么问题，出版了什么书，提出什么理论观点，根据是什么？对这些问题一概不知，怎么谈得上吸收和借鉴？
但光能读得懂人家的书还不行。国外人类学、民族学强调个人理论创造，这有它的好处。但个人能力是有限的。而且马克思说，任何社会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人生活在一定社会制度下，思想观念、价值尺度不可能不受制度的影响。人类学在西方创立一百多年来，经历过许多学派的发展。每一学派都或多或少作出了理论贡献，同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有的学者思想带有唯心主义色彩。有的宣扬种族主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理论根据。有的政治倾向上怀抱偏见，曲解马克思主义，攻击共产主义；也有学者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各式各样的。我们提倡吸收、借鉴西方人类学成果，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全盘吸收他们的一套理论。针对上述情况，如果我们不通晓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往往真伪莫辩。因此，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是对培养跨世纪人才的一项重要素质要求。当然，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人们背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一般说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人类社会时写下的许多经典著作，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都有指导意义。他们在阅读同时代人类学家著作时写下的日记，以及与人类学、民族学题材相同的一些论著更具价值。但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是人类学者和专家，他们并没有就人类学、民族学范畴进行过专门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形成过这方面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表过的有关人类学范畴的观点，有的在当时针对某个问题说是对的，在另一场合或移到今天就不一定适用。情况在发展，理论也必须发展。当今世界发生的许多变化，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未曾料到，也未曾研究的。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科学体系来看待，努力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问题，而不是生吞活剥其中一些词句。用教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比如有人从恩格斯1883年发表的《自然辩证法》一文中找到“人类学这个词是拙劣的”半句话，就来贬低、否定人类学，肯定民族学。我对此是不敢苟同的。另方面，我们说西方人类学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不等于说西方人类学毫无可取之处。西方人类学学者中不乏严肃的理论家。他们为追求真理做了许多扎实的工作，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即使有些人的某些观点为殖民主义者采用，这与他们本人的主观愿望是有区别的。对此应客观看待。
第二，要培养跨世纪的民族学人才，学科理论上需要重新整合。比如关于学科名称，涵盖范围的界定问题，我们现在把学科名称叫民族学，但是中国目前还存在另一个性质同类的学科叫人类学。两个名称要否统一，如果统一以谁为好，如不统一，二者关系怎样处理？有一种意见认为，只要研究理论、发展理论就行，用什么名称都可以。我却认为，从个人做学问的角度出发，不受现成理论的束缚，追求学术的实在发展是对的。但从一个国家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看，绕开矛盾不是个好办法。在名实能统一起来的地方，通过争辩达成共识，有利于事业发展的时候，进行适当讨论是必要的。民族学、人类学都起源于西方，早期民族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叫法不同，内容大体一样，都是以异民族文化尤其是以原始民族为对象的，人类学则进行古人类及近现代人类体质研究。但自本世纪初，在西方一些国家（如英国）已开始将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看作是人类学两大分支学科，并将民族学置于文化人类学下，作为三级学科〔2〕。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殖民地纷纷独立，西方人类学家进入这些国家考察变得困难起来，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需要人类学家进行研究。随着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需要，西方人类学者、民族学者普遍倾向于认为，人类学是概括人类研究的最好办法。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文化人类学则包括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分支。这是为了推进研究而作的一种科际整合。科际整合的结果，打破了相关学科的分割状态，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有利于从整体上加深对人类及其创造的文化，包括民族现象的认识。从认识论、方法论上看，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科际整合后，民族学依然存在。不过从地位上看它已不是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以及近年合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一样性质的学科了，而是从属于后者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以文化为研究对象，民族学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人类脱离动物界以文化为标志，故文化现象比民族现象为早；民族消亡后人类文化依然存在，故文化比民族存在时间长。扩大来说，民族作为一种历史范畴其实是人类文化现象的一部分。换言之，文化人类学范围比民族学要广泛，更不用说综合了人类体质（作为生物的人）研究、人类文化（作为有文化的动物）研究的人类学了，它的范围比民族学更广泛得多。这个变化还进一步表明，人的研究是当今世界一项重要课题，研究人光研究人的生物一面或文化一面都不足以解决问题，而应当综合两方面研究才能加深认识；研究民族文化也是如此，不应当把民族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而应当视为人类文化现象中的一种现象，才能看得透彻。而我国的民族学基本上沿袭原来的传统，建国后范围变得更狭小，只研究少数民族，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只注重研究少数民族的某些方面。这在当时虽然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全面的。它妨碍了人们对民族这一历史现象的整体认识，阻碍了学科建设的发展，也影响了民族工作的开展。
今天从新的高度总结过去的工作，探索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和跨世纪人才培养，我以为廓清理论，给民族学重新定位，按新要求培养跨世纪人才，是目前能找到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当前世界上民族问题异常复杂。民族问题研究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族学的名称仍可以保留。其对象和范围也可以按原来多数人提出的“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研究民族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定义给予界定。但在学理上应当吸收和借鉴国外同行的经验做法，将其置于人类学下，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因为既冠以“民族学”，顾名思义就是搞民族研究，既是搞民族研究，其范围当比文化人类学窄，更比人类学窄。这样给民族学重新定位于学理上讲比较顺理成章，也有利于国内外学者沟通交流，使跨世纪人才在培养中即能从专业必修课及相关选修课中获取新知，扩大视野，打下宽厚扎实的理论基础，将来在专业领域内可应用自如，而不致于因知识缺限太多，视野太窄而束缚手足，限制对问题的深入研究。这对从整体上和宏观的高度上加深对民族现象的研究和认识是有利无弊的。
第三，整合团体，统一步伐，为建设面向21世纪的人类学、民族学而团结奋斗。现在国内搞民族研究的团体很多。除全国性社团外，还有一省、数省的民族研究社团，甚至一省内又有数个性质相近的社团；除综合性的民族研究社团外，又有单一民族研究社团，甚至单一民族研究社团中，又分出跨省区的和一省区的。宪法规定人民有结社自由，有条件的成立社团都可以。但事实上搞民族研究的就那么一批人。因此出现不少人一人跨好几个社团，充任理事的现象。社团既然成立就要找钱搞活动。而国家财力有限，民间赞助不易，于是想方设法筹钱。当然也有找得到钱的，多数因经费紧缺活动不正常。再说一个人跨几个学会，一年中往往收到数封邀请，又能有多少时间写文章、找到差旅费出席会议？何况目前学科理论建设尚未完全解决，在人们思想还比较封闭的情况下，研讨会开了那么多，讨论的多是老问题，耗费国家人力资财是否划算？因此，建议凡属民族研究性质的社团作些整合工作。首先希望中国民族学会与中国人类学会实现合并，如果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也能合并到一起更好。因为大学科是一致的。合并后的名称可以参照国际惯例叫中国人类学学会，或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合并不但能集中人力、财力开展活动，开好年会，而且有助于实现科际整合，集中才智，统一步调，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地研究并攻破我国乃至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凸显出中国人类学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有利于从中选拨、培养出跨世纪的人才。至于其他一些学会，包括地区性学会，有条件的保留，没有条件的撤销。让学者们集中精力参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会活动。立了庙堂不容拆。但我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要想实现新的突破，包括培养出一代新人，不走这一步是没有希望的。鲁迅先生说，“我们的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3〕试想，如果我们不为共同目的联合起来， 又怎能谈得上为面向21世纪振兴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
第四、跨世纪人才培养需要在大学建设好相关学系和专业。而这又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一）要解决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地位问题。目前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国家标准学科专业目录中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地位不够明晰，归属划分比较混乱。关于这个情况，我在《关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地位问题》（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中已叙及， 此不赘述。要之，在我们部颁标准学科、专业目录中，有的部门将民族学定为一级学科〔4〕，有的部门将之定为二级学科，归属法学〔5〕；就是同一部门，有时将民族学归属法学，有时又将其归属历史学〔6〕； 至于人类学，有一段时没有位置，现在则将其划在历史学下，属二级学科〔7〕，而文化人类学则划在民族学下，属三级学科〔8〕。此类划分，既缺乏充分根据，于学理上难自圆其说，又令下边难以适从，对学科建设产生不利影响，成为某些民族学为自己“专利品”，反对学科、专业改革和教学内容改革的人的打人棍子。建议本次会议通过讨论，形成一致意见，提交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改进，以利于学科建设的发展和跨世纪人才的培养。
（二）需要有好的教师和好的教材。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建国后中断了几十年，现在属于重建阶段。每门学科都有其独特对象和学科理论系统，以及方法论。不是本学科出身的人难以教好本学科课程。因此选择适合开课的教师就成了关键。我国解放前培养过一批人类学专业人才年事已高，建国后50年代培养的也已超过退休年龄，80年代以来培养的一批年轻学者尚缺乏经验。同时目前缺乏合适的教材。各有关院校80年代以来编写出版的一些民族学教材，由于各种原因，当代人类学成果反映不足，体例和内容比较陈旧。针对这种情况，有必要在有影响的老一辈人类学家指导下，建立和充实一些目标明确的教学、科研机构，集中力量，研究并突破一些学术难关，编写出一套内容能反映当代学术成就的人类的学教材，包括课本和教学参考资料，使大家有所遵循，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同时，对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学、科研人员，有必要通过在职培训、脱产进修、举办定期讲习班，派遣出国访问交流、讲学进修等多种国内外校际、科际交流方式，拓宽视野，打好基础。让他们尽快成为教学、科研骨干，挑起学科建设重担。最近，在费孝通副委员会长等老一辈人类学家倡导、支持下举办的北京大学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请国内外有名望的同行前辈作报告，介绍自己治学之道和学术心得，同时让一些年青学者交流自己的研究心得就是一很好的举措。希望此类活动能继续下去，必然能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和人才培养发生重要作用影响。相信经过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一支有扎实理论功底和比较丰富的经验，通晓本学科世界前沿的中青年教学、科研队伍可以建立起来，跨世纪人才的养成也就有了希望。
第五，通过实践发展理论，诞生一代有世纪性影响的中国人类学巨子。人类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理论研究。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应当诞生人类学理论大师，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诞生这样的大师。有了这样的大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才算有了跨世纪的，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人才。为此，必须从现在起，有目的有计划地指导一些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学者，选择国际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寻找合适的方法，到实践中探索。通过反复实践，总结、提炼出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来。人类学的工厂在田野，不做田野工作，任何理论贡献都做不出来。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多文化的世界大国，目前它的社会与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富含世界意义的伟大变化。只要我们掌握正确的理论方法，从宏观的高度找视角，从微观的深处找突破，经过实践再实践，探索再探索，比较再比较，总可以对世界人类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本文是庆中国民族学会之约为大连学术研讨会写的大会发言提纲。1995年8月7日完笔。
注释：
〔1〕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谈话要点》，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2〕参见〔英〕A·C·哈登：《人类学史》中译本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R·R·马维特：《心理学与民俗学》第十一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
〔3〕《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 盟成立会上讲》，《鲁迅作品选讲》（3），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11月。
〔4〕〔7〕〔8〕1993年7月1日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目录。
〔5〕1990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招收博士、硕士学科、专业 目录。
〔6〕1993年7月1日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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