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珍[1]2016年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认为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三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三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三,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三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三,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三,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李建平[2]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完善,为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进入到了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发挥"制度红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包括五部分,第一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成逻辑进行了考察,第二部分解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第三部分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系构建,第四部分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及优势,第五部分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路径。本文主要阐述了以下基本观点: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有着自身的逻辑,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列宁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是其形成的理论逻辑;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向的失败、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历史积淀、我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当今时代世界的发展大势、当代中国独特的基本国情、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是其形成的现实逻辑,这一制度的形成有着历史必然性。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丰富的内涵,可以从社会形态的宏观层面、基本制度的中观层面和体制机制的微观层面加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等多个层次的展开,又体现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五位一体"布局,各个层次与各领域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构建是一个从基本制度的确立到具体制度的形成及完善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样文化发展的基本文化制度,以文化产权制度、文化管理制度、文化传播制度、文化开放制度、文化权益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具体文化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社会管理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维护群众权益制度、公共安全管理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主要包括生态文明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保护制度以及生态文明制度的运行机制等。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鲜明的特征和优势,其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属性与"中国特色"制度形态的统一,基本特征体现为人民性、科学性、民族性和开放性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有着一定的比较优势,而独特优势体现在具有较高的活力、较强的韧力和合理的张力上,这些优势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整体涌现性"。第五,新形势下,应坚定制度自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是要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统一起来、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创新。二是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社会主义方向、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和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下,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三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加强与其它国家制度文明成果的互动,进一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开放。四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法治环境建设、思想道德体系建设等,进一步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环境。
邓俊丽[3]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建设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界着力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中国特色视域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障制度及其配套机制的改革以及社会养老保险的缴费、替代率、收益率、养老金发放等方面;研究焦点集中在缴费率是否高、替代率是否低、国家责任如何承担、个人责任如何体现等方面。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的研究则比较少,整体系统性研究就更少。鉴于此,本文选择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为研究对象,在认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演进历程基础上,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内生性优势即价值取向优势和制度立场全覆盖优势,实践性优势即多主体责任共担、适应性和可持续性优势,系统分析了优势的形成、现实形态、影响优势发挥的因素及优势充分实现的路径等基本问题。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共22万字。绪论部分对论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主要内容、研究重点和难点、研究创新与不足进行了基本说明。正文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阐述本文的基础理论和研究对象,分别对养老保障制度研究需要厘清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制度优势分析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和分析维度作了说明,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演进历程及每一个进程中的实质性进步作出了概括和总结,这一部分奠定了全文的基础知识框架。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内生性优势和实践性优势进行了深入论证,目的在于说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的重大成果,其本身具有明显优势,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运行方向以及未来制度建设和改革任务都是建立在这一制度优势的基础之上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实践的探讨部分,论证了制度优势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下充分的实现路径。结论部分对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作了整体性总结,并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的主要观点有: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研究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制度、实践形态方面的创新和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的前提条件、基础和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科学发展观等都为揭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的基本规律和具体表现提供了逻辑合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都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逻辑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实践的理性认识过程,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型下不断探索和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障具体制度的科学实践过程,就是在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推进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形成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但从其历史渊源看则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程中,尤其是建国以来的宪法、劳动保险条例、养老保障制度及机制,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基础框架,两者一脉相承、前后相继,逻辑而历史地统一在一个制度体系中,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形成的历史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新世纪以来老龄化的不断加重,是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强大动力,推动着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发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完成了制度缺失的弥补任务,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成了制度一体化的升级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优势逐渐清晰化并不断得到强化,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优势建构过程秉持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吸取借鉴了西方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以及生命周期理论、世代交叠模型理论、代际正义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关于制度优势分析的合理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养老的科学思想,弘扬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有关敬老养老的思想精华,借鉴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和运行的基本经验,改革了建国以来的养老保障制度,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并进一步彰显了制度优势。我们只有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和辩证唯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正视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发挥被影响的表现,才能合理分析影响优势发挥的原因,才能科学规划制度优势充分实现的具体路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韩彪[4]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对全党提出了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政治要求,从此“三个自信”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理论界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研究和阐释。其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在“三个自信”基础上“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由此就形成了以“四个自信”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思想。自信不能自发形成,尤其是坚定自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宣传和教育。本文的立足点就在于探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教育问题,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如何培养,思考采用什么方式、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对党员和民众进行自信教育,从中找出符合实际的宣传教育路径。研究本论题的目的在于,掌握或了解目前社会中相关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的现状,人们自信力的现实,进而为寻找自信的宣传教育的对策奠定基础。同时,通过理论研究,达到宣传的目的,为提升理论宣传的社会效力,增强理论研究的感召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做出贡献。全文由六章和结论构成。第1章绪论。阐明了研究该论题的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为此确定研究的基本方向。在这个基础上,对研究论题的学术前沿,对现有的研究文献分门别类、分层次进行系统的梳理,概括出现有的研究程度和水平,在对现有研究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做出相关的述评,找出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并根据研究的需要,选定所需的研究方法。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掌握就奠定了深入研究的逻辑基础。第2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基本理论。研究的逻辑深入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做出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做出阐述,分析缘何而自信。提出由“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的发展,把文化自信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体系中。所以,一方面对自信四要素做分门别类的阐述,研讨它们各自的基本内涵。理论自信的先导性、道路自信的方向性、制度自信的物质基础性、文化自信的内生凝聚性。另一方面,研究四个自信的关系,对此作出实事求是的解读,阐明各要素在自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们是共生体,不是单独存在。第3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的基本理论。在自信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中,主要三个板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的必然性,即凝聚共识、深化教育、巩固基础、消除自信疲软、回应国际斗争五个要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的基本内容:传承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党的自信历史教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成果展示教育。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的基本特征:教育主体的自觉性、教育功能的恒常性、教育对象的多层次性、教育价值的传承性。这些构建了自信教育的理论框架。第4章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的现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存在优势和薄弱环节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的优势在于,自信教育的自觉性在增强,党和国家掌控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自信教育的梗阻性因素逐渐被消解。另一方面,自信教育存在不利因素。自信的宣传教育不到位,对不自信分析的缺失,对不自信理论回应的不力。自信教育两重性的客观存在,为思考自信教育的对策提供了依据。第5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对策思考。根据对自信教育基本现状的分析,进行整体性思考,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要完成四个转变:由党自信向全民自信的转变、由“它信”向自信转变、由传统的教育方式向现代化的教育方式转变、由理论抽象向具体形象教育内容转变。实现自信教育要素的四个结合:即自信教育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阐教育的结合;自信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感的结合;自信教育与构建自信话语体系的结合;自信教育与批判不良社会思潮的结合。第6章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实现路径。着重从四个方面设计。一是加强理论正能量的阐释和解读,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力度和实效性;二是社会舆情引导和意识形态的掌控,发挥主流媒体在网络中的作用;三是加大社会正能量宣传的力度,包括社会生活中的正能量、党员干部中的正能量、英雄模范人物的实际展示;四是加大社会调查的实证性研究,用统计数字和调研按材料论证。自信教育的实现路径是整体性思考,寻找的是有实效性、长效性的实现途径。同时也探讨了中国梦视阈下的自信教育问题。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是前进中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对此我们应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足够的自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辉煌,是我们坚持自信的资本,是我们坚持自信的“底气”,也是人们接受自信教育的社会基础。所以,本文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为基本内容,比较全面研究和探讨,如何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自信心,引导人们自觉提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定力,通过对现实的分析和思考,力争找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的可行路径,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付出微薄之力。在社会宣传的方式和手段上加大投入,采用更加有效的、民众喜闻乐见的、与中国社会生活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内容,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引导,在历史和现实的空间中,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宣传教育做的有声有色,真正入脑入心。
刘传华[5]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自从1840年以来,我国就遭受到来自异族的入侵,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幕,中华民族从此遭受到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随后的经济掠夺和政治上的压迫,把中国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段屈辱的历史激励着社会各阶层纷纷起来寻求救国救民的图存之路。期间农民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和顽固派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民族振兴之路,国家富强之路,人民幸福之路,最终都消失在历史的硝烟之中。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难探索,中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把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在1956年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和社会实践不够丰富,社会主义建设遭遇很多挫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一般走向特殊,实现了社会主义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有自身的发展逻辑、现实逻辑、历史逻辑,是历史的积淀,更内涵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和对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一个全新的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新生事物,在现代化的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和历程。进行制度研究,绝不是一个个性的案例,而是带有更广泛的价值和意义,对于实践具有指导性,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有很强的理论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研究的丰富有利于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更有利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宣扬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过时,而是在一国以一种特定的形态绽放出其恒久的魅力。本文主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比较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阶级-阶层分析方法,从现象到本质的方法,理论探索与现实历程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制度选择、建设和发展进行研究。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不同的视角,历史的宏观视野能够全景式展现制度发展的来龙去脉,在历史的长河中去找寻制度选择的历史必然性。论文的第一章主要就制度的基本理论进行简要的概述,同时概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特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概念、主题的整体实际情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运行及其特征能够整体上掌握。第二章试图从西欧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历史,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把脉,从思想发展的历史和制度发展的历史两个宏观视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选择、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渊源。论文的第三、四章,大篇幅的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发展、中国运行和中国特质进行了梳理,深刻认识制度的内在运行肌理,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根基,实现从理性的高度认知中国为什么会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又为什么会从苏联模式过渡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第五章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考察的过程中,转换了视角,把制度放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如何实现自身融入,使得全球化为我所用,现代化的进程更为顺畅,实现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球化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现代化能够走得更加坚实。论文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外生繁殖和世界贡献进行了展望,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去面对的几个问题。论文是对于现实的一种探索,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把握上,更多采用内涵认知和渊源探寻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搏,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主题,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认识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本源性认知。文章的研究就是试图使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实现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认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让个人的奋斗价值体现在一个新的宏大叙事之中,在这个宏大叙事中个人的价值得以彰显。
于江涛[6]2016年在《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研究》文中认为论文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过程中的思想与实践探索为研究对象,力求客观展现毛泽东领导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脉络,总结毛泽东构想和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思想,科学评价毛泽东探索的历史地位。基于此,论文主要解决如下问题:一是毛泽东如何确立社会主义理想。毛泽东毕其一生都在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而奋斗,这源于青年时期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命题的思考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求学期间,他接触过多种主义,但经过革命实践和思想清算,最终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把个人政治抱负与党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开始了在中国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不懈探索。二是毛泽东如何构想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毛泽东最早从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认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他把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前初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构想,这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三是毛泽东如何领导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最终指向,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也有着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衔接和转变,并指导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四是如何评价毛泽东领导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是开拓性的,他找到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道路,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开启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在制度创建和改革探索过程中,也存在着无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对制度现代化问题认识不足等历史局限。
李心记[7]2016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唯物辩证法强调,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这无疑是“特色”一词产生的理论根源。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诞生以后,中国的社会面貌开始焕然一新,我们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进程都呈现出勃勃生机。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在中国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走出了一条富有理论意蕴和民族风格的中国道路。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的这种独特发展模式,凝练其体现出的“民族特色”,不仅对于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代的发展也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根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深度融合,有其理论的必然性。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160多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跨越时空的普遍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能够顺利实现民族化,并展现出鲜明民族特色的思想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理论逻辑要求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梳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前提下,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不断丰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赋予其新的民族化特点,使其产生出新的个性或特殊性,从而生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形成发展的实践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历史逻辑要求我们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民族化的基本原理,又要顺应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立足中国生动的社会实际和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先后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起源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形成阶段和完善、推进阶段以及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丰富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民族特点、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和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总称,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它既属于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又属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有机结合的实践形式,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形态。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与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密不可分。从宏观层面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的基本内涵也就是其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所具有的民族特点和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被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其“民族特色”具体表现为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不拘泥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根据国情、党情和世情的变化来发展社会主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基本遵循,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强而不霸”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特色”集中体现在它具有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和大众性等基本特点,其中人民性是根本宗旨,科学性是理论品质,实践性是主要功能,时代性和大众性是其丰富发展的基本要求,是一种“以人为本、崇实黜虚”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它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体制、社会制度和生态文明制度五位一体的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的民族特色主要表现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以宪法为统领的法治体系,是一种以“政之得失、系于民心”为精神实质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是在汲取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在艰苦的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成果和理论结晶。新中国的历代领导人在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丰富发展了独具中国风格的民族特色。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有其独有的含义和领域,是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丰富发展民族特色,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力量之源,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需要。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弘扬传统文化,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中国模式,增强中国道路的吸引力;需要追溯思想本原,凝练理论特色,展现社会主义理论的说服力;需要认真比较鉴别,完善体制机制,彰显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还需要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具有中国意蕴的话语体系。
欧晓彦[8]2016年在《习近平改革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出发,始终把改革作为化解前进道路上难题和挑战的唯一方法,强调要坚定不移改革开放,以抓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这一主题,习近平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改革思想。习近平改革思想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解决中国当前发展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而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和新举措。它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关于改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回溯式研究方法对习近平改革思想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习近平改革思想是习近平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察中形成的。多年艰苦的农村生活使习近平深刻了解和体会到中国百姓的生活现状,使他在今后几十年从政生涯中形成了执政为民的思想和共产党执政使命担当的忧患意识,这是产生习近平改革思想的思想根源。作为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了如指掌,这些思想中关于改革的相关理论,为习近平改革提供了方法论和理论支撑,是理论基础。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的各届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改革实践,其改革实践成果为习近平改革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三十多年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和积累了许多新危机和矛盾,亟待新的理论来指导和化解这些危机和矛盾,习近平改革思想正是为了满足当前国家发展的理论需要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化解现实危机和挑战的结果。习近平改革思想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涉及改革的方方面面。本研究把习近平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改革必然论、改革方向论、改革目标论、改革方法论和改革主体论五个部分。从内容结构来看,改革必然论阐述了习近平改革思想的立论依据和历史背景,改革方向论论述了习近平改革思想的精神实质,改革目标论叙述了改革的“总支点”和战略任务,改革方法论阐明了习近平抵御改革风险、防范于未然的思想,而改革主体论则道出了改革的出发点和成功保证。通过对内容结构的分析,可以得出:习近平改革思想是以社会生产力理论和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为逻辑起点,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潮流、国际形势的变幻为立论依据,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精神实质,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方向,以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改革目标,以完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党建制度为战略任务,以抵御和防范改革风险、落实各改革举措为根本保障,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及以依靠人民力量为成功保证,它们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改革思想的有机理论体系。从逻辑结构来看,习近平改革思想又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改革必然论回答了“为什么改”的问题,改革方向论和改革目标论回答了“改什么”的问题,改革方法论和改革主体论回答了“怎样改”的问题,这五个组成部分按照“为什么改”、“改什么”、“怎样改”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的、层层递进,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此外,从理论层次看,习近平改革思想既包括基础理论,又包括应用理论,这些理论有力地指导着全面深化改革顺利推进。作为指导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科学指南,习近平改革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而且还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从实践价值角度看,是实现“四个全面”的推进器和加速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强大思想武器;从理论价值角度看,它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鉴于此,我们必须深刻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改革思想的精神,用其理论武装头脑,指导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
蔡泉水[9]2016年在《新媒体环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文中提出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不受威胁的状态和能力。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一直是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重点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科都持续不衰。新媒体是以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传播媒介。新媒体一经诞生,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交往等各个方面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新媒体的挑战与机遇。在新媒体方兴未艾的环境下,研究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学科的一个新的热点问题。开展新媒体环境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对于深化意识形态安全理论研究,拓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领域,总结和把握新媒体环境下宣传思想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与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有效占领新媒体宣传思想阵地,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协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回顾总结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安全思想,从理论层面分析新媒体带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机遇和挑战,从实践层面总结国内外维护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教训,提出化挑战为机遇,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除导论和结论外,论文由六章组成,主要内容是:第1章,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省察。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以一定的价值观念、政治信仰、理想信念为核心的,反映一定社会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利益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体系。从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看,意识形态安全是意识形态建构安全、传播安全、认同安全三个方面的共同体。第2章,新媒体的理论概要。新媒体包含互联网新媒体、手机新媒体和互动式数字电视新媒体三种基本形态,数字化和互动性是其根本特质,并衍生出超媒体、超时空、个性化、开放性、海量化、低门槛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新媒体传播,表现出传播结构去中心化、传播方式碎片化、传播空间无限化、传播效应裂变化的特征。新媒体传播融合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特征,一方面冲击了“把关人”、“沉默的螺旋”等大众传播理论,另一方面也激发了“马太效应”、“蝴蝶效应”在新媒体传播领域的延伸。第3章,新媒体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新媒体通过冲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安全;通过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转型适应力、分散传播注意力、削弱传播管控力,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安全;通过增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认同难度、整合难度、防御难度,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安全。第4章,新媒体带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机遇。新媒体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群众参与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资格;新媒体开辟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崭新渠道,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效果;新媒体为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提供机遇,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夺国际话语权打开新通道。第5章,国内外维护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启示。我国维护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经验是,顺势而为,化挑战为机遇;因势利导,从管理到治理;乘势而上,变被动为主动。国外维护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借鉴主要有:立法规范、战略部署、专职机构、安全审查、行业自律、技术管控和实名登记,等等。第6章,新媒体环境下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存在根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制度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新媒体环境,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坚持正确的方针原则,做到主观能动与尊重规律相统一,“内容为王”与“形式为圣”相统一,旗帜鲜明与润物无声相统一,线上联动与线下互动相统一。明确具体的办法措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新媒体的融合,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新媒体文化,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媒体传播管控力,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媒体传播和整合方式转型,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提升新媒体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实效性,维护新媒体空间持久清朗。
刘政利[10]2015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现实论题，是对全党提出的理论要求。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成为理论界和学术研究的重点问题。制度自信承载着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也是现实中人们直接感受最大、触及最多的方面。本文对制度自信做了较全面和系统的研究，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大视野，阐述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科学变为现实具体的社会制度，继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最后直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这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旨在阐明其历史必然性，以及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个研究基础上，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架构，分析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内涵，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出发，阐明这一制度是符合国情的最佳创造，否定制度完善过程中的“西化”思潮。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理论基础、历史基础、实践基础、现实基础，找出我们何以坚守制度自信的缘由，探讨坚持制度自信的路径，并对消解中国人民自信的悖论进行评析，对当今社会存在的消解中国人民自信的负面认识进行批判，进而坚定人们的自信。第一章，绪论重点阐述本文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背景，即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该论题的实际意义。以文献综述为起点，确定研究的基本方向。确定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研究法、文献解读法作为基本研究方法，深入解读制度自信。同时，对研究的创新和不足之处也做出了说明。第二章，从历史的视角，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解析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再由科学的理论转变为现实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由一国到多国的实现，研究这个过程旨在阐述，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必然的结果，历史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到社会主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汲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精华后，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创立“苏联模式”，主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经历史磨难，社会主义世界由盛到衰、由高潮跌入低谷，但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走到终点。第三章，主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过程进行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浴血奋战、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构建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革命传统、民族特点和政党意识的伟大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表明两个事实：一是表明，它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式探索的结果，在曲折中反思，领悟到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表明，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宝贵财富，它的建立既是对主体选择和历史必然性的呼应，又是对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历程的表征。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有机体，它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在政治领域，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经济领域，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制度顶层设计，在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功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靠保障。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探寻的是，与制度相匹配的实现形式，找到最能表现根本和基本制度的具体制度和机制，而不是改弦易辙。政治体制改革中，坚决反对“西化”，反对“自由化”。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不是凭空产生的，自信有其深厚的基础。制度自信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取向；实践基础是制度优势的发挥。最重要的就是，多年来制度优越性的表露，成为激发人们制度自信的最高触发点。对制度优势的科学认识，也是提高制度自信度的切入点，它是制度自信的现实性极强的缘由。第六章，坚定制度自信不是空谈，不能完全依靠自发性。探寻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途径成为必然，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不断地研究，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意识；正确认三个自信之间的关系；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地完善，充分发挥制度的优势；赢得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普遍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培养意义重大，它可以增进人们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可以提高人们对制度的共识性，自觉维护制度；成为确认理论的科学性、道路的正确性的有力证明；可以更好地凝聚人心，团结力量，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制度力量。结论“三个自信”中，制度自信具有基础性，它承载着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尤其是制度的实践和运行与现实生活更近，人们对制度实践的体验更多。研究选择制度自信更具有学术价值。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中国共产党进行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构建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改革开放为契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巨大的制度优势，奇迹般地改变了中国，创造了“中国奇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基础，科学的制度构建、强大的功能优势、十足的发展潜力、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正确领导等，无不引导我们产生并增强制度自信。同时，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增进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提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共识、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道路的正确性、提升对制度的价值认同，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净化制度自信的理论环境和舆论氛围、聚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力量。
参考文献：
[1]. 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D]. 张淑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D]. 李建平.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3]. 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优势研究[D]. 邓俊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教育研究[D]. 韩彪. 吉林大学. 2016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研究[D]. 刘传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6].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研究[D]. 于江涛. 清华大学. 2016
[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特色”研究[D]. 李心记. 郑州大学. 2016
[8]. 习近平改革思想研究[D]. 欧晓彦. 南昌大学. 2016
[9]. 新媒体环境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D]. 蔡泉水. 南昌大学. 2016
[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D]. 刘政利. 吉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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