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与公众知识分子——对转型时期中国民主党派结构、特性与功能的社会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派论文,社会学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中国论文,公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01)05-0018-05
引论
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党制度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然而在不同的国家，政党制度不尽相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关系学说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吸取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成功经验和反面教训，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选择，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作为这一政党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各民主党派，也是在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分化、重组以及选择的结果，其社会基础、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主要反映和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具有阶级联盟性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民主党派成为政治联盟性质的政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表述：“是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意见》在对民主党派性质进行政治定义的同时，并未对其社会学属性作出明确的表述，这就为我们在社会转型时期重新审视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社会角色和社会价值提供了理论空间，更体现了《意见》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一、社会基础的嬗变：由脑力劳动者到公众知识分子
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国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促使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重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已经打破，新的分配方式尚在整合中；科学技术发展推动新的业态和职业形成，造就了新的社会群体和组织；技术与资本的融合以及知识白领的大量出现，逐渐显现出中产阶级的端倪。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建国以来各民主党派的整体社会基础已然发生了重大嬗变，一些新兴职业及其滋生的社会群体成为党派织发展工作的盲点；同时，原有的各党派届别划分格局的涵盖性也大为降低，由此造成党派组织建设的相对封闭性和滞后性。特别是随着科技产业化和产业科技化的双向互动，造成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日益缩小，既定的民主党派以大中城市为主、以中上层人士为主的方针也将逐渐无法适应未来形势的需要。
事实上，从目前我国各民主党派的人员构成来看，其主体基本上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职业者。换言之，《意见》中所指“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在现阶段主要是社会各领域中的党外知识分子。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各民主党派是以党外知识分子作为其社会基础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提升民主党派层次的需要，以一批院士、博士导师为代表的党外高层知识分子和各学术领域的领袖人物，逐步被民主党派所吸纳，并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然而在肯定其进步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民主党派毕竟不是科学院和研究院，它固然需要各类专家学者参与其中，提高其社会知名度和参政议政水平，但更需要那些既有精纯专业技能，又具有强烈社会正义感、责任感和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那么作为21世纪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究竟如何定位？哈佛大学社维明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之非常契合且颇具理论价值的概念，即公众知识分子。他认为，“公众知识分子必须关切政治、参与社会且注重文化，这样一种人既非古希腊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不是希伯莱语义中的先知先觉，而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致力于社会内部的创造性变革的反思者。”
对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人们丝毫不会感到陌生。按照传统的界定，它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辞海》第453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而公众知识分子不仅限于此，虽然他们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未具备公众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公众知识分子的充分条件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关怀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的私利之上的。献身社会的精神和行为是其核心，责任感为其内驱力。公众知识分子的概念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人文思想型知识分子的精妙表述，它不同于“学历加职业”简单外在的标准模式，而着眼于一部分人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特殊功能，这种功能虽同他们的知识背景有关，但不等于学历和职业相加。它强调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理性阶层和道义“良知”的积极作用，有些像中国过去使用的“社会贤达”和“革命知识分子”，以及时下流行的“社会精英”、”文化精英”等概念。
公众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着显著的区别。二者的联系在于，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群、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拥有者和创造者。而二者的显著区别则在于：他们是否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和公众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而且这种关怀还必须是超越个人及其所属小团体私利之上的；是否积极地参与旨在帮助他人及社会各种需要帮助群体的各种公益活动；是否具有对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的强烈而深沉的意识与关怀。具有这些特性的社会人，无论他们从事何种社会职业，经纪人还是公务员，科学家还是自由职业者，都被认同为公众知识分子。
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民主党派及其成员与公众知识分子之间存在很多内在联系，具体表现为：1、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与忠诚；2、追求社会正义、公正、人道、民主和自由的崇高理想；3、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4、高层次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5、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参与和实践。因此，21世纪的民主党派应当成为具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公众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抑或说民主党派应将公众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作为自己的发展对象。进而摈弃那种将民主党派当作是特定业缘和亲缘社会群体的狭隘观念，杜绝那些试图以加入民主党派谋求个人私利的投机行为，使参加民主党派成为一种社会责任，一项崇高的事业。
同时必须强调的是，我们认为民主党派成员应当将自己塑造成为公众知识分子，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公众知识分子都能够成为民主党派人士，因为作为参政党的成员，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素质和党性原则。只有当那些公众知识分子在能够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他们才可能成为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
二、社会角色的突现：创造者、批判者和实践者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架构、意识形态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主义文化浪潮汹涌澎湃，商品意识无孔不入，良知、真理、正义、神圣、崇高等传统理念受到空前的挑战。以公众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肩负着创造社会精神、批判不合理性、参与社会实践的历史使命，并扮演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角色。
1、民主党派作为社会精神的创造者。思想理念的作用主要在于对人心灵的一种熏陶和启迪，它激起人对真、善、美，对崇高、超越的追求与向往，为迷惆者指点迷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公众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和思想力度就与大众没有区别，公众知识分子就失去了自身的精英形象。精神文化是公众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度、道德责任、审美态度和人生价值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当中国各民主党派以公众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后，自己也当然地成为社会精神的创造者。
借用英国思想家鲍曼的两种隐喻，恰如其分地表述了民主党派在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这种功能。其一是精神世界的“立法者”。民主党派成员——即先进的公众知识分子掌握着一套客观化知识，主要是一套客观的、中立的、程序性的陈述和规则。由于其自身创造了社会精神，就能够超越其他阶层，成为社会正义和公正的仲裁者。借用布尔迪厄的说法，实际上知识分子是控制了“文化资本”这样一个稀缺资源，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福柯所说的话语霸权，话语本身成为一种权力；其二是精神世界的“阐释者”。那些先进的公众知识分子将自己共同体内部晦涩的概念翻译、阐释为其他共同体成员能够理解的知识。他们感觉自己有责任向社会大众传播理性、正义和智慧的声音，并以此推动人类精神的升华。
2、民主党派作为现实不合理性的批判者。那些先进公众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就是关怀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关怀社会的终极价值，关怀超越日常生活之外的神圣事物，从而以这类终极价值的原则（公平、人道、平等和个性自由发展等）为依据，来批判社会现实。从存在主义的萨特到后现代主义者福柯，他们用新的观念批判现实，以超前的眼光看待眼前，因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要多于赞扬，从这种意义来说，西方人常常将公众知识分子称为“社会的良心”。中国是有着悠久“士”文化传统的国度，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也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奉为价值理想。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救世精神，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和“普罗米修斯情结”相结合，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中国公众知识分子的灵魂。
在现阶段，民主党派虽然具备了民主监督的职能，但是由于其成员中充斥着官僚管理型和技术技能型知识分子，缺乏具有独立人格的公众知识分子，因此这种批判现实，维护社会正义的特性没有得到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认为，克服社会内在的不合理性，是推动社会进步必要的途径，是社会发展内在的、必然的趋势。因此，民主党派作为社会的批判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这里所说的批判，决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盲目而无原则的反对，而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最深切体现。
3、民主党派作为人类进步事业实践者。民主党派不仅是社会、政治和文化批判者，更要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行动者，这与那些爱好谤议政治，流于清淡的沙龙文人社群有着质的区别。那些先进的公众知识分子要将自己看作社会的一员，一方面根据社会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他们要懂得认识世界，寻求真理，更要知道改造世界，将真理变成现实。这就要求他们上能参政议政，为国事谏言；下能体恤民情，为公众请命。传统的批判精神固然值得称道，但仅有批判是不够的，国家和社会更需要切实而有效的参与。事实上，诚如杜维明先生自己所言：“批判精神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征，却很大程度是可以通过为政府服务而获得实现的”。
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参与社会实践的形式是多样的，其中主要包括：1、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参与社会实践，主要是以履行职业责任为途径，贡献于国家和社会；2、参与高层次的政治协商，在各项重大公共事务决策中发挥咨询、建议作用；3、以人大、政协为实践舞台，参政议政、建言立论，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出各种新模式、新设想、新思路。4、以“特约四员”身份，参与社会民主监督，批判社会中的各种不合理性，维护公平，伸张正义。
三、社会价值的拓展：政治性与社会性
中国各民主党派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充分体现了民主党派作为一个社会政治主体，具有着很高的社会价值。在新的社会转型期，以公众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在重新塑造自身的同时，其社会功能还将进一步地拓展和提升，并衍生出一些新的社会价值。这些新价值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于其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融合。
1、民主党派在实现意识形态先进性和主流性的融合中发挥积极作用。
意识形态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精神现象，它往往是政治、文化、历史以及社会因素的综合产物。意识形态的最终载体和落脚点是人，但是各秤意识形态及其内部不同观点在社会成员各阶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与其他的社会成员相比，作为以公众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有责任并且有条件成为先进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者。
首先，他们是人文精神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也是社会理性思考的人群，是引导社会意识形态避免浮躁和激进的固化剂。人文精神就是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也就是马克思本人自始至终所坚持的原则。它是人类走向文明、防止毁灭的一种内在动力和机制。只有具有这种人文精神的社会公民，才可能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学术思想、人生思想。就这一点而言，其自身意识形态具有着先进性；另一方面，民主党派及其成员还必须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准则，稳定人心，平息大众那种浮躁心情和急功近利的生存冲动和内在骚动，使公众能够冷静地反思道德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就这一点而言，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又具有主流性。
其次，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具有统治阶层和一般社会成员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使之有足够的条件成为先进的、主流的意识形态的双重代表。统治阶层由于维护其职能和利益的需要，总是强化和贯彻有助于自己统治的、业经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而一般社会成员则限于知识文化水平的限制，往往只能接受那些传统的、习惯的甚至是旧意识形态的沉淀。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成员，因其工作性质以及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理论修养，不仅使他们有可能接触各种社会意识现象，而且还能进行分析、类比和逻辑推理，判断出即存意识形态的先后优劣，甚至创造出崭新的意识思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党派所代表的思想和文化在官方和民间的意识形态之间起到缓冲和融合作用。
2、民主党派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与民众的沟通中发挥积极作用。
现代社会学结构理论认为，国家、社会精英、民众是社会结构中的三个基本的机构因子。由这三个结构因子所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是社会结构基本构架之一。民主党派在这一结构中，正是充当社会精英的角色。他们虽然处于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之外，但却在公共领域起到领导、整合、组织、管理、协调、仲裁等社会作用的力量，避免了国家直接面对公众而导致的矛盾表面化和集中化。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转型步伐明显加快的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各种矛盾、利益摩擦加剧，不安定因素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们在国家管理者和民众之间缺乏一个缓冲和中介环节。造成了民众抗拒运动水平降低，无政府倾向增大，建设性因素减少。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沟通，造成信息渠道不畅，民众的意见凝聚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因而与政策层面有较大距离，并缺少可处理性。
由此可见，必须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维护社会政治经济稳定，调适国家政策和民众诉求之间差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目前，我国各民主党派共有40多万名成员，他们联系着相当一部分基层民众。作为参政党，中国各民主党派在有效地化解各方面的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与政治的稳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所联系的成员和民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其成员、有关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建议，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各民主党派的自身努力，协助党和政府化解矛盾，疏通渠道，避免矛盾激化，更好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3、民主党派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同社会团体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党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治权力进行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政议政、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其主要的职责和义务。由于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党内一些人身上很容易滋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习气。因此，对执政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尤其是对于反腐败这一民主政治的重要课题，更需要民主党派的监督。
民主党派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最大优势在于：一方面具有公众知识分子中所普遍存在的对民主的强烈渴望和执着追求，并成为社会民主进程的思想动力和组织动力；另一方面他能够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从国情民情的实际出发，理性地渐进地推动着各项民主制度的建设。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对党和国家实行民主监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好形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素质的不断提高，民主党派的政党功能将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胸怀将更加开明大度。民主协商、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选举将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切实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收稿日期：200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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