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社会心理(笔谈)——大众文化的“韵味”类型及其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笔谈论文,社会心理论文,韵味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05；B84-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55(2002)06-0034-12
大众文化的含义至今并未统一，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视野中，大众文化是对主导文化、高雅文化的颠覆与解构。“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为商品。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理论家们用自己的理论来发财，而是说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页)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理解的大众文化，当然是一种把“现实转化为影像，时间断裂为一系列永恒的现在的”(詹姆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严格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这种大众文化的生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球化与消费化的浪潮分不开。这种大众文化，“不同于以往社会中活跃于乡村和都市里的艺人所创造的那些老民歌和‘通俗文化’，它们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就逐渐被商品化和市场机制殖民化和灭绝”(同上书，第30页)。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看中国的大众文化，其兴起与发展，当然应该从大众传媒比较兴盛的20世纪70年代末算起。正如有些学者主张的，“严格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在中国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出现的。这和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化文化格局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但是也应看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立场，对于研究中国当代大众文化，视野似乎过于拘谨了些。因为中国当代的文化，虽然大规模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是近20多年的事，但是此前通过苏联、东欧等国家，它已经沾溉过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与商业气息。中国建国以来的文化中，已经包含一些以现代工业文明与消费意识为特征的，以服务民间为价值指向的大众文化。如果我们立足于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宽泛的文化研究立场，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是一种起始于乡村，后来延伸到城市，以娱乐大众为基本功能的一种文化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严格意义的大众文化，只不过是大众文化的一种集中形态而已。本文所指陈的大众文化就是前述宽泛意义上的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变化往往反映了时代的变化，是时代心理与社会思潮的折光。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是了解民间心态，调节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我们认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必然结果。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大众文化都与社会思潮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当代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条件下，如何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应该成为文化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所探讨的大众文化的三种韵味，就是为总结大众文化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韵味”本是中国古代审美理论中，用来描述审美对象整体审美效果的专用术语。这里借用这一术语，主要是想从中国大众文化整体性的角度考察其已有的存在类型。因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样式，其构成成分是十分复杂的，带有鲜明的历史性与对象性。我们对于其存在状态的把握，只有从整体效果的角度看，才容易说清楚。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三种“韵味”分别是宣教韵味、宣泄韵味、消费韵味。它们大致可以在逻辑上和历史上，分别对应中国当代社会的三个时代——革命、改革与发展的时代。
首先是大众文化的宣教韵味。此种韵味指运用大众普遍接受的文化手段——主要是民间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戏剧、评书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讴歌英雄，赞美新社会，批判落后的人物与社会现象的文化趣味。这种韵味的大众文化有着爱憎分明的立场，能把民间性的愉悦转化为集体性的政治狂欢，能把庙堂的构思转化为广场的宣传。这种大众文化肇端于延安解放区的大众文艺，繁荣于建国后的全民写诗、大唱京剧、大跳忠字舞、喜游江海湖泊等群众性文艺活动中。这些活动通常被视为主导文化，在我看来，其实它们带来的愉悦效果更接近于大众文化。我们不能因为其中的宣教韵味而把其当作政治的简单替代物。洪子诚先生认为，发生在“大跃进”和文革初期的“三结合写诗”、“诗配画”、“报捷文学”、“赛诗会”、“广告诗”、“记录性故事片”、“诗报告”、“钢琴伴唱《红灯记》”、“交响乐《沙家浜》”等文学“实验”活动，打破了“文学”的界限，创造了革命的“大众文艺”的丰富样式(《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7页)，我很同意他的说法。显然，大众文化的这一韵味适应了当时革命时代的政治要求。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时代主潮是战争形势影响下的革命浪潮。在这一强调革命化的时代，社会的阶层矛盾往往被视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因此普通大众的感性生活中都充斥了主流意识形态规定的革命、斗争的观念，这就导致了大众艺术享受中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站在历史反思的立场上看，这一时期的后半段明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在当时，这一错误因为战争及维护政权的需要，想完全避免是比较困难的。
其次是大众文化的宣泄韵味。这种韵味指通过科技手段——主要是现代化的传媒，如电影、电视、录像、多媒体等，把普通人在特定情境中感性的痛苦与需要发泄出来的审美情调。这种大众文化强调的是非政治性的人性，它把集体性的政治狂欢转化为民众的日常需要，把广场的宣传转化为剧场的表演与发泄。缠绵的流行歌曲，轻松的卡拉OK，缓慢的舞蹈，劲健的DISCO摇滚，幽暗的酒吧，幻想的武侠爱情世界，是其突出代表。这种大众文化肇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港台吹进的以邓丽君的歌曲、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爱情小说等为代表的港台文化，发扬光大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相应文化样式的本土化文本及欧美、东南亚乃至东北亚的“大片”、畅销书、饮食消费文化文本等。在这种大众文化文本中，创作与表演者强调的不是政治上的共同意念，而是民生需要的共同的日常情感。这种大众文化韵味的形成是中国大陆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完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转折的必然选择。这些大众文化文本风行的时期是中国大陆农村与城市改革推进比较快的时期，是中国大陆强调华夏一体的民族意识高于政党意识的时期，是全球化思维取代冷战思维的时期，也是统一观念胜过对立观念的时期，还是整个社会从低消费迈进高消费的时期，更是文化市场初步形成，市场意识与宣传意识纠缠的时期。因此，可以说没有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宣泄韵味的大众文化。
再次是大众文化的消费韵味。随着大众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在文化生产与消费领域，精神与物质互相渗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众文化的消费韵味也越来越浓。所谓消费韵味指的是通过物质消费的手段——主要是家庭影院、更新换代的电脑技术、服饰、美食、民居、交通工具等，把图像化艺术与实用性工具联成一体的艺术情趣。这种消费韵味的大众文化在宣泄韵味的大众文化中已经初露端倪，但是还不很明显。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经济建设进入快车道，翻“两番”的目标在许多地区相继实现，拉动消费成为社会的主潮。于是以下一些以往不常见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服饰追求个人情调，饮食习惯中西互渗，文学已经网络化，出行则靠功能与外观并重的汽车代步，家居更追求美化等等。所有这些已经把中国相当地区的大众文化快速推向全球化的后现代文化的时代浪潮中。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化消费韵味的形成是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可以说，没有这种消费韵味的大众文化，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正如历史的发展有继承也有革新一样，中国当代社会所经历的三个时代也并非泾渭分明，互不干涉的。事实上，在改革与发展的时期，大众文化也渗透进了革命的韵味；在革命的时期，大众文化也并不完全否定适度的经济建设与个人消费的需要。受此制约，大众文化的三种“韵味”并不是截然分割的，而是互相渗透的。在宣泄韵味的大众文化盛行的时期，宣教韵味的大众文化仍然存在。在消费韵味的大众文化盛行的阶段，宣泄韵味与宣教韵味的大众文化也并不沉默。即便是在宣教韵味的大众文化中，也可以寻觅到文化的宣泄与消费的韵味。毫无疑问，以上大众文化存在类型的划分与时代思潮的界定都是就其整体的主导倾向来说的。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这样的历史时期无疑是消费韵味的大众文化大发展的好时期。就中国大众文化的建设而言，我们认为应该在机遇面前看到困难，保持清醒的头脑。目前，主要的困难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地域与阶层两个层面存在不容忽视的不平衡性。中国为数不少的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还不可能享受高消费韵味的大众文化。在这样的地域与阶层中，如何让大众文化开花结果，还需要借助一定的政府行为，比如“文化下乡”、“文化扶贫”等等。就文化建设的全局而言，如何处理好三种“韵味”的大众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合理分布，更是一种重大的理论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难题。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三种“韵味”的大众文化之间应该是既否定又肯定的关系，它们之间当然有竞争，但绝对不是互相吞食。三种“韵味”的大众文化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中国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今后，我们在大力发展消费韵味的大众文化的同时，也要大力支持宣传主旋律的大众文化和宣泄韵味的大众文化，使它们能有序地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