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入巴西及遗存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西论文,遗存论文,中国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学西渐，说的是中国文化传至欧洲并对其产生重要影响。这一历史现象已为中国人所熟知。然而，中国人中知道中华文化如何传到巴西且至今仍有遗存可寻者，为数甚少。提出中国文化对巴西产生影响这一论点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是巴西学者。巴西当代伟大思想家、社会学家、东方学家吉尔贝托·弗莱雷(Gilberto Freyre,1900～1987)远在1936年即指出，阿拉伯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对巴西文化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甚至提出，“巴西是美洲的中国”这样一个命题。①这一论点已得到巴西中国学家的认同②。巴西现任文化部长吉尔托·吉尔2004年10月11日在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上乘而精致的物件，诸如丝绸、刺绣、瓷器和香扇等尚存于巴西，成为当今两国拥有共同点的深厚基础。
近年来，由于中巴关系迅速发展，中国文化传入巴西及对巴西的影响已成为巴西学者研究的课题。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尚未有重要建树。研究中国文化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的传播及在那里发生的影响，应是中国学者提到日程上的任务。本文仅就中国文化传入巴西及当今可寻的遗存、澳门在中国文化传入巴西过程所起的桥梁作用、中国文化缘何未对巴西主流文化的形成产生重要作用作简要论述。
一 中国文化传入及遗存列举
物的交流与人的迁徙是文化传递的重要载体。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过：“炮艇和纺织机器是常常带着他们的哲学一起进来的。”③在早期，中国文化向巴西传递主要是通过物的交流而实现的。
（一）农作物的移植
巴西从中国移植的农作物种类虽然不多，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品种。茶为其中之一。1812～1819年间，一批中国内地茶农被葡萄牙殖民者招募经澳门遣往巴西里约热内卢。此前，里约热内卢植物园（建于1811年）已于1812年获得了由澳门寄去的茶种。在当时出版的《巴西游记》一书对中国人在里约热内卢种茶作了肯定性的描述。该书作者于1817年写道，在里约热内卢植物园中有600株中国茶树。来到巴西的中国茶农“不是那些因生活贫困而背井离乡流落到爪哇及邻近岛屿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加利西亚人那样找工作的沿海居民，而是来自中国内地种茶经验丰富”的人。④文献记载，1808～1812年间任巴西外交大臣的D.罗德里格·德索萨·科蒂尼奥·利尼亚雷斯伯爵，是他制订了将熟知种茶的中国垦殖农引进巴西的方案。上述情况为巴西森林协会于1994年在该国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后予以证实。至今矗立在里约热内卢巴西蒂茹卡国家森林公园的著名的中国亭，是19世纪初中国侨民先驱者在巴西生活和劳动的象征。中国人在巴西种茶获得一定成效，但巴西终未成为一个主要产茶国。其中原因虽然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极力反对巴西种茶。英国人不允许在其茶叶国际贸易垄断中出现竞争对手。英国人认为，同先前巴西发展蔗糖生产并成功将其销往领地以外一样，巴西如果发展茶叶生产，有可能使上述情况重演。因此，英国王室极力进行扼制。⑤巴西引进华人种茶的意图虽然没有完全实现，然而中国文化却因中国茶农的进入，以及种茶技术和饮茶方式的展示而传入巴西。放弃种茶营生、定居在巴西的中国人，多数以商贩为生。中国人从事职业范围的扩大，扩大了他们在巴西的活动范围，因而也扩大了中国文化在巴西的传播和影响。
在传到巴西的作物中，我们还应该提到大豆。具有权威性的巴西《拉胡斯文化辞典》认定，大豆原产于中国。⑥虽然大豆是如何传入巴西的至今尚未有定论，但是巴西学术权威对大豆原产地的认定，表明巴西的大豆不是直接就是间接由中国引进的。1882年，巴西在巴伊亚地区开始种植大豆。通过澳门而形成的中巴货物贸易网络，从理论上说应该是中国大豆传入巴西的渠道。在已形成的东西方贸易网络中，“巴西、葡萄牙和欧洲的产品贩运至印度和中国；印度的产品被贩卖至中国；中国的产品被贩至巴西和欧洲”⑦。巴伊亚在历史上是东西方船只在巴西的停泊地和东西方货物的集散地。看来，巴西的大豆种植首先始于巴伊亚地区，这绝非偶然。可以推测，中国大豆种子很可能是通过巴伊亚（萨尔瓦多）而进入巴西的。
巴西的巴伊亚地区属热带气候，该地不适宜大豆种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巴西的大豆种植并未形成规模，与此不无关系。20世纪70年代之后，巴西的大豆种植得以振兴。种植地域由南方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现在亚马孙地区也成为大豆的重要产区。目前，巴西已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大豆生产国。大豆种植和出口改变了巴西农业的种植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也使人口的地理分布发生了变化。然而，以豆腐和豆浆为代表的中国大豆饮食文化时至目前在巴西却未形成。在巴西人的日常饮食中未有豆腐，因而也未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可以准确地表达豆腐的概念。这可能与巴西民族以肉食为主的习惯密切相关。
（二）器物的传递
已有充分的资料显示，“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巴西就已有超乎寻常估计的中国产品，包括各种质地的布品（普通丝绸、南京丝、手帕、被服、衣褂、缎质床单、南京棉布等）、纸画和绢画、扇、女士饰物、漆盒、普通陶器、陶罐、瓷器、傢俬（家具）、艺术品、烟花等。”⑧19世纪末，赴北京谈判的巴西代表团成员中的一位曾说，广州的家具与他里约热内卢家中的家具几乎没什么两样。他认为，他家的家具具有“殖民地”特征，是“我们的祖辈从澳门带来的”⑨。以下列举由中国传至巴西的几种物品。
1.水磨 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水磨。16世纪初葡萄牙人将其带到欧洲。在巴西殖民时代初期，葡萄牙殖民者布拉斯·库巴斯（Bras Cubas,？～1592或1597）将它带到巴西。布拉斯曾在亚洲生活过。他于16世纪30年代参加了由马丁·阿丰索·德索萨所率领的葡萄牙向巴西殖民的远征队。在桑托斯建城之前，布拉斯于该地建了一个庄园。根据当时的条件，布拉斯有可能在其庄园中首先使用中国磨。巴西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阿道夫·德瓦尔雅热甚至认为，葡语manjolo（水磨）一词源于汉语“磨”⑩。引进中国器物，在巴西殖民地时期已成为时兴。
2.瓷器 阿拉伯航海家于公元9世纪将中国瓷器引进近东。1502年葡萄牙人带回欧洲第一批瓷器花瓶(11)。瓷器不仅是传入巴西最早的中国产品，而且也是进入巴西最多的中国产品。据专家考证，大约在16世纪末，中国瓷器就进入了巴西。(12)当时在巴伊亚、伯南布哥和圣保罗等地都出现了中国瓷器。1827年11月10日《商业日报》曾发布一则广告，说中国南京和广东的蓝色碗已到巴西(13)。那时在殖民地社会上层圈子里，使用中国产品已成为一种时尚，“中国瓷器对于显示巴西贵族餐桌上的豪华是不可或缺的。”(14)到18世纪末，由于受到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的刺激，有人开始在里约热内卢生产粗瓷和模仿生产中国漆。
3.纺织品、服饰 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诺斯在论述西属殖民地西班牙化进程时指出，服装式样也体现文化的内涵。他指出，“许多服装也是西班牙的，其中包括男人用的宽沿帽、妇女用的棉布遮头物——薄头纱、头巾或装饰用的毛巾等。”(15)服饰可以改变和表现出文化特征。到19世纪末，中国的纺织物和服装至少在巴西某些地方已相当流行，“印有黄色和红色龙图案的典型男童内衣或印花布和服，为孩子们通常所穿用。”(16)当时在巴西，一般上层人士所穿的如果不是从东方进口的衣服，就是用从东方进口的衣料在当地制作的衣服。法官穿的黑袍附有中国式样的刺绣。弗莱雷认为，为法官进口大袍这种做法，说明两个不同的社会与文化制度之间，即巴西与东方之间具有深厚的亲和力。东方主要由中国和印度所代表(17)。1830年，在里约热内卢海关街的商店里，人们可以买到中国的丝质大披肩、刺绣头巾，以及印度的餐巾等装饰、床上和餐厅用品。这些商品成箱或散装地从中国运来。在15和16世纪的欧洲海外扩张中，葡萄牙居于领先地位。由于葡萄牙人将东方产品带回欧洲，则使葡属巴西的贵族便较早得以见识。伯南布哥沿海和巴伊亚万圣湾地区的巴西贵族得以立刻享用在欧洲只有皇室在16世纪才认识的东方产品，诸如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扇子、用作餐具的瓷器、床单、茶具和太阳帽等。
（三）艺术品的传入
瓷器进入巴西不但是作为一种器物，而且因为其蕴藏着东方文化的内涵而作为一种艺术品。1722年6月“天使皇后”号在驶往欧洲途中欲停靠里约热内卢港因起火而沉没于瓜纳巴拉湾。船上载有康熙皇帝赠送给格肋孟十一世和葡萄牙国王唐·若昂五世的礼品，其中包括数百箱康熙朝时期瓷器。巴西海军文化与历史遗产研究所现已勘察并确定出沉船的位置——距桑多斯·杜蒙特机场和费斯卡尔岛不远的海域，该单位拟组织打捞这艘沉船。(18)中国瓷器进入巴西之后，不论是作为器物还是艺术品，均得到较快推广。在一些贵族家庭的财物清单中，人们至今可以找到有关中国瓷器拥有的记录。在当时的巴西市场上，中国瓷盘价格约是欧洲瓷盘的4～12倍。(19)到20世纪的时候，巴西的普通居民使用中国瓷器并不罕见。在20世纪20年代，“在萨尔瓦多，如果你路过一个工地，中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石匠和其他工人正在用中国盘子吃午饭。”(20)
在巴西学术界一个流行的看法认为，从巴西殖民地时期至19世纪初，随着中国商品进入巴西，毫无疑问，中国绘画也传入了巴西。一个当时的旅行者在其记载中说，18世纪初，在伯南布哥的士宦家中，他亲眼见过中国绘画。不仅如此，中国艺术家可能到过巴西并在那里作画。里约热内卢一位收藏家所收藏的《瓜纳巴拉湾风光》这幅描写里约热内卢景致的作品，即出自中国画家之手。这位画家叫宋呱(Sun Qua)，广东人，1830～1870年间先后在广州从事专业绘画。根据他所作的巴西风景画，“有些巴西作者甚至认为他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可能在巴西呆过(21)。然而，具有中国风格的绘画在巴西传播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具有宗教色彩的绘画。因此，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艺术家在18世纪有可能在那里亲自作画。这些具有东方中国影响的绘画，正如其名称所表示的，毫无疑问，是由来自于印度和中国的葡萄牙殖民地商站的艺术家和工匠所为。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教堂和纪念性建筑物中，人们能够在绘画中看到一些人物及其着装具有印度或中国特征”(22)。巴西学者弗朗西斯科·维德拉·佩雷斯教授1982年12月6日在《澳门日报》发表文章，介绍了中国艺术在巴西的遗存。“分散在巴西各地的著名‘历史城市’中，保存着一些具有中国特点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是中国艺术家来到这里亲自创作的吗？巴西专家更偏向如下说法，即这些艺术品是在澳门定做的，或者就在巴西由本地艺术家根据澳门的图片制作的。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可靠。
说到中国绘画艺术对巴西的影响，不能不提到中国近代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大千在其84岁的生命长河中，其中有17年(1954～1970)生活在巴西，其侨居地是圣保罗州的莫日—达斯克鲁济斯。在那里他与家人为伴，虽然深居简出，但他的画作曾在圣保罗多次展出。1972年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与文化中心曾举办张大千画展，共展出画家在1928～1970年间所作的54幅作品，其中有19幅作于莫日—达斯克鲁济斯。至今在莫日—达斯克鲁济斯和圣保罗仍有张大千的后人在那里居住。与此同时，他的许多大作在巴西被收藏。
（四）建筑风格的影响
前文提到的中国亭，是中国式的工程作品。有人以此推断，中国式的其他工程作品也可能存在于巴西。时至今日，巴西某些建筑物采用尖屋顶，屋檐由翅托支撑，屋顶的瓦涂油彩并以龙或其他虚构动物形状进行装饰，这是中国古代建筑风格对巴西建筑影响的表现。特谢拉教授在其专著《中国在巴西——中国在巴西社会和艺术中的影响、标记、反响和遗存》中，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建筑风格对巴西的影响。一个例子是位于S
o Roque的一所大房子，它建在石头垒成的平台上，这是中国自远古以来就采用的技术。另一例子是位于圣保罗州的伊纳西奥神甫庄园的一所大房子，其屋檐以狗形象的椽子作支撑，形成类似中国的大屋顶建筑。不仅建筑的外观、建筑物的地基处理均存在某些中国影响，而且在建筑物，特别是教堂的内部装饰方面存在“建筑式样类似于中国的风格”。
（五）习俗与生活方式的传入
随着以器物为载体的中国文化传入巴西，中国的习惯和风俗以及健身方法和处世哲学也进入了巴西，在这方面，“中国对巴西产生了重要影响力”(23)。我们尚不知中国武术何时传入巴西，但它在巴西已相当普及。据一位在巴西传授中国武术的华人陈国伟先生估计，他在巴西生活的43年中，已向6万多巴西人传授了武术这门中国功夫。他认为若把他的弟子的学徒计算在内，那么目前巴西有近50万人会中国功夫。此外，估计巴西以中国太极拳健身的人数超过练中国功夫的人数，因为这项体育健身活动会得到更广泛年龄层人的欢迎。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诸如《论语》《易经》《孙子兵法》等，以及“风水”之说在巴西已得到广泛传播。在知识分子中，以“易经”之道和根据“风水”行事者为数不少。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们更热衷于研究“风水”。在香港出版的这类英文著作在巴西很流行。
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的巴西公众社会中，一些类似于中国人的习俗较为时兴。这是巴西人对中国文化欣赏的一种情感反映。法国19世纪重要画家马奈17岁时曾到巴西作过一次旅行。在他发自里约热内卢的一封家信中有这样的描述：巴西妇女一般而言都很美丽，她们的发式是中国式的，在街上行走不戴帽子。她们的服装很轻薄，其习惯与我国（法国）不同。(24)特谢拉教授认为，马奈的信因为提及了19世纪中叶里约热内卢所保持的来自亚洲的习惯而非常有价值。当时巴西人的具有东方特征的习俗，女人比男人更具明显特点，乡下比城里更突出。从19世纪中叶开始，巴西社会呈明显西化趋势。男人的东方习俗首先受到限制。当巴西男人以雪茄烟取代牙签，以雨伞取代太阳帽，以骡马拉着的公共马车取代由黑奴抬着的轿子的时候，巴西妇女仍以穿着、梳妆打扮东方化、早婚多子、深居简出为时兴，好像时光在停滞。弗莱雷认为，轿子的使用是东方文化在巴西存在的一种表述。这种贵族的交通工具在殖民地时代是相当普及的。此外，我们还可以列举诸多例子，表明中国人的习俗在巴西的存在并对其产生的影响。斗鸡、放风筝，普遍使用烟花；使用以中国主题装饰的红色枝形大烛台；奴隶为糖业主、甘蔗园主和烟草庄园主撑着太阳伞；双亲或施主对奴隶、女人和子女拥有生杀大权；礼节规则中突出礼仪程序；药典中的多种药品和药物处方；对小脚女人不可抗拒的迷恋；玩仿制中国人的纸牌，等等。这说明，“中国对巴西的影响确实存在”，“在西方世界巴西可能是特有的个例”(25)。这是《中国在巴西》一书的作者特谢拉·莱特教授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
二 澳门的中介作用
葡萄牙学者、澳门国际研究所理事会秘书长官龙耀先生认为，“中国是通过澳门到达巴西的”(26)。官先生这一观点是成立的，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是这样。1881年中国清政府与巴西帝国在天津签订了《中国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条约》，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883年巴西在上海设立领事馆；“清政府指派驻法国使臣兼管巴西使事”。从此开始了两国的官方接触。然而，两国的民间交往，特别是中国文化通过器物载体传入巴西却先于官方接触很早就发生了。在19世纪头20年，中国茶农到里约热内卢种茶。而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应在巴西的殖民地时期即被引入使用和欣赏，其途径也是经过澳门传入。
澳门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中介作用，是由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所促成的。15世纪，葡萄牙开始向东方进行贸易扩张，16世纪它控制了海上通道。在1553年，它以晾晒水浸货物为名，获当地中国官员允许在澳门暂住，但由此却开始了葡萄牙占领中国领土长达400余年的历史。
在此之前葡萄牙于1500年“发现”了巴西。占领了中国的澳门后，于16世纪中叶在那里建立了贸易货栈。随后葡萄牙商人先后开辟并形成了以澳门港为基地的三大航线。其中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使中国得以与巴西沟通。葡萄牙当局虽然不允许澳门与巴西之间进行直接贸易，但由东方开往葡萄牙的船只在巴西的萨尔瓦多港和里约热内卢港为补给而停靠的事不时发生，由此开始了澳门与巴西之间的联系，亦是中国通过澳门与巴西交往的开始。特别是1690年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发现金矿之后，这种停留就更加频繁。以东方产品换取黄金和烟草的走私活动日趋严重。葡萄牙占领下的澳门，主要以航运和贸易而生存。长崎、果阿和马六甲是澳门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随后其交往逐渐扩大，澳门的触角伸进亚洲各主要地区：马尼拉、爪哇、帝汶、暹罗、孟买等，当然也间接达到巴西。澳门人向外提供中国产品，诸如丝绸、工艺品、茶叶、瓷器等，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各种产品就这样传到包括巴西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1810年，澳门当局被葡萄牙王室允许与巴西直接进行贸易，因此中国商品比先前更多地进入巴西。1822年巴西独立后，巴西在寻求与中国的交流过程中仍然以澳门为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文化以物为载体通过澳门传入巴西，这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途径。
第二个途径是通过中国移民传播。“不同类型的移民是带着不同文化‘货物’到达目的地的，移民们仿照自己家乡的模式来改造移民区。”(27)最新的说法表明，目前巴西的华人（华裔巴西人和华侨）约有20万(28)。中国向巴西移民的先驱是19世纪初被迁去的数量有限的茶农。他们分别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种茶，以及在里约热内卢参加修筑铁路的劳动。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巴西劳动力短缺形势的出现和加剧，“澳门葡萄牙人曾经把为数不多的华人带往巴西”。1923年出版的一份材料表明，当时在巴西境内共有两万中国人(29)。现在在巴西的华人绝大部分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之后移居巴西的。他们主要来自广东、浙江和台湾，生活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地区。他们以自身的职业向巴西社会传播了中华饮食、医药（特别是针灸）文化和以武术、太极拳为代表的健身方法。近年来，由于中巴关系的密切发展，许多华侨投身于汉语教学和直接传播中华文化的活动之中。
第三个途径通过土生葡人传递。澳门的土生葡人主要是中葡混血人，也有葡萄牙人与印度人、东南亚人、意大利人等的混血儿。这是400余年来，中西文化融合的表现和产物。土生葡人在葡本土已无近亲，而将澳门看作是他们祖先的发祥地和永久归宿地。他们的家庭生活虽然表现为西方情调，信奉天主教，但他们都能操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并且因为大多数具有中国血统而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一般而言，在土生葡人的家里都雇佣华人保姆。她们除以中国人的习俗和方式完成家务工作外，还以中国语言（广东话）、故事和歌曲影响土生葡人的子女。澳门的土生葡人现已分散到世界各地，但在巴西定居的较多。他们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分别成立“澳门之家”。中国文化不仅可以借助普通的土生葡人通过日常生活而传播，更主要的是土生葡人作家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从19世纪起就出现了几位澳门作家，他们以文学、历史学或人种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本澳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30)这些著作有的已被巴西国家图书馆所收藏。在澳门现代的土生葡人作家中，我们应提到女作家阿尔达·安热罗。她被誉为“沟通澳门（中国）与巴西的作家”。她所选编的《中国短篇小说奇观》在巴西圣保罗以葡文出版，向巴西读者展现了约14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和社会发展、演变情况。她的另一部在巴西出版的著作——《东方杂记：短篇小说、游记、烹调》，向巴西读者介绍了中国的节日活动和民俗、中国烹调以及烟熏疗法和相术等。此外，澳门与巴西在历史上官员与传教士的交流，无意中也会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有两个巴西人曾先后任职澳门总督，一度曾有众多的传教士从澳门逃亡巴西和耶稣会士在巴西被驱除的事件。
三 中国文化传入巴西的特征
巴西著名考古学家、博物馆国际委员会考古和历史博物馆国际组织主席费尔南德·德卡马尔戈—莫罗认为，“中国和巴西之间的联系交往在16世纪后半叶通过作为葡中两国关系及作为对日贸易基地的澳门提供的开放机会而得以开始。后来，这种联系又通过该交往带来的或澳门直接或通里斯本间接输入的‘物与人’而更加密切。于是澳门渐渐地和巴伊亚及里约热内卢建立了对话。这种对话发展到多种形式，并且逐渐扩展到内陆地区。”(31)由此可见，中国与巴西之间的联系开始较早。其起始时间基本上与欧洲所出现的“东方热”和“中国热”相仿。“瓷器、漆器、丝绸等这类当时被称为‘中国货’的贸易在17和18世纪时（在欧洲）非常繁荣兴旺。”(32)当时，中国文化向巴西传播也是以这类“中国货”为载体的。那么中国文化向巴西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什么特点呢？
首先，中国文化传入巴西以有形文化为主。可以将文化分为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两种。有形文化即体现于物质的文化，各类商品、民居、庙宇和教堂等都是文化的一种载体，茶、瓷器、漆器以及丝绸等是最能表达中国文化的商品。无形文化一般是由民间传说、传统的观念和著作与画作来表现的。如今，在巴西的书店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经典著作以及古代和现代的中国文学作品。但中国文化传入巴西的，特别是19世纪中叶之前主要是以商品为载体的有形文化。换言之，中国文化传入巴西以有形文化为主，无形文化次之。二者在传入时间上也并非齐头并进，是有形文化在先，无形文化随后。这一特征与中学西渐，中华文化传入欧洲时明显不同。欧洲人认识中国文化首先不是从器物开始的，而是13世纪末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以文字形式将中国文化传入欧洲。而中国的器物，诸如前文提到的“中国货”传入欧洲是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与此同时，当16世纪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他们便开始翻译和诠释儒家经典，将其介绍到欧洲。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将《五经》翻译为拉丁文，并于1624年出版。显然，中国文化传入欧洲与传入巴西其过程是不同的。当时巴西社会文化水平低是造成上述情况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中国文化为什么能传入巴西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对巴西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关于这一问题，除了澳门在双方沟通方面能起着桥梁作用外，我们分析一下当时的巴西与中国的情况及世界形势即可得到答案。
葡萄牙于1500年“发现”巴西后，它在前30年的努力是保证对新土地的占领，尔后才在巴西开始殖民活动。国家和天主教会是它使巴西殖民化的两个基础组织。在经济方面实行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大种植园制，同时引进宗主国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除此之外，形成一种文化认同是殖民地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巴西的文化不能建立在印第安人文化的基础上，因为在殖民地的巴西，实际上“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印第安民族，而仅仅是一些零散的、许多情况下是互相敌对的族群”(33)。黑人文化，由于黑人的奴隶地位，显然也不能成为巴西文化的主流。作为巴西殖民地社会的主流文化只能是作为宗主国的葡萄牙的文化。当时作为欧洲的一个小国、穷国和只有短暂历史的葡萄牙，其文化容量狭小，底蕴浅薄，难以使巴西社会普遍认同，它必须吸收印第安人文化、黑人文化和其他文化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按道理讲，巴西的葡萄牙当局应当吸收更多的欧洲天主教国家的文化以丰富巴西文化，但是这种前景被葡萄牙的政策所限制。在殖民地时期，巴西虽然不断受到荷兰和法国等殖民主义者的侵入，并且荷兰曾一度占领巴西东北部长达24年之久，但“在16和17世纪的200年里，西班牙与葡萄牙成功地控制它们的海外殖民地，不让其他欧洲国家染指”(34)。因此，吸收其他地区，特别是东方的先进文化，虽然不是其主动的行为，但因贸易的发生而成为历史上的现实。
在15世纪之前，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西方文明。从汉朝到明朝初期，中国的科技在世界上一直领先长达14个世纪以上。先进国家的文化总是对落后地区发生强烈的影响。特别是在16世纪欧洲开辟东方航路之后，中学西渐风行数百年。到18世纪前半叶，随着中国商品输入的增加，出现欧洲模仿中国风尚的形势。美国中国史专家史景迁说：“在18世纪中叶这一短暂的时期中，中国热席卷欧洲，法语通常用‘chinoiserie’（意为中国的艺术风格）这个词来描述这股热潮。”(35)中国物品和文化大量传入欧洲的时期，正是巴西风行输入中国商品和引进中国文化的时期，与法语chinoiserie相对应，在巴西的葡语词汇中也出现了一个新词：chinesice。葡语权威词典对此所作的解释是“按中国人的方式或方法行事”。可见，19世纪中叶之前，巴西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它绝非一个与世界发展毫无联系的历史进程。
再次，中国文化最终未对巴西文化始终如一地产生重大影响，为什么？吉尔贝托·弗莱雷认为，直到唐·佩德罗二世执政初期，东方文化仍在巴西有着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840年之前仍比较明显。“自此而后，西方（文化）渗入到巴西的贸易、经济以及仍是家长式的但已具有资产阶级（内涵）的道德文化中，而东方的影响则表现为苟延残喘。”(36)这是由诸多历史因素造成的。
19世纪中叶的巴西社会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英国工业革命成果的传递，巴西开始建设工厂、修建铁路。英国的资本与技术在巴西被推广与运用，西欧文化与生活方式已被巴西人热烈地接受。吉尔贝托·弗莱雷曾经为他的国家在当时“不加选择地从欧洲接受的一切事物开列了一张单子。这张单子中包括汉堡的黑啤酒、英式村舍、蒸汽机（1819年汽船就在圣萨尔多湾上定期航行了）、白亚麻布夏装、义齿、煤气灯以及（先于上述一切的）秘密会社”(37)。巴西在欧洲化（西化）。此外，巴西的西化在当时还因为另外一个因素，即大批欧洲移民的进入而得到加强。引进欧洲移民不但解决了劳动力问题，而且使“巴西尽快地欧洲化”。当时巴西上层社会盛行白人至上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以在是否引进中国“苦力”问题上，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巴西引进欧洲移民始于19世纪中叶，在1870～1880年间形成了一个高潮，间断性地持续到20世纪中叶，共计约400万移民进入巴西。(38)欧洲移民带来移出国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使巴西更加西化。另一方面，中国自1840年之后已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已失去了历史上曾享有的国际地位。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有时兴的工业产品向巴西出口。英美以商品为载体的文化输出以及思想与生活方式的传播，自然使巴西社会淡化了对中国古老文化的认同。中国文化未对巴西产生持久的重要影响，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收稿日期：2006-08-11
注释：
①Jornal da Tarde,S.P.30/7/1994.
②塞韦里诺·卡布拉尔：《认识今天的中国：中国现象的巴西观点》，载雅尼丝、伊利克主编：《巴西与中国——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③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82页。
④转引自澳门文化司：《文化杂志》（中文版），1995年春季号，第34页。
⑤转引自澳门文化司：《文化杂志》（中文版），1995年春季号，第8页。
⑥Larousse Cultural,Editora Universa,1988,p.779.
⑦Angela Guimaraes,Uma Relacao Especial:Macau e as Relasoes Luso-Chinesas,1780/1844,p.198.
⑧转引自澳门文化司：《文化杂志》（中文版），1995年春季号，第29页。
⑨官龙耀：《在全球旋风中的澳门与拉丁美洲》，载张宝宇主编：《澳门桥通向拉丁美洲》，澳门亚太拉美关系促进会，2006年，第23页。
⑩Jose' Roberto Teixeira Leite,A China no Brasil,Editora da Unicamp,1999,p.91.
(11)雅克·布罗斯：《发现中国》，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12)Jose' Roberto Teixeira Leite,A China no Brasil,Editora da Unicamp,1999,p.211.
(13)Gilberto Freyre,China Tiopical,Editora Unb,2003,p.87.
(14)官龙耀：《在全球旋风中的澳门与拉丁美洲》，载张宝宇主编：《澳门桥通向拉丁美洲》，澳门亚太拉美关系促进会，2006年，第24页。
(1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42页。
(16)官龙耀：《在全球旋风中的澳门与拉丁美洲》，载张宝宇主编：《澳门桥通向拉丁美洲》，澳门亚太拉美关系促进会，2006年，第27页。
(17)Gilberto Freyre,China Tiopical,Editora Unb,2003,p.60.
(18)黄庆华著：《中葡关系史(1513～1999)》，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400页。
(19)(20)Jose' Roberto Teixeira Leite,A China no Brasil,Editora da Unicamp,1999,p.212.
(21)转引自澳门文化司：《文化杂志》中文版，1995年春季号，第55页。
(22)Jose' Roberto Teixeira Leite,A China no Brasil,Editora da Unicamp,1999,p.179.
(23)Camara Brasil-China de Desenvolvimento Economico,Parceira Brasil-China,Edicao Especial,2004,p.26.
(24)Jose' Roberto Teixeira Leite,A China no Brasil,Editora da Unicamp,1999,p.27.
(25)官龙耀：《在全球旋风中的澳门与拉丁美洲》，载张宝宇主编：《澳门桥通向拉丁美洲》，澳门亚太拉美关系促进会，2006年，第26页。
(26)张宝宇主编：《澳门桥通向拉丁美洲》，澳门亚太拉美关系促进会，2006年，第23页。
(27)［英］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28)Parceria Brasil-China,Edicāo Especial,2004,p.46.
(29)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2～285页。
(30)(31)澳门文化司：《文化杂志》（中文版），1995年春季号，第78页，第5页。
(32)［法］安田朴著，耿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25页。
(33)［巴西］博勒斯·福斯托著，刘焕卿译：《巴西简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8页。
(34)［荷兰］彼得·李伯庚著，赵复三译：《欧洲文化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89页。
(35)［美］史景迁著，黄纯艳译：《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36)Cilberto Freyre,China Tropical,Editora Unb,2003.P.89.
(37)［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肖昶等译：《文明史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3页。
(38)Almanaque Abril,Brasil 2005,p.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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