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主观幸福感的社会性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性论文,主观论文,幸福感论文,老人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同许多西方国家一样，香港的人口急剧老化，且在老龄人口中，以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增长率最为迅速[1]。本研究以香港高龄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为课题，探讨其与社会性因素（人口特征和社会网络）的关系。老人主观幸福感是以生活满足感和抑郁症状的自评量表加以测定的。生活满足感可视为主观幸福感的正面指标，而抑郁症状则可作为负面的指标。此外，为了更全面的评定高龄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还包括了一个自评身体健康的单项测题，探讨其与社会因素的关系。
材料与方法
一、受访者：本研究是从领取香港特区政府老年补助金或残障补助金的高龄老人，（70岁或以上）。他们的档案构成本研究的取样框架。按此框架以分层取样法邀请2500名老人参与研究，结果595名老人愿意接受访问。完成问卷而资料完整可作统计分析者共554名（男性266人，女性288人）。受访者均龄为77.0岁（SD=5.4岁），曾受小学或以上教育的不超过17%。婚姻状况以在婚人士最多（占47.8%），其次为丧偶者（占43.3%），仅小部份(8.8%)未婚、离婚、或分居。
二、测量工具：本研究以统一标准的问卷进行资料收集的工作。为了配合在香港所进行的一项老龄人口的大型调查，问卷内容还包括了一些作为其他研究用途的简短量表。以下仅就本研究的量表，作简单的介绍。有关这些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已另有详尽的报告[2]，说明了无论在信度和效度方面，都达到满意的水平。1.生命满足感指标(LSI-A)：此量表乃特别为老人研究而编制，内容以生命意义的肯定、正面和乐观的态度、生活目标的达成、生活情趣、以及成就感等作为指标，量度受测者的生活满足感。本研究采用了Adams所建议的18题版本[3]。
受测者针对测量所描述的感受，圈取适当的答案。LSI-A的分数可由0至18分，得分高表示对生活有高度满足感。得分在7分或以下者，表示对生活感到不满（LSI-A的Cronbach α值为0.70）。
2.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这份量表为美国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所编制的[4]。该量表的20项测题都是抑郁常见的症状。受测者以选答的方式，指明过去一星期内曾有几天出现了测题所描述的症状。
CES-D的分数可由0至60分，划分值为16分，高于划分值表示抑郁倾向较为显著的（CES-D的Cronbach α值为0.80）。
3.自评身体健康单项测题：此单项测题以5点量尺自行评定身体健康状况（1＝好；2＝还可以；3＝不好；4＝很好；5＝非常好）。此单项测题的复测信度（两星期）为0.78。
4.社会网络量表：本量表为Lubben所编制[5]，由10个测题组成。其中3个测题评估家庭网络（包括：可谈心事的亲人数目、经常保持联系的亲人数目、以及联系的频度），另外3个测题亦以同样的方式测量朋友网络、最后的4个测题则评量互依关系（即在日常生活中，受测者和别人在物质上、精神上，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程度）。家庭网络、朋友网络、以及互依关系各分量表的Cronbach α值分别为0.76，0.84，以及0.64。
三、资料收集过程：资料的收集工作，由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的研究生或高年级的本科生负责，以问卷和面谈的方式进行。为了确保访谈方式的一致性和施测程序的标准化，资料的收集工作，都是在导师的督导下进行的。受访者在正式接受访谈之前若有任何疑问，可依邀请公函上的联系电话查询。除少部份访谈在社区的老人服务中心进行外，其他访谈都在受访者家中完成。访谈的时间约为一至两个小时。
结果
一、主观幸福感：表1为高龄老人主观幸福感低下的百分比。表2则为各项主观幸福感指标的均值和标准差。由表1和表2可见，女性不如男性对生活感到满足，其抑郁症状高于男性，在自评身体健康状况上亦不如男性。两性在各量表上的差异，都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
二、人口特征与幸福感：通过二元相关法的分析结果（见表3），发现年龄与主观幸福感的各项指标均无显著关系。教育水平则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但此关系只在女性老人中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此外，无论男女，在婚的比丧偶的老人对生活有更大的满足感。但丧偶与抑郁倾向的关系，则只在男性老人中达到显著的水平。
三、社会网络与幸福感：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社会网络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关系（见表4）。家庭关系以及互依关系与生活满足感以及自评健康有正相关；与抑郁倾向则呈负相关。朋友网络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亦在男性老人群体中达显著的水平，不过在女性老人中，朋友网络中与生活满足感有显著的正相关，与抑郁倾向以及自评健康的关系均未达到显著的水平。
由表5可见，社会网络（尤其是家庭网络和互依关系）比人口特征更能预测高龄老人的生活满足感和抑郁倾向。不过，就预测自评的身体健康而言，人口特征（性别以及教育）都比社会网络更具重要性。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女性高龄老人无论在心理上或身体健康方面，都比男性低下。此结果与西方学者的报告是相当一致的[6]。不过，本研究是通过面谈以自评量表的方式测定主观幸福感。结果或受个人自我表露的倾向所影响。由于女性比男性更愿意表露自己的负面情绪[7]，可能因此使她们在主观幸福感的自评量表上，比男性低下。当然，此两性差异亦可从社教化过程加以理解。女孩子似乎很早就被灌输不如男孩子的观念，并养成较强的依赖倾向，使女性自我评价偏低，出现较明显的抑郁表征。Seligman认为早期社教化过程中，父母对男孩子赏罚分明，对女孩子则较不一致，女孩子因此觉得赏罚不因自己的行为所决定，产生所谓的“习得的无助感”，比男性出现更多的负性情绪[8]。另一方面，Repetti和Grosby[9]所提出的成年角色论则认为女性主观幸福低下，是因为女性狭隘的角色以及低下的社会地位所致。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完满解释香港高龄老人主观幸福感的两性差异，还得实证探讨。
本研究二元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与年龄并没有显著的关系。不过以卡方检验则发现年龄较高的男性老人，主观幸福感偏低。虽然卡方检验的功效不如二元的积矩相关的高，但所计得的显著结果，仍可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基础。至于自评身体健康方面，无论男性或女性高龄老人，都未因年龄的增长而易觉衰退。一项有关城市精神病人的研究亦发现，老年人的体诉问题显著的比成年人少[10]。西方学者Siegler和Costa[11]的研究报告表明，老年人倾向少报告躯体症状，这些发现与一般“刻板印象”所认为老年人有更多的体诉问题，并不相符；值得通过更严谨的研究，进一步的予以确立。
本研究又发现，主观幸福感与教育水平的显著关系，只在女性老人群体中出现。对这个发现的理解，不可忽视在本研究的高龄老人中，丧偶者男性占22.8%，而女性则超过60%。面对守寡生活的女性，较高的文化水平可说是应对压力的一种“资源”。文化水平高，知识面广，自然更懂得运用资源，维持身心的平衡。再者，就本研究的高龄老人而言，能有机会上学受教育的女性，相信社会地位较高，其家庭对女性的态度也更正面，这种良好的家庭环境，为身心健康的平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主观幸福感较高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男性高龄老人，由于大部份都是在婚人士，有很好的社会支持，日常生活有人照顾，甚至与其他亲友的交往亦由老伴代为安排，面对的压力相对较少。不过却往往因失去老伴的依靠而心理不平衡。因此，丧偶与抑郁的关系，只在男性老人中达到显著水平。这与Stroebe所指出的丧偶对男性造成更大的伤害[12]，是相当一致的。
二元或多元的回归分析的结果，都表明了生活满足感以及抑郁倾向与家庭网络以及互依关系有显著的关系，但心理幸福感的这两个指标与朋友网络的关系，却不是那么显著。这和西方学者的报告恰恰相反[13.14]。Lubben[15]认为西方老人从朋友网络中得到更大的满足感，主要是因为朋友关系通常为彼此带来生活的乐趣，很少构成精神上的压力。但家庭关系则可能牵涉到许多应尽的义务，包括一些不高兴也要尽的义务。西方人士这种朋友和家庭关系的不同影响，在中国的社会似乎不起作用。因为中国社会强调家庭取向，重视家庭内各成员之间的互依关系[16]。梁祖彬[17]认为中国家庭以及由家族所组成的群体，内聚力强，给予成员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再者，中国人的社会网络是由家人至亲戚而至朋友向外伸展，关系即由亲而疏，影响力亦由大而小，香港的高龄老人既承袭了这个文化传统，其主观幸福感的维护和提升，亦更有赖家庭网络的支持，家庭外朋友邻里的影响力，就相对的不显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