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歇尔和庞巴维克价值决定理论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歇尔论文,维克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学术界普遍认为，19世纪70年代早期发生的价值理论中的“边际革命”敲响了古典经济学的丧钟，这使得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把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归为一类，作为研究价值的相同方法的独立发现者。这种倾向遮蔽了这三位经济学家在理论构建的本来目的和意图方面的本质区别，也遮蔽了他们的主要作品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区别。特别是，最近的研究表明，门格尔经济分析的着眼点在于对主观成本(归属理论)和非均衡条件的研究，而不是关注函数的相对最大或最小问题。其追随者庞巴维克发展了门格尔的主题，最明确地阐释了主观评价和交换过程决定价值理论的本质(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第261页)。另一方面，施蒂格勒对杰文斯经济学研究得出的新发现是“他对古典理论有所背离，但更多的是补充”，因为“他的生产和分配理论……基本上是古典的”(施蒂格勒，2008，第11页)。例如，杰文斯对生产成本与价值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出现在论劳动的第5章中，而不是出现在更合适的论交换的第4章中，就是因为他想更多地强调古典派的劳动成本论。根据马克·布劳格的说法，“杰文斯的劳动供给理论是他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布劳格，2009，第240页)。马歇尔总的来说接受了杰文斯关于劳动短期供给曲线的分析，他的供求交叉模型实际上就是杰文斯关于产品边际效用和劳动边际负效用均等图示的一个翻版。
庞巴维克坚决反对劳动负效用是价值决定因素的英国传统论断(详见B
hm－Bawerk,1894)。他的理由是非熟练劳动比熟练劳动更令人厌烦，但后者却比前者获得更好的报酬，这意味着以劳动强度测量生产成本与事实不符，因此，价值决定的唯一因素只能是产品的效用。从中可以看出，庞巴维克根本不相信英国学派试图讨论的劳动供给曲线的有效性，他拒绝承认个别工人通过有效变动体力劳动的数量能影响产品价格的论断，并否认负效用可以影响各种用途之间劳动服务的配置这一观点。基于此，庞巴维克批评马歇尔阻碍了英语世界的人们清晰地接纳门格尔发动的主观主义革命，特别是他通过使用供给和需求函数来解释价格形成时试图复活李嘉图的客观主义(至少在供给一方是如此)，按照庞巴维克的解释，马歇尔剪刀的两边而不是一边，都基于效用的主观评价(详见德索托，2010，第61—62页)。用布劳格的话来说，“英国学派试图讨论劳动的供给曲线，而奥地利人则努力要关上对这个课题研究的大门”(布劳格，2009，第241页)。马歇尔则指责庞巴维克低估了其古典经济学前辈对生产成本和价值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他批评庞巴维克的主观价值理论是一种“企图借助于以价值的暂时改变或短期变动的原因为基础的论点来否认关于生产成本和价值之间的关系的最后趋势或原因之原因的学说”(马歇尔，2005b，第400页)，并进而指出：“庞巴维克所提出的这个论点……是没有适当根据的，即价值一般地必须由需求所决定，而不直接涉及成本，因为劳动的有效供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因为即使严格地规定了一年的工作时数(实际上却不然)，而工作强度也仍然是有伸缩性的”(马歇尔，2005b，第200—201页)。由此可以肯定，奥地利的门格尔——庞巴维克传统与英国的杰文斯——马歇尔变体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尖锐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以“市场出清如何达到”为共同主题，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用供求交叉的马歇尔图示讨论了茶叶(谷物)的价格决定特点；庞巴维克则在《资本实证论》中用双边竞争的庞巴维克表讨论了马市交易过程。问题是，将庞巴维克表转变成马歇尔图示后，我们会发现“主观价值理论函数”呈现出了与均衡价格理论相似的阶梯形的需求和供给函数，这一似是而非的理解难点极易造成马歇尔和庞巴维克各自的价值理论“本质雷同”的认识误区。本文的基本贡献是通过分析英国传统和奥地利传统的哲学预设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来揭示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和庞巴维克主观价值理论的本质上的分歧。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庞巴维克对以主观成本为基础的效用的强调和对市场过程方法的强调都与马歇尔的需求和供给分析相对立。
二、均衡价格模型的理论构建
1.需求函数的逻辑基础：货币购买力不变。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将经济科学视为仅仅是亚当·斯密所倡导的“无形之手”思想的扩展与延续。虽然新时代和新问题改变了经济分析的重点，但马歇尔仍然相信李嘉图和穆勒的价值理论分析能够经得起推敲。他还进一步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过是对旧有的古典学说的一种现代版本的阐释。在介绍需求理论时，马歇尔批评李嘉图和他的追随者“过于注重生产费用方面”；他们“虽知道在决定价值上，需求的条件与供给的条件同样重要，但他们都没有十分清楚地表明这样的意思”(马歇尔，2005a，第104页)。马歇尔之所以极大地强调需求，是为了修正古典学说只强调把生产成本作为价值唯一决定因素的片面观点而减少其受攻击的程度。
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所开创的奥地利学派从未认真地提出效用衡量的问题，这表现在奥地利经济学家从整体上否定基数效用及可加的效用函数。杰文斯起初也否认人际效用比较，但后来提出了接近于用“不变的货币边际效用”衡量效用的富有启发性的新方法，马歇尔通过对杰文斯的这一方法加以改进，试图从效用的可测量性入手来构筑需求函数的理论大厦。在需求理论中，当一种物品的价格下降，会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该物品与消费者预算中的所有其他商品相比将变得更加便宜，消费者将用这种商品去替换其他商品(这是价格变化的替代效应)；第二，因为货币的购买力提高而导致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增加，将引起消费者购买更多的包含在他的预算中的所有正常物品(这是价格变化中的收入效应)。①在马歇尔的理论中，收入效应问题被巧妙地避开(参见马歇尔，2009a，第81—82页)，其方法是限定所分析的商品只占消费者总支出中的一小部分。对这些商品来说，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可以被认为是接近于不变的，从而为从效用到需求的完全转移扫清了道路。忽视收入效应的逻辑推论是保持实际收入而不是货币收入与需求曲线一道不变，即货币购买力保持不变。根据弗里德曼的解释，当所分析的物品的价格变化时，货币购买力能够保持不变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货币收入的变化或消费者在保持(以效用来表示的)实际收入不变的条件下所消费的其他物品的价格的相反运动使主体被补偿(Friedman,1949,pp.463－465)。虽然在现实中，收入效应像替代效应一样是消费者行为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使得马歇尔的需求曲线没有经验的含义，但是从概念上说，马歇尔的需求曲线对于理解来说更简单，更接近于局部均衡分析的近似性精神。
马歇尔界定的“消费者剩余”可以用杜普伊特的方式，把它想象为通过差别定价可以从消费者分离出来的数量。作为衡量消费者福利的有效工具，消费者剩余被普遍认为应该由边际价值曲线而非需求曲线得出。然而，考虑到“收入效应”的边际价值曲线与需求曲线并不重合。实际上，边际价值曲线总是在较低价格时位于马歇尔的需求曲线之下，而在较高价格时位于其上。结果是，用需求曲线来表示消费者剩余的收益和损失会高估价格下降所得的收益或低估价格上升所产生的损失。马歇尔通过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恒定不变”排除了价格效应中的收入效应而只考虑其中的替代效应，这意味着“不重要商品”(马歇尔用语)的边际价值曲线与需求曲线是重合的。由此也可以推断出，马歇尔选择茶叶这样一种“不重要的”商品，恰恰是因为在这里实际收入的变化相当微小以至于可以忽略。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从价格变化中排除了任何收入效应的可能，马歇尔对需求曲线的讨论还避开了低档商品，特别是吉芬商品。事实上正如马克·布劳格所说，无差异曲线技术(序数效用论)的优点在于，它通过“无差异”概念本身迫使我们注意商品间的相互关系(即替代性和互补性)。然而，在无差异曲线方法中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间的区别纯粹是分类学的：它给我们提供分类的盒子，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填满它们(布劳格，2009，第270—271页)。故而我们的确可以用基数衡量效用来解释消费者行为。
马歇尔虽然承认效用比较在时间之间和个人之间存在实际困难，但仍然相信“如果我们所取的平均数非常广泛的话，足使各人的个人特性互相抵消”，特别是，“在经济学所研究的大多数事件，是以大约相同的比例影响社会上一切不同等级的人的事件，因此，由两个事件所造成的幸福的货币衡量如果相等的话，则这两个事件的幸福的多寡一般说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因为这个缘故，在一个市场中对消费者剩余的正确衡量才有很大的理论上的兴趣，而且会有很大的实际重要性”(马歇尔，2005a，第39、149页)。这样，马歇尔通过回避社会中的整个收入阶级，提出适用于加总个人效用的“代表性买主假定”。这意味着，马歇尔关于消费者剩余的测量的讨论与他关于需求函数的规定是一致的，用这种方法他实现了个体剩余的可加性而没有产生总剩余如何在个人购买者中分配的问题，即个体需求可以被加总以形成市场需求曲线。
2.供给函数的理论基石：劳动负效用恒定。马歇尔相信经济福利既取决于资源配置效率(边际主义)，又取决于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古典主义)，故他从未放弃李嘉图——马尔萨斯式的古典信仰，这具体表现在，马歇尔师从穆勒学习经济学，通过“实际成本”的价值理论保持与古典思想的联系。马歇尔表示，根据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教导，经济学起源于亚当·斯密。在斯密那里，价值必须基于生产成本，而这种观点是借助于用劳动负效用测量生产成本来论证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1篇第5章提出了一种主观福利的劳动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劳动是令人厌烦的，是“辛苦和麻烦”的(斯密，2007，第26页)；作为个人劳作的心理成本，劳动是负效用的单位。一种商品的价格(或“真实价值”)是由市场上在既定工资率条件下所能购买到的“辛苦和麻烦”的单位(即劳动负效用)衡量的。斯密进一步指出，一种衡量标准本身必须是不变的，以便能准确地反映所衡量的事物的变化。劳动负效用由于能随时间推移对个人的主观感受保持不变而最适合充当“真实价格”的衡量标准。布劳格指出斯密的这一论断虽然“迷惑了如此多的评论者，在这种场合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布劳格，2009，第35页)。不变的劳动负效用显然可以由一种“稳定尺度的工资单位”来表示。斯密认为，就长期来说，“谷物工资单位”比银币更加稳定(斯密，2007，第32—33页)。这是因为，农业上成本降低方面的进步会被“主要农具”牲畜的价格上升或多或少地抵消，特别是，谷物作为“人民的基本口粮”其价格能支配长期中的货币工资。因此，以谷物衡量的普通劳动的工资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并且反映一种不变的劳动负效用。这也解释了马歇尔在供给理论中选择“谷物”商品的原因。
在劳动分析中，杰文斯集中注意的也是痛苦或负效用成本问题。他还认为效用的尺度具有一种可以确定的零点，并且相信人的感受可从正(效用)负(痛苦或负效用)方向加以衡量并用代数式予以表述。马歇尔用心理成本来定义真实成本反映了斯密和杰文斯对他的强烈影响：“供给主要是决定于克服不愿遭受‘负商品’的心理。这种负商品通常可分为两类：劳动和展缓消费所引起的牺牲”(马歇尔，2005a，第159页)。从中还可以看出，马歇尔是将心理量看作是绝对量来一般化地定义劳动的。布劳格指出：“马歇尔坚持杰文斯劳动负效用作为支配短期中生产性努力供给的重要性”(布劳格，2009，第323页)。事实上，劳动就是工作的负效用，是生产过程中唯一的基本成本要素。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痛苦也在积累，因此从这个基本事实中就可以推导出一条代表成本增加的上升曲线。马歇尔正是在检验其前辈的学说时，发现了边际成本随着产出而变动的观点从而将价格和产出同时带入了价格决定过程中。根据马歇尔的观点，长期价格取决于生产成本，这种论证必须求助于他所说的“真实动力因素”，即对商品的欲望、为了获得商品而不得不工作所导致的负效用。以劳动这种要素来说，工作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它带来的负效用等于工作收入带来的效用为止，这就使得负效用成了确定工资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李嘉图那里，劳动是一个创造性的要素，商品成本的源头在于创造性工作，而在马歇尔那里，所有这些都被转换为主观的特性，即劳动负效用成为测量生产成本的尺度。也就是说，人类的心智能够在数学上把商品的微小增量与价格的微小增量联系起来。
马歇尔将货币成本定义为，对劳动和等待的痛苦努力所必需支付的货币额(马歇尔，2005b，第41页)。无可否认的是，《经济学原理》经常给读者一种印象：是各种“真实”力量，而不是货币因素决定了经济。马歇尔是这样解释的：“如果用努力来计算的货币购买力大致不变，如果等待的报酬率也大致不变，则用货币衡量的成本和实际成本相一致”(马歇尔，2005b，第42页)。实际成本与货币成本相一致反映了马歇尔“同质性行为主体假定”的预设思想(参见施蒂格勒，2008，第54页)：它要求所有商品的货币成本(和价格)与其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成比例，而且还要求各种可供选择职业的边际报酬相等。这必然意味着，处于所有职业转移边际上的每个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相同，或者，除了别的以外，所有劳动者具有相同的负效用函数，否则，就不可能从两个商品的工资成本相等，推理出每个商品都具有同量的劳动负效用。当货币是所交换的两种商品之一时，有可能通过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来构建所讨论的商品的一条需求曲线。同理，当劳动是所交换的两种商品之一时，也可能通过假定劳动的边际负效用不变来构建所讨论的商品的一条供给曲线。
3.市场出清的效率检验：帕累托最优标准。马歇尔需求和供给的“交叉”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自由市场趋向于出清，为什么均衡价格一旦达到就可能是稳定的，作为信号价格如何把相关信息传送给买者和卖者。用芝加哥学派的话来说，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几乎可以解释我们所了解的关于经济体系行为的每一件事(奥弗特瓦尔德，2010，第54—55页)。马歇尔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价格理论，它也隐含着相互依赖性的观点，不过该理论在瓦尔拉斯的体系中才获得了精确的表述。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学原理》试图把生产过程涉及的物质要素和人类要素从根本上统一起来，从而为不同期间的均衡概念奠定基础。只不过瓦尔拉斯处理的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马歇尔却把它转化成了一个“小”问题。需求曲线的逻辑基础是商品的效用，供给曲线的逻辑基础是劳动的负效用。马歇尔通过发明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两个概念来代替效用和负效用的专用术语，借助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来证明，一个自由的企业制度是保证社会获得超过均衡价格的最大的效用剩余(即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最大化)的资源使用方式。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表明，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商品的均衡价格实现了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换句话说，交换和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是对均衡价格效率的一种检验。这种检验方法通过将生产领域中的要素变量(生产契约曲线)转换为统一的产品变量(生产可能性曲线)而与交换领域进行有效衔接，即奈特的现代经济环流图(“财富之轮”)暗含其中。问题是，马歇尔的价格理论采用的是基数效用(加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和局部均衡分析，而帕累托检验针对的是序数效用和一般均衡分析。二者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让我们回到推导马歇尔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时分别采用的杰文斯原理和维塞尔定律等式。
从(3)式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结论1：局部均衡分析条件下的市场出清时的价格效率得到了一般均衡分析条件下的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的检验。
上述对局部均衡条件下市场出清的效率检验表明，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的意图是通过寻找两种内在一致的不变价值尺度(不变的货币边际效用和恒定的劳动边际负效用)分别作为需求和供给的测量单位来构建均衡价格理论体系的。在论证过程中，马歇尔视商品具有可分性(茶叶为典型)，以完全竞争状态下原子式的市场结构抽象出同质性的行为主体(代表性买主和代表性买主)，并运用微分学推导出连续、光滑的供求曲线，最后借助于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作为测量效率(福利)的工具来讨论最大化资源配置及个体加总问题。
三、主观价值理论的马歇尔图示
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共同创建的奥地利学派建立了一种系统的经济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作为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另一类思想一直流传到今天。庞巴维克继承了由门格尔和维塞尔发展的投入和产出定价的归属理论和机会成本等主观价值论主题。在《资本实证论》中，他以马市交易为例，用双边竞争和边际对偶讨论了买者和卖者的不同主观价值如何决定客观价值(或价格)的界限。其意在说明在交换中起基本作用的是买卖双方的主观因素。
1.单边竞争与交易过程。庞巴维克主张用主观价值(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观交换价值(购买力)来替换英国古典经济学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此外，他还建议在价格理论中应避免使用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术语，因为供求平衡只是一个特殊的巧合情况，“产生这种结果的巧合的情况在经济生活中确实是很少遇见的”(庞巴维克，2009，第231—232页)，更基本的要素是需求的强度和商品的效用，故而他主张分别用买主和卖主对物品与等价物的主观评价来代替需求和供给这两个词。
庞巴维克认为在交换买卖中，进行交换的前提是“购买者对物品必然比对‘等价物’估价估得高些，而出售者适相反”(庞巴维克，2009，第213页)。在此条件下，追求利己动机的行为主体进行有利交换的原则是：“第一，只有在交换给他带来利益的时候，他才愿意交换；第二，他愿意为较大的利益不愿为较小的利益而交换；第三，如果不交换便没有利益可得，他愿意为较小的利益进行交换，而不愿意不交换”(庞巴维克，2009，第212页)。简言之，第一条交换原则可表述为“宁可无交换不可有损失”；第三条交换原则可表述为“宁愿得小利而不愿不交换”。
④马市交易的结果正如庞巴维克所言：“在双方面竞争中，市场价格被决定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其上限由实际进行交换的最后的买主(简称最后的买主)，和被排斥的最有能力的卖主(简称最早被排斥掉的卖主)的评价来确定；其下限则由实际卖出货物的能力最小的卖主(简称最后的卖主)，和被排斥的最有能力的买主(简称最早被排斥掉的买主)的评价来确定。这两个界限的意义是，无论在哪一个场合，它是决定价格的较小的限度”(庞巴维克，2009，第225页)。如果马的价格超出这个范围，“买卖双方的平衡要遭到破坏，而过高出价和过低讨价又不可避免地要使竞争继续下去，直到价格被限定到所述的范围以内为止”(庞巴维克，2009，第224—225页)。也就是说，超出这个界限，买主和卖主就可能无限地增加，但对“均衡价格”毫无影响，正是边际对偶对价格决定有着缩小界限的影响。
根据上述论证我们会发现，综合庞巴维克表(拍卖思想)和马歇尔图示(函数交集)两种思路，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方法得到了具体化阐述，特别是主观价值理论作为一种因果生成论还得到了良好的证明。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原理》中的马歇尔图示与庞巴维克表的本质区别在于：马歇尔采用的是个体分析(同质性行为主体假定)，庞巴维克采用的是群组分析(异质性行为主体假定)。
四、马歇尔与庞巴维克的区别
1.哲学预设的分歧。(1)同一性vs.异质性。马歇尔的同一性假定最鲜明地体现在“代表性企业”的概念上。这一概念是由完全竞争条件下无数原子式的行为主体(经济单位)抽象而得。具体地说，马歇尔的自由企业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因为其根基是由许多小型商业单位组成的市场，其中任何一个单位都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影响总需求或市场价格。这意味着代表性企业必须放在拍卖情境中研究，它无法允许生产技术、人口和消费者口味发生显著的变化。所有这些当然需要许多前提假设：自由企业、稳定的财产权、人口和资本的逐渐变化、经济行为只有利润最大化这一个动机、所有经济活动参与者都拥有完全信息。在这种意义上，“代表性企业”的概念展示了马歇尔对现实主义的不停探索以及他对静态假设限制的选择。用吉尔博的话说，它是“一种处于真实的动态世界和静态假设之间的概念的未建成的房屋”(转引自布劳格，2009，第304页)。马歇尔把它描述为既不是一个新来者，也不是一个建立完善的企业，而是一个具有平均内部和外部经济的企业(马歇尔，2005a，第327页)。它是代表性的，与规模没有关系，但与平均成本有关。马歇尔把它比作原始森林中的一颗典型的树，因为它总是保留该行业厂商平均生命周期的代表性，就像该行业本身那样成长。代表性企业给我们提供了行业供给曲线的微缩的解释；它的单位成本代表该行业厂商的平均单位成本，它的单位成本曲线描述了在长期调整过程中供给对厂商数量和规模的反应。换言之，“代表性企业”的概念虽不包括趋向均衡的路径分析(市场过程)，但它产生了一个与静态状况(而非静态条件)相一致的、具有动态性质的长期均衡的概念。说穿了，马歇尔通过“代表性企业”这一概念将单个企业的成本分析与整个行业的供求分析连为一体。借助于完全竞争条件下代表性企业是一个价格接受者，并且新企业可以自由进出该行业的假设条件，马歇尔的分析视角由短期均衡的静态状况延伸到了为实现长期均衡的比较静态状况(具有动态性质)。据布劳格的解释，在马歇尔实际使用的同质性市场行为主体这个工具中，“消费者剩余”之后总是跟有所有格符号：使他感兴趣的是市场上所有买者的共同收益。他从个人的剩余开始，并运用了这种看法，即就购买者收入阶层来说大多数市场是同质的，以证明个人是该组的一种典型代表。以这种方法他实现了可加性而没有产生总剩余如何在个人购买者中分配的问题(布劳格，2009，第282页)。
庞巴维克的主观价值理论是采用市场行为主体异质性假定的群组分析来论证的。这种方法认为，不同行为者对其目标的主观评价的心理强度各有不同，甚至同一行为者在其一生不同时期也可能变化很大，这取决于他们各自特定的情境。这种反映在每个行为者价值尺度上的不一致性，意味着在一个由很多经济主体构成、其中每个经济主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和可变的时间偏好的市场中，将会出现各种双赢的交易机会。庞巴维克还是维塞尔分层定价原理的早期接受者，这一原理认为在现实经济中，交换价值不仅依赖于效用，而且也依赖于购买力。结果，在社会经济中，价格往往是分层次的，这反映了不同类别的商品分别与不同的社会阶层相关联这一现实。⑤在这个问题上，庞巴维克和凡勃伦一样，也认为炫耀动机对市场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里，价格变成了一种社会制度，把不同的人撮合在了一起。概言之，分层定价原理(或凡勃伦效应)是通过区分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即“行为主体的购买力异质”)而得出的，这意味着通过加总个体消费者剩余而获得市场上所有买者的共同收益是不可能的。因为原子式的个人与社会环境中的个人并不是一回事。个人很容易受到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影响，是后者决定了消费者选择等东西。因此，任何想从个体行为推导出总量的努力都会产生严重的逻辑问题。
(2)客观性vs.主观性。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乔治·施蒂格勒将奥地利学派界定为“在主观价值论形成中起过卓越作用的所有奥地利经济学家”(施蒂格勒，2008，第132页)。主观价值理论的本质是价值是由单个使用者的主观评价构成。具体地说，一件商品对一个人来说可能具有极高的价值，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具有极小的价值，而对第三个人来说可能完全没有价值，这取决于这三个人偏好的差异和每个人可得的收入数额。交换价值的基础是不同个人对同一件产品的不同的相对主观评价。在这种意义上，用维塞尔的话来说，“就交换价值而言，它们被按照边际效用与购买力的组合来进行评估”(维塞尔，2009，第67页)。这意味着，价值的本质和度量均是主观的。换言之，产品的价值与生产成本无关，它完全依赖于最终的消费需求。正如门格尔所言：“生产一种财货所使用的劳动量或其他财货量，对于该财货的再生产虽然必要，但却不是该财货价值的决定性因素。相反，财货价值之决定性的因素，却是我们支配这种财货所能得到的欲望满足的意义”(门格尔，2001，第101页)。这便是奥地利学派“产出决定投入”或“价值决定成本”的归属理论。后来，维塞尔将这个思想转变为更易被人们接受的机会成本原理。⑥概言之，投入通过归属以因果联系的方式定价，由此得出的投入的价值确定了在所有其他需要这种投入的部门中使用该投入的机会成本。事实上正如施蒂格勒所言，“庞巴维克的归属论是他对奥地利人的价格论唯一重要的贡献”(施蒂格勒，2008，第158页)。据庞巴维克的解释，“并不是成本商品把自己的固定价格强加于它所生产的产品上去；相反的，它通过它的产品价格的媒介，得到它自己的价格，这是和边际效用规律相一致的，依照这一规律，现在存货被迫投入到最合算的用途中去，而从最后一个用途的货币评价中，得到它的价格”(庞巴维克，2009，第243页)。也就是说，生产要素的价值是从其产品的价值中派生出来的，而尚待满足的人类需求才是产品价值的终极基础。庞巴维克还从经验角度进一步指出：“积极建筑铁路会提高铁轨的价格，而通过它也会提高铁的价格；又如目前照明用电方面对铜丝的强烈需求使铜的价格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价格的上涨运动是从最后产品开始，从而这些产品转移到成本商品上去的”(庞巴维克，2009，第244—245页)。庞巴维克的归属理论通过颠倒价值和成本的因果方向，进而否定了供给曲线的理论基石——“不变价值尺度”。即成本只不过是放弃的选择故而并不构成不变的价值尺度。结果是，供给在确立价值中不发挥独立作用，而是决定于最终需求。例如，如果需求曲线向前移动，随着新的资源投入该行业的生产，新的供给(成本)曲线将会形成。也就是说，供给(或生产成本)是附属于需求的。
尽管马歇尔接受需求本质上是由对效用的主观评价决定的，但是他认为供给主要取决于对生产的历史成本的“客观”认定。在这方面，马歇尔将成本与客观的物品相联系，而不是像奥地利经济学家把成本与主观决策联系起来。正因为如此，庞巴维克强烈反对马歇尔的学说，指出马歇尔从根本上忽视了成本也是主观评价的这一事实。因此，毫无疑问，在庞巴维克眼中，马歇尔剪刀的两边而不是一边，都基于效用的主观评价。这显然与马歇尔体系中供给和需求在价值决定中的联合作用形成鲜明的对比。马歇尔认为，短期中，价格由供求决定；但在长期中，价格由生产成本决定：“时间长得足以使我们有理由把该时期普通商品的平均价格看作‘正常’价格。看作和它们的正常生产费(就其广义而言)相等”(马歇尔，2005b，第241页)。马歇尔批评庞巴维克没有认识到生产的连续性，即没有认识到物品的价格必须足以补偿其成本。按照马歇尔的思路，尽管成本绝对不会直接影响价值，然而“在长期内”，它们至少是价值决定的共同原因，而在成本不变的有限场合，它们是完全支配的原因。只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某种商品(假定它是易腐烂的)的供给曲线同其需求曲线相比如此缺乏弹性，以致前者在价格决定中可以被忽视。这意味着供给函数只在很小程度上缺乏现实性，但对分析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在马歇尔的眼中，庞巴维克的理论仅仅适用于“很短期”的市场价格。从中可以看出，马歇尔实质上是将成本而不是效用作为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他通过把边际效用分析综合到李嘉图体系之中试图拯救而不是要摧毁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斯考森，2006，第207页)。结果，正如埃克伦德和赫伯特所言，“奥地利方法最为独特和激进的性质在于其对效用的首要作用的强调以及对作为一种相关因素的成本(与效用一道)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的否定。后一点构成了与新古典价值理论的英国变种(马歇尔和杰文斯)之间的最尖锐的分歧”(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第429页)。
2.研究方法的分歧。(1)状态性vs.过程性。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是一种“结果状态导向的”理论思维，即市场中的均衡力量强大到可以使非均衡(协调的力量或市场过程)成为短暂的，甚至可以忽略的现象。具体地说，如果只有市场机制作用，市场就趋向帕累托最优状态。任何游离于这种状态的事件都被视为“随机干扰”因素，在长期中这种“随机干扰”因素将被证明无足轻重(转引自史库森，2006，第173页)。这是因为，马歇尔的理论是以均衡假设为前提的。在均衡价格理论中，市场主体能根据价格等信号迅速调整他们的行为，不仅他们自己的最大化预期能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计划和行为也能吻合，实现“市场出清”，也就是均衡状态。在这方面，马歇尔完全接受了古诺视竞争为市场出清均衡特性的结局概念的新思想，而抛弃了亚当·斯密赋予竞争一词的“对抗性行为”的过程概念。完全竞争状态强调的重点不再是人的行为特征，而是转向为获得一种均衡结果而必须满足的诸条件：一是关于所有买者和卖者的每一种相关效用函数以及全部相关价格的完全知识；二是买者和卖者的数目无穷大；三是所有厂商的完全的、开放的进入和退出；四是不变的预期；五是同质商品。从中可以看出，完全竞争状态的五个假定条件恰好能抽象出均衡价格理论中的同一性的代表性行为主体假设。进一步地，马歇尔以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作为测量效率(福利)的工具，以配置为出发点，分析同一交易主体对不同数量物品“剩余”的最大化追求。此外，在技术上，均衡价格理论强调连续性和稳定性，即使存在不确定性也可以转化为“风险”形式求助于数学加以处理。克拉克指出了马歇尔方法的优点，他认为静态分析涉及均衡水平问题，动态分析关系到过程问题。因为难以做到完全的动态分析，要深入理解事物的复杂性，必须借助比较简化的静态分析方法。特别是，静态分析可为动态分析提供一个出发点，或者为评价动态力量的效应提供一种评判基准(卢瑟福，1999，第17—18页)。总而言之，马歇尔在一种更广阔的范围调和边际效用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逻辑冲突从而使得边际革命的新观念成为合乎主流口味的新正统。
庞巴维克的主观价值理论是一种“过程导向的”理论思维。遵循亚当·斯密和卡尔·门格尔的动态竞争观念，庞巴维克强调在一个以劳动分工与交换为特征的高级经济中，市场是人们可以通过相互合作而获利的基本手段。所有的决策在其本质上都是主观的，这意味着人们在知识、偏好、预期和机敏等方面是互不相同的。因此，对竞争的关键洞察在于不同的人了解不同的事。按照庞巴维克的观点，主观价值理论自然能抽象出异质性的行为主体假设。市场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协调过程，竞争又回到斯密传统的对抗行为的意义上，并重新成为带动交换过程走向市场出清(前文得出的客观交换价值区间)之路的发动机。就方法而言，主观价值理论强调间断性、不确定性和围绕市场价格的讨价还价。当市场行为被看作一种交换过程以及是人类行为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时，由于存在过多的不确定性以至于不能够把经济学现象归结为一种均衡状态。在这种意义上，就应用调整方法实现市场出清的价值决定理论这一问题，庞巴维克做出了与马歇尔的不同理解。马歇尔的分析是以配置为出发点，在其价格体系中，内生变量是物品的数量；完全竞争状态预设出的交易主体的数量因无穷大而被视为外生变量，这里暗含所有买主与卖主均能达成交易，并由此能合理地得出代表性行为主体的假定。也就是说，代表性买主和卖主通过对不同数量物品的边际评价，以追求最大化“心理剩余”为目的，精确地决定了市场出清价格。庞巴维克的分析则是以交易为出发点，并具体区分了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在其价格体系中，内生变量是买主和卖主的数量，而物品的数量则是外生变量。⑦当价格变动时，对同一数量物品，主观评价程度不同的市场主体通过进入或退出交易领域的试错过程(这意味着只有部分买主与卖主才能达成交易)产生的边际对偶，最终决定了交换价值的界限。可以肯定，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是代表性市场主体的最大化效用之追求；庞巴维克的主观价值理论是差异性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而不一定最大化各自的效用。
(2)连续性vs.离散性。马歇尔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是从古诺和弗莱明·詹金斯那里提炼出来的，而边际效用分析方法则源于冯·屠能(塞利格曼，2010，第467页)。马歇尔极为赞赏古诺等数理经济学先驱运用微积分解决最大化问题的早期尝试，“在古诺的指示下，在较少程度上还有屠能，引导我认识到这个事实的极端重要性……即对一物的需求是一个连续的函数，关于它，这个‘边际’增量，在静态均衡中，与其相对应的成本的增量相平衡的”(转引自布劳格，2009，第243页)。这暗示出，马歇尔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既定市场环境内固定竞争行为的资源配置上，采用的是针对特定部门完全竞争和静态条件下的局部均衡分析。均衡价格理论正是以包括无穷多个买主和卖主的、平滑和连续可微的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为特征，这种方法由于极易进行数学处理而被主流经济学迅速吸收。在马歇尔的眼中，庞巴维克理论的重要弱点是他不理解当代经济理论的一些最重要的要素，不理解相互决定概念和均衡概念(通过使用联立方程理论而得到了发展)；相互决定的观念被他一脚踢开，他却秉持着传统的因果概念，尽管他常常不自觉地使用了现代方法。
庞巴维克则质疑马歇尔观点的假设条件，他切中要害地指出，真实世界的市场情况只包含有限数量的交易者，“连续地”购买最终商品或资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价格的性质是由具有离散数量的买主和卖主各自的主观评价在交换过程中的作用决定的。换言之，庞巴维克更愿意强调函数的离散和不连续的性质(参见图1中的两条阶梯形的主观评价函数)，在他看来，微积分的应用只会扭曲现实经济现象的特征而使理论陷入困境。在庞巴维克的眼中，马歇尔没有认识到价格理论的本质是生成——因果性质，而不是函数关系，因为现象的起源只有通过内省才能发现，而函数关系则意味着事物是同时发生的，其中不允许有时间、企业家创造性等存在。这意味着，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是所有经济变量共同和同时决定的函数关系理论，而庞巴维克的主观价值理论则是一种序列的、演进的过程导致价格动态形成的因果生成理论。
五、结束语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虽然紧紧抓住了市场机制能调整买者和卖者的独立决策这个方面，但是他从没有想过精确地证明分散决策的经济在什么程度上确定最佳产出这一根本性的研究主题。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与庞巴维克的主观价值理论均以“市场出清如何达到”为共同主题，分别以不同的视角试图证明斯密所确信的“无形之手”的逻辑推理。马歇尔以完全竞争状态为分析起点，充分考虑到需求和价格的函数关系这样易处理的问题，巧妙地完成了对一种竞争制度最理想特性的精彩证明。相比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庞巴维克的主观价值理论虽然居于下峰，但其以对抗性竞争(双边竞争或交易过程)来解读市场出清，或许更能反映出亚当·斯密的本意。
马歇尔的经济分析源于新教的加尔文主义和苏格兰哲学传统(边沁的功利主义和休谟的经验主义)，庞巴维克的经济分析则源于天主教的托马斯主义和欧洲大陆的经院哲学传统(反边沁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康德的先验思想)。具体地说，劳动成本理论起源于一种新教徒的世界观，主观效用理论则是一种天主教文化的产物。新教徒把工作和劳动置于神学中心，而天主教哲学则认为应褒扬适度的欲望追求而不是工作和挣钱。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庞巴维克的时差利息论是建立在“人们的意志力有限，他们抵挡不住现时的奢侈，即使他们知道未来的需要更大”这一天主教世界观的时间偏好原理之上的。另一方面，边沁主义者假定，总福利只是个人福利的算术总和，他们避开个人间效用比较问题，肯定基数效用和可加的效用函数。马歇尔毫无疑问属于边沁的传统，因为他的理论把人预设为一个深思熟虑的理性计算者。对他来说，似乎快乐和痛苦就是理解人类动机的全部真实基础。可以肯定的是，马歇尔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边沁的幸福微积分的概念，在这里，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成为主要的心理动力。庞巴维克则是坚定的反边沁主义者，因为边沁把人们看作是由快乐和痛苦被动地推动的。庞巴维克认为所有的选择都是前瞻的，个人的选择并不是某种趋向于效用的纯粹引力拉动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庞巴维克的观点是：交换的最佳条件只取决于个人内心效用比较，从未取决于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
和庞巴维克相比，马歇尔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均衡价格理论极易进行数学处理。现代马歇尔主义者、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教授提出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又为均衡价格理论的“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提供了哲学依据。结果是，均衡价格理论通过运用概率论(这是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基础)以“经济预测”的客观性来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性从而实现了理论和历史的有机结合。在庞巴维克的方法中弥漫着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气质，例如，数学化经济关系的努力被认为是无用的，因为数学是功能的、侧重形式的，所以不能带来对基本经济联系的任何真正理解。概言之，奥地利经济学家只依赖逻辑推理和经院哲学的方法来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其首要目的在于描述，而不是像大多数现代马歇尔主义者那样首要目的在于预测。事实是，历史资料和经验数据不可能像奥地利学派及其追随者所希望的那样，能够轻易地从经济学研究中抹去(塞利格曼，2010，第282页)。经济学家在头脑中构想的假说若没有经验数据的检验，就不能保证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肯定，奥地利学派“没有历史的极端演绎推理”方法部分地解释了其被边缘化的原因。
马歇尔和庞巴维克各自不同的哲学观引发了他们的后继者对市场本质理解的不同的认识论。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作为马歇尔的后继者视自由市场为一个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均衡状态机制；新奥地利学派作为庞巴维克的接班人认为市场本质上是社会成员通过竞争与合作实现专业化好处的一个交换过程。哲学观和认识论的差异还造成了两大学派的方法论分歧：新古典主义的思维要素是最大化、稳定偏好和市场均衡；新奥地利学派的思维要素是有目的之行为、有待说明的偏好和动态过程。简言之，新古典经济学是“结果导向的”理论思维，而新奥地利经济学是“过程导向的”理论思维。根据这些创见，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要想深入理解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决裂历程以及新奥地利学派与新芝加哥学派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不同理解，对比研究马歇尔和庞巴维克价值决定理论的本质差异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注释：
①正常物品指的是这样一种物品，当收入增加时，对它的消费也增加(例如牛排)；对低档品(例如普通面包)的消费将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②马克·布劳格指出，货币边际效用恒定不变是非常稀少的情况，它只适用于边际效用函数的单位价格弹性的情形。然而为实用的目的，MU[,e]不变是为用作对个人的效用衡量单位(参见布劳格，2009，第263—264页)。
③庞巴维克表的这一定价排列特点是其能转换成马歇尔图示的依据，同时也是二者易混淆的根源。
④本例中，交换价值的界限由失败的边际对偶｛A[,6]，B[,6]｝决定。然而，若B[,6]的评价大于A[,5](例如是＄230)，A[,6]的评价小于B[,5](例如是＄190)，则价格的界限由成功的边际对偶｛A[,5]，B[,5]｝决定，即P∈(200，220)。
⑤分层定价原理将商品分成了三类，分别是每个人都使用的大众化商品、奢侈品以及中间产品。第一种商品是根据穷人的边际效用来估值的，第二种是根据富人的边际效用来估值的，第三种是根据中间阶层的边际效用来估值的。正是这样的估值过程创造了分层的需求。
⑥即选择无论在何时做出，它们都要基于对所放弃的效用的计算。
⑦在马市交易的例子中，市场调整至出清的过程只跟交易者的数量有关，而与马匹的数量无关。由此得出的推论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庞巴维克表中针对的是群组分析中的“人”，而不是马歇尔个体分析中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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