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的形成及其解构：一个企业管理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企业管理论文,新视角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3）09-0013-04
“一旦政治体制产生的产权缺乏效率，经济衰退或停滞就会持续存在，”〔1〕（注：[德]埃瑞克·G·菲品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这是一个关于国家政治与其经济之间关系的基本命题。同样，一旦企业权力与利益结构的产生不是源自经济增长的文化动因与正确的原则，而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则其所能创造的经济效力将值得怀疑，至少是极为有限的，因为基于个人或其集团利益的权力几乎总会给组织带来危害。因此，考察企业政治活动的实质与规避企业政治的负面影响，对于身处效益与效率追求中的企业及其管理者显得十分必要。
一、企业政治及其形成的要因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已日益深刻地意识到，“如果没有权力，什么事情——无论好事还是坏事——都办不成，”〔2〕（注：[美]詹姆斯·卢卡斯：《企业权力的学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第72页、第104页、第8页。）至少他们不能轻易将事物从一种位置或状态转向其所期望的更好位置或状态。因此，在企业必要与正常的组织授权之外，总有某些个人或团体试图通过非正当渠道或手段谋取权力或私欲，此即我们所谓的企业政治。毫无疑问，企业政治一定程度上带有贬义的色彩，正如“在企业政治文化中，权力已变成了一种游戏，通常是一种丑陋的游戏。”〔3〕（注：[美]詹姆斯·卢卡斯：《企业权力的学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第72页、第104页、第8页。）但对不同的企业而言，因其所处国家的政体、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技术与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以及企业自身的属性和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差异，其组织内政治气候的浓郁或隐性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正如联邦制美国崇尚民主、自由与平等的传统决定了其在个人独立与组织开放方面，较之中国这个历经了几千年封建社会洗礼的民族更为突出，因此，其企业组织内权力的争斗往往表现得外露、激化或与之相反的独断，而后者则因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导致了组织的封闭和个人对组织的强烈信赖，个人或非正式团体的利益意图亦往往是通过更为隐蔽、审慎细微的方式与途径得以实现。不过，无论呈哪种表象或形态，企业政治均会对组织的生命或活力造成威胁与伤害，其差异仅在于企业政治的形成可源自不同的成因。下面，就其中几个关键性因素对企业政治的形成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
1.产权制度。所有权决定分配权，国家的经济所有权制度通常决定一国的政治体制；同样，企业的基本产权制度亦往往决定了企业政治的总体特征。在产权明晰的情形之下，企业政治即所有者政治、经营者政治与员工政治，其中，员工政治的比重相对要低得多；而在产权边界不清之时，经营者对企业控制的相对加强、员工的复杂心态以及非正式组织的活跃则使经营者政治与员工政治得到一定程度的膨胀，企业亦因此常处于“内部人控制”之下。而且，在不同的产权结构之下，企业政治的内容与复杂程度亦大不相同，主要体现在企业使命、战略、组织设计、企业业绩追求等诸多层面。总之，在企业这个多元利益的集合体中，所有权决定着利益的分配权，所有权的变更、缺位或明晰与否，将直接导致企业利益分配的错综复杂或简洁清晰，进而影响企业政治的发展与变化。
2.资源控制权。“经济权力的集中往往会导致政治权力的集中”〔4〕（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但企业政治并非仅取决于经济的地位。在企业中，“个人自己的时间；金钱、信用和财富的享用权；对信息的控制；尊敬或社会地位；拥有的魅力、声望、合法性、守法性；适合担任公职的权利……团结，即作为社会一部分的成员从他人获得支持的能力”〔5〕（注：[美]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均是企业政治得以释放的权力基础或资源，“控制这些资源就可以行使权力”〔6〕（注：[美]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因此，控制资源的主体，在企业的各种决策中总能较他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因而拥有形成政治势力的资本，而且这样形成的政治势力往往被认为是合理甚至天经地义的。于是，人们暂时便不会为谁决策而战，却转而追逐资源的控制权，并因此形成另一种性质的政治斗争。
3.政治文化的积淀。政治文化支配着人的政治行为，它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只是漫无目标的聚合，而是代表着共同适合和相互加强的内在模式；在任何具体的共同体中都存在着一种有限的、不同的政治文化，它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预见性和形式，每个人必须根据其自己的历史关系学习关于其人民和共同体之政治的知识与感情，并且并入自己的个性之中。”〔7〕（注：[美]卢西字·派伊：《政治文化与发展》，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7页；转引自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因此，政治文化就是人们的政治取向模式，并以此决定组织或共同体中的政治活动。就企业而言，如果在其发展历程中，权力结构的形成和权大的行使有着广泛认同的合理规则或程序，并已成为一种根植的企业文化，则企业中BD会少有企业政治活动滋生的土壤，即使有亦会难于形成主流；反之，企业政治势力即会蔓延，并波及原本厌恶政治斗争的人或团体，从而加剧企业内部的政治冲突与内耗，进而导致资源的浪费与经济的低效。
4.企业生命周期。企业的发展通常历经起步、成长、成熟、衰退与消亡等五个阶段，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企业政治活动亦会随之发生变化。在起步阶段，因企业规模较小、市场开拓的压力过大以及创业者对企业前途的看法不一，企业政治主要表现为乐观者对悲观者的团结、鼓励与制约和乐观者之间的团结协作两个层面，其中，前者是企业政治的主流；在成长阶段，公司的快速成长致使绝大多数企业员工的经济利益得以相应增长，大家正共浴在经济成果与事业成就的阳光中，此时，企业政治主要体现为经营者对所有权的窥探，亦即，经营者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向所有者讨价还价，以谋取更大的利益；在成熟阶段，企业的发展速度开始放慢，组织内随之开始出现不安或恐慌，变革已成为企业发展的现实需求，此时，对政治敏感者而言，预示着新的机遇来临，他们开始密切关注“谁将成为变革的主导者？”、“谁将成为新的当权者？”、“谁将失去现有的权威和地位？”等敏感问题，并在察言观色中寻找空间与缝隙，并极力施加影响，因此，这一阶段企业内的政治活动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在衰退阶段，企业面临着生死抉择，要么企业上下各层惊人地团结以共度难关，要么企业内部会出现漫长与前所未有的权力角逐，而其结果则是企业要么进入新的成长期，要么从此走向衰亡。
5.组织架构。权力是一种力量，企业政治旨在谋取权力，但在不同的组织架构之下，企业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成与状态。就企业组织架构而言，其本身是一种权力分配体系，各种企业组织架构之间的重大差异在于集权与分权原则在各种企业组织设计中不同比例的组合，正因如此，企业的组织架构或权力分布结构通常呈集权专横型、分权独立型、集权向分权演进型与分权向集权演进型以及权力平衡型等五种典型的形态。其中，就集权专横型的组织架构而言，封闭与等级制度森严是其鲜明特征，其企业政治集中体现为权力占有者的绝对控制；分权独立型的组织架构则形成一个相对平衡且各分权单元之间资源相互依赖的利益结构，其中的企业政治主要隐藏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暗斗之中；但当组织处于由集权向分权演进或分权向集权演进的过程中，企业政治即显化为利益主体之间的明争；此外，当企业的集权与分权组合使企业的权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结构处于一种比较动态平衡的状态，则企业内部即会出现一种权力与利益共享的状态，组织亦因此呈现动态柔性、团结协作，企业政治行为则相对要少且不明显。
6.信息结构。对信息的垄断与控制使企业政治势力的形成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信息的非对称则是企业政治得以滋生的温床，因此，“信息不是权力，但它是通向权力的必由之路。”〔8〕（注：[美]詹姆斯·卢卡斯：《企业权力的学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第72页、第104页、第8页。）只是在不同的信息结构中，信息的权力之路有所差异。就企业信息结构而言，等级制或纵向信息结构与横向信息结构是两种极端形式的信息传导与交流结构。其中，在纵向信息结构中，信息传递依赖的是等级制协调，动力则来自最高管理部门的首创性，当信息自上而下传递时，等级制本身即意味着上一层级常能轻易对其下层级实施信息传递的延缓甚至截流，并以此实现对其下层级的控制或作为谋取某种私欲的手段；而横向信息结构中的信息传递“依赖的是那么不正式的、分散化的协调，这种协调的基础是有大量的组织空隙”〔9〕（注：[日]青木昌彦：《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1页。）相对信息在等级制中的机械式传递而言，信息的横向传递是高效率的，但其中的协调却是局部的或不全面的，亦即，信息传递的范围与流量均是有限的，于是，信息同样成了企业政治的手段。此外，在横向与纵向两种极端形式之间尚有诸多混合形式的信息结构，尽管其中的信息传递与交流机制各自有异，但最终信息几乎总能成为企业政治的必由之路。
7.领导者风格。“真正有力和自信的领导者让他的员工和团队去作出决策，以此来有效地行使领导者的权力，虚弱、靠不住的领导者则利用自己的部分权力去控制别人，并把其余的权力囤积起来，使它不能得到建设性的使用。”〔10〕（注：[美]詹姆斯·卢卡斯：《企业权力的学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第72页、第104页、第8页。）由此可见，领导者个人作风与品格的差异使企业政治具有不同的特征。就目前而言，团队工作的方式已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中得到应用，职责层次亦让位于项目领导者，与此同时，员工们不再对传统的命令与管理方式抱有兴趣，更多地卷入与参与同其自身工作有关的决策过程，已成为他们日益增长的政治需求。于是，让员工感到并拥有责任、削减自身传统的权力与控制力以及倡导民主决策的风气，便一并成为领导者必要的理性选择。但是，此时领导者的风格却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开明、民主的领导者会带来一股清鲜与民主的政治风气及由此而致的效率提升；独裁或控制欲极强的领导者引致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或者员工对其进行小范围或集体公开抵制，或者企业内部政治暗潮涌动，企业内蕴含着无限的潜在危机。就此而言，领导者个人的作风与品格亦能成为企业政治及其势力形成的诱因，并影响企业政治的发展。
二、企业政治的解构及其基本方法
企业政治或多或少地存于企业内部的诸多层面，当企业整体经营状况良好之时，企业政治尚不致于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任何企业皆非常青藤，当企业成长变缓或出现衰退之时，经济利益与工作成就感停滞不前或下降的征兆将使越来越多的员工与经营者致力于企业政治，以求保障自身的利益。尤其当企业身处变革之时，尽管人人皆知变革才是企业的唯一出路，但变革后果的不确定性却使既得利益者既想保住其既得利益，又欲谋取变革他人的成果，于是，他们对触及自身利益的变革极力施以政治行为，团结利益共同体，打击主导变革的力量，并极力扭转变革的方向。因此，无论是身处困境，还是试图实现新的一轮跨越，企业均须客观地正视企业政治的存在，并积极地化解企业政治对企业发展与变革的阻碍。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基于企业政治形成的特点，适当地将下述几种基本方法结合着进行，以实现对企业政治的多维解构。
1.产权制衡。所有者的力量是最根本的、最具决定意义的力量，所有者为了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对妨碍其目标实现的企业政治采取坚决的行动。其中，解除雇员关系是最简单彻底的手段，当然，这仅是极端情形之下的极端行为，在通常情况下大可不必如此。就产权视角而言，产权明晰与产权结构合理是排除经营者与员工政治行为干扰的必要条件支持。
2.文化革新。尽力在短期之内涤荡或铲除既有的政治文化糟粕，并不给原有政治文化之下的既得利益者或利益投机者的潜能释放留下空间和余地。与此同时，主导新文化，创建学习型组织，促进领导与群体文化的融合，不断淡化人们的企业政治取向模式。
3.组织设计。基于集权与分权原则的适度结合，调整企业的组织架构，重新界定部门与员工的责权利，削弱既得利益集团内部在制度上的紧密纽带关系，依靠新的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驱动力，摧枯拉朽地解构企业中的政治力量，打击企业政治行为。
4.权力稀释。尽力减少政治力量对企业变革的阻碍，但不宜因此引起企业的剧烈震荡，为此，可基于业务领域的进一步细分，以任命更多经理的温和方式对阻碍或不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经理的权力进行稀释，并对其权力予以逐步收回。
5.岗位变更。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往往是围绕着一定时期之内的相关岗位和工作流程进行的，通过岗位的变更，可将基于共同利益的政治力量之间的纽带关系打破，以破坏其政治上的联动。尤其，对经理人员的岗位变更尚能使其基于新的视角洞察企业，从而有助于其更全面与更理性地看待企业变革问题，进而有助于从意识形态上削弱阻碍变革的政治力量。
6.信息分享。藏匿信息不是权力，而是腐败。企业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被允许进入圈内的需要，需要了解内幕，做知情人士，而且，分享信息本身尚可引发信息受众智力与情感的双重反应，从而有助于形成新的信息组合并提高工作成功的可能性。因此，应根据企业自身组织设计的特点，在企业内部构建信息传导与交流的复合渠道，力求信息分享的快速与保真，尽力杜绝对信息的人为垄断与控制。
7.行政制裁。当企业内部的政治空气空前弥漫与浓郁以致威胁到企业生存的基本运行之时，行政制裁便是对企业政治摧毁的必要之举，以期达到以动制动的效果。
三、结语
作为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子系统、微观经济单位与细胞，企业同国家与社会一样存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基本运行层面。其中，企业政治活动主要发生在权力与利益者之间，并具有较强的政策侵蚀性和影响蔓延性。而且，就企业政治、企业经济与企业文化而言，企业各层员工特别是居于权力支配地位或意欲居于权力支配地位的人似乎更从内心关注企业政治的发展，他们往往通过企业政治活动或行为内生企业文化，并以此最终影响企业的经济能力。因此，企业管理在关注企业文化的塑造及其经济效力的同时，不应忽视企业政治的存在，而当基于企业政治、企业经济与企业文化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加强对企业政治的管理，并最大限度地规避企业政治所造成的组织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