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与规模扩张的冲突及其协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质量论文,冲突论文,研究生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背景与支持条件的变化，研究生教育质量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质量的多维性、层次性等特征得到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认可，与新的质量观相适应的质量保证体系也正在建立和逐步完善。但是，这些并不能掩盖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已经或正在出现的质量问题及其严重性。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既面临着发展战略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协调发展。
一、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与规模扩张类型的多元化
1.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的类型分析
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题，其问题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质量问题基本共识的达成及其有效解决，要以对质量问题科学的分类为前提。
质量问题按其演变顺序，可分为一直存在的问题、新出现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其一，一直存在的问题。如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最严重的问题并不在于既有优势的丧失，而在于长期存在的研究生（主要是博士生）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性不足。在规模扩张的挤压下，“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的优势被削弱，导致这一问题愈加突出。其二，新出现的问题。传统优势演变为劣势，比如随着硕士研究生学制的缩短，传统的学位论文环节受到影响，完成一篇学位论文对硕士研究生素质的提升作用势必削弱；隐性问题显性化，比如教师的指导方式与能力问题，以及学术规范问题；还有就业问题，等等。其三，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如质量保证与受教育权利、教育公平的维护；多样化教育质量的衡量与学位证书的价值效用；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背景下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定位及其保证体系等问题。
质量问题按其所指的侧重点，可分为是宏观体系质量还是微观单元质量、是基于产品质量还是基于服务质量、是针对质量标准的内适性还是外适性、是针对研究生教育的全部还是某些局部。其一，微观单元质量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础，而宏观体系质量则是其整合。前者强调单一研究生教育供给活动的针对性、特定性、具体性、个别性；后者强调研究生教育体系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力与属性，强调研究生教育体系在质量方面的张力；[1]两者所依据的标准不一样，在教育规模发展中有不同的反映，质量问题既可能缘于两者各自的劣势，也可能是由于两者的不匹配，比如单元质量高而体系质量差，抑或相反。其二，产品质量观与服务质量观对研究生教育的产出、质量管理过程以及质量管理方法的理解各有不同。[2]产品质量观强调的是以教学为核心的学生产品的质量标准及其执行，而服务质量观关注的则是以学生需求为核心的教育服务的质量标准及其执行。致力于学术活动的求学者以及指导教师更多关注产品质量问题，而定位于“增殖”或“闲暇”的求学者可能更多关注服务质量问题。其三，从对社会需求的满足来看，如果将研究生教育质量界定为满足社会发展现实或潜在需求的能力，那么，现在的研究生教育系统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应该说比以前大大提高了，满足社会需求的辐射面大大拓展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并未滑坡。即便如此，学术性人才原创能力的培养，以及高新技术专业人才的供给等方面又的确存在明显不足。其四，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复杂系统，各个层次与类型、各个方面与环节既存在普遍的质量问题，又各有其特殊的质量问题。同一类型质量问题在不同层次与类型、不同方面与环节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要具体区分质量问题的所指。
质量问题按其性质，可分为发展性问题与非发展性问题、可避免的问题与不可避免的问题、影响研究生教育发展主流和大局的问题与非主流和局部的问题。有些质量问题属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发展性问题，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产物，问题解决将促进其发展；有些问题，比如学术不自律、不规范、不严谨，则属于非发展性问题，并非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产物。有些质量问题属于与发展有内在联系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有些则属于人为造成的、本可以避免的问题。如以数量代替质量、任意降低质量标准等问题就是可以避免的。不可避免的质量问题与发展密不可分，这些问题的暂时存在是为了获得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即以牺牲较少的价值来获取较大、更为重要的价值。
2.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的类型分析
扩大规模的目的是获得规模效益，从而提升整体实力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规模扩展并非必然带来规模效益，也可能造成低效益。我国研究生教育在1998年之前规模效益太低，经过近几年的扩张，培养单位、学科点以及指导教师的平均招生规模大幅提升，规模效益明显提高。但规模效益有其限度，超过一定限度后反而影响效益，研究生教育因其全方位的个性化而更是如此。如果不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人才培养模式，要确保研究生教育质量就必须大大增加管理成本。
世界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是一个非均衡的动态发展过程。20世纪70年代英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缓慢，但非传统大学部分从1977—1978年度的11924人增加到1980—1981年度的15784人，三年增长32.4％；而同期传统大学部分从74184人增加到76971人，增长幅度仅为3.8％。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世界研究生教育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商业管理与政府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的增长，这一时期年增长比例，美国是7.2％，英国是10.6％，法国是11.5％；同期工程学位几乎没有增长。非均衡发展是规模扩张的基本形态，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内涵的非均衡发展及其集成、促进了研究生教育整体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能力的提高。因此，要具体结合培养单位层次与类型、学位层次、学科类别、培养类型来把握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的态势与重点。
规模扩张可以是纯粹单一的数量扩张，也可以是通过结构调整、模式创新来实现量与质的飞跃。研究生教育持续发展依赖于量与质相统一的规模扩张。所谓量与质相统一的规模扩张，既指数量规模扩大，又指研究生教育外延扩大。当前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所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规模扩张的单一数量化模式。当然，在实际中，规模扩张不存在某种纯粹类型，总是多种类型交织在一起。
3.问题类型与解决办法的匹配
罗列问题清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为分析、理清问题提供一个多维框架，从而真正把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的主流与非主流、关键与非关键，找出产生问题的根源。只有取得基本共识，才能真正进行对话，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比如属于体系方面的质量问题，就要从研究生教育体系切入，就要增强研究生教育系统的社会适应性、自主调节性，而这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政府宏观调控与培养单位自主办学之间的互动；属于微观单元层次的质量问题，就应从研究生培养过程切入，就要改善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教学活动、科研组织形式，而这依赖于研究生教育理念的革新，以及一线工作者的实践创新。
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基于某一特定维度或视角，可以进行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均衡式发展与非均衡式发展、渐进式发展与突破式发展划分，但在具体分析、制定与实践某一发展模式时，不能仅从这一维度来考虑，而要综合考虑，特别是要系统考虑所有发展可能性，要脱离对立式的思维模式和规模扩张的路径依赖性。每一种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场景，关键是要达成规模扩张与研究生教育结构、质量、效益的最佳匹配。
二、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与规模扩张的冲突
1.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的冲突
其一，质量提升与规模扩张之间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在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数量的增长必然导致质量的降低；但在约束条件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效应就不一定存在。约束条件变化可表现为规模扩张模式、质量评价与保证体系的选择与创新。其二，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始终伴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只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背景中有不同的表现。当前凸现的质量问题既是规模扩张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因此，应当从整个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来制定质量战略。其三，规模扩张只是质量问题引起社会关注的导火索，而非惟一的决定性因素。规模扩张必然导致质量问题的原因，一是对传统质量秩序的冲击，二是对新的质量秩序的呼唤，后者更为根本。其四，规模扩张对教育质量的影响是复杂的，对教育质量各个层面、环节、活动的影响各不相同，不同类型的规模扩张引发的问题也有所不同。
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与规模扩张的冲突有其特殊性。质量问题每每是在规模扩张后才得到社会的关注，本身就反映出研究生教育发展缺乏先导性的调节机制。每次规模扩张都是政府运作的结果，此前研究生培养单位虽然也提出了扩张的要求，也为此进行了一些准备，但总的来看，提出新的发展思路的并不多。因此，一旦真正开始较大规模的扩张，培养单位因缺乏发展的对策，常常出现“消化不良”现象。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即当计划招生数处于紧缩期，实际招生数与计划招生数最为逼近，甚至低于计划招生数；当计划招生数处于快速增长期，实际招生数则明显高于计划招生数的增长比例。冲突处理得好，研究生教育就会健康发展；处理得不好，研究生教育就会规模波动或质量滑坡。
2.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与规模扩张的反思
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既不必“高看”也不能“低就”。不能“高看”，就是认为任何与先行质量标准有冲突、不一致的做法就都是违背质量提升；不能“低就”，是对已经出现的、即将出现的以及可能出现的影响整个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质量问题视而不见，以发展为借口而忽视质量。
质量保证条件与质量本身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质量保证条件是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方面，但质量保证条件只是外部因素，需要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才能实现其应有的效应。质量保证条件的构建是为了提升质量，但并不等于质量本身。“质量保证措施并不一定导致质量改进。经常是质量保证妨碍质量改进。”[3]因此，不能因质量保证条件的不完善而逃避提升质量的责任，要将质量保证工作的重点放在研究生教育实践活动上。
当前的重点是如何在扩张规模的同时，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不滑坡。许多关于规模与质量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矛盾的看法，有意无意地将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理解为保持传统质量。现在的问题是，“质量提升”本身应当富有时代精神，应当不断拓展质量的新范畴、新维度。随着质量提升本身内涵与外延的变化，质量提升与规模扩张之间的关系也自然发生根本性变化。
3.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关系的处理
其一，质量、规模、结构和效益四位一体是把握质量提升与规模扩张关系的基本框架。相对规模而言，结构和效益尤其是效益在质量分析及其保证体系构建中相对被忽视了。随着质量观的演变，随着社会个体接受教育和评价教育的主体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随着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的推行，社会个体既要考虑教育质量的高与低，也会愈来愈重视教育成本问题，效益在质量评价中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教育成本、办学效益成为质量评价的重要方面。
其二，规模扩张是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扩大规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调。同时，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的模式与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多种模式的综合运用是消解质量提升与规模扩张冲突的前提。扩张模式创新、多样化发展是当前研究生教育规模成功扩张的基础。
其三，不同时期或不同时代，对质量问题的认识不同，对质量问题的解析也存在不同的角度和方法。避免静态地考察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要结合当前社会转型以及所面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社会发展、研究生教育发展中考察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及其相互关系。处理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两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要结合中国国情、传统文化、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三、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与规模扩张协调发展
1.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规划与战略管理
解决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之间的冲突，首先要加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规划、战略管理，通过制订全国性、区域性、培养单位以及具体学科点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规划来加强整个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协调性，避免无序发展和大起大落。战略规划是指导性、方向性意见，不同于指令性计划。发展战略既是一个架构和制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找机会和开拓新的发展可能性的过程，“对连贯性的追求由原来寻找‘答案’的方式转变为积极坚持创造可能性的方式。”[4]由一贯的规划转变为连贯的规划，保持多种连通性，最为重要的是识别发展趋势和重大事件，分析新的发展战略所要面对的战略议题。
质量战略应当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和灵魂，质量管理要由以前的微观干预转变为质量战略管理，建立以规模和质量为重要信息的预警系统。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管理应当允许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和质量的波动，但要防止无规律的波动，要尽量避免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政策围绕规模扩张加速或减速而变换的“过度理性”现象。“传统的战略不强调创新，但要求质量和认可”，而理想的战略以及战略管理过程则“要求质量、认可与创新但约束最小”。[5]政府部门应当强调领导而不是控制，强调对差异的尊重而不是追求单一化，强调对时机的把握而不是强调统一应对。
2.研究生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多样化发展是避免规模扩张缺陷的有效举措。许多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都经历了从重视数量增长到重视质量提高的过程，也经历了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的冲突。多样化发展，包括学位类型的多样化和创新、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和创新、新兴学科和研究方向的开辟，是调适冲突的成功经验。正如卡内基教学发展基金会多次重申的，多样化是美国高等教育保持高水准的基本原因，美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本策略和主要路径就是多样化。与之相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张总是一种复演式的扩张，扩张思路缺乏多样化和创新。实际上，在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时期，更需要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建立新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关键。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是讨论的焦点，但症结并不在于质量标准的多样化，而是在于研究生教育系统的多样化。研究生教育系统的多样化及其灵活性、适应性、针对性，才是解决质量问题的关键。当前首先要突破体制性障碍，推进研究生教育系统的开放性与适应性。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多样化以及研究生教育系统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研究生教育系统的分化，反而更加强调系统的统一性、整合性和集成性。多样化依赖于相互作用，依赖于研究生教育系统的整体规划。
研究生教育多样化发展的关键是开拓新的战略空间。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定位有三种：一是以高深学问的传承与创新为取向；二是面对未来就业的职业取向；三是终身学习的价值取向。这三种取向的有机搭配与集成是拓展研究生教育发展空间的方向。职业型研究生特别是高新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规模的重点扩张，以及研究生教育与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的沟通，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
3.研究生教育的结构调整
我国研究生教育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要重点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结构调整问题；二是基于“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的质量提高问题；三是基于教育公平的研究生教育成本分担问题；四是研究生教育的基层组织问题。自1999年以来的快速增长，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已经达到一定限度，在稳步增长的同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质量与结构，进一步调整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成为破解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之困境的有效选择。为此，一要不断拓展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规模扩张、质量提升各自的新空间、新方向；二要努力达成研究生教育各方面发展模式相互之间的有效匹配，实现局部创新与整体创新的互动。
积极发展，满足社会需求，仍然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本取向。巨大的社会需求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现实背景，努力满足社会需求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应当坚持的基本取向，但是，满足需求的模式、策略是不同的。面对战略机遇期，要科学分析社会需求，避免“虚假的需求”、“人为的需求”，把握“真实的需求”，由需求制定政策，而不是由政策导致需求。积极发展的模式必须相应地由粗放型积极发展转为有重点的积极发展。有重点的积极发展，一是满足社会需求的基点发生变化，国家战略目标成为重点领域；二是规模扩张的重点发生转移，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重点培养大量应用型人才；三是发展的模式有所创新，逐步过渡到质量与效益型内涵发展；四是重点推动学科资源整合与系统优化。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存在一个“稳定值”与“限制值”，这一“稳定值”与“限制值”是相对的，可以调控，结构调整就是调控规模扩张“稳定值”与“限制值”的有效途径。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即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学科结构、模式结构、区域结构的多样化，是研究生教育持续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