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探索——评新时期的张承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精神论文,理想主义者论文,张承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张承志研究自80年代初至现在，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1987年以前，重心是对“执着的追求者形象”的探视。1987—1990年，集中于理想主义的论争。1990年以来，“生命主题”的探索成为主流。本文在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视野内，对极为显眼的张承志研究作了综合考察和评析。
关键词 张承志 理想主义 追求者形象 生命主题
中图法分类号 1207.425
在新时期文坛上，张承志是一位极具独特的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的作家。从1978年他的处女作《做草原人民之子》到1990年出版的《心灵史》，再到以后的3本散文集：《绿风土》、《荒芜英雄路》、 《清洁的精神》，在这1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始终坚持“为人民”的创作初衷，保持自己鲜明的创作个性，恪守信仰与理想，守护着纯粹的清洁的精神世界。应该说，张承志更多的是以他执着而独特的精神世界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读者和研究者，这使得对他的研究和作家创作的发展始终是同步的。纵观10余年来的张承志研究，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而每个阶段都有其研究和争论的重心，下面将分别评析。
1987年以前：追求者形象的探讨及其他
从步入文坛始，张承志就充分展示了他的与众不同，寻找自己，渲泄内心淤积的情感，极力清除媚俗。他渴望一种精神的充实，一种富有创造意味的生活，并为之不懈地追求着。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执着的追求者形象。无论是《老桥》、《绿夜》中的“我”，还是《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以及《北方的河》中的那个研究生，他们身上无不蕴含着一种自信，一种热情，一种对生命终极目的的求索。这种追求者形象所迸发出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很快震慑了读者，也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所以，纵览这一时期的张承志研究，主要是围绕对执着的追求者形象展开的评析，具体可以分为鲜明的创作个性、独特的主题内涵、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等几个方面。
情感的燃烧、奔涌，是张承志作品的鲜明记录，是他创作个性的生动体现。对此，有研究者在细致深入地分析作家创作个性的这一独特之处时，进一步探究其形成的原因，认为这种情感的精神魅力来自于张承志的真性毕露：“任情，任性，还有任真的狂热。”〔1 〕张承志曾称自己有“一双男儿的膝盖，一副倔犟的性格和满心不怕挫折的骄傲。”〔2〕在创作过程中，他经常觉得“手发抖，心在狂跳， 想乱喊一通……自己像切开了自己的血管，直到小说发表了很久很久以后，还觉得自己的血在流。”〔3〕这种狂热率真的性情对写作全身心的投入， 使得作家鄙弃纤巧，崇尚粗豪，鄙弃在结构、布局上费心雕琢，推崇雄浑的精神力量。而研究者的分析和作家的情感体验相吻合。它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张承志个性气质的认识，而且对全面透视他艺术世界的丰富性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在张承志的创作中，反复出现着一个基本主题——路的主题，亦即追求的主题，这实际上是他塑造的“追求者”形象的精神内核，也是为众多研究者所瞩目的焦点。一些研究者认为：“他的小说在简单的事件躯壳中始终包容了一种固执、甚至不无沉重的精神探索历程，一种对生命终极目的的求索。”〔4〕他笔下的主人公， 无一不背负着这样一种精神倾向：“在《残月》中，它叫‘念想’，在《九座宫殿》中，它叫‘心劲’，在《废墟》中，它成了一口‘红井’，在《黄泥小屋》中，它成了一座众人心中的‘黄泥小屋’。”〔5 〕有的研究者索性用“空”来形容这种精神旨向，认为它就是生命，人们为了填满它而寻找，而努力；同时，“空”必须转化为“有”，人们只有在“有”中，才能获得自己实在性的存在意义；只有在“有”中，又才能使“空”化有为无，重新处于“零度状态”，继续向前寻找新的“有”。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就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基本面貌，而生命的意义也就体现在这种无尽无休的追寻过程之中。〔6〕应该说， 这对于张承志创作主题的把握是贴近的。研究者不是局限于对单篇作品进行分析，而是纵观作家前期的整体创作，将其置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这样一种宏观背景中来考察，从而使得研究成果具有了一定的理论深度。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本阶段几乎所有的研究文章中，对作家“追求生命终极目的”的认知还缺乏更内在更深入的探讨，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使研究未能达到更高的学术品位。
追求需要力量，那么，执着于追求的作家的力量源泉来自何处呢？一些研究者就此探讨张承志的创作历程时发现，对传统生活中美与崇高的重视与挖掘，正是作家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对于北方文化的认同与回归，更成为张承志创作的一个总倾向。“在草原、戈壁和深山中那种低缓、古老的生活节奏中，在那些牧民、额吉与守林人那种平凡单调的劳作中，作家看到了一个宏大的文化、道德结构。”〔7〕可以说， 这种分析是切中张承志创作的文化价值取向的。但也应该看到，在张承志的小说世界里，主人公总是兴奋激动地来到草原，然后又恋恋不舍地离开，复又满怀深情地重返草原。他似乎总是在做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显然，作家对于北方文化的这种困惑和矛盾心态，又不是以“认同与回归”所能概括的。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要全面了解一位作家，自然不会忽视对其美学风格的研究。一些文章认为，张承志小说呈现出一种诗的素质，追求的主题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诗化的倾向，大量的意象、象征、抒情画面代替了故事和情节的叙述。他不仅运用“寄托式”、“情景交融式”、“象征式”等诗的结构模式来结构小说，而且运用“主观性”及“暗示”等诗歌的表现原则来写小说，于是，以诗为文，以文写诗，就成为他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他拓展了小说艺术与诗歌精神有机结合的领域，给诗化的小说艺术带来了崭新的美学风格。”〔8 〕也有一些研究者将其小说的诗化倾向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人生的意蕴相结合，用“沉雄苍凉的崇高感”〔9〕来概括他整体的美学风格， 这无疑是具有一定理论高度的评价。它同时反映着新时期的作家研究向其艺术的内部特质开掘的倾向。
从上述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张承志研究，是在以探寻“追求者形象”的主调中向其心灵和创作风格的各个层面延展，它对走向拓展期的作家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7—1990年：理想主义的争论及其他
1987年，随着张承志《金牧场》的发表，对他的研究掀起了一个高潮。探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方面。关于理想主义问题的争论，创作个性中的民族气质，作家自身的困惑与矛盾。
在小说《金牧场》中，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情怀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由此引发出评论界激烈的争论，其观点可归纳为两种。一种认为，《金牧场》应当被看作是作者理想主义的一个最辉煌、最富激情的象征，“它向我们激烈地显示了一种生存指向，即哪怕人面对着数不尽的苦难与困扰，他的生命中也该有个他将为之九死而不悔的追寻目标。”即使理想是永世也不能达到的终极，也要守住自己的信仰与心灵。〔1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金牧场》虽然是一曲理想主义的辉煌颂歌，但并未包含最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最强烈的时代意识。〔11〕“我们的时代需要理智、清醒、科学的理想主义，而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则有一种非历史、非科学、过于狂热的倾向。”〔12〕争论双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较而言，后者的观点颇中肯、剀切。张承志作品中确实涌动着一种狂热，这与理想主义所拥有的理智是有距离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确需要一种清醒、理智、科学的理想主义，而非狂热盲目的理想主义。而评论界对这一重要命题却未展开充分的讨论，使人觉得在理论上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在上阶段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其创作个性归结为他的性格使然。此时，一些研究者又从新的角度将这一问题推向深入，以张承志作为回族作家的这一特殊身份来考察，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张承志的那种狂热与激情，他作品中那种躁动的、喋血的、偏执的‘寻念想’的热情，是由他那遍及周身渗入骨髓的民族的‘母血’所决定的。”〔13〕这种“母血”也就是回民身上所拥有的一腔可以随时抛洒的热血，一种为了追求而不顾一切的民族气质，它影响到作家深层的心态、情感、行为方式，又外化为他文学创作的独特的表现形式。此外，由于回族同宗教的天然密切联系，又使张承志很快找到了他的宗教感——但由于作家并未局限于单一民族的狭隘的民族意识，所以这种宗教感是广义上的概念，是一种关注人类生存的深刻自觉意识。唯其如此，他才能写出《金牧场》那样的力作。我们确实看到，在《金牧场》中，作家的民族意识已深入骨髓，而对于本民族的超越也达到了一个宏观的层次，作品所反映的显然不再是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生存趋向问题。将张承志置于回族文化的深层次上来考察，反映着研究者敏锐的洞察力与勇气，它为作家研究找到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心理依据的突破口。
在众多的读者、研究者眼里，张承志无疑是一位强者，他手中的理想主义旗帜总是那样鲜明。但他仍是普通人，身上既有强者的坚定与狂热，亦有不可避免的忧郁与孤独。这混合着的复杂心态一直较为隐性地存在于作家身上。而论者往往把这看作是“强者的孤独”，并未深究。随着作家创作的发展，这种心态也日趋明朗化，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于是，透过“美文”的表层，人们开始听到了孤独灵魂的呻吟与呐喊，看到了“强者”自我分裂的内在矛盾与冲突。而造成这种自我分裂并形成矛盾冲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一些研究者通过深入的心理分析指出：“由于身受‘俄狄浦斯情结’的影响，作家一直企望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草原上真正的男子汉，一个生存于草原家庭中的男子汉。 ”〔14〕可是，又由于“父之法”（数千年来男性中心社会所规定的、 无时不在的父亲形象和父亲身上所体现的无处不在的文化秩序）的存在，使他始终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只是一个“貌似”的男子汉，实际上始终都未成人。这种渴望实现理想却无法实现的矛盾冲突，是造成作家复杂心态的潜在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民族、历史、文化的基因始终困扰着他，使他在寻觅这血脉之“根”时又难以探触到它的内核；他希望了解以草原、黄土高原为代表的北方大地，却又感到无法理解，只能停留在对其表层的叙述当中。
如果说，这些探讨还限于作品思想内容的话，那么，《金牧场》所采用的独特的结构方式也引起研究者的特别注意。这是因为，“小说运用的叙述结构有如‘复调音乐’，产生了‘复调和声’的效果。 ”〔15〕作者同时把握住许多生活的支点和源流， “使长长的历史化作无数个看似支离破碎而实则有序的意识片断，给作者和读者都带来了一种过程中的新鲜和兴奋。”〔16〕这种结构体式还能使我们在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时态的交错流程中，不断提高认识的层次。但这种结构方式也给作家带来了一定限制。它首先危及的应是作者那种本质的抒情方式。而情感变换的频繁断裂，又妨碍了他那种宏雄气势的奔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从这样一些较为深层的研究中可看出，是作家创作心态和文学世界的复杂性促使研究者不断扩大理论视野，对其作出了“接近于真实”的分析与评价。它垫高了张承志研究的水平，也丰富了新时期作家研究的领地。尤其值得注目的是，这一阶段的张承志研究，正值80年代中期以来所掀起的“文化热”的强有力助推，作家创作的厚实文化内含与研究者“文化心理”观照的契合，是张承志研究取得可喜成果的重要原因，这也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1990年以来：“生命”主题的开掘及其他
90年代以来，随着《心灵史》的发表和“抗战文学”主张的提出，对于张承志的研究再次掀起高潮。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是：作家创作的生命主题，关于理想主义的再争论，小说体诗的特点等。
纵观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可清晰地看到，一种关于什么是人，什么是人不可让渡、不可出卖的权利等一些最基本、最古老也最富当代性的人生命题，始终贯穿其中。“生命图腾”作为一种神圣价值观支配着他的抒情；表达生命价值观念和生命意识成了他的小说和散文共有的主题。研究者发现，随着作家视野的拓展，他对生命的礼赞，开始呈现出一种世界声调，这使他的作品充满着生命的光彩，这一探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对张承志创作中“生命”主题的揭示，已探触到他文学世界的深层底蕴，使主体的抒情导向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出来。但在探讨这一重要命题时还显然存在一些不足，如作家所讲的生命神圣价值观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判别生命价值观神圣与否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些都是研究中未能明析的。而要更准确、客观地把握作家创作的生命主题，就需要进一步逼向作家的内心世界，从更高层次上谛视作家的人类性目光和世界性期待。这一点，仍是目前张承志研究中急待深化的课题。
在上阶段的研究中，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已引起了文坛的广泛注目和争议。如果说，这场自《金牧场》而起的争论，大多还处于就作品论作品的层次的话，那么，随着《心灵史》的发表与“抗战文学”主张的提出，对其争论已明显超越了作家的创作本身，而涉及到人们所普遍思考和关注的一些时下文化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难题。争论的热点是：理想主义在目前是否仍具有合理性，宗教信仰是否合乎时宜，牺牲精神是否值得提倡等。
90年代以来，因社会的种种原因，特别是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而造成的文坛杂乱纷呈的局面，是有目共睹的。当此之时，张承志却再次揭起理想主义的旗帜，以“清洁”为名，做着孤独者壮行的努力。他执着于信仰与理想，这无疑给混乱的文坛送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许多评论者为此激动不已，认为“张承志的理想主义以神圣的光芒照亮了我们迷茫的时代……这是中国文坛和全民族的一种幸运，而张承志在当代文坛中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则传达出贫困堕落的文坛对理想主义的迫切渴望，证实了中国理想主义的反弹和复苏。”〔17〕这种评价之高是空前的。但也有人认为，张承志坚守的不过是一种旧理想主义〔18〕，“他承袭了旧理想主义的信念——放弃对客观真理的追求”。〔19〕其是非观过于主观化，但他又不具备以己度人者所必需的智力、悟性及宽容，这就决定了他始终走不出旧理想主义的阴影。这一争论可以看作是上阶段研究中那场争论的延续，特别是后者的观点〔20〕，在阐述张承志理想主义中的非科学、非理智因素时，弥补了以前这方面研究的不足。但这种观点也有偏颇之处，它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质疑，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在今天难道真的一无是处？果真如此的话，它所受到的欢迎又作何解释？我们的时代难道会欣喜地接纳一种无任何可取之处的思想吗？还有，用旧理想主义来概括张承志思想的内质是否恰当？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宗教信仰问题是争论的又一热点。一些评论者以较宽容的态度肯定了宗教信仰的正面效应，认为张承志走到信仰之域，就又多了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撑，他以自身实践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永恒信仰的精神力量是可以战胜苦难，战胜世纪末人类自身所带来的种种沉渣泛起的旧病的。〔21〕对此，也有人就宗教信仰在今天是否合乎时宜提出了质疑。〔22〕因为在当今时代，人学对神学、自由对约束的胜利，“上帝已死”的观念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加之后现代思潮已经日益将人的精神性的自由引入世俗的、利己的本能世界，所以“企图恢复传统宗教的统摄力，无疑属于不合时宜的臆想。即便是在只有宗教才能拯救人类的前提下，人们也仍有权利保留‘既定的宗教’能否解决‘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的疑问。具体而言，张承志所崇拜的哲合忍耶那种近乎狂热的虔诚的牺牲性，是否就是中国人所需要的或是应弘扬的文化精神和文学精神呢？”〔23〕无可讳言，这种观点更为清醒、理智，具有说服力。在一个人文精神失落、人们的思想颇为混乱、又在寻找新的价值观念的局面中，张承志固守信仰、崇尚理想的精神是可贵的，值得赞许的。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人类还像前人一样躲避到宗教世界中，或者对各种宗教（包括哲合忍耶）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修补、融汇，都再也难以发挥它们曾发挥过的巨大能量。毕竟人世间不是宗教可以包揽的，尤其在当今这样一个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
由这一争论还引发出关于牺牲精神的争论。张承志对于哲合忍耶的那种牺牲精神是推崇备至的。他认为：“‘牺牲’是为了捍卫一种神圣价值观，捍卫一种生命原则才选择的自觉去反抗，去拼杀，是一种勇敢的死。”〔24〕他还提出了“牺牲即美”这样一种神圣价值观念，认为“它是一种反抗的美，是为了真理和正义而选择的殉美。”〔25〕一些论者不仅对张承志的观点极力赞赏，还指出作家自己正是在表里如一地实践、传播着这种精神。我们的时代缺少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也有论者对此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认为张承志倡导的牺牲精神具有盲目性与非科学性，它既不会给自身带来变革，也不会对外界发生影响，是一种近乎偏执的盲目冲动。在这里，论者双方的观点是鲜明而对立的。我们看到，尽管他们都极力在阐明自己的观点，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颇。褒扬者只看到他的光彩之处，批判者又一味盯住其阴暗面不放，实际上，都未能做到客观、公允、全面地评判。它说明，对紊乱的价值观念的拨正和人们精神面貌的调整还需要一种锲而不舍的探索过程。唯其如此，由张承志研究所引发的这场关于“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的争论才会显示出它的真意义和真价值。
在这一阶段中，一些论者延续了前段对其美学风格探讨的思路，“小说体诗”概念的提出，就是其重要收获之一。他们指出，张承志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特有的文体自觉和审美观念，寻找到了一种最能表达自己情感方式的文体——小说体诗。作家的精神和理想在这种文体中得到了充分表现；这种文体也给予读者丰富的感受和想象。〔26〕研究者也指出了这种文体的局限性，如造成小说情节过于简单，人物不够生动，主观色彩过浓等〔27〕。但对于作家来说，它的作用却是无可替代的。实际上，这种“小说体诗”（又称诗体小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早有成功的尝试，如由鲁迅开创的，经由废名、沈从文以及孙犁、柳青等不断实践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一支，其小说就有着别具一格的诗的气质、诗的精神、诗的情愫，可以说，张承志也正是从他们那里找到并发展了最能够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最佳通道。
综上所述，10余年来的张承志研究无疑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在新时期的作家研究中也是十分显眼的。而几个阶段研究的不断拓展、互补、深化，使人们逐渐认识、理解、靠近了这位作家，显示出他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真意义和真价值。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张承志研究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注入了对新的人文精神的渴盼，这使得对他的研究又远远超越了作家本身，而具有一种文坛所普遍呼唤的理想期待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张承志也愈来愈显示出他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众所周知，每一种学术的阶段性研究都绝不意味着它的终结，而仅仅是促其不断走向成熟、接近完善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尽管张承志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急待再研究、再深化。例如，将张承志置于广阔的比较视野中去考察，就是目前研究的好课题。虽然已有论者不乏这方面的研究，但总体看来，却缺乏一种较为宽阔的比较目光，而是就事论事，乃至牵强附会，从而造成这种研究思路的相对封闭。具体来讲，如果将张承志与他同辈的大批知青作家如梁晓声、铁凝、阿城等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心理定势、理想情怀等诸种层次的比较分析，不仅有助于加深对这些作家的认识，而且也能更深刻地把握张承志的独特性。张承志曾表明，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自己虽身为后辈，却能真切地感到某种把握，而这种把握，是与众不同的。那么，这“某种把握”和“与众不同”的影响比较显然是急待研究的命题，它无疑会深化鲁迅精神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影响的再认识，特别是对于弘扬新的人文精神，塑造新的国民人格无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承志是中国新时期文坛上不可多得的具有自己独特文学品格、且始终卓然独行、抵抗俗染的作家。张承志文学世界蕴含的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识以及执着地追求和实现自己理想的精神，给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注入了生机与活力。这些都是引起国外读者广泛注目的重要原因。一个中国作家为什么会引起世界兴趣？显然，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的深层意蕴与世纪末人类文化进程中所困扰的一些难题产生着某种共振，这种共振的内在契合点又是什么？张承志研究的勃发期始于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寻根热”，那么，对他的研究与“寻根热”有何联系？寻根作为20世纪的一种世界性文化思潮，它对张承志产生了何种影响？而他又是在这样一种世界性思潮中表现出什么样的精神旨趣和价值取向？这些问题，都是张承志研究中存在的盲点和难点。我们相信，这样一些研究思路的拓展与突破，将使张承志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
An Idealist Spiritual Exploration —on Zhang Chengzhiresearch
Zhao Xueyong Li Xiuping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Abstract Since early 1980s',the research of Zhang Chengzhihas experienced 3 stages.The first,before 1987, the maintrend of research was developed around "a rigid image ofwooer "; the second,from 1987 to 1990, the main themefocused on an argument about idealism finall,after 1990, theexploration of " the theme of life " has become the maintrend.Meanwhile,this paper had made a synthetic research onthe very notable research of Zhang Chengzhi in literarydiscussions of the New Stage.
Key words Zhang Chengzhi idealism image of wooer the theme oflife
＊收稿日期：1996—10—15
注释：
〔1〕〔2〕〔3〕〔17〕〔21〕〔22〕〔23〕〔24〕〔25 〕萧夏林：《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第380， 第284页，第143页，第135页，第310页，第311页，第186页，第187页。
〔4〕〔7〕南帆：张承志小说中的感悟，《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
〔5〕〔6〕蔡翔：追寻的痛苦——张承志一九八五年小说概评，《北京文学》1986年第5期。
〔8〕李今：张承志小说诗的素质，《小说评论》1987年第3期。
〔9〕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0〕〔16〕赵玫：向着自由的长旅——谈张承志的长篇小说《金牧场》，1987年7月4日《文艺报》。
〔11〕〔12〕徐明旭：未必自由的长旅，1987年8月20 日《文学报》。
〔13〕赵玫：自新大陆——关于张承志小说的民族意识，《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5期。
〔14〕李以建：张承志的困惑与矛盾，《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1期。
〔15〕陈晓明：复调和声里的二维生命进向——评张承志的《金牧场》，《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5期。
〔18〕〔19〕〔20〕张远山：张承志，一个旧理想主义者，《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
〔26〕〔27〕李咏吟：文体创作与张承志的小说体诗，《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