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年散文类图书的一个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类图书论文,近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些年来，散文类图书在书肆上一直畅销不衰。受了读者的鼓舞，出版界也在努力地拓展着散文类图书的新天地。在这股波澜壮阔的散文大潮内，虽然泥沙俱下，但我们仍然得承认，中间产生了相当的具有阅读、收藏与学术价值的散文文库、丛书和单行本。
就我所见，“漫说文化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知识出版社）、“百家散文书系”（百花文艺出版社）、“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等，就编选得极有眼光和特色。“漫说文化丛书”出版得较早，虽然未以“散文”命名，却是地道的散文读物，丛书的选编，借用比较文学里的“主题学”概念，以散文的主题来分类精选20世纪中国名家的数百篇文章，汇成《男男女女》、《父父子子》、《佛佛道道》、《闲情乐事》、《世故人情》等10多个集子，所收文章谈论的是中国文化，却挥洒自如，妙趣横生，每本集子前又撰有一篇有份量的序言，整套丛书集人文性、艺术性和知识性于一体，鲜明地体现了编者的寻绎文化传统的意图（这种类型的旧文新选，后来编得较好的还有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陈星编选的《文人与猫》，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吴祖光等编选的《解忧集》、《书香集》、《知味集》、《清风集》、《说画集》等5种，三联书店出版、姜德明编选的《北京乎》等）。“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尽管类似的丛书已有“中国当代名人随笔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等数种，但由于刚烈而血性的《荒芜英雄路》（张承志著）的加盟，使知识出版社的这套随笔丛书骤然份量厚重起来。“百花散文书系”囊括国外和中国现代当代（包括港台）的作家个人选集，十年经营，至今已见其系统性，气魄宏大，视野开阔。除了这些丛书之外，还有一些单行本的文选，也仍然选得十分有眼光，譬如刘锡庆选编的《当代艺术散文精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老愚选编的《群山之上——新潮散文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两个选本选文各有时间段的侧重点，各有特色，体现了两种有区别的散文观，两个本子互相补充，或许可成为高校有关当代散文课程的简明的文选读本。上述种种选本之外，还有一些未加盟任何丛书的个人散文集的推出，使当代中国散文类图书的景观，更加有声有色：余秋雨《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深寄“文化关怀”精神；张中行《负喧琐话》《负喧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浓情淡词，悲天悯人，古朴生动；杨绛《将饮茶》（三联书店）清澈而智慧，别有兰花的风采。当“散文潮”（尤其是其中的“旧文新编”潮）终于蔚为大观，引起众说纷纭，有人看好，有人以为已近尾声之时，1994年的最后几个月，河北教育出版社会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关专家，穷数年之功，大规模地推出了“中国现代经典小品丛书”，主编这套兼备阅读和文献价值的丛书的是钟敬文，一位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散文家，他的作品曾被文学史科学家阿英列入现代中国16家小品之内。这套“经典小品”的问世，或许可以说是为“旧作新刊”的散文编选类型，隆重的打上一个句号，又为新的类型的编选开启了一扇门。
在上面尚不全面的概述中，已经可见近些年来散文类图书编辑出版的一个基本面貌；编选类型由主题到个人选集，由出于阅读考虑到阅读与文献合二为一，由旧作新刊到新人新作，范围由中国现代到当代，由中国到外国，林林总总，或许可以讲是几乎包罗了编选的各种类型。但在上述令人喜悦的风貌的另一方面，种种问题也随之产生。尽管我们也许可以轻描淡写地说两声“金无足赤”、“书”无完“书”，但假如我们出于对文化事业的关怀，则应当正视问题的存在，因为有些问题并不是不可解决的。从编辑出版角度讲，不少出版社只盯着几个名人，不断地哄抬，譬如梁实秋、林语堂的散文作品，几年来全国就大约出版了60种之多，而另一方面，颇可奇怪的是在这60种之多的梁林文集内，竟见不到一个可以称为编辑上品的足本。以梁实秋作品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四大册《梁实秋散文》，这原本可以成为一个阅读与研究价值兼备的足本，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文集只是把梁的散文收集成四册，别的编辑工作竟然十分粗糙，每篇文章后也不署写作日期（即使原来有的，也都统称抹去）以及原载的报刊名称与日期，文集后也不附梁实秋已出版的散文集的目录，这样子使得这部文集的价值减掉了一半。至于等而下之的以“名人谈吃喝玩乐”为题的各类粗制滥造、不见章法、重复选文和出版的散文选本，这儿就不去说它了。
前面说，“经典小品丛书”的问世，为“旧作新刊”式的散文类图书的出版郑重地划上了一个句号，又为新的类型的散文编选开启了一扇门。我的意思是说，近年来，仅以“阅读”为目标的散文旧作新编新刊，已经为数相当可观了，今后若再有旧作新刊，那就不应当仅仅是从阅读考虑，还得更多地着眼于文献保护、文化积累，出版一些精编（即真正能见出编辑者的眼光和功力）精校（校对和校勘）的文集，使旧作新刊更上一个层面。再者，一个时代走俏的散文类图书，如果都是几十年前旧著新刊，而鲜有同时代人的卓越创造，那无论如何是当代文化的悲哀。近年来新写作的散文集虽有一些，但有份量的作品的数量毕竟难与铺天盖地而来的旧著相比肩。老作家如黄裳、柯灵、杨绛、汪曾祺等，新涌现的中青年如余秋雨、张承志、周涛等，其写作的散文，多有厚实凝重之作，一些学界中人也间有佳作面世（如费孝通、张中行、任洪渊等等），然而有份量的文集毕竟有限。当代人的散文文集，炒来炒去就是这几副老面孔，这套名家随笔丛书里选的是这几个，那套名人散文文库里选的也是这几个。诚然，出版界仅是传媒中介，它不能代替创造者，然而“中介”却自有其发现和促进的功能，它应以其敏锐的眼光，迅速捕捉人民的感情和思想的阀门，于纷繁变动之中抓住审美潮流的或巨大或细微的流变，及时地发现新人新作，推陈出新，从而卓有成效地起到“媒介”的功能（如果像某些平庸的出版者，仅以“炒冷饭”、哄抬“名人”为能事，那么，我们的文化事业实在是太悲哀了）。当然，这样子对于编辑也便有了更高的要求：他得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具有对于时代与个体生命的深刻的体验和感悟，既能捕捉当下的审美趣味，又具有超前性的美学感悟，气度宽宏，眼光远大。简括起来说，散文类图书今后若想再领风骚，必须有两个方面下功夫，第一，旧作新刊必须在考虑阅读需要的同时，更以文献保存和文化积累为目的，编辑者应力避浮躁，静下心来，精编精校；第二，出版界应当关注当代散文创作（也许“散文”用“创作”这个词，太郑重其事了一些，姑且如此），不拘一格地推出新人新作，为当代文化的积累作出责无旁贷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