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群体生态与“中国形象”结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群体论文,作家论文,生态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0)06-0143-06
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多元共生共存，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广阔视阈，不同文化、不同立场之间的“他者”形象问题也就应运而生了。“中国形象”实际是中国人视野下文化多元综合的概念。作为一个跨文化文学研究的范畴，我认为“中国形象”至少有这样几方面内容：首先，她体现在作家笔下实写的具体生活和文学形象，甚至包括作家本身的人格形象；其次，文学是诗意的人生形式和文化存在，文学形象还应该是一种“经验世界”的情感和想象空间的精神化呈现；再次，“中国形象”还应该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她在本土文化语境中生成和衍生，有着自身文化历史发展的痕迹；同时，“中国形象”更属于一个开放的异域文化参照下文化间对话和迁移中生成的形象；最后，“中国形象”的命题，既交叉着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又有理论的经验体系，即包容着诸多理性的基本元素。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体的“中国形象”不仅仅是实实在在所指的社团流派，还有着精神化和理性化诸多文化元素的能指和互动状态。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催动下诞生的，异域(全球)文化渗透与本土文化承传交互作用下的现代中国作家群体生态赋予“中国形象”以多元化的观照意义。这就是说，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或流派的“中国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其他形象、语境中重构而来，她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其生态结构的构成实际创造了一种概念的、空间的、存在的多种形象互动影响的文化对话新平台。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和流派作为自由知识分子作家组织，是在文学与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之间生成了自己的“中国形象”。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诞生一方面是19世纪以来中国一系列社会变革、政治革命的外力推进，一方面是晚清改良至辛亥革命再至新文化运动爆发内部文学应变的调整，另一方面是由军事外侵而来的文化对峙和世界文学的参照。这三者合力下的现代中国文学团体组织，其主体的个体与群体作家，自然无法不负载着这一时段历史社会的政治内容，甚至也与其他文化因素相联系。任何形象间载体实际是两种以上的文化对话中的相互影响运作，诚如丹麦学者斯文德·埃里克·拉森所言：“一种形象绝不仅仅具有一种直接可读的内容。洞悉一种形象的内涵总是暗含着形象本身的视角与使用或产生形象的视角之间的摆动。”[1](P209)由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的形成，可以看到社会政治文化与其他文化因素的作用。比如，晚清社会阶层中出现的各种秘密会党实属政治意识形态明显的反清力量，同时，各地又有一些来自基层和民间的同人会社，像中国教育会、体育会、演说会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南社似乎兼顾两者之间，由最初的文人雅聚而结社，再到形成规范的社团组织。有人还做过这样的统计，从1903年到辛亥革命前后，活跃于当时思想界、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先进人士，后来大都加入过南社[2](P396)。南社社员身上的革命豪情，与抒发情怀的诗文的丰富多彩，构成了南社不同于其他社团的独特文化底蕴。南社诗人的诗风有豪情激荡，汪洋恣肆，纵放横行；但其中也有个人情致，感伤缠绵，歌泣无端，低回婉转。南社诗风大有龚自珍的亦箫亦剑之双重互补特性，表明的是多元文化因素的渗透。之后，在现代中国新文化中的新文学作家群体，最突出地表现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对于社会时代使命感的认同，钟情于思想政治文化的思考，新文学的平民诉求和白话形式成为他们普遍通行的传达思想的载体。这使得他们个体与群体的“中国形象”都游弋于时代社会与文学之间，受双重或多重文化的互补和相互影响。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的“中国形象”从其诞生伊始孕育于文学与文化同体胞衣。
19世纪末20年代初，中国处于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鸳鸯蝴蝶派、新潮社、新青年社、曙光社、新社会、文学研究会等各种现代中国文学群体应运而生。《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早在前1904年办《安徽俗话报》时就提出西方国家主义的概念，发出“国亡家破”之感叹[3]。这才有了后来1915年的“敬告青年”，及“民主”与“科学”新思想的引进，最早倡导和实践“新文学”的正是由《新青年》的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组成的作者队伍。再看“文研会”，这个纯文学社团意识中的思想启蒙的文化理念自然不必多言，重要的是他们结社文学观念与文化因素的掺和在当时作家身上十分普遍。作家们参加哪个文学群体在当时有很多非文学的偶然性因素。比如郭沫若明确说过：“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4](P127)。当年郑振铎等发起文学研究会时“有过一封信寄东京田寿昌(田汉)，约他和我加入。这封信寿昌没有转寄给我。同时也没有答复”。后来的创造社和“文研会”的对立，与这一次的有意无意的“婉拒”邀请不无关系。因为，本质上倡导新文化、新文学没有分歧，大家都是一个群体。“在五四以后，凡是从事于新文化的人，便都是自己阵营里的人，都是同胞骨肉一样，这样相亲爱、相敬慕的程度，不是个中人是很难想象的”[4](P87、91)。1930年代初，受共产国际影响，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左联”作家团体，虽然强调建设大众文艺、革命文学是“第一重大问题”[5]。但是，开展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批判的无产阶级运动，即要求作家“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把广大的劳苦群众从一切反动的思想解放出来”[6]。这种阶级话语实际始终统摄着这个文学作家团体的精神取向，坚决反对感情主义、个人主义等罗曼蒂克倾向，强调作家必须开始“一个为着普洛现实主义而斗争的运动”，必须“表现真正的生活”[7]。这也是“左联”的基本主张。同样，1940年代抗战初期成立的“文协”是全国政治统一战线之下的文艺界大联合团体。这是战时作家文艺家的可以依赖的组织。“文协”成立以后，自觉将文学的追求与历史的使命紧密结合在一起，顺应抗战的需要：“民族的命运，也就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的伟大光芒，照彻全世界，照彻全人类，……希望大家来树起全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大旗。”[8]“文协”表示：“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最主要的任务”[9]。“文协”团体既承担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民族危亡的伟大抗战的伟大使命，又最大限度地调整了广大作家的精神向度，使他们在战乱的时代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中国文学群体形成的基本动因源于强烈的社会文化意识，文人雅兴和文学方式不过是他们聚合的媒介而已，他们身上过多地负载着现代中国社会“国家”、“民族”乃至“社会革命”等属于思想史、社会史的内容。但是，必须注意历史社会内容并不完全是一个群体生成的全部，有些偶然的、枝节的文化因素，也会对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形象”有不同的影响。这就是说，本属于个体的现代中国作家的活动和组织团体，在一个过渡和转型时代的整体中形成的“中国形象”不是单一的，也不会完全是纯文学的或唯美的群体。因此，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的“形象”内涵和其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决定于一个强烈而包容着巨大社会内容的多元文化生态系统之中，文学社团流派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最典型的存在体。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团体呈现的“中国形象”，既肩负历史时代使命，包容多元文化内涵，又以其特定的精神化特征区别于其他非文学性质团体构成。作家的精神主体是直接通过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实践来表达的。过去我们理解作为作家群体的生成，要末是达成共识的统一文学主张，要末是彼此信奉相似相近的文学创作思想，以前一种方式集合的群体称之为“社团”，以后一种方式集合的群体称之为“流派”。比如，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人们很看重他的最初的三点“宣言”——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特别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10]这是“文研会”同仁聚合的精神志向和文学追求。同样，1930年代初上海《现代》杂志打出的旗号是：“《现代》中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11]但实际上，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群体无论社团还是流派均存在诸多不确定的“中国形象”构成元素，即群体形象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及其具体文学活动都存在着主观身份认同和群体中的个体自由随意之悖论。这也就多少有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结构的精神特质。具体说，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形象”有着这样几种表现的状态：
(一)现代文学无论严整的社团还是随意的流派基本都聚散两由之，长久的社团流派十年左右即离多合少，短的社团流派往往办刊1-2期即自生自灭。前述郭沫若成为创造社的领军与其“婉拒”邀请有关联就是一例。再比如1923年成立的“弥洒社”，发起人钱春江说：“弥洒的产生，实在出于偶然。”[12]这个社团实际上是三位同在上海居一室朋友，因爱好文艺在晚上睡觉前闲聊而来，后来因主要成员流动和经费困难，该社团也就自行解散。另一位发起人胡山源回忆该社成立“经过”时说：“《弥洒》月刊出了几期，我们便觉得困难不少，……就只好停止，我们离开上海，到松江景贤中学去教书。”[13]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很多，像五四时期有影响的社团创造社前后期变化很大，前期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四元老分分合合，后期有不同主张的李初梨、彭康、冯乃超、郑伯奇等加入倡导革命文学。办刊物从《创造》(周刊、月刊、季刊)、《洪水》、《文化批判》几易其名，这也可见一斑。小的社团如1922年成立的湖畔诗社，汪静之等四人西湖游玩一周后，将写的诗编成一集，名为《西湖》，因此而有了后来的“诗社”一说。浅草-沉钟社的成员是一群四川籍的作家，他们活动在上海与北京两地，自费出版《浅草》、《文艺旬刊》、《沉钟》等刊物，形态十分松散，随人员流动时聚世散。
(二)现代文学社团流派都有命名的困惑，作家自己不认可，文学史家一厢情愿，名不符实。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松散型的文学流派群体方面，就是明确以社团名义结成的群体，也往往对命名存有异议。如狂飙社重要成员尚钺就一再否认他们是“结社”的组织团体：“我们虽然印行了《狂飙》和群体种种书刊，却没有固定的组织。书刊印出来，大家就分头送到各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我也去送过。所以说‘狂飙无社’”[14]。同样的还有湖畔诗社，作为该社四个诗人之一的冯雪峰就明确否认该团体的命名：“提到的‘湖畔诗社’，实际上是不能算作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的，只可以说是当时几个文学的青年的一种友爱结合”[15](P819)。再则，表面上地域性十分鲜明的“京派”，实际只是相对“海派”而言的借用了传统戏曲梨园流派的统称。现代文学史中的“京派”既不都以京津地域为创作主要题材内容，又不是以籍贯或居住京津两地的作家为主要成员，其代表作家沈从文的创作和文学思想就不是“京津两地”可以给定的。
(三)群体内部文学主张的自由探讨和团体之间文学观念的争鸣、交锋也时常发生。如“文研会”对文学“为人生”的理解，周作人与茅盾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同郑振铎的观点也有差异。周作人认为人生的文学是“人性的……人类的，也是个人的”[16]；茅盾说：人种、环境、时代、作家的人格是“文学与人生的四项关系”[17](P92)；郑振铎却强调文学的使命“是人类感情之倾泄于文字上的……他的伟大价值，就在于通人类感情之邮”[18]。同样的分歧还发生在语丝社内部，周作人、孙伏园、林语堂、鲁迅等关于“语丝体”的讨论，其实是自由的“任意而谈”。另外，正是不满于“文研会”的文学过于贴近现实的外化，才有“异军突起”的创造社的文学表现自我之张扬。即便是同一流派的作家，有些也对共同的主张不完全认同。“新感派”的三位主将创作上都有现代主义的因素，比如其小说都偏于心理分析。但是其中的施蛰存就特别强调与刘呐鸥、穆时英的区别，他在给吴福辉的信中就很有保留地认可与刘、穆两人在创作上的相同之处[19]。总之，现代中国文学团体整体“形象”形态呈现执着追求精神自由的特质，这里无论是自觉打出旗号的社团还是松散型的文学流派，都反映出现代自由知识分子作家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文学对个性的张扬。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体不仅在组织形式和观念形态上的显示出不确定性，而且整体结构形态的“中国形象”也是开放而动态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体构成的“动态”不是表现在单纯的群体内外人员的流动概念，而是表现在作为“中国形象”的现代文学社团群体有着自己的现代性演进的和多元走向的文化结构图式：
(一)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体是在摆脱了传统血缘宗族聚合、走向现代的开放过程中发展的。现代文学社团与传统的文人结社的最大区别是：封闭的乡村宗法社会的文人雅聚和结社的前提，除了文人士大夫的科举功利和风流消闲之外，最初核心基于氏族关系和地域的关系，尤其是血缘的家族纽带发展的同门、同乡、同里、同党的关系，是后来朋党会社的源头。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体的集结是与其接受“新知识”，即现代科技知识和外来人文精神的过程同步的，这个过程是在近现代社会中国发生了从乡绅到留学生再到现代知识分子的移位中完成的，它逐渐脱落了传统宗氏血缘关系的胞衣，开始呈现了一种追求自我独立的脱离其他依附的边缘人，也就滋生了一个新型的知识阶层的诞生。他们首先扮演了急切地寻求着整体和局部身份认同的新知识者形象。在宏观上，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知识青年如此关注国家民族的兴亡，是对国门打开后华夏大地独立完整主权的认同。在微观上，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会在国内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找到知音，本源是皖籍同乡密友无保留的交流之心灵感应和不谋而合；北京大学的“新潮社”最初是罗家伦、傅斯年等山东籍“同乡会”的学生聚集。这种身份认同正是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孕育之初呈现出的两个鲜明的“中国形象”特征：一是纯文学的社团基础是社会文化团体，如“文研会”成立前的热身是“新社会”、“人道”、“曙光”的一班热血青年；二是沿海、江浙、四川、安徽等地域的知识者思想活跃、结社意识强烈[20](P275)，如“文研会”、创造社、浅草-沉钟社、未名社等成员来源可见。这两点正是代表着现代知识分子成长的路向，也是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形成的基本文化元素。
(二)传统私塾和科举教育转向现代公共课堂学校和大学综合教育，形成新型师生关系和群体聚合空间的新变化。在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过程中，地域转移是身份变换的最直接的空间方式的变化，科举废除后伴随着留学潮和现代大学教育的兴盛，围绕学校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学生群体，和以教师队伍为主体的校园文化语境。它构筑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群体的文化基础。现代中国文学群体新观念新“形象”的确立与现代知识构成的校园文化密切相关。近代以来，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国策的影响，西学的引入最重要的价值是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一变化带来的体制性的变革即是科举的废除。诚如罗兹曼言：“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21]。随之应运而生的现代大学教育吸收的西学精神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是人的自由天性和求真务实的科学品格。现代教育中表面课程体系的改变，调整了格致、化学、物理、天文等新知识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师生关系、教育理念发生了变化。课堂内外的天地更多是师生活跃的思想交流的场所，甚至扩展到校与校之间沟通和联系也十分普遍。现代文学团体最初源于开放的人的观念，同时也活跃了思想和新型教育下的专业诉求。现代知识分子需要沟通思想，对话交流就有了学校课堂之外的各种各样的群体结社形式，而文学社团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如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北京高师的语丝社，杭州师范学校的湖畔诗社等。“文研会”的主要发起人是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大、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京铁路管理专科学校的学生教师。五四之后也是如此，同在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的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等酝酿了1930年代的现代(小说、诗歌)流派。1940年代的九叶诗人群体则与西南联大有密切的关系。
(三)传统文人雅聚赋诗唱和与小范围不定期的饮酒品茗等聚会方式，扩大到了现代出版、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的公共空间。现代文学团体形成方式不再是旧式文人小圈子乡间自我消遣的交游同道，叙情于优游无事之中，或游戏娱乐之会社。除了上述地域流动因素和现代教育开启之外，现代文学群体依附现代图书杂志出版业的兴盛发展，从相对封闭的文人小天地走向开放的平民的公共空间。首先，现代作家的结社以建立自己独立的群体阵地为第一位。一个团体是否能够寻找可靠的有实力的经济财团支撑，往往是群体凝聚和生存的关键所在。如创造社成立以后一直松散多变，其原因很多，有一点是明显的原因，即它始终没有像文学研究会那样找到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大股东作经济后盾，而是多受限于小股东的泰东图书局之种种刁难。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纪实性回忆中清楚地叙述了结社的艰难经历。还有从1923年新月社的松散形成到1926年底开始筹办新月书店，再到1928年的《新月》杂志的正式创刊，这一过程既是这一群体发生发展的演变流程，又是逐渐扩大自己独立公共空间的过程。其次，现代文学的大多数群体形成基础是某一杂志、出版社作者群。正是先有《新潮》、《新青年》、《浅草》、《沉钟》、《语丝》、《莽原》、《现代评论》、《太阳》、《现代》等期刊杂志的创办，才有了同名的文学社团流派。同样，因开明书店的编辑、作者队伍而形成了开明文化派别的同仁流派，因《九叶集》的出版被史家命名为“九叶诗派”等，其例子很多。现代传播媒介的公共文化空间的变化和多样，与现代社会活跃着一大批文学群体密切相关。这也恰恰体现了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最本质的现代性标志。
正是上述文化生态的演变的过程，构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群体“中国形象”自身内在结构之关系。现代作家从个体到群体的生息地的转移——在其现代教育体制中寻求立足生存的土壤——现代公共空间的文化传媒，提供了他们回归自我精神家园的重要阵地。这一现代作家“中国形象”成长的文化理路，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实际生态的文化结构。
现代中国作家群体的“中国形象”结构，既是一种文化生态图式，更重要的是一条文化传导链。文化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流动的，文化承传的本土精神赓续和异域文化的交流影响立体地呈现了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中国形象”的现代形态。现代中国作家群体的“中国形象”始终纠葛着本土与异域的关系。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中国形象”群体生态的精神纽带、精神之源。鲁迅说到“浅草社”时指出：她“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21](P242)且不说1920年代诸多文学社团流派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吸着‘世纪末’的乳汁”，就是1930年代最典型政治意识形态化产物的“左联”，也与当时苏俄、日本等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联盟倡导社会主义革命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40年代的“文协”是抗战初期特定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但成立大会上老舍宣读《告全世界作家书》，并请日本反侵略同盟作家鹿地亘讲话。客观地描述“中国形象”的文学社团形态，实际上是一条丰富而复杂的、交叉互动的“文化传导链”。
从纵向文化联系看，现代中国作家群体身上带着独特的本土文化心理积淀，除了上述重籍贯的地缘关系外，“中国形象”的社团流派聚合由传统民间民俗社交活动衍生出现代人浓重会社宗派色彩的社团意识，即看重群体之间人伦情义，要有一个“盟主”、“社长”的统领，而轻个性的自由独立意志和缺乏民主作风的合作凝聚力。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打出的旗号和主张宣言很大程度是领军者的思想意识，具有着强烈的宗族排他性的基因，不无“占山为王”为我独尊的传统君主的文化心理。1920年代，“文研会”和创造社两大团体在文学观念上有明显分歧，郭沫若也不避讳“那时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文人相轻，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4](P127)。1930年“左联”团体与其他文学群体也有政治与文学的冲突，但是，实质上矛盾双方背后的潜在动因不仅仅是“行帮意识”传统文化因素，还进一步演化为政治上的“党同伐异”。1940年代的“七月派”，发展到1950年代的胡风反党集团就更典型了。客观说，这既是所有团体的共性，又有着中国形象文化心理的特质，也进一步说明文学团体主张的倡导和放弃的背后多少有着文化因素的底色。自然，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中的传统儒学的克己复礼、修身自律，民间道学的豁达漂游、修已养生等文化精神也有传承和发挥。如京派、论语派等作家身上多有保留。
从横向影响看，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流派作为特定的“中国形象”，离不开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参照。它在生成过程中也已经包容了异域文化的知识信息，唯其如此才可能成为一个“中国形象”的概念存在。近代以来的“留学潮”和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接受，构成了现代文学团体的重要内容。“文研会”成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须应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22]。创造社作家的日本留学经历和知识来源、储备，造就了个人性格和气质的东西方杂糅。独立个性的张扬和自由民主的追求，又多伴随偏执极端的情绪化意气用事。这与他们受到西方启蒙运动的鼓动，普遍崇尚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有关系。所以，现代中国作家的社团意识受到异域文化的横向影响。这可以归为两类：一是接受了西风欧雨的洗礼，对西学教育和科学人文知识有更多的认同，如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论语派等的科学理性色彩，还有1920年代的弥洒社、1930年代的现代诗派、1940年代的九叶诗派等群体，都接受了英美文学、英美新人文主义的影响，追求性灵感悟、唯美艺术之风，社团意识相对比较平和，主要形成有个性的创作群体。一是留学日本，接受了东洋文化教育，既杂糅西学的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又带东亚启蒙运动特点的国民性反思。从近代同盟会、南社的梁启超等的改良维新，到陈独秀、鲁迅等新青年的五四新文化革新，以及1920年代前后期的创造社，1930年代新感觉派、“左联”、中国诗歌会等文学团体中的重要作家，构筑群体，营造“中国形象”，吸收了日本对西洋文化的包容，又具日本国自身强烈的民族意识、文化激进主义，渗透于本土文化和社团意识之中。总之，现代“中国形象”的文学社团流派是在文化接续的联系和文化参照的影响之中呈现了“文化传导链”各个重要节点和具体形态的完整内容。
综合上述，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或流派的生态和“中国形象”结构关系，是社会历史的整体呈现，必须细致地还原文学社团流派的形成过程，理清其整体形态的背后诸种文化因素的联系。本文仅从概念的、空间的、存在的多种文化视阈诸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是否言之成理，还期待同道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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