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的“慎独”思想及其在道德修养上的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慎独论文,重要意义论文,道德修养论文,思想论文,刘宗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3)01-0005-05
刘宗周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史家和伦理学家。他在伦理学方面的重要贡献，就是强调了“慎独”在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对以后伦理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对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途径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有着重要影响。
“慎独”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自从《大学》、《中庸》提出“慎独”这个范畴以后，后世儒家的所有学者和思想家，无不把“慎独”作为一个重要的修身原则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要求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在所有儒家的论述和发挥“慎独”的思想家中，刘宗周可以说是最有睿智、最能理解“慎独”的“真邃”的前所未有的学者。
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人，曾在蕺山讲学，所以又被称为蕺山先生。他生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卒于清顺治二年(1645)，终年68岁。他幼小的时候，家中贫穷，生活不能自给，是从贫困中度过的。1608年，他在任礼部主事时，不畏强暴，嫉恶如仇，大胆弹劾当时权势极大、门徒遍朝的奸相魏忠贤的种种罪恶，并屡次上书向皇帝提出有关朝政各项大事的建议，表现了他个人具有的崇高品质。但是，明神宗朱翊钧不明治国之方，认为他的意见不切实用，为此，刘宗周辞去礼部主事，回归旧里。后来，因政局发生变化，他又被起用为左都御史，但仍因为直言得罪了皇帝，被革职归家。
清军入关后，明室南渡，为了挽救即将覆灭的国家危机，又恢复了他的原职。后来清军攻破南京，福王逃到浙江。浙江又被清军所占，明朝已经名存实亡。在这种情况下，刘宗周决心以死报国。他说：“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亡，独不当与士存亡乎!故相江万里所以死也。世无逃死之宰相，亦岂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1](卷62，《蕺山学案》)他对自己的家属和学生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应成为“一贪生畏死之徒”，他不吃不喝，“绝食20日而卒”。他的著作有《刘子全书》40卷、《刘子全书遗编》24卷，相继于清道光4年(1824)、道光30年(1850)刊行。刘宗周的思想和行为，充分表明了他不但是一个思想家和史学家，而且是一个自己理论的忠贞的实践者。他的思想和理论，同他为国家尽忠的高尚气节，可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范。
在明朝末年腐败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理论和实践严重背离，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病态，说的是仁义道德而行的是男盗女娼。而刘宗周的行为，可以说是中流砥柱，永照“汗青”。
一、慎独是成圣成贤的重要途径
刘宗周的一个学生黄宗羲(1610—1695)是明朝末年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史家和杰出的爱国主义战士，他忠实地继承了刘宗周的哲学、伦理思想，并对刘宗周的伦理思想，作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概括。他说：“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1](卷62，《蕺山学案》)又说：“慎之功夫，只在主宰上，觉有主，是曰意，离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独矣。故愈收敛，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处停顿，即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卷62，《蕺山学案》)黄宗羲认为刘宗周的思想，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以慎独为宗”，而且特别强调，“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其中的一个“始”字，尤其说得深刻。从孔子提出“慎独”思想直到明代，两千多年以来，那么多的学者，都没有真正认识到“慎独”的真正含义。这是一个极为深邃而准确的概括，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
刘宗周强调“学以为人，则必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心而已。自昔孔门相传心法，一则曰慎独，再则曰慎独”。这就是说，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学做圣人，根据孔子以后的许多思想家的经验总结，要成为一个圣人，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慎独。
二、慎独是对人的品德最重要的考验
刘宗周认为，在社会生活和人与人的交往中，在人们都能够看到的时候，许多人都能够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但在无人能够看见的时候，人们的做法就有很大的不同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道德上从“他律”上升到“自律”，才是道德修养最重要的目的和要求。他认为，对于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来说，当他一人独处而无人能看到他的言行时，他就会按照自己的私欲无所顾忌，违反社会的道德规范，做出很多不道德的事来。这些人，为了个人的私利，甚至什么不道德的事都可以做得出来。当然，他们有时也会因欺骗了别人而感到内心不安，但只要没有人看到，他们仍然会泰然处之，继续做出不道德的事来。
人们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境界的提升，关键的或者说最重要的是要看一个“独”字。刘宗周说：“夫人心有独体焉，即天命之性，而帅性之道所由出也。慎独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毕矣。然独体至微，安所容慎，唯有一独处之时，可为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谓之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至念及掩著无益之时，不觉其爽然自失矣。”[2](《人谱·证人要旨》)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刘宗周强调，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应该特别提高警惕。一个有道德的人，要特别注意加强自己“独处”时的道德修养。
同时，刘宗周还特别发挥了独处对于一个有道德的人来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是一个人做出高尚道德行为的最好时机。他说：“君子曰：闲居之地可惧也，而转可图也。此时一念未起，只有一真无妄在不睹不闻之地，无所容吾自欺也。吾亦与之勿自欺而矣。”[2](《人谱·证人要旨》)这就是说，在无人监督、无人知道的“独处”的情况下，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但不会做不道德的事，而且能够自觉地按照“君子”和“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就是大恶”，一个人只有不断地锻炼和修养自己的品德，才能显现出“慎独”的更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从《礼记》开始，到明代末年，对于“慎独”的思想，确实讲了很多。《礼记·大学》中最先提出“君子必慎其独”的思想，认为“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为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里所说的“独”，就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认为“小人”在独处之时，只说没人看见，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坏事，及至见了君子，也知道惶恐不安，假装出一个为善的样子，妄图瞒过别人，殊不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种伪装只能是白费心机，所以君子特别强调“慎独”。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慎独”，还只是从消极方面来说的。
同样，在《礼记·中庸》中，也仍然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来强调重中庸的。“中庸”认为至高无上的道是须臾不可离的，所以“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里的意思也是说，一个有道德的君子，常常有一种敬畏的心情，在眼睛还没有看到、耳朵还没有听到的时候，要能够常常自觉地进行修养。一切细小的事情，一切幽暗不明的地方，自己都会知道得很清楚，而且最终也瞒不过别人，所以君子要特别注意“慎独”。
以后，思想家们虽然对“慎独”作了很多的发挥，大都没有超出《大学》和《中庸》所做出的这一解释。所以，黄宗羲说“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是说得很准确的。
三、慎独就是要发扬“本心”
在刘宗周所著的《人谱》中，他认为“独”就是“本心”，慎独就是要“竞竞无负本心”，也就是要发扬人的道德主体性。
我们知道，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宋代心学家陆象山的思想，特别强调发扬人的本心的重要。刘宗周同样强调心的作用。刘宗周说：“学以为人，则必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心而矣。”由此可见，他对心的作用的重视。他认为，一个人要想在道德上有所进步，就必须在独处时狠下功夫。能不能把握住在独处时这一关键时机，是对一个人能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的重要考验。发扬本心，就是要克服一切“七情之动”和“累心之物”，使自己能够达到“人极”这样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刘宗周的一生，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大胆地揭露当时的权臣魏忠贤，敢于对皇帝直谏，直到罢官和以死殉国，最终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勇于献身的知识分子，是同他在道德上的理论造诣和道德实践中的身体力行有着密切关系的。
刘宗周以前的思想家对“慎独”的解释，都强调“慎独”是在个人独处之时，也就是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一个人应该不做不道德的事。刘宗周则更进一步，他认为，就是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间，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同样应当注意慎独。这就是说，一个人在想做某一件事时，在内心中必然要有一些想法，或者称为意欲、意念(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追求或动机)，由于它只是人的一种内心的活动，所以在它还没有转化为人们的行动以前，是不为外所见，而自己却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这种情况，同样应当强调“慎独”，要努力克服和清除这些人所不知而自己独知的邪思邪念。王阳明也曾经指出：“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然欲为此者，非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不能也。”[3](《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刘宗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发挥“良知”的作用，对内心的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一定要“戒慎恐惧”，注意“慎独”。
刘宗周在强调“慎独”的同时，还特别注意“知几”的重要意义。他说“几者”，微也，渺也，纤也，细也，即它是一种极其微秒、细纤的东西，也是非常不容易为人所察觉的。人的思想本来是处在静止的状态，人一但有“念”，各种嗜欲和邪思邪虑，就会跟着产生，所以，刘宗周提出要“卜动念以知几”，即要努力去察知自己细微的不正确的思想，提醒自己加以克服，这是慎独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四、慎独修养的四个阶段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非常重视修养的功夫，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从孟子开始，就提出了养气对品德形成的重要，荀子也十分强调修养在道德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到了宋明以后，在强调修养的同时，更加强调修养的功夫。宋明的思想家们认为，要想把社会的道德规范转化为人们的思想品质，就必须有艰苦的、细致的、长期的努力，这种不懈的努力，就叫做功夫。
从刘宗周对修养功夫的论述来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步骤，即知过、记过、讼过和改过。
(一)知过
刘宗周认为，在慎独的整个功夫中，首先是要知过，即要能够知道自己有过，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刘宗周把人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叫常知，一类叫真知。什么是常知呢?他认为“常知”就是“常人之知，习心之知”。什么是“真知”?“真知”就是一种“本心之知”。这种“本心之知”，不但是能知能行的，而且是能够知道自己的错误的一种“知过之知”。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大都强调“自知”的重要。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认为自知的人比知人的人更聪明。因此，思想家们总是提醒人们，说“人苦于不自知”，要求人们经常地解剖自己、认识自己。刘宗周更加强调了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他认为，慎独的目的是为了改过，而要想改过，首先是要能知过，他不同意那种“知过非难，改过为难”的说法，而是强调“改过之难，正在知过之尤不易”。
(二)记过
刘宗周认为，在知过之后，还要进一步“记过”，即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过错，认真地、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刘宗周继承了古代思想家们所提倡的所谓“功过格”，并对它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所谓“功过格”，原是中国古代信奉封建礼教和宗教的信徒，将自己所行之事，分别“善恶”，逐日登记，借以考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宋代的范仲淹、苏洵等，均有“功过格”，明代袁了凡加以倡导后，遂流行于世。我国古代的道教信徒，也有将自己日常行为的“善恶”用作权衡鬼神降于祸福的标准者。①尽管“功过格”中有一些封建的、唯心的内容，但它在提高人的修养、勉励和督促人“向善去恶”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明代中期的思想家黄绾曾谈到他在修养中所实际实行过的种种功夫。他说，他曾经“悔恨发愤，闭户书实，以至终夜不寐，中日不食，罚跪自击，无所不至”。这些还不够，“又以册刻‘天理’、‘人欲’四字，分两行。发一念由天理，以红笔点之；发一念由人欲，以黑笔点之。至十日一数之，以视红黑多寡为工程。又以绳系手臂；又为木牌，书当戒之言，藏袖中，常检之以自警”[4](P23)。刘宗周的这种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功过格”的方法，即把自己内心中正确和错误的思想都加以记载，相互对照，来进行自己的修养。由此可见，明代的思想家们，在修养的功夫上，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方法。
刘宗周在原有的“功过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不必要去记着自己已经做了哪些有“功”的事，只需要好好地记住自己的“过”就好了。他认为“无过即是善”，一个有道德的人，在道德修养上，应当是“言过不言功”，所以他把以前的“功过格”改为“纪过格”。他还把人们可能有的过错分为六种：一是微过。即在人们的欲念未起以前和即将要发生之时，这种“过”是别人无法知道的，但对于一个注意“慎独”的人，一定要重视这种微过。二是隐过。即已经形成了一种邪思邪念，但还没有表现于形色之上，还没有为外人所看到。因此，一个能够慎独的人，决不要忽视这种隐过。三是显过。即人们的这种邪思邪念，已经通过音容笑貌显露了出来，已经表现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之中。也就是说，这种过是已经显露出来的“过”，是从微过和隐过发展而来，是更应当警惕的。四是大过。根据刘宗周的解释，一方面，这些“过”关系到人与人的关系，是关系到君臣、父子、长幼、夫妻、朋友等各方面关系的“过”；另一方面，这些“过”是积微、隐、显、大而来的过，所以说是大过。五是丛过。即各种过错不断出现，自小而大、自少而多，自微而著、以类相从，所以叫丛过。六是成过。这种过已经走到了“恶”，刘宗周说“成过为众恶之门”。也就是说，这种过已经要进入“恶”了。刘宗周认为，一个人要进行真正的道德思想的修养，就必须要把自己的各种过错，一一记载下来，严格要求自己，而不必要去记载自己的功。
(三)讼过
记过是为了改过，而改过就必须“讼过”。什么是讼过?讼过就是要对自己的过错，主动地进行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以达到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的目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刘宗周在强调了记过之后，接着，便提出了讼过的问题。怎样讼过呢?刘宗周继承了宋明心学家们的静坐反省的方法，并且对它作了很大的发展。早在《论语》中，我们就已经看到有关内省、省身和自讼的提法。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又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礼记·学记》中也说：“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刘宗周强调，要进行讼过，就必须十分虔诚地湛湛静坐、闭阁终日，不断地自讼，不断地完善自身。这种静坐的方法，是不是有点近乎“坐禅”了呢?不是。刘宗周说：“程子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后人又曰，不是教人坐禅入定，盖以补小学一段求放心功夫”。他说，静坐绝非“一无事事”，而是要“小心著地”，认认真真地进行省察克制的功夫。
(四)改过
刘宗周强调，记过、讼过的目的，都是为了改过，所以，改过才是“慎独”的最重要的目的，也是“慎独”的功夫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种功夫。人在社会中生活，总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过错。孔子曾经说过：“过而不改，是为过也”，强调了改过的重要。刘宗周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只要能够从细微的微过开始，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就是非常好的，就不是过错，只有那些有了过错而不肯改正的人，他们的过错才是真正的过错。
在改过方面，刘宗周特别强调要“行”，要“知行合一”。他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这一思想，认为“知行只是一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终；知者行之审，行者知之实。言知则不必言行，言行亦不必言知”。他认为，真正的知，也就包含了行，所以，他之所以强调要知过，也就是说，知过之中，就已经包含了能改过的“行”的意义在内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刘宗周对《大学》的格物、致知也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独而矣。”又说：“格物、致知亦总为慎独而设”，把一部《大学》的全部理论和它的格物、致知的要求，都说成是为了慎独，为了达到改正自己的错误的目的。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刘宗周的伦理思想的核心就是“慎独”，就是要人们在道德修养上按照知过、记过、讼过和改过的功夫，来改造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的品质，升华人们的灵魂。通过艰苦的努力，最终达到成为圣人的目的。他一方面强调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的这种善良的本心是生而具有的，另一方面又强调能否慎独，是人和禽兽的分别，保持和发扬人的这种善良的本心，使它不受到外物的引诱，是需要人们自觉努力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培养和提高青年的思想道德品质、提高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改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只有使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内化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才能达到实际的效果。因此，在重视道德修养的同时，如何加强道德内化的作用和功能，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刘宗周的“慎独”思想，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刘宗周生活于500多年前明王朝即将覆灭的时代，在刘宗周的思想、品德、事迹和行为中，既包含着丰富的可供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也包含着“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度的糟粕。他所“尽忠”的明王朝，是一个即将灭亡的腐朽王朝，他所采取的“饿死”的方法，也不可效法。但是，这些都是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我们对此应当正确地加以理解，不能过于苛求。对待刘宗周的思想，我们应当采取“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的原则以及“实事求是”、“辩证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也是我们继承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一个普遍的方法论原则。这样做，虽然是一件比较困难的工作，但我们必须学习和掌握这种方法和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理解和观察古代思想家思想和行为的社会意义，认识和体察他们所做的创造性的贡献。
注释：
①《道藏》第78册《太微先君功过格》立“功过”36条，“过律”39条。规定治人疾病、救人性命、传收经教、为人祈禳、劝人性善等皆记功，行不仁、不善、不义、不轨之事皆记过。逐日记录，一月一小比，一年一大比，善多者得福，过多者得咎，借以鼓励道士行善避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