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场”视角下英国竞技体育治理实践研究
陈 洪1*，马 瑛1，梁 斌2，张国君1，孙 辉3
（1．天津体育学院，天津 301617；2．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7；3．湖北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 要：“国家在场”是国际竞技体育发展格局变迁的重要根由之一，在近几届奥运会上英国竞技体育的跨越式发展得益于英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和政策支撑。研究首先对竞技体育“国家在场”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了二战后英国竞技体育治理的“国家在场”历史脉络，进而分析“国家在场”下英国竞技体育治理实践，包括：竞技体育治理主体的多向度行为一致性；竞技体育资源投入目标与评价的双向强化；支持运营“世界级赛事”（WCP）并设置“运动员表现奖”（APA）；鼓励公民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竞技体育决策咨询并发挥作用等。最后，结合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情况，提出对我国竞技体育治理的相关启示。
关键词：国家在场；竞技体育；精英体育；体育治理；英国体育
竞技体育处于人类身体运动文化中的最高位阶，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极具象征意义，因而极易被赋予复杂的政治情感与社会情愫。纵观全球，尤其是世界大国、强国在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国家在场”，这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与价值所在，也是竞技体育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由。
英国是近现代竞技体育的重要发源地，具有优良的竞技体育文化传统。尤其是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英国体育代表团仅获得一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第36位后，英国政府及体育管理组织对竞技体育治理实践进行了深刻反思和变革，将其置于战略突出地位，保持了竞技体育的高速发展，并于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位居金牌榜第2位。英国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与我国有较强的相似性，因此，探究近年来英国竞技体育的治理经验，对于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的治理变革将具有重要价值。
1 竞技体育的“国家在场”
国家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国家在场”是指国家以某种形态，对经济和社会事务进行的干预、分化、整合和引领；“国家在场”就意味着国家通过其代理人表达和行使国家话语权、事权和形象权等，并对国家的各项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国家在场”理论的兴起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相关理论高度关联，而政府是国家的具体化，政府嵌套于繁杂社会、经济与文化系统中，是国家意志的合法代理者（崔榕,2010），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法规推进各领域改革和发展，展示“国家符号”“国家形塑”和“国家姿态”，进而体现国家所代表的“政治性”“全局性”和“公共性”。如在卫生改革领域，英国就曾倡导政府对民众的卫生情况进行直接干预，将卫生管理置于国家的统一安排之下，以体现卫生事业的国家在场（叶乐乐,2018）。
在竞技体育领域，“国家代表团”“国家队”“国家运动员”“国家标识”等，将国家意志、精神、制度、团体等嵌入到竞技体育运动中，从而能够使个体和组织更有代表感、国家感和神圣感，以彰显“国家在场”，进而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形象。由于政府对于竞技体育各方面事务具有决策效力，因此，在发展竞技体育过程中扮演着改革者与推动者等方面的多重角色。政府及其派生组织的决策变化与竞技体育发展休戚相关，由于改革而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一整套有效的制度体系，将对竞技体育发展产生深刻变化。因此，聚焦政府政策和制度性的变革，将成为确定“国家在场”的重要纲码，同时，也将转化成为引领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路径和行为指南。
2 二战后英国竞技体育治理的“国家在场”
1945年二战结束，世界竞技运动重新恢复。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第14届奥运会，也是战后第一次奥运会。同年，英国宣布建成了全球第一个“福利国家”，其主旨是使每一个公民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而体育作为英国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之一，也纳入其中。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体育娱乐中央委员会（CCPR）开始重视竞技体育运动，并呼吁政府部门对竞技体育进行有效的规划和系统的管理（Evans,1974）。
1979－1990年，撒切尔夫人执政，迫于当时的国内经济形势和财政问题，撒切尔内阁开始对英国“全能型政府”进行革命性变革。当时，作为竞技体育的标志性项目足球成为盛行于英国的翘楚，由足球联赛而衍生的“足球流氓”被媒体喻为“英国的灾难”，撒切尔夫人同样认为“参与体育的人需要为此而付费，精英体育特别是足球更多的时候制造的是问题而不是荣誉”（Houlihan,2000）。与此同时，英国面临的系列问题，如国家干预太多、公共支出太高、团体与公民对国家依赖太大等也摆在了政府面前。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对大量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进行了放松管制、公私合作（PPP）和私有化改革（安德鲁·塔隆,2017）。这些改革举措进一步表明，体育（包括大众体育和精英体育）不再是政府的义务，英国竞技体育呈现出“国家退场”的态势。
1990年底，梅杰开始担任英国首相，随即在1992的内阁改组中，体育列为“国家遗产部（DNH）”的重要职责，这也是英国历史上体育进入内阁行政机构的肇始，地方政府也广泛任命了体育官员，体育的地位得到有效提升，政策也由放任式开始转变为通过建立合作关系来鼓励大众参与竞技运动，然而，体育发展仍然广泛依靠外部资金，而不是由地方当局的财政预算提供资金（DNH,1995）。因此，初步“国家在场”的回潮，并未改变英国竞技体育的颓势，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的“国家失利”，让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认识竞技体育“国家在场”的重要象征及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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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以布莱尔为首的内阁执政，在“第三条道路”的指引下，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改革，包括：增加公共领域财政支出的同时，提高绩效水平；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缔造一个真正高效的政府”（David et al.,2002）。布莱尔政府高度重视体育的发展，设立文化传媒和体育部（DCMS），并依据《英国皇家宪章》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半政府组织——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s），负责发展竞技体育，成为“国家在场”中的政府“代理人”和“决策者”。
步入21世纪以来，英国政党及议员普遍深刻认识到“国家缺席”的弊端和竞技体育对于国家、组织及公民的象征性意义，进一步意识到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复杂性和长期战略性，并在卡梅伦及特蕾莎梅首相执政中强化了对竞技体育的政策支撑。当前，英国“国家在场”对于竞技体育治理的干预是认真进行的，政策设计也越发的引世人注目，尤其是在北京、伦敦和里约连续3届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成为英国竞技体育“国家在场”的重要展示。
3 “国家在场”下英国竞技体育治理实践
3.1 竞技体育治理主体的多向度行为一致性
竞技体育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渗入以及职业体育、奥林匹克运动的助力，形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新动能，同时也演变为国际、国家、区域、城市的空间层级关系的动力系统。随着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分层所带来的体育商业化、社会化趋势，竞技体育发展的多元主体开始集中勃兴。
多主体在竞技体育发展中挑战了政府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层级治理体系，以“合作伙伴”为内容，以“制度契约”为保障的新的竞技体育治理格局开始呈现，并被西方社会视为解决和应对日益强大的社会力量所带来的多层级、多向度权利协调等问题。此外，尽管强力的公共部门或政府权力机构，在整体目标设置和政策方向方面能够带来竞技体育治理的效率和多向度行为的一致性，但是，这种权力或资源上的不平衡随即会伤害中低层组织和个人的创新性和灵活性，特别是当权力和资源在竞技体育系统内重新分配或撤出时，会让中低层竞技体育发展处于更加脆弱的境地（Weiss et al.,2012）。因此，在英国在竞技体育治理的主要表征形式就是在政府一定干预下进行网络化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竞技体育的管理和投入，而是通过设立中介或机构形成治理网络，并与各个利益相关方互动，进行决策和资源分配（Goodwin et al.,2011）。
具体而言，就是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DCMS）授权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s）进行竞技体育的治理，为此，协调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工具，包括财政、税收、彩票、信息和奖励等，以实现竞技体育治理的多层次变革（Biddle et al.,2017）。而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与英国体育学院（English Institute of Sport）、奥林匹克全国合作组织（Olympic NGBs）、英国奥林匹克联合会（British Olympic Association）等组织以“合作伙伴关系”为基础，共同致力于竞技体育发展，在保证竞技体育治理主体的多向度更具有诱致性特征的同时，能够进一步保障治理行为的一致性（图1）。其中，英国体育学院（English Institute of Sport）作为全英最大、最顶级的体育科学、运动医学和相关技术的研发与服务性实体机构，其依托世界领先的科研团队和先进的设施、设备以及优越的环境，为英国运动员、教练员提供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使他们能够享受更优质的训练、竞赛计划，最大限度地提高运动和竞赛成绩，并且改善健康状况，为最终在奥运会和残奥会上取得好成绩提供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具有附加价值的解决方案（EIS,2018）。
在行为一致性的前提下，英国政府、英国体育半官方组织及相关奥林匹克组织作为竞技体育的发展主体，还共同致力于以策略性方式利用奥运会，以超越精英阶层的频谱，发展更广泛的精英体育参与计划，当然也包括非奥运会项目，从而使奥林匹克精神能够泽被更广泛的英国社会和英国公民（Arianne et al.,2017）。
图1 英国四大组织（群）对竞技体育发展的行为一致性
Figure 1. Behavior Consistency of Four Organizations in Elite Sports Development in Britain
3.2 竞技体育资源投入目标与评价的双向强化
资源投入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刚性支撑指标，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竞技体育的资源投入呈现日益增多的态势，相应的，其奥运会上的成绩也在持续提高，英国更是典型。英国的竞技体育资源投入的最重要来源是国家彩票和财政经费，其资源投入目标指向明确且直白。
英国政府及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明确表明：英国竞技体育的资源投入的作用是确保现有资源支持我们的奥运和残奥会运动员，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获得奖牌的机会，目标投资理念是支持高性能竞技体育系统，提升所有可信的奖牌潜力。当然，资源投入还包括：1）世界级的教练；2）体育科学与医学高性能体育设施；3）举办和参加国际体育赛事；4）体育后备人才识别与培育等。
为了保障资源投入决策是公开和透明，政府及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s）每4年审查一次资源投资原则，并且每年进行年度审查及评估竞技体育运动员、运动项目的开展情况。英国的竞技体育投资决策以4年为基础，在执行过程中尽可能涵盖完整的奥运会或残奥会周期，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英国运动员在奥运会、残奥会以及奥运周期内运动员在全球赛事中的表现，但其关注的重点是8年的绩效发展模式。
当然，以上资源投入持续性的同时，资源的使用效益也在提高，这使得英国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获得67枚奥运奖牌和147枚残奥会奖牌，在2014年索契冬奥运会上获得4枚奥运奖牌和6枚残奥会奖牌。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英国金牌总数27枚，超越中国，位列第2，英国《泰晤士报》甚至评论说：“英国超越了人口总数20倍于他们的中国，将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甩了几条街。”确实如此，对于欧洲传统体育强国如法国和德国，两国所获奖牌总数加总，也比不上英国所获的多。这得益于英国政府、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及其体育投资政策对于竞技体育的高度重视。在“竞技体育经费投入是‘特权’，而不是‘权利’”基本理念的引领下，2005－2013年，英国的国家彩票和财政直接用于资助奥运会和残奥会及运动员的资金将超过5.5亿英镑（UK Sport,2012）。2013年度，英国政府鉴于该国运动员在伦敦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更是承诺每年从财政及彩票基金等项目中给予主管英国精英体育的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每年1.25亿英镑经费以备战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UK Sport,2013）（表1）。
表1 1992－2016年英国竞技体育经费投入及其金牌榜变化情况
Table 1 British Elite Sports Investment and Its Gold Medal List Change from 1992 to 2016
注：每枚金牌的平均经费数不保留小数点，四舍五入。根据英国政府及相关协会网站整理所得。
在经费投入的同时，绩效考核也相伴而行，且作为竞技体育治理的重要一环，旨在保证政府实施体育政策的目标实现（De et al.,2015）。投资绩效评价的总体原则，即资源投入的成功与否，取决于：1）获得的奖牌数量；2）奖牌获得者的数量；3）发现、培育和支持未来最有希望获得世界冠军而建立的培养体系的质量。当然，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也通过代理机构实施绩效考核治理实践，严格对该国竞技体育成绩开展投入-产出考核，并针对考核成绩进行资金和资源的分配、调整和再分配，根据各单项协会在奥运会等重大赛事中的成绩确定下一个周期的资金投入。DeNisi等（2017）认为这是一种通过战略绩效管理方式进行治理的过程，通过设立绩效体系，以可量度的科学方式，对个体、组织以及国家战略等多向度水平的发展情况实施决策性影响，掌控整个竞技体育发展的目标、战略和未来。
3.3 政府支持运营“世界级赛事”（WCP）并设置“运动员表现奖”（APA）
ARIANNE C R, STEPHEN F HODGETTS D, et al.,2017. Sport Participation Legacy and the Olympic Games: The Case of Sydney2000, London 2012 and Rio 2016[J]. Event Management, (21):139-158.
《星火》当然对江西作者负有扶植之责，但我们没有以降低门槛的方式增加本省作者的上刊人数。我们更看重扶植的有效性。在文坛缺少能见度的期刊，不可能栽培出前程远大的作者。
DENISI A S, MURPHY K R,2017. Performance appraisal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100 years of progress?[J] App Psychol, 102(3):421-433.
论文发表方面，目前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教育问题的认识和实践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散见于一些论文的相关章节中。比如刘芹茂的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思想》、张维强的《解放区职业教育发展概论》、宋荐戈的《解放区开展农村教育的历史考察》、赵正的《东北解放区高等教育发展特点简析》以及杜君等的 《浅谈东北解放区各级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经验》。
据统计，2016年，在伦敦水上运动中心举办的欧洲水上运动锦标赛，创造了500万英镑的经济价值；2017年，在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举办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仅伦敦就创造了7900万英镑的经济价值；2018年，女子曲棍球世界杯期间仅门票就售出超过100 000张，达到了最大容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为英国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展望未来，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s）在其目前的重大活动计划（2017－2025）中将投入近3000万英镑，为各地的城镇带来一些世界顶级体育赛事（UK Sport,2018）。
设置“运动员表现奖”（APA），其资金仅由国家彩票收入资助，直接支付给运动员，使其有助于他们的生活、学习和训练等方面的费用开销。“运动员表现奖”（APA）的设置是在运动员经济情况调查的基础上开设的，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s）已设定最高收入门槛为65 000英镑的上线，超过这个门槛，运动员的APA将开始被相应扣除。当然，运动员奖励的APA水平由许多标准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运动员的表现，尽管每项运动存在相关差异，但均适用于“领奖台”级运动员，即：
A类——奥运会或世界锦标赛的奖牌获得者；残奥会或世界锦标赛的金牌得主，奖金高达28 000英镑。
B类——奥运会或世界高级锦标赛或残奥会或世界高级锦标赛的奖牌获得者至少进入前8名，奖金高达21 500英镑。
C类——潜在的冠军或具备在四年内在世界锦标赛、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人，也可灵活地为个体运动员设定个性化标准，奖金高达15 000英镑。
“运动员表现奖”（APA）资助是根据奥运周期颁发的，并在奥运会结束后一年的4月1日开始资助，资助期为4年。
然而那天的秦川，选择了驴子般的艾莉。女人刚刚步出厨房，秦川便走进来，粗野地掀开艾莉的短裙。艾莉说，我还没有洗澡。话未说完，她便感受到一种排山倒海的撕裂与冲撞。砂锅在燃气灶上“突突”地冒着蒸气，肉汤浓郁，艾莉与淡蓝色的火焰一起燃烧。女人走进来，又离开。女佣走进来，又离开。厨子走进来，又离开。窗外飘起雨，粉红色的芙蓉花飘落一地。艾莉哭着对秦川说，明天早晨，我必须离开。
C3={{1,4,5},{2,4,5},{3,4,5},{1,2,3,4},{1,2,3,5},{1,2,4,5},{1,3,4,5},{2,3,4,5},
表2 英国部分奥运项目的经费投入一览表
Table 2 Funding for Some Olympic Events in Britain 英磅
注：WCP，即World Class Programme，为“世界级赛事”；APA，即Athlete Performance Award，为“运动员表现奖”。
3.4 政府鼓励公民及利益相关者参与竞技体育决策咨询并发挥作用
自20世纪末期工党执政以来，英国政府执政理念逐步从公共管理向公共服务转变。“碎片化”“细胞化”的公民，在公共治理嬗变过程中开始扮演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公民权利从自我保护、式微，开始快速回归和复兴（鲍林强,2013），并被认为是“国家在场”的最为重要内源性基础。
英国在公民参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决策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如在职业体育发展方面，政府就积极鼓励球迷参与职业足球的治理，鼓励球迷采取互动形式进行政策反馈与修正，这种形式被认为是与私人投资不同，并能够有效保持公益性、国民性和国家象征性特点，有利于提高公民对于竞技体育发展“国家在场”的关注度和共识度（Treharne, 2016）。
选取2016年1月—2017年12月于我院消化内科实习的医学生42名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教学方法不同进行分组，每组各21名医学生。观察组中，男11名，女10名，年龄22～25岁，平均年龄（23.85±1.73）岁；对照组中，男12名，女9名，年龄22～24岁，平均年龄（23.14±1.65）岁。两组医学生的各项一般资料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在总体竞技体育治理决策方面，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s）积极对公民个人和团体开展政策咨询，包括在线调查和公众咨询会。以英国最近的竞技体育未来发展战略咨询为例，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s）于2018年6月4日启动该项公民在线咨询，并于2018年8月19日结束，咨询工作共开放了11周时间，共有4 923人提交了对咨询的回复。咨询内容的重点是日本东京2020年奥运会和残奥会之后，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s）如何更好的分配国家彩票和财政（纳税人）资金。
图2 英国公民参与竞技体育决策咨询过程示意图
Figure 2. British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Elite Sports Decision-making and Consultation Process
除了在线咨询以外，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s）还与其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合作伙伴、政治家、政府官员、媒体、运动员、外部专家和公众代表进行了研讨会和深度访谈。在线咨询和研讨会由两个独立的咨询机构Future Thinking和The Sports Consultancy负责，以确保咨询与探讨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所有讯息将由Future Thinking和The Sports Consultancy进行独立分析，并形成一份独立决策咨询报告提交给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s）以供其董事会能够就英国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决策尤其是投融资策略做出充分明智的决策，而该项决策将于2019年初确定且将对外发布并最终于2021年4月正式生效（图2）。
正如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s）首席执行官（CEO）Liz Nicholl所言：我们乐见公众对于我们的咨询做出的重大回应，这表明了公众对于英国奥林匹克运动的真正兴趣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竞技体育的重要公共资金投资者，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s）应该向公众查询，以确定我们是否继续通过奖牌成绩的形式来激励我们的国家意识。
1.将白菜切成宽约2厘米的条，海带用开水焯透，切成约1厘米的条。猪肉切成片备用，胡萝卜切成片备用，虾皮准备好。
4 对我国竞技体育治理的启示
4.1 坚定新时代竞技体育“国家在场”的新使命和新理念
竞技体育因其发展过程呈现竞争性和世界性特点，在大国角力过程中置于特殊政治地位，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极为重视竞技体育“国家战场”的战略意义。纵观世界大国与强国的发展与崛起历程，竞技体育的崛起与大国崛起虽然内容有别，但步伐近乎一致，这也进一步印证了竞技体育“国家在场”的实质意义。
就我国而言，以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明确了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必然赋予竞技体育新的内容，就“国家在场”而言，就需要通过竞技体育的发展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是新时代赋予竞技体育“国家在场”的新使命。
Understanding the Implication of Word "Risk" in New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ZHANG Xiaoyu, YANG Yaxian(1·80)
与此同时，新时代的“国家在场”还要坚持竞技体育“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换句话说，竞技体育的发展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安享、乐享。在新的发展矛盾中寻找竞技体育“国家在场”的新作为，提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发展竞技体育的正外部性，促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施，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竞技体育的独有价值，开辟竞技体育“国家在场”的中国境界。
4.2 促进竞技体育治理跨部门、跨组织间的合作
英国政府及其合作组织在全英精英体育网络（ESNs）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如果各部门、各组织（群）在决策和行为上出现偏差，就会导致行政成本上升、行动效益大打折扣，进而影响竞技体育的治理效果。
由于参与竞技体育的众多组织之间的资源分散，要使得资源高度专门化、集约化，必须明确行为指向，从而产生众多相互依赖性。通过与其他伙伴进行协商，以达成减少不确定性和促进资源交换的协议。从这个角度来看，学习英国跨部门、跨组织间的行为一致性，将有利于促使我国竞技体育政府及其利益相关者如何构建竞技体育治理网络中相互依赖和权利平衡的关系。
BIDDLE S, FOSTER C,2017.Health behavior change through physical activity and sport[M].London: Routledge Handbook of Sports Development.
总之，我国应该学习英国竞技体育治理经验，尤其是学习英国政府及其代理机构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在关系处理方面拥有娴熟的合作机制，从而建立跨部门、跨组织间的利益共同体，并高度依赖这种合作伙伴性质的治理网络。当然，这种伙伴（尤其是政府）之间的权力、资源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微妙平衡和紧张关系，已被确定为公共网络和合作治理设置的典型（O’Toole,2015）。
4.3 提升竞技体育资源投入和绩效考核水平
竞技体育的资源投入是保障竞技体育硬软件设施建设、运动员培养与参赛、教练员及其他人员的培育与引进等的重要资源。因此，竞技体育的资源尤其是经费投入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竞技体育成绩的优劣。虽然精确计算世界各国投入到竞技体育方面的经费数量绝非易事，但是英国的数据可以证明经费投入的增加对于奥运奖牌（金牌）数或排名位次的提升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世界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挪威、瑞典、日本、韩国等也纷纷扩大对竞技体育的经费投入（陈洪,2015）。
安德鲁·塔隆,2017.英国城市更新[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61-89.
英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支持的连续性一直延续到政策的相对完善，即便是在2007－2009年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时期，政府仍然对精英体育保持着强有力的政策承诺，与此同时，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DCMS）加强了对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的控制，强化绩效考核尤其是问责，保证了文化传媒和体育部（DCMS）和议会的外部责任与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正式绩效目标能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Barrieet al.,2015）。对于我国而言，要更为重视资源投入尤其是经费在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支撑作用，保持政策的一贯性和经费投入的连续性。在经费投入的同时，确定更为明确的绩效考核目标并加强督查、问责力度，使资源投入和绩效考核双向一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4.4 进一步提升与强化新时代公民对于竞技体育治理的参与度和成就感
公民社会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公民形象意味着国家形象，公民精神体现着国家精神，公民是“国家在场”的独立个体。在竞技体育领域，公民参与度高、成就感强就意味着“国家在场”的程度高，英国的“大社会”运动就意味着让公民以及自发性社会组织在治理领域扮演重要角色，进而用复杂数组来解释治理网络中相互依赖和权力失衡是如何产生的（Steffie et al.,2017）。
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s）就公民个人和团体开展政策咨询的经验，值得我国体育行政部门及其派生组织（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协会等）学习，应进一步强化“人民创造历史”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在新时代积极探索开展公民参与决策的新形式、新机制，建立更为科学、合规、经济、有效的决策互动方式，积极委托第三方开展独立调查与分析，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资源，开展在线调查和战略咨询，提升与强化新时代我国公民对于竞技体育治理的参与度和成就感，使竞技体育的发展尽显“公民在场”，展现新时代的竞技体育“国家在场”。
参考文献
从临床胃病患者的护理实践来看，很多患者对胃镜检验存在心理恐惧。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增加心理护理，让患者了解胃镜检查原理，积极配合医师检查，增进医患关系的改善。同时，心理护理在实施中，要结合患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实际，给予合理、有效、积极的心理疏导。积极解答患者提出的疑虑，以乐观、微笑的态度给予患者人文关怀。另外，在心理护理干预中还要做好其他生活护理。如加强对患者保暖的呵护，避免因着凉而诱发胃病疼痛；指导患者适度参加运动锻炼，增强免疫力，增加胃肠蠕动，改善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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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传统工业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以及在此过程中举办国际体育赛事扮演的重要角色，英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也更期望在本土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英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也在进一步强调发挥世界级体育赛事更大的正外部性，即在追求竞技体育成绩的同时，努力将正确资源投入到正确的赛事和运动员身上。为实现这一蓝图，英国政府及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s）通过两个渠道，即运营“世界级赛事”（WCP）、设置“运动员表现奖”（APA），将其收入的70％投入其中。
BARRIE HOULIHAN, IAIN LINDSEY,2015. Sport Policy in Britain[M]. Londom: Routledge:26-30.
从4S店出来，田朵的醋劲越鼓越足，脸拉得老长。进了家门，田朵命令小宁赶紧把早上急着出门没来得及铺的床整理好，小宁捧着手机不紧不慢地说打完这局的。田朵一触即发，抢过小宁的手机飙了一大堆脏话，然后开始收拾行李，要离家出走！小宁见状也急了，随手抄起一把剪刀把田朵的行李剪开，故意给他捣乱，让她哪也走不成。谁知一不小心，小宁恰好剪坏了田朵行李中的衣服，那是她刚在淘宝上买回来的新款裙子，田朵气得抢过剪刀就朝小宁捅过去。小宁仓促一躲，血从他的手臂汩汩地流出来。至此，两个人算是被血惊到了，吵架戛然而止，但矛盾又升级了——“离婚！”小宁甩开田朵慌忙递过来的纸巾，气哄哄地摔门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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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世界级赛事”（WCP）主要来自于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全国体育组织（NGBs）使他们能够运营世界级体育赛事，并在此过程中确保本土运动员能够获得优秀的科研支持和培训环境，以确保本土运动员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备战者。在政府支持运营“世界级赛事”（WCP）的推动下，世界级体育赛事在英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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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据英国体育理事会（UK Sport）官方公布的东京奥运会18个项目中，共资助266 488 489英镑。其中，资助世界级赛事的资金为224 486 798英镑，设置运动员奖励经费42 001 691英镑（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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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山西省旅游发展大会上，山西提出要加快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把打造沿黄河旅游带作为加快山西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抓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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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驿站配备了电视机、饮水机、充电器、免费WIFI等满足了群众“歇脚、喝水、充电、上网”等需求；设立了阅览区，放置了报刊杂志、休闲书籍等，引导群众参与全民阅读；配备了应急药品、针线盒、打气筒、雨伞等方便了群众，凝聚了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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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患者机体免疫功能低下，临床上采用放化疗、手术以及侵袭性操作治疗增加了患者对病原菌的易感性，极易引起患者院内感染[1-8]。由于临床上大量广谱抗生素的应用，以前无致病或致病能力弱的细菌导致的感染不断增多，细菌也出现严重耐药性。合并感染会增加患者的治疗难度，影响预后，严重者可导致死亡[3-4]。为探讨肺癌患者院内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本文回顾性分析83例肺癌患者合并院内感染的临床资料，现报告如下。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UK Elite Sports Governance under the “National Presence”
CHEN Hong1*,MY Ying1,LIANG Bin2,ZHANG Guojun1,SUN Hui3
1.Tianjin University of Sport, Tianjin 300381,China;2.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China;3.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China
Abstract: “National Presen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elite sports. In the recent Olympic Games, the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British elite sports has benefited from the governance reform and policy suppor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elite sports “National Presence”, and then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Presence” of British elite sports governance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hen analyzes the practice of British elite sports governance under the “National Presence”, including: multi-dimensional behavior consistency of elite sports governance subject; two-way reinforcement of elite sports resource input goals and evaluation; supporting for the operation of “World Class Programme” (WCP) and setting up the “Athletic Performance Award” (APA); encouraging citizens and stakeholders to participate in elite sports decisions consult and play a role.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lite sport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relevant enlightenment on the governance of elite sports in China.
Keywords:national presence; high performance sport; elite sports; sports governance; UK sport
收稿日期：2018-11-10；
修订日期：2019-06-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8CTY015)
*通信作者简介：陈洪(1983-),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管理, E-mail: friends.506@163.com。
文章编号:1000-677X(2019)06-0022-06
DOI:10.16469/j.css.201906003
标签：国家在场论文; 竞技体育论文; 精英体育论文; 体育治理论文; 英国体育论文; 天津体育学院论文; 重庆工商大学论文; 湖北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