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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表现出的谦让、帮助、合作、分享，甚至为了他人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的一切有助于社会和谐的行为及趋向。亲社会行为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行为，对个体健康发展以及社会适应具有重要作用[1]。
心境(mood)是一种使人的所有情感体验都感染上某种色彩的较持久而又微弱的情绪状态[2]。心境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几乎每时每刻都影响着人的行为。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意识到情绪情感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心境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也随之兴起。尤其是心境对助人行为的影响受到较多关注，研究者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理论模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心境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及其机制。本文首先评介前人有关心境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过程和机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研究。
2.心境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心境是非常复杂的主观体验，不同类型的心境对人类行为有不同的作用。现有的研究一般从积极心境和消极心境这两个方面分别探讨它们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2.1 心境与助人行为关系的理论模式
已有研究一致认为，积极心境能够促进助人行为，但消极心境与助人行为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有的研究发现消极心境促进助人行为，而有的则发现它减少助人行为。以下几种理论模式阐述了心境与助人行为之间的关系：
Holloway[3]等人提出的社会观模式认为，积极心境使人产生更积极的社会认知，使个体更强调人类的善良与合作，从而增加助人行为。但是该理论并未阐明积极心境究竟怎样产生，以及个体积极的社会认知指向于谁？研究发现，当个体的社会认知具有不同指向时，他所产生的行为会截然不同[4]。
于是，Rosenhan[4]等人的注意焦点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只有当积极事件发生在行动者自己身上时，他才能产生积极心境。这时，行动者如果将注意指向他人，就会产生与他人相比的优越感，基于公平原则，就会更愿意帮助他人。相反，若积极事件发生在他人身上，个体则会产生嫉妒、自私等负性情绪认知，会使心境变得消极，这不仅不能增加，反而会减少助人行为。与此对应，当消极事件发生在他人身上，行动者的注意又是指向他人的不幸时，消极心境就能增加助人行为。关注自己时，消极心境不但不能增加，甚至会减少助人行为。研究者认为注意之所以发生上述的作用，一是因为注意他人能使个体产生移情，因而促进助人；二是关注他人的个体更易注意到他人的困境，于是也就更易于助人。但是我们认为，并不是每个关注他人的人都会产生移情，注意到他人困境也不一定必然助人。另外，尽管注意焦点模式明确指出，积极事件导致积极心境，消极事件导致消极心境，并且心境对助人行为的影响要中介于行动者的注意焦点，但是该理论却忽略了行动者的自我意识问题。
Duval[5]等人的客观自我意识理论认为，当个人是积极事件的发起者或接受者时，个体就产生了客观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可以通过增加个体对自我的积极情感和认知来增加助人行为。可见，个体积极的社会认知对象是自我的时候，他就能够产生助人行为。但是，Carlson[6]等人指出，有时即使个体是积极事件的接受者，也不能保证就会产生积极的自我意识。例如，某人意外地获得一个礼物，他的注意力可能集中在赠送礼物的人或者礼物本身，而不是对自己产生积极的认知和情感。这样，他就不一定产生助人行为，因此，积极事件在激发积极心境进而导致助人行为时还借助于个体的注意焦点。Duval,S.与Duval,V.[7]等人还强调个人责任感和客观自我意识的交互作用，认为这种交互作用促进助人行为。比如，当个体由于失职而产生内疚情感时，尽管内疚是消极心境，但它却比其他消极心境更能促进助人行为。
Cunningham[6]等人的分离过程模式和双重过程模式。分离过程模式认为，既经历了积极事件又产生了内疚或羞愧等消极情感的人不会增加助人行为，这可能是因为积极事件产生的动机系统和消极心境产生的动机系统是分离的、相互抑制的，它们对助人行为的作用相互抵消了。后来，Cunningham承认上述说法与个人责任感影响心境对助人行为作用的理论有矛盾之处，他又提出了双重过程模式[8]，认为积极心境使人关注外界，倾向于社交及其他积极的活动；消极心境则产生自我中心倾向，使人更多关注自我。因此，在高社会性的情境下，积极心境能增加助人行为；而消极心境下的个体只在能带来自我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做出助人行为。该理论的特点在于强调了积极心境的社交性，但它关于消极心境的论述又与注意焦点模式相矛盾。注意焦点模式认为消极心境下的个体在关注他人时比关注自我时更能表现出助人行为，而且，如果消极心境是由个人责任感导致的时候，消极心境也能促进助人行为。
以上理论都是从将心境作为“因”，而将亲社会行为作为“果”的角度阐述了二者的关系。Cialdini[6]等的心境保持模式则从相反的方向论述了二者的关系。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助人行为保持了其积极的心境。研究者进一步指出，积极心境并不能直接增加行动者的助人行为，而是使他产生如喜爱、优越感等效果，行动者为了保持这些效果才实施助人行为。与此对应，Baumann[9]等人在解释消极心境激发助人行为时，提出了消极状态减缓模式，该理论认为，处于消极心境中的个体会感到痛苦、自卑，为了减轻这样的消极感受，他们往往会实施帮助行为。看来，帮助行为在其中起到了二级强化的作用。不过，Cialdini[6]等人认为这种理论不能解释某些消极心境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如生气和挫败就恰恰减少了助人行为。可见，不同种类的消极心境对助人行为的影响并不简单，也许应该从不同的维度来看消极心境的作用。
Carlson等人对1974-1985年间在“Psychological Abstracts”和“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等杂志上所发表的有关心境与助人行为关系的文章进行了元分析，结果支持注意焦点模式、分离过程模式、社会观模式和心境保持模式，部分支持客观自我意识模式，但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持消极状态减缓模式。
2.2 心境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机制
从有关心境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几种理论模式不难看出，由于研究者的角度不同，他们对心境的影响过程的阐述就有很大的差异，目前还没有哪种说法可以将其统一起来。所以，探讨心境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机制问题就迫在眉睫。
Gendolla[10]认为心境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亲社会行为：(1)信息作用(Informational Mood Impact)；(2)直接作用(Directive Mood Impact)。上述几种模式都可以用信息影响或者直接影响两个过程来分析。
心境对行为的信息作用表现在心境影响与行为相关的评价和判断方面。心境对行动者与行为相关的判断和评价起到信息作用，比如个体在某种情境下体验到某种心境，他就知道了自己重视和在乎哪些人或哪些群体，因此会做出帮助行为。在该过程中，心境引发的是对某一事件是否重视，对自己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如行为的强度）的判断、对需要坚持多久才能达到目标（如行为的坚持性）的判断等。所以，心境通过指明一个人的目标和价值观来影响他的行为。这个过程是信息促使行动者进行行为调节，称为信息影响，它实质上是对亲社会行为的间接影响过程。
这个间接影响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心境的启动效应。积极心境启动了积极联想，从而使人产生亲社会的观念。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亲社会的概念已经储存到个体的经验数据库中；(2)“助人结点”(Helping Node)。Clark与Isen[10]指出，积极心境激活了人们的记忆网络中的“助人结点”，从而增加助人行为；(3)客观自我意识理论[5]。当个人是积极事件的发起者或接受者时，个体就产生了客观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能增加个体对自我的积极情感和认知，从而增加助人行为；(4)社会观理论[3]。积极心境使人产生更积极的社会认知，更强调人类善良与合作的一面，从而增加助人行为；(5)心境影响个体的自我概念。积极心境下的个体对自己持更积极的态度，从而表现出更多助人行为。消极心境下的个体持较消极的自我概念，因而不表现出更多助人行为，自我概念能够预测个体的帮助行为[11]；(6)情绪影响认知质量。当人经历消极情绪状态时，作出的决策往往是基于短期的结果，而不是考虑可能的长远后果。这表明消极情绪状态降低了人们认知过程的质量，从而降低其调节能力[12]。可见，信息作用理论认为，心境首先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进而影响亲社会行为。
心境对行为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行为兴趣和爱好、行为的发生和方向等方面的影响，而这种偏好受享乐动机(Hedonic Motive)影响。人们具有享乐动机，总是要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保持积极心境和调节消极心境。享乐动机与行为之间有两个变量：动机强度和行为能满足这种动机的程度。心境对行为直接作用的大小就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研究者认为个体的享乐动机主要出于逃离引起消极心境的困境、获得奖励、躲避惩罚这三个目的，而对处于困境中的他人实施帮助就可以达到上述三个目的。所以，心境通过享乐动机激发了亲社会行为。这个过程是心境对亲社会行为的直接影响[13]。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发现，有时消极心境促进了亲社会行为，而积极心境反而阻碍了亲社会行为。这似乎表明人们调节消极情感、保持积极情感的享乐动机激发了亲社会行为。个体为了保持良好的心境从而实施助人行为可以看作是心境直接作用的范例。与之相呼应，消极状态减缓模式[9]认为，消极心境中的个体是为了减轻消极感受而做出帮助行为的。另外，Wegener与Petty(1994)指出积极心境下的个体倾向于选择与他们的心境相一致的活动，于是，更容易做出亲社会行为[12]。
3.心境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方法
3.1 买验法
现有研究绝大多数都采用了实验室实验法。通过各种不同的程序人为操纵和控制心境的不同类型（如积极心境、消极心境），然后设置一个亲社会情境，例如助人行为研究中的捐钱[2][14]或者帮助实验者[11]等，从而观察被试的行为表现。
3.1.1 心境的控制
在已有研究中，心境的控制方法有以下几种：测验法，即让被试完成一个简单测验，然后给以不同的反馈，从而导致不同的心境；催眠法，即用催眠的办法给被试以暗示，使其产生不同的心境[15]，催眠法的优点在于通过暗示几乎能产生任何心境，而且心境所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它的缺点在于并不是人人都能进入催眠状态，被催眠的人也可能只是为了配合催眠师而进入催眠状态；背景音乐法，即让被试听各种不同背景的音乐，或悲伤或喜悦，从而进入积极或者消极的心境状态；回忆往事法，即让被试回忆自己生活中发生的某件令他感到很高兴或者很痛苦的事情[16]，这被证明是控制心境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17]。也可通过让被试阅读一些具有暗示性的语句来控制心境，例如“我最近运气不错。”“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很郁闷。”等等[15]。
3.1.2 心境的测量
心境的测量一般用自陈法，也有研究使用因素分析法[18]。自陈法即在心境操纵完毕之后让被试用问卷进行等级测量。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不费时间，但它的可靠性受到怀疑[18]。第一，人们在评价自己的心境时会受社会称许性的影响，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在某个特定时刻感到生气、怨恨和愤怒；第二，一些合作型的被试会猜测研究的目的和假设，从而做出符合假设的行为；第三，实验效应的影响，在多次测量心境时，被试通常会产生一种厌倦或者不认真的态度；第四，不同被试对量表上“偶尔、经常”等不同等级程度的理解是不完全一致的[19]。尽管自陈法有以上问题，但仍是测量心境的最清楚、最好的办法[19]，不过，研究者应该意识到上述问题并且努力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总之，实验室实验法能有效控制各种无关变量，从而能有效观察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境受多种因素影响，心境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也受到情境等其他因素的作用。因此，实验室条件下人为操纵心境的方法缺乏生态效度。
3.2 元分析法
元分析是对已有的研究结果进行定量综合分析，试图确定其“真实值”的办法。研究者运用元分析法对以往的多个研究进行综合分析，从而验证几个重要的理论模式[6][20]。通过元分析，能够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整体上的把握，能有效掌握研究的进展和现状，发现规律，对多个研究进行分析验证是单一的实验法所不能达到的。但是，元分析法却依赖于已有的研究结果，不能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4.总结与展望
纵观前人对心境影响亲社会行为过程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众多研究呈现出研究范围狭窄、对认知机制探讨不足、理论模式繁多、研究方法缺乏生态效度、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性不强等特点。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扩展研究领域，探讨心境对认知机制的影响，整合理论，指导实践。
4.1 扩展研究范畴
事实上，亲社会行为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而现有研究多为针对帮助行为的，也有个别关注分享行为的[14]，对其他各种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很少。这也许是因为帮助相比较于谦让、合作等是更典型的亲社会行为，也是更容易被观察和测量的行为。此外，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得到较多关注，而对青少年群体的研究却被忽视[1]。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对人一生的发展非常关键，青少年在情绪体验方面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丰富，在面对各种难以应对的新刺激时，常有各种不适当的情绪反应。在行动的自我调控方面，青少年虽然比儿童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却仍有许多问题和不足。青少年的交往范围逐步扩大，朋友关系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群体的互动性增加，他们所表现的亲社会行为也具有这个阶段所独有的特点，因此，研究心境对青少年阶段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
现有对积极心境和消极心境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也不均衡，对积极心境的探讨远远多于消极心境。另外，各种具体的心境类型，例如生气、悲伤、烦躁等导致的消极心境的作用也可能各不相同。近来的研究已开始注意到特定心境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不同的维度下消极心境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
4.2 探讨影响过程
尽管研究者开始把工作重点集中到积极、消极心境的作用过程上。然而，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中仍然是对现象的描述多，对过程的探讨少。很多研究都只是重复了积极心境和消极心境对亲社会行为的不同影响的实验，得出积极心境能够增加助人行为的结论，但是，并没有明确指出心境究竟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今后应该加强心境对亲社会行为影响过程的探讨。
心境如何影响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一般认为有两种方式，即信息作用和直接作用。信息作用表现在心境影响与行为相关的评价和判断，从而影响行为表现。例如，心境对记忆提取、自由联想、解释模糊情境的影响[15]，心境影响个体对社交事件的解释，对他人及其行为的评价[11][15]，影响对他人的推理和判断以及印象形成[21]。此外，心境还影响个体的自我概念[11]、归因[22]、个体的期望和自我效能等等[10]。认知的诸多方面都或多或少会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然而，我们对于认知各因素产生影响的权重以及它们如何共同作用等问题仍然不甚明了。近年来，社会信息加工(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SIP)模型在亲社会行为中的应用已经引起重视，它为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过程定向的解释，“SIP模型应用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不仅是有益的和可行的，而且具有内在的必然性”[23]。因此，在探讨心境的影响过程的时候，可以引入SIP理论，这将能够整合心境对认知的影响。我们可以推论，心境影响个体的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从而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表现。
心境对行为的直接作用主要与个体的享乐动机强度和行为能满足动机的程度有关。直接影响和信息影响（间接影响）在影响亲社会行为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二者各自发生作用的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4.3 整合理论模式
对心境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虽然起步晚，但是近20年来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并且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例如，客观自我意识理论强调积极心境下产生的客观自我意识对人的影响；注意焦点模式则试图用社会比较的优越性来进行解释；社会观模式则认为关注积极事件能使人产生积极的社会认知。而对社会认知的研究则更加多样化。然而，这种多样化也导致了一些问题，有时候不同的研究甚至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24]，如前面所说的双重过程模式和注意焦点模式。实际上，很多现有的关于心境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理论模式都有相通之处，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同一个问题，用不同的语言描述了同一种现象。如果各理论模式能够融合，相互借鉴、取长补短，那么在心境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问题上将会有更完善的理论。因此，今后的研究应注重理论模式之间的整合。
4.4 改进研究方法
前面已经说过，现有的研究多采用实验室实验法考察心境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实验室实验法的优点在于能对各种无关变量进行有效控制，从而观察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缺点在于缺乏生态效度，人为控制的心境与自然条件下产生的心境在强度、作用等各方面都有差异[10]。而且“亲社会行为发生于群体活动中，离开了人际互动的背景就失去了它的意义”[1]。因此，实验室条件下观察到的心境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规律在应用到实践中时可能会遇到多种问题。为了提高生态效度，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在自然情境中进行实验控制，即采用准实验法。当然，相应的其他问题也会出现，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的细致思考和实践探索。
4.5 指导干预训练
现有研究已经在理论上进行了大量的解释，以后的研究应注意结合实际，指导人类的行为实践。国外对心境如何影响消费的研究已经炽热，关于心境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在职业生涯中的应用也逐渐兴盛[25]。Cathy McFarland等人的研究表明，心境影响个体对他人的评价，而意识到自己的心境能够降低心境对社会评价的影响[26]。人是社会人，无不处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对他人做出客观的评价和判断尤其重要，而人们在做出判断时会受到当时心境的影响。如果能意识到自己的心境状态，有意识的对这种影响加以控制，无疑能提高人际交往的质量。此外，探明心境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过程，有望对当今学校教育中的德育提供一些指导和启发，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