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科研合作网络、模式与演进路径
刘 琼1，刘桂锋1，丁 岚2
（1.江苏大学图书馆,江苏镇江 212013；2.镇江市图书馆,江苏镇江 212000）
摘要： 从6个时间阶段分析中韩科研合作网络演化路径，以期为两国科研机构的学术合作发展提供新启示。采用中韩合著SCI论文进行产出力、影响力分析，构建其学科网络、机构合作网络，深入挖掘中韩科研合作模式，描绘中韩科研合作演化路径。研究发现：中韩科研合作模式先后经历被动分散、“一对一”单一合作模式、以人才流动为纽带的“一对N”“N对一”自发式合作模式、海外办学平台建设的“面到面”平民化合作模式，发展到从学院出发、以学科发展为目的“点对点”任务型合作模式，以及战略联盟、校企合作、地方合作等自由化、多样化、开放化的“N+N”模式。
关键词： 中韩合作；科研合作；合著论文；合作网路；合作模式；演化路径
1 研究背景
科研合作可以取长补短、整合各方资源，有助于科研效率和质量的提高［1］。网络已成为知识创新和扩散的主要依托形式［2］。科研合作网络是由从事科研工作的学者组成，网络建立的基础是科研个体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及通过合作关系的知识共享［3］。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个人身份转变、学习和工作地点变换等各种因素影响，科研合作网络的结构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对科研合作的研究也应从网络的动态演化性方面给予关注［4］。因此，对科研合作网络的演化路径研究，可了解学术交流的规律和形态，进一步深入探索知识传播的路径。
随着复杂网络、小世界网络理论的普及，学术界迅速掀起了利用网络进行科研合作研究的热潮。王春雷等［5］认为科研合作受到个体、情景和学科3个因素的影响。Katz等［6］认为科研合作可分为个体、团队、机构、学科、行业和国家间的合作。论文合著是科研合作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已有对论文合著的研究大都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既能反映出个人、机构以及地区之间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的水平，又能反映出特定领域的研究热度和科研合作的质量［7］。基于合著论文的科研合作研究在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如：Montoya等［8］采用SCOPUS数据库构建了机构的主要研究路线及协作网络；Yi等［9］通过构建1973—2014年期刊论文的合著作者网络，考察德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吴登生等［10］采用137种管理科学重要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管理科学领域机构合作的网络结构与演化规律；苏福等［11］通过Web of Science 收录的农业经济与政策领域期刊所刊载的论文，构建作者、机构、国家/地区的合作网络，了解国际研究最新动态。
在目前的国家间科研合作研究中，有学者以美国本特立大学国际合作联合体项目为例，探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的成功因素，并对中美大学国际合作提出建议［12］；通过构建青藏高原这一主题的合作国家（地区）网络，梳理国际学术交流的现状［13］；探讨智利与韩国研究型大学之间工程学科合著网络与机构声誉的关系［14］；研究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在医学生物技术领域的合作趋势［15］。
综上所述，目前科研合作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合著论文为数据源，构建作者、机构、科研团队的合作网络，剖析某一个主题或某个学科的研究趋势，而对国际间科学合作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以机构间的合作为切入点概括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科研特征，而通过计量分析，从宏观上研究两个国家间的合作特征、合作路径、合作模式，并结合国家政策进行系统化研究的较少。因此，本文从时间演化角度入手，根据科学论文的合著数据构建科研合著网络，探讨中韩两国科研合作的整体布局、学科发展趋势、科研合作模式以及随时间变化的合作演化路径，以期为两国科研机构未来开展科技合作和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2 数据来源
从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韩国共经历了5段政权交替，分别是：1993—1998年、1998—2003年、2003—2008年、2008—2013年、2013—2017年。根据合著科研论文的发展趋势，结合中韩两国关系的逐渐升级及两国高等教育交流政策的实施，本文拟从1992年之前、1993—1997年、1998—2002年、2003—2007年、2008—2012年、2013—2016年这6个阶段分别剖析中韩科研合作的产出力、影响力、重点学科、合作网络、合作模式。本文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SCI、SSCI中article（论文）和review（综述）类论文，其中中国论文数据不含中国港澳台地区。借助In Cites工具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检索时间为2017年3月15日。考虑到数据库更新的滞后性，本文的数据范围为1980—2016年间发表的论文。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产出力分析
从1980年起，韩国科研论文的总发文量为658 905篇，其中合著论文共183 039篇，占发文总量的27.78%。韩国共与192个国家或地区产生了科研合作活动，其中与其合作产出量最高的是美国，占其合著论文总数的52.8%；其次是日本，占比为15.5%；第三是中国，占比为12.1%。中韩科研合著论文起始于1985年，总发文量为22 095篇。图1展示了中韩合著论文、中国合著论文、韩国合著论文的发展趋势，并标识出相应的指数曲线。从图1中可以发现，从1980年以来，中韩科研合著论文数量呈快速上升趋势，年均产出量从7篇到1 972篇，对韩国整体科研合作的贡献度从1.95%上升到15.04%；根据指数曲线可发现，在前期的合作基础上，曲线呈整体向上延伸的发展趋势，R2值为0.944 6，说明曲线的拟合效果相对较好，能相对反映当前的发展趋势，可作为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计算合著论文增长速度发现，中韩科研合著论文在每个阶段的增长速度都达到113%，分别高于中国、韩国各自总体科研合著论文的发展速度。因此，不妨大胆预测，如果中韩两国一直持续良好地开展学术交流，两国的科研合作将继续保持较高的产出力，为中韩两国的科研发展作出贡献。
（a）I borrowed the book from the library.I can keep the book for a week.
2.2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组织中ER、PR 的表达水平比较 运用免疫组化法，与对照组比较，宫腔粘连组患者ER 蛋白表达水平较高，而PR蛋白表达水平较低，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图1、2。
图1 1992—2016年中韩科研合作论文的发展趋势
3.2 影响力分析
如图2所示，从各个阶段的1区期刊发文比例、合作论文的平均影响因子、JNCI值3个方面展现中韩科研合著论文的影响力。JNCI值是指期刊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journal 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是Incites平台推出的特色指标，对文献发表在特定期刊上的被引次数进行了规范化。中韩合著论文的JNCI值为中韩科研合著论文实际被引频次与该发表期刊同出版年、同文献类型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的比值，如果JNCI的值超过1，说明该科研主体的影响力高于平均值。将图2从中心分成4个象限，分别表示其影响力的程度。
关系网络的相关指标见表1所示。从网络的边和节点的数量来看，随着时间推移，边和节点都显著增多，说明参与中韩科研合作的机构越来越多，合著论文等科研活动越来越频繁。网络密度及平均中介中心性反映了合作网络从稀疏到复杂的过程，节点在网络中的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强，说明中韩科研合作的机构参与面越来越广，机构间合作逐渐形成较为稳固及紧密的关系。
图2 1992—2016年中韩科研合著论文的影响力
3.3 学科网络分析
通过论文检索发现，中国有471个机构与韩国122个机构参与了科研合作，构建其网络关联图，发现共有23个机构一直保持着中韩科研合作，有66个机构在5个阶段内参与了合作，有117个机构参与了4个阶段的合作，有148个机构参与了3个阶段的合作，有150个机构参与了两个阶段的合作，有76个机构只在某一阶段参与合作，如图5所示。图5中，节点代表一个机构，连线代表机构与时间段之间的关联，节点的大小代表机构的关联度（degree），即同时参与中韩合作的阶段。如某一节点的度为3，则表示这一机构参与了3个阶段的中韩合作。进一步计算网络中所有边的中介中心性，采用Girvan-Newman算法进行集群分类，得到以6个阶段为顶点的网络集群（group）。从图5可以发现，1998—2002年、2003—2007年、2008—2012年、2013—2016年4个子网的边界相对清晰，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网络形态。说明从1998年开始，中韩科研合作发展进入活跃期，越来越多的机构参与中韩科研合作，但大多数的合作规模较小、持续时间较短，有待进一步发展；1992年之前的两个网络边界模糊，节点较少，但集合了中韩两国的重点高校及研究机构，这些机构推动了中韩科研合作发展，其长久、紧密、多元的合作模式为两国其他机构的科研合作提供了参考借鉴。但多数机构都只参与了2个阶段或3个阶段的中韩科研合作，合作的持续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1）1992年，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开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当年即实现了两国教育主管部门派遣代表团互访、交换奖学金学生、互派留学生、参与学术研讨会等。对1992年之前的发文作者进行挖掘发现，多数的合作都是其他国家作为第一作者，由此可见1992年之前中韩之间的科研合作只是被动参与，并未主动开展，可以说这个阶段的中韩科研合作是被动分散，未建立校际联系。
图3 1992—2016年中韩科研合作的学科演化网络
以用途为基准对项目管理中涉及到的数据进行科学的划分，主要分为：以计算为主导的数据，在确保有效的基础上完成计算处理，例如：工程时限和工作内容等[4]。以查询为基准的数据，例如：工程项目的类型和项目的质量等。以补充为主导的数据，主要体现在施工项目的延期原因。
这种方法是用来恢复指定频率的谐波。一种简单有效的方式恢复语音谐波是对应用非线性函数NL。这样,由人工恢复的信号可由式(12)得到,
我一遍一遍地看那个视频，视线慢慢变得模糊。那个在晨曦奋力除雪、蹒跚着跑去捡垃圾、被豪车司机咒骂、被豪车司机推搡在地的环卫工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爸爸啊！
首先计算各个时间段内发文量占比，选出最大的3个学科作为中韩合作重点学科，再计算各个阶段重点学科的相对贡献率。图4展示了中韩科研合作重点学科及相对贡献率的变化，可发现：从1992年之前到2006年，物理学一直是中韩两国科研合作的主要学科，且一直保持着对中韩科研合作最大的贡献度；工程学在1992年之前作为重点学科作出少许贡献后，逐渐被其他学科替代；材料学从1993年开始持续到2012年一直是中韩科研合作的重点学科之一，其贡献度稍逊于物理学；化学从1998年开始接替工程学成为中韩科研合作的第三重点学科，在最新一个阶段中其贡献度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2013—2016年这一阶段重点学科发生了变化，中韩科研合作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学科领域，逐渐向临床医学扩张。结合图3、图4，分别从科研合作的速度和重点来看，中韩科研合作是从理、工到理、工、农，逐步向理、医的方向发展，并且在最新的合作中加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通过计算中韩合著论文在22个ESI学科的发文量占比，确定合作的重点学科。分别选取各个时间段内发文量占比最大的3个学科作为中韩科研合作的重点学科。参考相对产量指标［16］，创建相对贡献率（relative contribution rate， RCR）指标，用以描述重点学科对中韩科研合作的贡献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图4 1992—2016年中韩科研合作重点学科及其相对贡献率变化趋势
3.4 机构网络分析
本研究中的学科采用的是ESI学科分类体系。ESI是美国科技信息所（ISI）于2001年推出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ISI根据发文期刊对每篇论文进行学科划分，共分为22个学科，每篇论文只划分到一个学科，无交叉。将中韩科研合作的学科领域与各时间阶段构建成中韩科研作的学科演化网络，见图3所示。其中，线的粗细代表两个节点间的权重，本文中代表某个时间段内学科增长速度的快慢。1992年之前，中韩科研合作主要集中在化学、临床医学、微生物学等9个学科领域，但发文量相对较小；1993—1997年，合作领域迅速扩张到工程学、材料学、地质科学等21个学科，化学、物理学、工程学的增长速度最快，增长率分别为94%、86%、81%；1998—2002年，合作领域分布到22个学科领域，增长速度最快的分别是植物学与动物学、计算机科学、微生物学，增长率分别是96%、91%、88%；2003—2007年，合作学科增长最快的是农业科学、环境/生态学、计算机科学，增长率分别是89.80%、88.64%、88.42%；2008—2012年，合作学科增长最快的是经济商贸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增长率分别是84.91%、77.50%、75.40%；2013—1016年，合作学科增长最快的是综合科学、神经学与行为学、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增长速度较以前有显著的提升，说明中韩两国加大了人文领域的科学研究。
式（1）中：Di表示中韩在i学科的合著论文数；Ci表示中国在i学科的所有论文数；Si表示韩国在i学科的所有论文数。
图5 1992—2016年中韩科研合作的演化网络
通过计算节点的关联度，选取关联度在3～6的机构按照发文量排序，选择排名前10位的机构分别设为关键、重要、次要、一般4个等级。其中，关键机构有中国科学院、首尔大学、韩国大学、延世大学、庆北国立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韩国全南国立大学、釜山国立大学、汉阳大学、庆尚大学；重要机构有成均馆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釜山国立大学医院、延边大学、韩国全北国立大学、仁荷大学、庆熙大学、浦项科技大、山东大学；次要机构有苏州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蔚山大学、昌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三星医疗中心、世宗大学、三星集团；一般机构有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广西大学、武汉科技大学、辽宁大学、深圳大学城、天津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青岛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述40家机构中共包含20家中国机构，但在关键、重要、次要3个等级中只包含10家中国机构，说明在1992年之前的中韩科研合作中，中国主要是由政府主导、重点科研机构参与的模式进行，而韩国的机构参与度相对较广；但随着中韩科研合作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机构与韩国形成了校际之间多层面的交流合作。
选取中韩科研合作中韩国的8家关键机构，分别构建不同阶段各个机构与中国机构合作的关系网络，见图6所示，其中节点代表参与中韩科研合作的机构，带有标识的节点代表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机构。从带有标识的节点可以发现：在1992年之前，高产出力的机构分布较为分散；从1998年开始，网络中心部位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节点群且逐渐扩大；2012年节点群参与的高产出力机构达到了14家；到2013—2016年，虽然节点群中节点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并非都是高产出力的机构。针对这种现象，将各阶段网络度较高的中国机构进行数据挖掘发现：1992年之前、1993—1997年这两个阶段，韩国主要与中国科学院进行科研合作；1998—2002年，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成为韩国主要的科研合作对象；2003—2007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均与8家韩国机构产生了科研合作；2008—2012年，延边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等14所高校与8家韩国机构展开了科研合作；2013—2016年，与8家韩国机构进行合作的中国机构增加到18家，其中有8所高校是医科大学，如徐州医科大学、温州天津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虽然发表合著论文量不高，但与韩国的科研合作面较广。
图6 1992—2016年韩国关键机构与中国机构开展科研合作的演化网络
从期刊分区情况可发现，中韩科研合著论文发表在1区期刊的比例始终是最小的，但一直呈缓慢增长，从最初的无增至占比近10%；2区期刊一直是中韩科研合著论文的主要阵地，各个阶段的平均占比为25%。从期刊平均影响影子看，6个阶段中，中韩科研合著论文的平均影响因子并不是呈特定趋势发展，1993—1997年的平均影响因子要高于1998—2002年；从2003年开始平均影响因子逐渐呈上涨趋势。从JNCI值分布来看，除1993—1997年外，各阶段的JNCI值都高于1，说明其期刊影响力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从2003年开始JNCI值逐步升高。综合来看，1993—1997年中韩科研合著论文的影响力较为突出，1992年之前、1998—2002年、2003—2007年的影响力一般，2008—2012年、2013—2016年的影响力强。由此可见，随着中韩两国高等教育交流合作形态的多样化，以及跨国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其教育机构、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范围逐渐扩大，在科研成果呈现井喷式增长的同时，近年来科研成果的影响力也逐步增大。
表1 1992—2016年中韩科研合作机构演化网络的相关指标参数
3.5 合作模式演化路径
进一步通过网络调研，挖掘中韩两国的教育政策及教育交流态势，了解各阶段开展科研合作的原因及模式，得出具体的合作模式演化路径如图7所示。
一次性完成是所有项目的特点，因此成本控制在项目中间阶段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所谓的中间控制和动态控制。对于输变电工程来讲，在工程进入到施工阶段时，第一应该对施工组织设计的具体施工内容进行了解以及掌握，从而保证是公共成本计划编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另外，还应该制定出系统完善的成本控制方案，保证施工中发生的一些问题以及偏差可以进行及时的补救和整改，最终实现对项目整体成本的控制。
（2）1993—1998年，两国建立了以经济为中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友好关系。1995年，中韩两国签署《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 》，在此框架下双方高等院校先后签署了关于“学者、学术交流与合作，留学生交流，韩语水平考试等多项合作协议”［17］。在这种政策驱动下，两国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始了深层次的学术交流，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先后成立了韩国研究中心。这一阶段，中、韩参与科研合作的机构数分别是46家及47家，校际合作日益频繁，中韩两国学者在各学术领域形成互访、讲学、共同研究的友好局面，从被动走向主动，机构之间逐步形成了“一对一”的合作态势。通过挖掘中国的高产机构与韩国的合作情况，可以发现四川大学与汉阳大学、庆尚大学、釜山大学、首尔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了主动合作，虽然其科研合作尚在起步阶段，但校际之间逐步建立联系，形成教学交流、教育资源共享化的“一对一”的合作模式。
（3）1998—2003年，中韩两国将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升级为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制定了第一个有关留学生教育的政策方案——扩大接收留学生的综合方案［18］，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大韩民国教育部教育交流与合作协议》进行了修订，以2001年为基点,韩国成为了世界上拥有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19］。这一阶段，中、韩开展合作的机构数分别为132家、80家，比上一阶段分别增加了近2.9倍、1.7倍。中韩合作机构的地理范围继续扩大，合作形式更加灵活和自由化，形成了校际之间多层面的交流合作发展。如：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与庆尚大学、韩国大学、首尔大学在物理学、地质学、临床医学等学科展开了以联合研发、人才交流、合作会议等多种形式的科研合作，合著论文数量高且影响力大；虽然大连理工大学在这一时期与韩国的科研合著论文不多，但通过挖掘其合著论文作者发现，主要以彭良明学者为纽带，先后在大连理工大学及韩国浦项科技大学进行博士、博士后、学术访问的学习工作，而后逐步促进了大连理工大学与韩国浦项科技大学、延世大学、韩国化学研究所等机构的长久合作，开展教师、学生交流互换及科研合作。因此，这一阶段的中韩科研合作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部分机构之间以人才流动为纽带，形成了“一对N”“N对一”的自发式合作模式。
（4）2003—2008年，韩国进一步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2004年，为了进一步推进留学生教育的发展，韩国政府以“学习韩国项目”（Study Korea Project）为题重新推出“扩大接收留学生的综合方案” ［20］。2007年10月，中韩两国教育主管部门在韩国高丽大学举办首届“中韩大学校长论坛”，并签署《首尔宣言》，为中韩高校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21］。2007年，在韩国的中国留学生占到其留学生总数的65%，而且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22］。越来越多的高校及研究机构参与到中韩科技合作中，这一阶段的中、韩科研合作的机构数分别是266家、100家，有许多工科类、农业类大学与韩国建立了规模化、系统化的合作，如大连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吉林农业大学。从网络调研发现，2003年山东大学成立韩国学院，下设韩国研究院，并且引进多名韩籍全职教师和兼职教授长期开展韩国语言教育和韩国问题研究；沈阳工业大学与韩国多所学校实现了学生互换、学分互认的合作培养新方式；成均馆大学首倡“中国大学院”，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招收“中国经济管理硕士研究生班”。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中韩科研合作处于稳步发展阶段，校际合作逐步从短期交流走向长期合作，从人才交流、资源共享走向了海外办学、平台建设的“面到面”的合作模式。
（5）2008—2013年，中韩关系进一步提升，加固相互信任、深化各领域合作。2008年8月，中韩两国签署了《2008—2010中韩教育交流协议》，实施互派100名初中学生短期互访项目，并将两国政府交换奖学金学生规模扩大至60人/年。2012年5月，袁贵仁部长在釜山出席APEC教育部长会议期间签署了《2012—2014年教育交流协议》［17］。双边教育合作前景广泛，中韩教育合作不断走向新的、更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有383家机构、韩国有106家机构积极开展中韩科研合作。其中，有12所中国高校同时与韩国的8家关键机构进行合作，如山东大学在上一阶段建立韩国研究院以来，与釜山大学、首尔大学等多所韩国高校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科研合作网络；上海交通大学的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等，与韩国汉阳大学、浦项工科大学、釜山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师生交换、联合项目、联合培养等多种校际、院际合作模式。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中韩科研合作处于飞跃式发展阶段，在以前校际合作的基础上，从学院出发、以学科发展为目的的“点对点”的合作模式正在快速展开。
（6）2013—2017年，中韩宣布努力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2011年11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倡议下的“亚洲大学学生交流集体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亚洲校园”项目）公布了首批入选的10组试点学校名单，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近30所大学。2015年4月，中日韩大学交流合作促进委员会确认“亚洲校园”项目在2016年初由试点阶段进入正式实施阶段。截至2016年年底，在韩中国学生约为67 252人，占在韩外国留学生总数的2/3［21］。这一时期,中国有452家机构、韩国有111家机构开展科研合作。根据上述学科分析及中韩合作机构网络的分析可知，中韩两国在医学领域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合作，通过对两国医科大学合著论文的机构、作者、基金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与首尔大学、韩国大学、延世大学、韩国三星医疗中心之间有频繁的科研合作，其大多通过联合研发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法国辉瑞、德国勃林格殷格翰、英国葛兰素史克等的基金项目开展。中韩两国在医学领域的合作交流从1992年之前开始一直持续，但在2013—2016年这一阶段，除了教学交流、人才流动、共建合作平台、联合项目外，战略联盟、校企合作、地方合作等各种形式的合作日益频繁。如2013年9月，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与韩国生物医药品协会签署业务交流合作协议，双方将实现生物方面的科研成果共享；沈阳市政府、釜山市政府签署医学技术合作、学术交流协议，开通中韩国际医疗合作通道。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韩科研合作的飞速发展时期，双方高校及科研机构积极投入到中韩教育发展中，各种层面的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演化成了自由化、多样化、开放化的“N+N”模式。
图7 中韩科研合作模式的演化路径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韩合著的SCI / SSCI论文进行科学计量、网络关联、数据挖掘分析可以发现：（1）中韩科研合著论文起始于1985年，中国是韩国学术科研的第三大合作国家，中韩科研合著论文数量呈指数增长，每个阶段的增长速度均达到113%，高于中国、韩国各自的科研发展速度。（2）从2003年开始，中韩科研合著论文的平均影响因子逐渐呈现上涨趋势，1区期刊论文从最初的无增至2016年的近占比10%；2区期刊是中韩科研合著论文的主要阵地，其期刊影响力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物理学一直是中韩科研合作的主要学科，且保持着越来越大的贡献度，其次是材料学与化学；在2013—2016年中韩科研合作的重点学科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学科领域，逐渐向临床医学扩张。（4）中韩科研合作网络呈现4个边界较为明显的子网络；从1998年开始中韩科研合作发展进入活跃期，越来越多的机构参与合作，但大多数的合作规模较小、持续时间较短；中国科学院、首尔大学、韩国大学等10家科研机构推动了中韩科研合作发展，为中韩科研合作的长久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5）在中韩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针的推动下，各种层面的学术交流活动逐渐活跃，通过国际合作办学、共建研究中心、举办学术会议论坛等多形式的学术活动加强了中韩学术交流；中韩科研合著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逐步提升，作者及机构的覆盖面逐步扩大。（6）中韩科研合作的模式先后经历了被动分散、“一对一”的较为单一合作模式、以人才流动为纽带的“一对N”“N对一”自发式合作模式、海外办学平台建设的“面到面”平民化合作模式，发展到从学院出发、以学科发展为目的的“点对点”任务型合作模式，以及战略联盟、校企合作、地方合作等自由化、多样化、开放化的“N+N”模式。
近几年来，中韩科研合著论文的数量呈井喷式的增长，但影响力却上升较慢，合作学科相对集中，合作的中国机构参与范围广但维系中韩科研合作的关键及重要机构相对较少。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中韩科研合作的成果不仅要继续保证数量的增加，也要促进其影响力的提升，将合作渗透于各个学科领域，拓展合作模式，使更多的校际合作逐步从短期交流走向长期合作。
1.1.1 水泥池 试验在武汉农业气象试验基地内的水泥池中进行。共用大小相等的18个2.0 m×3.0 m的水泥养殖池。每个池都设有进排水口，池内均养殖了虾藻，模拟虾苗生长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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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Korean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Network,Model and Evolution Path
Liu Qiong1, Liu Guifeng1, Ding Lan2
(1.Library,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2.Zhenjiang Library, Zhenjiang 212000,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path of Sino-Korean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network from six time stages,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SCI paper co-authored by China and South Korea is used to analyze the output and influence, to construct its subject network and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to dig deeply into the mode of Sino-Korean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to describe the evolution path of Sino-Korean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mo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has experienced passive dispersion, "one-to-one" single cooperation mode, "one-to-one" N-to-one "self-styled cooperation mode with the flow of talents as the link, the" face-to-face "civilian cooperation model of overseas school-runn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to the "point-to-point" task-based cooperation model for the purpose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trategic allianc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local cooperation and other liberaliz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openness of the "N N" model.
Key words: China-South Korea cooper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co-author papers; cooperation network;academic development; evolution path
中图分类号： G206.3；G311；G3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2019）13-0065-09
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9.13.010
收稿日期： 2018-05-04，修回日期：2019-05-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开放科学理念下的科研数据治理研究”(17BTQ025)
作者简介 ：刘琼（1986—），女，安徽安庆人，馆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计量学、专利情报；刘桂锋（1980—），男，山东临沂人，副研究馆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治理、专利情报；丁岚（1990—），女，江苏镇江人，馆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期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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